一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美国与苏联这对战时盟友便再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共处，两国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及利益上的冲突很快导致了冷战的开始。1947—1991年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对抗的时期，在这期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主要是竞争加对抗，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削弱及遏制苏联，从而寻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美国的对苏政策与其前任及后任相比，还是有明显的不同，虽然遏制苏联的根本目标并未发生改变，但是遏制的方式与手段却有着自身显著的特点，对话与谈判在两国关系中所占的比重出现了大幅度增加，两国合作的领域、范围及程度均出现了明显的扩大，美国的对苏政策进入了所谓的缓和时期。
“缓和”，特指国家关系，意思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松弛与缓解。其具体的含义是指两个或是更多的国家在外交关系领域从相互持续对抗的状态逐步转化到合作状态，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双方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只是对抗程度的减轻，同时，它的实现有赖于以下几个条件的出现，包括：对抗的当事国承认自身政治及经济实力的局限性，对“敌人”这一概念理解与认识上的转变以及意识到调整自身立场从而与对手改善关系的必要性等。[1]
在国际政治领域，缓和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期间，美苏两国对军备竞赛、外交立场的基本态度从紧张对立到渐趋合作的过程。在这期间，两国为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行谈判与合作。缓和既是美苏两国政府各自所采取的针对对方的政策，同时又是这种政策所带来的美苏关系发展过程的和缓状态，它是对传统国际体系的发展。[2]然而，由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除，美国对苏联的遏制心理以及苏联寻求在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势力的根本目标也都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两国在缓和的同时，仍然无法避免相互间的竞争与对抗，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间对抗的程度逐步增强。这一时期双方围绕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贸易关系正常化及安哥拉战争等问题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表明福特政府时期的缓和外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1976年是福特任内美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美苏两国的分歧已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有了迅速的增加。最终，来自于国内外的压力迫使福特政府放弃了缓和外交。
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正是这段时期的美苏缓和，关注的重点放在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所采取的缓和外交，主要论述福特政府任内美国对苏缓和外交发展、逆转及衰落的过程。本书认为，福特政府时期是美国对苏联缓和外交发生转变的关键过渡期，这一时期的缓和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的一部分，是美国政府适应国际及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对外交政策做出的战略调整。虽然福特政府的对苏缓和外交继承自尼克松，但两者又有着不同之处。同时，缓和外交的衰落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成效方面，虽然从短期来看，缓和外交并未能实现遏制苏联扩张势力的举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政策促成了苏联最后的转变，并且推动了国际局势的继续缓和，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与低估。
（一）研究意义
2006年12月，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去世，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评价福特时，称他为一位伟大的美国人，认为福特在国家混乱和分裂的情况下，承担起总统的重任，在任期间使美国更加完整并且重新树立了公众的信心。事实上相比起尼克松、里根等总统，福特在总统位置上的时间是比较短的，给公众的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在多数人的心目中，福特是个“好好先生”，是个没有什么大作为的总统，1998年美国《时代》周刊为20世纪美国总统排名，福特在17人中仅排名12，评语是：使美国恢复正常状态，基本上是毫无建树的总统。然而，对于总统的评价好坏总是在变动的，只要人们用不同的视角与眼光回顾过去，就会发现总统的名声会出现上升或下降。在这众多美国总统中，最应该得到平反的，或许就是杰拉尔德·福特。
水门事件的发生使得福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未经选举便成为总统的人。上台之初的福特一度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然而他对尼克松的一纸赦免令，使得局面迅速恶化。虽然在当时对美国人民的广播中他强调这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是国内民众却大多认为福特与尼克松存在私下交易，滥用权力，最终导致1976年大选的失利。今天，人们对于福特总统的赦免令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大多数民众认识到这一行为的正确性，对其在任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当时美国正处于一个多灾多难、局面混乱的时期。政治上，水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国内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国会与总统矛盾激化，政局日益混乱。经济上，国内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不断上升，能源危机又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形势，导致民众不满。