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成为摆在全党、全国面前的重大政治问题。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邓小平果断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和在决议形成之后，六十多次讲到毛泽东。
邓小平论毛泽东，是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是充满感情的客观评价，也是稳定党心、军心、民心的重大举措，充分展现了邓小平伟大战略家的战略情怀。
1977年5月24日上午，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在理论队伍中应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的说来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要继承和发扬起来。关于党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毛主席继承列宁，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时期那一套。[1]
1977年7月16日-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2]
1977年12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指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过程是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的，毛主席考虑、观察了几年。过去是讲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之间有个中间地带——亚非拉。后来，看到一个中间地带不够，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即发达国家。这是因为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它的对外政策变了，不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了。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西欧、日本有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这年四月间，毛主席决定让我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主要是让我去宣布三个世界的思想。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一个新的战略规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3]
1978年5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总统特使阿卜杜勒·卡德尔·扎伊贝克。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制定的。这个思想指导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对外政策。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认为第三世界是解决世界事务和进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一些问题，由于霸权主义的挑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一些小问题，但归根到底，第三世界国家是要联合起来的。我们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第三世界要排除各种障碍，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障碍，联合起来，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内部的问题，从长远着眼，宁可放一下，以后慢慢地解决。这样既可以提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也可以增强第三世界的发言权。[4]
1978年6月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蓬沙·巴耶威清为团长的泰国记者访华团。在回答中国向西方开放是否担心会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影响时说：不担心这个问题。毛主席过去说过，他开始读孔夫子的书，以后学的是资本主义，但他终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归根到底，要看我们的事情搞得好不好。如果人民都知道我们自己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那末，什么影响也不怕。至于有些人，就是没有外国人来，他也会受影响的。人们的眼界开阔些好，这样鉴别是非的能力只能增强，不会减弱。[5]
1978年6月2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在谈话时说：毛主席历来主张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毛主席历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洋为中用是自力更生的一个重要内容。林彪、“四人帮”对这些思想进行了肆意的歪曲。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原则。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事物的本来面目用语言是改变不了的。[6]
1978年7月1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英国《开曼群岛指南报》董事长安东尼·詹金森爵士。在谈到人民战争问题时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过去是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现在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军队现代化。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强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提出军队的现代化。现在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就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毛主席的思想。[7]
1978年10月3日下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商议对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修改问题。指出：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指的是单数还是多数，我说你们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宁所讲的领袖指的是多数，你们引用时就得符合原意。总之，“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化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8]
1978年11月25日下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指出：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9]
1978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就客人提出的关于中国国内形势问题发表意见。在谈到自力更生和接受外援的关系时说：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四人帮”把第二句话丢掉了，而且说，什么东西中国人都能搞出来，吸收外国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把事情搞糟了。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受外国的援助。从建国以后到一九七二年以前，有什么条件？那时你日本给过我们援助吗？美国能给我们吗？欧洲能给我们吗？我们不强调自力更生怎么办？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10]
1978年11月2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回答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谈到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时指出：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11]
1978年11月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的汇报。在大家提出邓小平十一月二十六日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谈话的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时，强调：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12]
1978年11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蒂尔。在谈到西藏问题时说：毛主席曾经采取了照顾西藏特殊条件的政策。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但那里还存在达赖喇嘛的农奴社会。那时我们就跟达赖喇嘛说，西藏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搞土地改革。我们履行了这个诺言。一直到达赖喇嘛跑了，我们才搞了土地改革。[13]
1978年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14]
1979年1月1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在讲话中指出：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开来、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15]
1979年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在谈到国外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指出：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毛主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如果要求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提出问题是完全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16]
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17]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18]
1979年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党内负责人会议。针对一些代表要求对犯错误的高级领导人进行组织处理的问题，在讲话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王明路线是“打倒一切”，毛主席树立起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一种好传统。我们要给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的机会。到适当的时候，根据他们这一段的工作表现，根据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再来处理。从此树立一个榜样，以后就按这样办事，按照毛主席的章程办事。[19]
1979年9月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提出意见。指出：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两方面的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指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20]
1980年1月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问题讲话。指出：党对各项工作、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问题，在党章的总纲、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等部分里都讲到了。对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很多论述。要加强党的领导，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方针、政策的领导；二、组织领导，搞好民主集中制，处理好党政、党群以及党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三、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里，要加这么一条：要有一支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没有专业知识，党员也起不了模范作用。[21]
1980年2月5日上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二月三日稿的意见。在胡耀邦汇报到总纲中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时说：这个问题是总纲中最大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如果我们的党章中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际上就会有人说我们党的性质变了，国内就牵涉到一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所以，要写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22]
1980年3月19日上午，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编制长期规划等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23]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历史决议起草问题。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24]
1980年4月1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指出：我们强调集体领导，是鉴于国际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延安的经验是很好的，那时是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并不排除某一个主要领导人的特殊作用，毛主席就是这样突出的典型。毛主席是非常尊重集体领导的，当然后来有某些缺点。[25]
1980年4月12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赞比亚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指出：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可以说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还是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当然在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时，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具体问题。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同欧洲的关系、同日本的关系，就是根据这个思想。[26]
