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5月，洪秀全带着苦闷与徬徨，来到三十里以外的莲花塘李氏宗祠去教书。初夏的一天，洪秀全的表兄李敬芳，来到莲花塘村塾探望他。两人都是私塾老师，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了。谈话之间，李敬芳说道：“好久不见了，不知你又搜集了多少奇书，那时候的许多好书都是我们一起看的，如今可不要私藏啊。”
洪秀全笑着说：“有书当然要一起读了，怎么敢私藏呢，几年来也没得几本好书，我的书都在这里，你自己看吧。”
李敬芳随手翻开书箱，找来找去，忽然发现《劝世良言》，不明内容，便问道：“这本《劝世良言》倒未曾见过，不知是一本什么内容的书？”
洪秀全接过书一看，便回答说：“这还是前些年在广州，从洋教士手中偶然得到的，大概有六七年了，是一本宣讲洋教的书，内容未曾细读过，无以为教了。”
李敬芳一听是洋教的书，很好奇，临别之时，就借走了这几本书。几天以后，李敬芳来还书，并对洪秀全说：“这本《劝世良言》内容新奇，同中国的四书、五经之类大不相同，很值得一读。”《劝世良言》全书共有60多篇短文，其中26篇是从《圣经》中翻译和摘编的，其余都是作为宣传教义的教材而编写的。有的内容是梁发摘录一段经文，再加进去一段中国风俗人情，最后由由英籍传教士马礼逊本人审定。
1807年伦敦差会派马礼逊来中国传教，进入广州不久后，便开始把《圣经》翻译成汉文，并印刷了两千部，为在中国广泛传教布道作准备。梁发是印刷工人，后来受雇于伦敦布道会，受到洗礼后加入了基督教，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基督教会员之一。
《劝世良言》主要宣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平等思想是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一种幻想。对于洪秀全来说，早就想跻身于统治层中去，无非是想觅取一个和地主阶级权力上的平等，尽管这个权利是建立在对贫苦农民极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对于当时的一个封建儒生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这种争取权利的欲望破灭后，便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即对封建统治权利的不满，而平等思想就成为了向地主阶级夺回权力的一种武器，这是洪秀全最容易接受的。
《劝世良言》里还有些内容打动洪秀全的心，例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包庇睿智开广，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二神，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都拜这两个神像吗？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啊？”这段话像一根针刺痛了洪秀全，他不就是醉心于仕途，年年求文昌、魁星庇佑，而屡次应考不都落了第吗？在《劝世良言》的启迪下，看清了“大成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的本质，早已萌生的反叛之心受到“唯一真神”的鼓励，因而以极大的魄力，毅然抛弃了作为中国二千多年封建主义精神支柱的孔教，并与自己固有的儒学伦理相决裂，接受了唯一真神皇上帝，走出了觉醒的第一步。
洪秀全接受了《劝世良言》的说教之后，便决心要建立拜上帝会，按照书中所说的入教程序，首先必须接受洗礼。洪秀全和表兄李敬芳一同来到郊外，面对着朗朗青天，跑下来，按照《劝世良言》中所描述的宗教仪式，把从河中取来的清水相互洒在头上，自行洗礼，对天祈祷，并许愿：从此以后，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恪守天条，皈依上帝。从此，拜上帝的信念始终支配着他，并幻想着通过宗教宣传来改善社会道德，以救国、救民、救世。不久，洪秀全返回本村，向亲友宣传崇拜偶像的愚蠢与罪恶，信拜上帝的必要。他的密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与他有相似的经历，一同研读《劝世良言》，接受了洪秀全的宣传，并请他施行洗礼。冯云山生于1815年，比洪秀全小一岁，家住花县禾落地村，和洪秀全是同窗好友。
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是想以教治道，用基督教的道义，即平等思想、劝人为善等等，来改造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洪秀全认为得到《劝世良言》这本书，是上天的安排，对书里面的内容深信不疑。不论书中有多少消极错误、唯心理论，但他把这些和传统孔教放在一起比较时，就成为了他所追求和信仰的东西了。如对皇上帝绝对服从，绝对承受其思想的奴役和肉体的奴役，他也都继承了下来。
洪秀全在吸收冯云山、洪仁玕入教时还写过一首诗：
神天之外更无神，
何故愚顽假作真？
只为本身浑失却，
焉能超出在凡尘。
表现出对敬拜上帝所表示的决心和虔诚。洪秀全和李敬芳在建立拜上帝会时候，铸造了两把宝剑，剑上写有“斩妖剑”三个字，誓要拿剑斩妖除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