外交上，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全书同）形势的恶化，苏联实力的上升，使得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中更加被动。福特入主白宫后，为了平息国内的政治斗争，先是赦免了尼克松，这从维护国内稳定的角度而言是必要的。同时福特认真处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不再侵蚀国会的权力，结束帝王总统的时代，保持了政治上的稳定。其次，采取多种措施控制国内的通货膨胀，提高就业率，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外交上，首先从越南彻底撤出，结束了越战，同时在中东推动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进程，对苏则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首脑会议，继续与苏联的战略武器谈判。福特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逐步稳定了美国国内的混乱局面，恢复了民众的信心。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民众开始认识到福特政府的时代意义，因而近几年对福特政府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方向与视角也多种多样，涵盖福特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及社会等诸多方面。笔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将选题放在了福特政府时期。而之所以又将落脚点放在福特时期的美苏缓和问题上，也是有着多种考虑的。
首先，缓和是冷战期间美苏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苏关系是双方各自对外关系的主线，也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主线。美苏矛盾在冷战期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缓和即为表现形式之一。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包括之后的福特、卡特政府时期，由于一系列国内及国际因素的作用，美苏关系进入了缓和阶段。因而，研究福特时期的美苏缓和有助于探讨美苏关系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缓和问题。为什么意识形态存在严重分歧的两个政治行为体会相互合作与配合？美苏缓和的实质是什么？它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目前国内外对福特政府时期的外交虽已有研究，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以及资料的原因，研究并不充分，因而使得研究成为必要。
其次，福特政府时期正是欧洲安全机制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过渡阶段，而这两个问题也是冷战期间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问题。冷战时期的缓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苏关系的改善，这以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的合作为主要标志，二是联邦德国与东欧集团关系的正常化，而欧安会议将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研究福特政府时期的美苏缓和，将有助于搞清冷战时期美苏核谈判的整个脉络以及欧洲安全机制的形成过程，这两个问题都是当前仍然受关注的焦点。
第三，研究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既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冷战时期整个美国外交政策思想的把握。虽然福特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上，但是在任期内美国并没有退回到孤立主义的立场上，美国仍然奉行全球主义政策，对苏联的政策又是其外交政策的关键，因而探讨对苏外交，有助于对整个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把握。同时，福特政府的外交既秉持了战后美国一贯的对外政策指导思想，又根据现实对其做出了修正，以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是一脉相承的，变的只是实现外交政策的方法。通过对福特政府的研究可以来探讨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二）研究创新
纵观国内外对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缓和外交的研究，已经有基本的框架与思路，但是研究并不充分。本书试图通过更加系统的框架，更加完善的资料，来阐明这一时期的对苏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思想。
首先是档案材料上的创新。近几年关于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又有数卷对外关系文件解密，包括整个越战的档案、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档案以及南部非洲档案等，这些新资料的出现使得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以此改善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不足的状况，充实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其次是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上的创新。在对“缓和”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时，既注重对基本历史事实的考证与叙述，又注重对理论的借鉴与利用。充分借鉴国际关系及国际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论总结。尤其是对涉及的“缓和”理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再次，美苏缓和是战后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事件，也是美苏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阐述的福特时期美国对苏联的缓和，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方面是美苏双方的谈判与妥协，双方关系的改善，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及欧安会议为标志，另一方面是缓和中的对抗，这是这一时期美苏缓和的重要部分，以美苏在安哥拉的对抗为标志。事实上，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反对，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已逐步走向衰落。本书在论述美苏缓和的同时，试图将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及美苏双方围绕“缓和”的争论及斗争阐述清楚。