1980年5月5日中午，邓小平会见并宴请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在谈话中说：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7]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28]
1980年8月18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以往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9]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连续两天上午，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回答她的提问。二十一日上午，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的问题时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30]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首先谈了对历史决议讨论稿的修改问题。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就不如不做。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31]
1980年11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圣地亚哥·卡里略率领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说：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32]
1980年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政府总理伊利耶·维尔德茨。指出：我们正在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对三十一年的历史作个总结。这是党内外的普遍要求。过去的问题已经结束了，需要作个总结，不走这一步不行。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了十年，而没有看到整个五十九年的党史，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整个贡献。这涉及到对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如何评价问题，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33]
1981年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部长安东尼·奥斯汀·斯特里特。指出：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在晚年确实有很大的错误，也要讲清楚。讲清楚的好处是可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也教育我们自己。但毛主席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是在四十年代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肯定的，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我们不能丢。既然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怎么能说是“非毛化”？我们要写个文件，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要把过去的问题讲清楚。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通过这次审判“四人帮”和这个文件的公布，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了，不再纠缠。[34]
1981年2月11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在谈到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时指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毛主席晚年提出来的，是重要的贡献，我们实际上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做的。对第三世界的工作，今后要加强。由于我们自己还很困难，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数额不可能增加，但各种层次的友好访问和民间来往要增加。[35]
1981年2月12日下午，邓小平会见随密特朗来访的法国记者。在回答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指出：我们始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席在晚年确有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说，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而他的错误，尽管我们要讲清楚，但毕竟是第二位的。[36]
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同邓力群等谈话。指出：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37]
1981年3月18日上午，邓小平听取邓力群、吴冷西汇报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的修改意见。指出：我最早提出写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位的任务，是树立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可不写。在这一点上站住了，决议才能拿出去。这是中心，是关键。写好这个问题，才叫实事求是地分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是和非、对和错，包括个人的功过。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38]
1981年3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指出：现在，不仅国际上，我们国内也有人说我们在搞“非毛化”。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经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我们说要正确评价毛主席。毛主席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在后期确实有不少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毛主席确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毛主席确实错误不小，但他的好多见解也是正确的。比如，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反对霸权主义，确定中国永不称霸，确定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些思想都是很好的，将继续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各个方面，目的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必要的。[39]
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同邓力群谈话，向邓力群转告了陈云对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点意见，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40]
1981年4月7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指出：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对毛泽东同志，要维持原来正确的评价。不这样，就是给党、给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抹黑，就会使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中国人才在世界上站起来了，除台湾外，其他地区才真正实现了统一。[41]
1981年4月17日-19日，邓小平在沈阳接待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就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指出：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内、在中国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毛泽东思想。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我们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42]
1981年5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在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时说：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弄清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怎样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关系。不弄清楚，总会有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能破坏生产力，而应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43]
1981年5月19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讲话中指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44]
1981年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在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指出：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斗争，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个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为什么这次我们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45]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指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因为在党内、人民当中，接触中国的历史，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一个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主席的问题，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在毛主席的影响下进行革命，主要是进行民族革命，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要总结经验，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分析。不这样的话，思想统一不起来，认识统一不起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46]
1981年7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谈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说：“毛主席”这一称呼，在江西根据地就有。那时他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就这样一直称呼下来了。称他“毛主席”，反映了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他确实在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挽救了革命。[47]
1981年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指出：我们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时代，从哲学到政治、经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同志有很大的创造。但是很遗憾，他晚年犯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本身也违背了他过去的思想。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48]
1982年3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哈默博士。在谈到客人的生活阅历时说：你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有几十年了，从二十几岁与列宁打交道算起，已经有六十年了。我们要向你学习些经验，通过与你们合作，可以学到一些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美国有个最大特点是讲求实际，现在是不是比过去差一点了。你是第一个与列宁接触的美国人。那时你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由此可以看到美国人讲求实际的精神。我们要把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制定政策、实行政策的各个方面。过去空话太多，没有益处。[49]
1982年4月29日下午，邓小平由金日成陪同，观看大型团体操《人民歌颂领袖》。在中间休息时表示：这是很好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在毛主席九十诞辰时，我们要重演《东方红》，当然有些内容需要修改和调整。[50]
1983年1月1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巴勃罗·戈麦斯率领的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说：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列宁干成了十月革命，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他是根据俄国的特点来实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根据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策，所以干成了十月革命，所以有列宁主义。如果列宁不按照俄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言，能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国际共运中最重大的事件，如果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语言，而不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决定自己的革命道路，采取自己的斗争方式，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51]
1983年6月2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在谈到中国统一问题时说：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有不同的社会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真正统一了，台湾一个制度，香港一个制度，大陆一个制度，大陆是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国家包含不同的制度，马克思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大胆地提了。如果不这样设想，绝对不可能统一。这样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符合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精神的。历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最好的是列宁和毛泽东，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把本国革命引向胜利，核心就是实事求是。[52]
