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间。他一出来工作，就表现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复杂情况，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入手。
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开创新时期的战略起点。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经华国锋批准发表的。为了破除“两个凡是”，邓小平发表了多次谈话、讲话。
1977年2月，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2]
1977年4月10后，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四月十日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明确向他们表示：“两个凡是”不行。[3]
1977年5月12日上午，邓小平约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指出：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4]
1977年5月24日上午，上午，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话中提到前些日子汪东兴、李鑫来看他的事情。说：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5]
1977年7月16日-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21日，邓小平讲话，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还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6]
1977年8月3日下午，邓小平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商议为他起草在中共十一大的讲话稿、撰写一篇关于三个世界的文章等问题。他说：“重点是讲民主集中制与作风。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讲作风，实际上是对延安作风的阐述。根据延安作风，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要讲一个学风，一个党风，一个唯物主义认识论，一个民主集中制。‘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害死人。”“我讲过，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只是把语录集中起来并不好，不要这样，我向来引用少。”[7]
1977年8月12日-18日，邓小平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日下午，在大会上致闭幕词。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8]
1977年9月19日上午，邓小平和方毅同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出：一九七一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9]
1977年9月29日上午，邓小平和邓颖超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谈到评《水浒》的情况时指出：毛主席并不是针对任何问题讲的。那时他眼睛不好，找人读书，有一次找人读《水浒》，在读的过程中毛主席有些评论，说：《水浒》好就好在暴露了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水浒》中有革命派，宋江混进去篡夺了领导权，使农民运动走向投降的道路。《水浒》好就好在这里。金圣叹做了一件坏事，把一百二十回改为七十一回，把暴露宋江投降的一些情节去掉了。所以，如真正了解作者的思想，暴露宋江，应该恢复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毛主席评《水浒》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并不是针对哪个人的。后来，“四人帮”歪曲毛主席评《水浒》的意思。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以批《水浒》为名，实际上就是批“民主派”、“走资派”和“投降派”。她想借此名义转移会议方向。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说：简直放屁，文不对题，不要听她的话。我马上打电话制止了。“四人帮”就是干这种事情。他们说宋江夺权把晁盖架空，实际上他们首先是说周总理把毛主席架空，后来又说我把毛主席架空。这完全是“四人帮”自己制造的。[10]
1977年10月1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在谈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反对他们搞“大树特树”，真理是在实践中为大家所接受并运用的。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两者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11]
1978年2月26日下午，邓小平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三月二日下午，出席解放军代表团第一小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行之有效的政策，恢复和发扬毛主席创立的一套好作风。在谈到风气问题时说：现在不是都在讲作风吗？所谓作风，第一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态度。对待事情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行吗？没有埋头苦干的精神行吗？没有艰苦朴素行吗？军队好是作风好。比如过去打仗，宁可少报战功也不多报，谎报战功要杀头。你看这简单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要老老实实，不能弄虚作假，自己欺骗自己。现在要发扬这些作风，这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很重要的问题。[12]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有力地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大讨论。
1978年5月30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等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提出要着重讲实事求是问题。指出：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的两个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主席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也不一致。总而言之，就是这么个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很容易被一些同志忘记、抛弃，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又指出：我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讲话稿中。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3]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讲话。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14]
1978年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下午，同胡耀邦谈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15]
1978年8月13日，邓小平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还指出：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16]
1978年8月19日上午，邓小平听取黄镇、刘复之关于文化部清查运动和工作情况的汇报。在谈到理论问题时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17]
1978年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听取吉林省王恩茂汇报。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8]
1978年9月17日上午，邓小平听取曾绍山等汇报。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19]
1978年9月20日上午，邓小平听取林乎加等汇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罗应怀、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曹中南汇报。在谈话中指出：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大队、小队都有特殊性，不能画框框，不能鼓励懒汉。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20]
1978年10月14日上午，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要这样，就是一个小企业、一个生产队也要这样。不解放思想，问题提不出来，也解决不了，生产上不去，生产率也提不高。叶帅说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甚至连按劳分配也有人说是错的。又指出：我在东北的讲话，可以在机关少数干部中先讲一讲。要让大家敞开思想讲话，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这有好处。要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真正做到三不主义。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讲话，错了不要紧，不要怕，这是难免的。过去我们在各个根据地，都是按照中央统一的方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结果都搞好了。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实事求是问题涉及四个现代化，涉及党风、民风。[21]
1978年11月，邓小平对谭震林应《红旗》杂志约稿撰写又遭拒登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作出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刊登了这篇文章。[22]
1978年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思想路线问题。
1979年7月2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白如冰等，并听取白如冰关于山东工作的汇报。在讲话中指出：思想路线非常重要。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靠引用几句话，不可能有现在的路线政策，经济不可能搞上去。[24]
1979年7月29日上午，邓小平接见在青岛出席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5]
1979年8月9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陈伟达等，听取陈伟达的汇报。在讲话中指出：我要讲的还是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中央各部门需要解放思想，地方也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能量可大了。发展生产力，不解放思想是不行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增加人民收入，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否则讲过来讲过去，穷得很，有什么优越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是在《光明日报》登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越争论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26]
从以上回顾中，我们仍然深深地为邓小平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所震撼，为他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勇于担当、不畏风险的战略家气魄所折服，为他善于在问题如山、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打开工作新局面的高超领导艺术所鼓舞。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抓住了思想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就抓住了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践证明，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启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整个拨乱反正的先导，也成为整个改革开放的先导。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我们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标志着我们党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1979年1月，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世界风云人物。《时代》周刊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序言中说：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壮举！
注释：
[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55页
[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57页
[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57页
[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58页
[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59页
[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62、163页
[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70页
[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182页
[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203、204页
[1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209、210页
[1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222页
[1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271、272页
[1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19、320页
[1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21、322页
[1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45、346页
[1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57页
[17]《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59、360页
[18]《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77、378、379页
[1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80、381、382页
[20]《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387页
[21]《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01、402页
[22]《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44、445页
[2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450页
[24]《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539页
[25]《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540、541页
[26]《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册第5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