二 研究现状与思路框架
（一）研究现状
由于福特政府时期美国政治的特殊状况，一方面任期较短，只有895天的时间可以行使职权，因而难以提出系统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国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导致福特政府将绝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了国内问题的解决上，因而在外交政策方面少有建树。同时，由于福特在外交方面既不像尼克松有系统的外交，也没有尼克松的个人经验，所以福特任内的美国外交，在较长的时间内，一直为基辛格所左右，福特政府的外交通常被看成是尼克松外交的简单延续而没有什么建树。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福特政府的研究较少。不过，随着近些年来网络及信息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福特总统数字化图书馆的建成使用，极大地方便了对福特及其政府内政及外交政策的研究。对于福特政府时期的缓和政策而言，虽然它仍然是尼克松政府缓和政策的延续，但与此同时又对美国外交的重点和方向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因而国内外近些年来还是出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著作。
具体而言，这些著作可以划分为针对福特政府内政及外交政策的整体性研究以及个案性研究两大类。整体性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福特政府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苏联的缓和政策，而个案性研究的对象则是福特政府时期美国与苏联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如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安哥拉内战以及美中关系的研究等。目前国内外对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外交政策研究状况如下：
1.国内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对于福特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研究著述较少，并且即使有所研究，也多是将其概括到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中，因而研究极为单薄。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通论性的著作，包括国际关系史、美国史、外交史以及冷战史等宏观性的著作，另一类则是专题性的研究，主要是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
1994年，资中筠教授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上下册）出版。这部88万多字的大部头著作对美国战后四十多年外交各个方面的情况做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它叙述和分析了自杜鲁门到里根前后八位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外交的走向和每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和问题，探讨了美苏对抗的线索如何贯穿美国的外交意识和战略之中。对于福特政府时期的美苏关系，作者认为福特政府继承了尼克松政府对苏缓和的政策，上台伊始决心继续美苏缓和的进程，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缓和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已开始走下坡路。福特政府试图挽救缓和，但终究无法阻止形势的逆转。[3]该书对美苏的缓和外交做了宏观性的介绍，不过对于各个具体事件的论述并不充分，可以做进一步的挖掘。
2003年刘金质所著的《冷战史》（上中下册）通过翔实的资料论述了美苏之间四十五年的冷战对抗。在该书的第三编中详细介绍了冷战中的美苏缓和（1963—1979），内容包括了美苏缓和的开始，缓和的进程，缓和下的争夺以及缓和的最终结束等。对于福特政府的缓和外交，书中论述了这一时期美苏缓和的主要事件，如首脑会谈、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也介绍了这一时期缓和下的矛盾，认为福特政府的缓和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责难。另外，书中还分别介绍了美苏双方各自对缓和的认识。[4]作为一部全面论述美苏缓和的著作，比较清楚地介绍了美苏缓和的历史脉络，对福特时期的美苏缓和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王绳祖先生在其《国际关系史》（第十卷）中认为，福特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国内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重困难，因而在外交方面没有重大建树，基本沿袭了尼克松时期的对外战略和策略。在对苏联的问题上，福特上台初期继续执行缓和政策，但在福特政府后期，由于朝野上下主张对苏强硬的呼声增多，再加上福特有意竞选连任总统，所以对缓和政策做出了修改，美苏缓和开始降温。[5]不过该书中对福特时期的外交政策，包括对苏政策的论述并不多，无论是资料的利用还是论述的深度，都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由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通史》（第六卷）也对福特时期的外交做了宏观性的概括，认为福特政府时期的外交与尼克松主义相比，并无多少不同之处，福特任内的美国外交在较长的时间内，一直为基辛格所左右，但随着1976年大选的来临，福特政府在对苏政策上逐渐改变了态度，美苏缓和的热度开始下降，并且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外交史上基辛格时代的结束。[6]不过，该书同样属于通史性的论著，因而对缓和外交并无详尽的分析与介绍，对于这一时期美苏双方之间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未作详尽分析。
另外，由黄正柏先生所著的《美苏冷战争霸史》也对福特政府的缓和外交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认为美苏之间的缓和是同床异梦，是双方对对方的另一种遏制，并且这种缓和在福特政府时期逐渐衰落，直至到卡特政府末期的最终衰亡。[7]
