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梁
提及“红顶徽商”，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胡雪岩，然而早在乾隆下江南的时代，就有一位前辈“以布衣上交天子”，令后来者难望项背，他就是江春，第一代红顶徽商。江春以文人雅好见幸于乾隆，因皇恩浩荡红极一时，但他终究也难逃“伴君如伴虎”的魔咒。
红顶商人“贾而好儒”：交四海之友，贩八方之盐
士农工商，士居其首，商居其末。纵是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也难免为跻身士人阶层蠢蠢欲动。把持两淮盐业这块肥肉的徽商，尽管鼎盛之际富可敌国，却更喜欢标榜“东南邹鲁”的雅号，千金虚掷只求一个“贾而好儒”的名声。
江春生于儒商之家，自祖父一辈迁居扬州，两代熬成盐业大亨，可见颇有经商基因。但他的第一选择仍旧是入仕，追随名师学诗作文，可惜他科场运气不佳。屡试不第后，江春无奈子承父业，经营家传字号“广达”。
尽管名落孙山，但多年书香浸淫并非没有成效，江春的诗作颇有名气，与康乾之际誉满淮扬的程梦星齐名。清代大才子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记载一桩趣事：“余游黄山，携曹震亭、江鹤亭（江春）两诗本作印证。以为江乃巨商，曹故宿学；以故置江而观曹。读之，不甚慊意，乃撷江诗，大为叹赏。”能被袁大才子夸赞“心胸笔力，迥乎寻常”，想来也非浪得虚名。
才高八斗又腰缠万贯，江春自然成了文人圈子的核心。他坐拥大片园林，经常召集诗人墨客齐聚一堂，吟诗听戏，畅游山水，时人回忆，他“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其座上宾之中，不乏扬州八怪、袁枚、蒋士铨等名流，正所谓“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当然，江春毕竟是一个商人，款待文人自是雅趣，但追逐利益也是本能。那些醉心江南风雅的朝廷命官更是他结交的贵客，譬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此人是纪晓岚姻亲，对藏书、金石、经学皆有研究，常与江春赏花观戏、鉴别书画。乾隆南巡之时，也对江家的脱俗品位赞许有加。
凭借文化造诣混熟了官场与文坛，江春在商业上的纵横捭阖就有了保障。
盐业在明清之际堪称经济命脉之一，国家历来看重，因而对盐商把控甚严。两淮盐业发达，朝廷难以事无巨细地管理，所以选拔一名总商，承揽运销业务、平衡商户之间的势力、缉察贩卖私盐罪行，由于江春“经商扬州，练达明敏，熟悉盐法”，从而“司鹾政者咸引重，推为总商”。
如此一来，他就肩负上传下达的重任，盐业政策随年景不同因时而变，也须盐政官员与总商谋划。江春熟悉扬州市场，精于算计，在决策时举足轻重，后人赞之“才略雄骏，举重若轻，四十余年，规划深远”。况且，两淮巡盐御史赴任前，乾隆也常叮嘱“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大权在握，还有皇帝的背书，各路盐商对江春又敬又畏，到了“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的地步。
在掌权的四十余年里，江家积攒了多少财富，恐怕无人知晓，但从他每逢战事动辄捐银百万来推测，绝非一个小数目。另有时人记述，“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嘻笑而呼叱之”，盐业总商之富，可以窥见一斑。
以布衣上交天子：乾隆身边的陪玩红人
虽说协助朝廷管理盐务实乃大功一件，但真正令江春跻身“红顶商人”之列的，是乾隆南巡之际的陪玩业务。纵使乾隆现今经常被讥笑为“农家乐审美”，但他也深知江南风景远胜北国。自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皇帝六度巡幸江南，名为督办河务、体察民情，实则大半时间流连山水之间。
天子南巡，排场怎能马虎？御驾所经之处三十里以内，文武官员皆应身穿朝服前来接驾，由鸿胪寺事先演习迎送仪式。耆民老妇、绅补生监跪伏恭迎，八十岁以上老翁老妇穿黄布或黄绢外褂，手执高香跪接。扬州等繁华之都，还要在河道设龙舟灯舫，营造“巷舞衙歌”之盛景。这些奢侈花销，自然有人买单，最积极的莫过于两淮盐商，时人称之“捐输报效”。江春就是捐钱的急先锋，频繁为天子巡幸筹款，每笔皆百万银两以上，以至于“其家屡空”。这笔政治投资物有所值，他被赐内务府“奉宸苑卿”、布政使的官衔，加级诰封至光禄大夫，并赏戴孔雀翎，成为毫无疑问的“盐商之冠”。
然而，“以布衣上交天子”仅靠挥金如土是远远不够的。江春得宠，胜在“会玩”，乾隆的雅俗品味，他都能摸透。且看这一则记载：
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着大桃一枚，硕大无朋，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