1983年8月22日，为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剧团成立三十周年，邓小平题词：“照毛主席的话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53]
1983年8月底，邓小平在住地听取胡乔木汇报当前思想领域里的一些情况。指出：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异化，其实这是个特殊情况，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有“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都说成异化呢？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又指出：还有人说从一九四〇年以后才讲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的，还有人说五四运动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的，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领导的。实际上这是在批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没有点出名来。事实上五四时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中国的民主革命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个论断是正确的。[54]
1983年11月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说：在谈到中国党的历史时说：我们很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老党。我们党的整个历史的确是光荣的，经过那样艰巨的斗争才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毛主席的领导一直非常正确，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来说，的确是光辉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严格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确是有些地方不行了。概括说来，就是一个“左”字。同一些老同志、党的骨干的关系也不好了。这样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毛主席一个人。因为这与党的生活和制度也有关系。延安时期我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建党思想非常好，但是没有形成一套制度。[55]
1984年6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的日本委员会代表伊东正义、冈田春夫、向坊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56]
1984年10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马尔代夫总统穆蒙·阿卜杜勒·加尧姆。指出：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57]
1984年11月1日上午，邓小平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并讲话。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即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不消肿就不能应对战争。[58]
1984年12月19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并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59]
1985年4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指出：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60]
1985年8月3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亚洲交流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和该会理事长北村博昭。指出：我们真正拨乱反正，制定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这七年我们在“四个坚持”的情况下，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四个坚持”之一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对毛泽东主席做实事求是的评价，他的正确方面是主导的，他的正确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今天还发挥着指导作用。当然，他也有失误。[61]
1986年11月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回答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62]
1988年3月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赞比亚总统肯尼斯·戴维·卡翁达。指出：我记得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跟你谈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你们那次谈话不久，我就代表中国政府到联合国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我讲了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讲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也讲了建立世界经济的新秩序等问题。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现在执行的还是这个政策。[63]
1988年9月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在谈到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时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64]
1989年11月20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回顾“刘邓大军”的历史。指出：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65]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66]
从以上六十六次邓小平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发自肺腑的谈话、讲话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邓小平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放到国际国内大局中来评价，放到历史、现实、未来大局中来评价，表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对毛泽东充满真挚的崇敬之情，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和极其精辟的阐述，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深受教益。邓小平不愧为毛泽东的继承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辩证法大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是我们党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注释：
[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60页
[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62页
[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250页
[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17页
[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24页
[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29页
[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44页
[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94页
[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34、435页
[1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37页
[1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37、438页
[1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39、440、441页
[1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42页
[1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51页
[1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61、462页
[1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73、474页
[1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92、493页
[1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501、502、503页
[1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526、527页
[2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552、553页
[2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595、596页
[2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00页
[2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09、610页
[2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14页
[2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18页
[2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19页
[2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29页
[2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49、650页
[2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62、663页
[3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65、666页
[3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84页
[3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92页
[3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694、695页
[3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09、710页
[3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11、712页
[3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13页
[3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18、719页
[3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21页
[3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24、725页
[4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26页
[4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30页
[4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33、734页
[4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40、741页
[4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42页
[4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50、751页
[4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59页
[4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60页
[4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783、784页
[4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807、808页
[5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819、820页
[5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881页
[5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914页
[5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925页
[5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928页
[5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943页
[5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985页
[5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010页
[5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012页
[5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018、1019页
[6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038页
[6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071页
[6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152页
[6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225页
[6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244页
[6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册第1300页
[6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