除了上述综合性、通史性的研究著作之外，国内还有部分专题性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福特政府时期美苏之间具体的外交政策，研究形式主要是期刊论文与博硕士论文。在期刊论文方面，张国庆的《福特：一位被低估的总统》全面介绍了福特总统在任时的功绩，包括外交方面，认为福特政府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8]任李明的《论福特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认为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双重影响推动了福特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在美苏关系上，福特政府继续推行缓和政策，同时又在人权和贸易等方面加强了对苏联的攻势，对缓和政策做出了重新评估，因而福特政府的外交并不仅仅是尼克松对外政策的简单继续。[9]还有部分论文是从苏联的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外交，如盛昊云的《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外交战略》，[10]以及李兴的《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外交与苏联的兴亡》等。[11]除了这些文章，还有众多研究福特政府时期中美关系的论文，分析探讨了美苏缓和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如陶文钊先生的《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12]赵学功教授的《简论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13]。
除了上述论文，还有数篇涉及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博士及硕士论文。苏州大学季晓云的《七十年代的美苏缓和》以美苏70年代的缓和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缓和的含义与实质，以及缓和的背景、开始、经过以及结束，对尼克松、福特以及卡特政府时期的美苏缓和做了总体上的论述。[14]华东师大邵笑的《美国—北越巴黎谈判与越南战争的终结》详细论述了美国撤出越南战争的历程，对于福特政府时期的越南政策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述。[15]陕西师大吴云权的《美国对安哥拉政策研究：1961—1976》对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安哥拉内战的政策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涉及了福特政府的决策过程、政府与国会的关系等多个方面。[16]东北师大王厦的《试析福特政府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政策》则论述了福特政府时期美苏之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来龙去脉。[17]
从目前国内对于福特政府时期美苏缓和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已具有一定的基础，无论是对于福特政府整体缓和战略的研究，还是对于福特政府具体外交政策的研究都有部分成果。不过国内的研究还是存在着时间跨度较大、资料应用不充分，侧重对尼克松的研究，而忽视对福特政府的研究，注重宏观性的研究而忽视对具体外交政策的研究等问题，尤其是随着最新的档案资料的解密，进一步的研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福特政府缓和外交的研究与国内相比要充分得多，这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国外对于这一时期美国整体社会的研究比较充分，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其次是有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等。基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美苏缓和的综合性研究，这类著作数量比较多；二是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等，来自于美苏双方的当事者；三是对美苏双方具体的外交事件的研究，包括安哥拉内战、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
（1）关于美苏缓和的综合性研究
关于福特政府时期美苏缓和的综合性研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福特总统、基辛格以及勃列日涅夫为研究对象，进而论述这一时期的缓和。1995年，约翰·罗伯特·格林尼（John Robert Greene）的《杰拉尔德·福特总统》（The Presidency of Gerald R.Ford）出版。该书全面介绍了福特总统任内为解决美国当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论述了总统的内政及外交政策，包括总统与国会的关系等问题。对于福特时期的缓和外交也做了研究。[18]该著作对于了解福特的外交具有极高的价值。2005年出版的米克茨克斯基（Yanek Mieczkowski）的著作《杰拉尔德·福特与20世纪70年代的挑战》（Gerald Ford and the Changes of the 1970s）论述了福特上台时美国所面临的领导力、经济、能源以及外交等多方面的挑战，以及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其中对于缓和外交，作者认为由于国会的制约以及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对，再加上苏联的扩张，缓和态势在这一时期逐渐恶化。[19]1977年出版的科拉尔·贝尔（Coral Bell）的《缓和外交：基辛格时代》（The Diplomacy of Detente：the Kissinger Era）以基辛格为研究主体，通过对基辛格外交思想及政策的研究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缓和外交。[20]1983年出版的罗宾·埃德蒙（Robin Edmonds）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政策》（Soviet Foreign Policy-the Brezhnev Years）则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角度考察了缓和外交，认为缓和外交对美苏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1]另外，哈里·格尔曼（Harry Gelman）的《勃列日涅夫与缓和的衰落》（Brezhnev Politburo and the Decline of Detente）同样阐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缓和外交，认为到福特政府时期，缓和已逐步衰落。[22]