为了令皇帝耳目一新，江春与众盐商可谓费尽心思，传统的听戏唱曲不足为奇，那就在湖景之中搭戏台，寿桃、烟火皆艳俗，但皇帝就欣赏这个排场。
乾隆鉴赏能力有限，但对名人书画却情有独钟，江春投其所好，在自家园林康山草堂伪造了董其昌书法，专伺皇帝辨伪。乾隆果然中计，得意洋洋指出江家藏品的讹误，又御赐墨宝以代之。
最后一次南巡时，乾隆帝兴致勃勃故地重游，顺便“瞻仰”一下自己的大作，还赋诗一首：“草堂前度辨其假，今觉对山亦未真。更仿董书为题额，他时应有识真人。”更欣然令随行文人记录来龙去脉：
旧有康山草堂四字额欵，署董其昌书。然笔法实不
类，因仿董法重书四字赐之。庚子南巡有即事诗辨其伪，兹重游康山，见有对山楼，亦署董书，而伪更甚，因复仿董法书额以赐。
其实，江春三番五次邀请扬州八怪、袁枚等人来此宴饮，会对名家伪书熟视无睹吗？个中原委，一猜便知。
在曲意逢迎之外，江春为讨皇帝欢心，还有过令乾隆震惊的壮举。《清稗类钞》记载：乾隆巡幸扬州，有一次到大虹园玩，看见当地景致，对左右说：“这有点像北京南海子的琼岛春阴，就是缺一座塔。”江春听说之后，重金贿赂乾隆的近侍，弄到了北京那座塔的图形，然后召集工匠照着施工，一整夜抢工，竟然就把塔给造起来了。次日乾隆又来玩，看见一夜之间多出来的塔，大吃一惊，上前检查，发现是真材实料，不由感叹盐商真是有钱。这一轶闻在扬州流传甚广，还衍生出“以盐筑塔”等多个版本，虽说真伪待考，但足见盐商之心机与能量。
此等挖空心思的陪玩达人，乾隆青睐有加，历次南巡几乎都要在江家园林游赏一番。江春携幼子接驾，乾隆“抱至膝上，摩其顶，亲解紫荷囊赐之”，恩宠备至。有了皇帝撑腰，江家逐渐登上了繁荣的顶峰。
忠君爱国捐银千万，身后难知“皇恩浩荡”
伴君如伴虎，皇帝的喜怒无常、朝臣的欺凌弹压、众商的艳羡嫉妒，对于处在风口浪尖的江家而言，无一不是致命威胁。为了保住红顶商人的殊荣，江春只能处处逢迎圣上，但天子毕竟无法年年下江南，为了刷出存在感，江春只能不停向朝廷“上贡”：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十寿诞，捐银二十万两；三十八年，金川用兵，捐银四百万两；四十七年，黄河筑堤，捐银二百万两；五十三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捐银二百万两……根据《两淮盐法志》记载，江春先后与人合捐白银一千一百万两，数目之巨，一时无人可与之比肩。
如此大额的“报效”银两令乾隆喜上眉梢，他数次特令开恩：“纲盐、食盐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二年为限。”这样一来，江春相当于吃了皇帝的回扣，又赚回不少私房钱。盐政官员自然对这种小把戏了然于胸，道光年间整顿两淮盐务的陶澍一针见血指出了这项制度损公肥私的弊端。
皇帝心知肚明，也不时敲山震虎。早在乾隆十三年，漕运总督周学健贪污一案东窗事发，江春就被卷入其中，捐银十万两赎罪。乾隆三十三年的两淮盐引案几乎令江春名誉扫地，以他为首的六大盐商被革职查办，贪污金额多达千万两白银。
江春原本在劫难逃，没成想名士风范救了他一命，据袁枚记载：“公慨然一以身当，廷讯时唯叩头引罪，绝无牵引。上素爱公，又嘉其临危不乱，有长者风，特予赦免。”说句题外话，两淮盐引案的另一主角，就是与江春雅趣相投的卢见曾，此君也不是省油的灯——纪晓岚由于为他通风报信而被贬新疆，而替他平反的是刘罗锅之父刘统勋。
两淮盐引案令江春等盐商欠下朝廷千万两之巨，此后历次捐输报效又献银千万两，纵使盐商富甲天下，也难免导致巨额亏空。乾隆为了展现皇恩浩荡，谕令“朕怜江广达家产消乏，加恩赏借库银三十万两，令其作本生息，以为养赡之计”，后世多称之为“万岁爷的本钱”。殊不知皇帝的赏钱最难拿，江春战战兢兢了一年，回馈圣恩：“一年利银两万六千两，为数过多，恐造化浅薄不能承受，恳求转奏每年愿缴银一万两充公。”这一来一回，相当于帮皇帝理财，而且只准赚不敢赔。
江春主持大局之时，尚能保证收支，但他在乾隆五十四年病逝后，江家的局面就很微妙了。四年之后，江氏一族陷入窘境，乾隆颁旨道：
江广达充当总商有年，办理公务尚为出力。今念伊继子生计艰窘，自当量加轸恤。江广达旧有康山园一处，本家无力修葺。著传谕董椿，即令众商出银五万两承买，作为公产。其银两即赏给江振鸿营运，毋庸起息。
红顶商人刚走，乾隆就借口抚恤将私家园林收为公产。道光年间，陶澍整顿盐务，追查旧账，盘点出历朝欠银四十万两，以此为由大肆抄家。区区四十万，与江春捐输千万相比，实为九牛一毛。帝王身边红人，往往落得后代遭殃、颜面扫地的下场。
当然，昔日第一红顶商人，早已看不到身后的家族惨剧。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乾隆爷的玩伴，胡雪岩的先驱，第一代红顶徽商江春》，作者：安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