二是专门以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为研究对象，这类研究著作跨度一般较大，从尼克松时期一直到卡特或里根时期，既涉及对整体缓和关系的分析，又包括具体的个案分析，既有理论的分析，又有史实的论述。1985年理查德·W.史蒂文森（Richard W.Stevenson）的《缓和的兴衰：1953—1984年的美苏关系》（The Rise and Fall of Detente：Relaxations of Tension in US-Soviet Relations，1953—84）对整个缓和的过程进行了叙述，认为美苏从1953年就逐步开始了缓和的历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到80年代里根时期的“第二次冷战”，福特政府时期的美苏缓和是其中的一个阶段。[23]与此书相类似的是雷蒙德·L.加特霍夫（Raymond L.Garthoff）于1994年出版的《缓和与对抗：从尼克松到里根时期的美苏关系》（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这部著作通过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从尼克松到里根时期的美苏关系，其主线就是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从尼克松时期缓和的开始一直到里根时期缓和的结束，对于这一时期美苏之间重要的外交事件都有所涉及。[24]1981年出版的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的《缓和时代的美苏关系》（U.S.-Soviet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Detente）以及1999年出版的《缓和时代的美苏关系》（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Detente）两本著作也都是以缓和为研究对象，其中都涉及了福特政府时期的缓和外交，认为它既是对尼克松政府缓和外交的延续，又有了新的特点和趋势，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缓和开始衰落。[25]后者是由法国人安·德·坦吉（Anne de Tinguy）所著，作为研究苏联方面的学者，这部著作认为70年代的美苏缓和是苏联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2）专题性的研究
目前对于福特政府时期美苏缓和的专题性研究也有部分著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越南战争、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安哥拉内战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进而研究这一时期的美苏缓和。
对于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国外的专门性研究较少，多是侧重于约翰逊及尼克松政府时期。2000年出版的A.J.朗古特（A.J.Langguth）的《越南战争：1954—1975》（Our Vietnam：The War 1954—1975）认为到福特政府时期，由于国内政治状况以及越南的实际情况，政府实际上已放弃了“南越”，越南政策的主导者基辛格继续了尼克松政府的政策，不再卷入越南。[26]美国学者拉里·伯曼（Larry Berman）的《既不和平，也不光荣》（No Peace，No Honor：Nixon，Kissinger，and Betrayal in Vietnam）利用福特总统图书馆等档案资料，论述了尼克松及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认为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仍然是尼克松政府越南战争政策的继续，事实上放弃了“南越”，是美国战略收缩的继续。[27]约翰·普拉多斯（John Prados）在其《越战，一场失败的战争，1945—1975》（Vietnam，The History of an Unwinnable War，1945—1975）中认为，福特上台之初试图继续保持尼克松对“南越”政府的承诺，但是在认识到无法获得支持后，转而采取了放弃政策。[28]
国外学者对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著述很多，包括回忆录及专著等，但是对福特时期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研究相对较少，通常是一带而过，缺少对这一时期政府决策的系统性研究。雷蒙德·L.加特霍夫在其《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中，认为美苏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开启了战略对话，这种谈判表明双方重新为共同的战略利益努力。作者认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缓和时代对美苏关系做出了重要的、积极地贡献。[29]威廉·伯尔（William Burr）所著的《基辛格手稿》（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是研究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该手稿五、七、九章是基辛格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备忘录，包括与勃列日涅夫的几次会谈记录。[30]美国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保罗·尼采（Paul H.Nitze）在其《外交》季刊上的《维护缓和下的战略平衡》（Assuring Strategic Stability in An Era of Detente）一文中，强调海参崴协议存在严重的缺陷，对美国而言并不公平，同时还影响了日后的谈判。[31]同样对美苏战略武器谈判做出评价的还有皮特·贝克曼（Peter R.Beckman）等人，他认为在各自国内政治及对方的影响下，两阶段的战略武器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都存在着不少缺陷，福特政府时期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不例外。[32]
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首脑会议是福特任内参加的一项重要外交活动，也是美苏缓和的指标性事件。国外学者在研究1973—1975年的欧安会议时对于福特参加首脑会议也有所探讨。约翰·马雷斯卡（John.J.Maresca）的《通向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73—1975》（To Helsinki-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1973—1975），综合运用编年、专题史等方式评述了会议上东西方国家为达成各自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策略。作者不但对会议的进程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且将会议进程与当时的美苏缓和结合在一起，是研究福特政府缓和外交的重要著作。[33]柳比沃耶·阿西莫维奇（Ljubivoje Acimovic）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中的问题》（Problems of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则从冷战的起源以及缓和的大背景出发，探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该书在冷战及缓和的整体框架下，对会议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福特总统参加的首脑会谈及随后签署的《最后文件》是缓和进程的重要一环。[34]
对于赫尔辛基会谈，还有部分学者是从欧洲安全的角度来加以研究论述。安德瑞斯·温格（Andreas Wenger）等人所著的《欧洲安全体系的起源：回顾赫尔辛基历程，1965—1975》（Origins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The Helsinki Process Revisited，1965—1975）就是从欧洲安全的角度，分析了赫尔辛基安全会议的整个历程，探讨了在缓和背景下欧洲安全体系的建立过程，福特政府时期是赫尔辛基谈判的重要阶段，最终签署了《最后文件》。[35]2009年出版的莱奥波尔多·努提（Leopoldo Nuti）的《欧洲缓和的阴影：从赫尔辛基到戈尔巴乔夫时期，1975—1985》（The Crisis of Detente in Europe：From Helsinki to Gorbachev，1975—1985）则运用了最新的解密档案资料，分析了美苏之间的“第二次冷战”在欧洲的发展历程，从福特总统参加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开始，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上台。[36]
安哥拉是福特政府时期美苏对抗的热点地区，1975年内战开始后，苏美先后卷入其中，双方在安哥拉的对抗成为这一时期缓和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国外对于该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费尔南多·安德森·吉马良斯（Fernando Andresen Guimaraes）的《安哥拉内战的缘起：国外干涉和国内政治冲突》（The Origins of The Angola Civil War：Foreign Interven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al Conflict）对1961年至1976年安哥拉独立运动及内战进行了阐述，认为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外部力量的干预导致内战的复杂化与持久化，作者对福特政府与苏联在安哥拉的对抗进行了探讨分析。[37]美国学者罗伯特·唐纳森在其《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中也探讨了安哥拉内战问题及相关的美苏关系问题，认为与福特政府所取得的成效相比，勃列日涅夫在安哥拉取得了更大的成功。[38]曾负责中央情报局在安哥拉行动的约翰·斯托克威尔（John Stochwell）在回忆录《寻找敌人：中情局的故事》（In Search of Enemies：A CIA Story）中论述了福特政府利用中情局秘密介入安哥拉内战的史实，是研究美苏在安哥拉对抗的重要资料。[39]
（3）当事人的回忆录
作为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缓和的见证者，福特、基辛格以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等人的传记或回忆录对研究缓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79年出版的福特自传《治愈创伤的时代》（A Time to Heal：The Autobiography）中，福特回顾了其总统任内为解决美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方面的挑战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其重点在国内政治及经济问题上，但对外交也有所提及，对于美苏在这一时期的缓和与对抗，自传中也谈及了政府的外交决策。[40]而作为外交政策的实际制定者与决策人，基辛格的回忆录同样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虽然重要的两本回忆录《白宫岁月》与《动乱年代》都没有涉及福特政府，但是在《危机：两次重大外交政策危机的分析》（Crisis：The Anatomy of Two Major Foreign Policy Crises）中详细记录了福特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其中涉及了总统与国会关系、政府决策过程等，是研究福特政府外交的重要资料。[41]
另外其他国家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也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美苏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担任驻美大使长达25年的多勃雷宁参与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之间的大多数外交活动，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许多苏美之间的外交秘密，其回忆录的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章讲述的是福特政府时期的美苏关系，对缓和有着特别的论述。[42]另外于1957—1985年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同样是美苏冷战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在其回忆录《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中也记述了美苏缓和与对抗的情况，是研究缓和的重要参考资料。[43]
对于福特政府时期美苏关系的研究，除了上述的著作，还有众多的期刊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研究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既有整体性的研究，也有专题性的研究，选题也比较广泛。[44]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对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缓和外交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福特政府的特殊性，因而国内外对其关注度不高，无论是政治、经济及外交等各方面都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并且与对政治、经济的研究相比，对外交政策的研究更少，因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第二，从研究成果的来源来看，大部分的著作文章来自于美国，一小部分来自于苏联（俄罗斯），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少，因而当前的众多观点及认识均体现了较浓厚的美国色彩，对这一问题缺少多元化的思考。
第三，从研究成果利用的资料来源来看，由于福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档案近几年刚刚开始解密，因而上面所述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档案，因而尚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
（二）思路框架
福特政府时期的外交与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一脉相连，这一时期的对苏缓和外交起源于尼克松政府时期，在基辛格的主导下，缓和外交继续得以发展，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缓和外交出现了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开始逐步走向衰落，本书就是按照这一思路逐步展开的：
第一章主要介绍福特政府上台前美国对苏联的缓和外交。福特政府的对苏缓和外交继承自尼克松政府的外交政策。该章探讨了尼克松政府时期实行缓和外交的原因，所采取的具体外交政策以及缓和外交对尼克松政府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福特政府时期对于缓和外交的继承。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福特总统上任后，继续实行对苏缓和外交的政策。在这一背景之下，福特政府与苏联政府继续进行了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中欧裁军上的合作，这是该时期美苏缓和的指标性事件。该章详细论述了美苏在这几个方面的谈判过程，进而阐述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美苏合作与缓和。
第三章论述了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缓和外交的逆转。与尼克松政府时期相同，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美苏间的缓和过程伴随着彼此间的遏制与对抗。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这一时期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失败以及两国在安哥拉的对抗，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美苏经贸关系的恶化以及两国在欧洲的对抗。这些事件都严重影响了该时期美苏间的缓和，导致缓和逐步发生逆转。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福特政府后期美苏缓和的衰落以及对缓和的认识问题。由于美苏间的遏制与对抗，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到福特政府后期，美苏关系的基调逐步变化，开始由缓和转向强硬，而1976年的美国国内大选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为了赢得大选，回应右翼的攻击，福特政府在对苏政策上进一步转向强硬，直到最终在官方层面上放弃了对缓和的推动。本章第三节主要论述了对于福特政府缓和外交的认识。福特政府的对苏缓和对美苏双方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美国而言，企图在自己实力衰退的情况下，借助于缓和来遏制苏联，对苏联而言则是企图借助于缓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最终的结果表明美国政府当时并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
本书最后认为，福特政府的对苏缓和外交虽然继承自尼克松，但两者又有着不同之处，同时，缓和外交的衰落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卡特上台后，美国政府继续维持着缓和的势头，但是衰落的趋势并没有逆转，最终到里根上台后，美苏开始了“第二次冷战”。
三 档案资料说明
由于语言上的原因，因而本书只能使用英文资料以及中文资料。本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于美国、苏联（俄罗斯）以及英国。
1.美国档案材料。目前已经获取的美国档案资料来自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简称DDRS）、《美国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简称DNSA）、《美国总统公开文件》网络版（PPPUS）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
（1）FRUS：主要涉及尼克松政府以及福特政府的外交档案文件。尼克松时期的有关档案资料多数已经解密，包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越南战争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等。福特时期的档案尚有部分未解密，不过可以通过福特总统图书馆及其他途径加以利用。
（2）DDRS：尼克松与福特政府时期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安哥拉内战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部分档案在该数据库中有所涉及。
（3）DNSA：所涉及的资料比较分散，包括基辛格电话记录（The Kissinger Telephone Conversations：A Verbatim Record of U.S.Diplomacy，1969—1977），基辛格秘录（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A Verbatim Record of U.S.Diplomacy，1969—1977），美国核不扩散政策（U.S.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Policy，1945—1991），总统国家安全指令（Presidential Dir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PartI.II）等。
（4）美国总统公开文件：涉及尼克松及福特政府时期大量相关的讲话、会谈记录及行政指令等。
（5）美国总统图书馆：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与福特总统图书馆拥有大量的总统任职期间的机密文件，并且部分档案已经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内容包括了总统内政及外交政策等大多数领域。
2.苏联档案材料。由于语言上的原因，无法阅读俄文资料，作为弥补，因而利用沈志华先生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主要涉及了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卷。
3.英国档案资料。主要是英国内阁文件（The Cabinet Papers），涉及的文件包括CAB128系列及CAB129系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