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三百七十年前（1678年3月23日），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但6个多月后，就在重病中永远告别了他的“大周朝”，他本人也成了康熙“英明神武”的背景板。但事实上，三藩之乱从发生到结局，都谈不上“历史必然”，吴三桂不是必反，也不是必输。那么，假如当年赢的是吴三桂，后世史书上对这个样本式的“大奸大恶之徒”，又会如何书写呢？
吴三桂一生，做过四件大事：抗清、降清、剿杀南明、叛清，一辈子像是折返跑，经过这些折腾，收获盖棺论定的帽子两顶：“汉奸”“反复无常”。但其实透析他的一生所为，与其把他定性为一个极品渣男，倒不如说他只是一个不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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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吴三桂生平的第一件大事：抗清。
在引清军入关之前，吴三桂是崇祯朝著名的“忠臣孝子”。17岁那年，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八旗军包围，吴三桂仅仅带着20名家丁闯重围救父，一战成名，成了举国最闻名的少年英雄——当年霍去病首次带兵出塞也是17岁，因此吴三桂的横空出世，让大明仿佛看到了救世主。
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松山惨败之后，吴三桂成了大明朝在辽东最后的指望。皇太极曾两次亲自写信劝降，一边劝吴三桂审时度势，“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一边许以高官厚禄，“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可谓给足了吴三桂面子，而信中对时局的分析也很透彻。可吴三桂非但不降，也没有率军逃入关内，反倒以劣势之军主动向清军发动进攻。在当时的大明朝，还能有谁比吴三桂更忠勇，更像一个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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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件大事：降清。这应该也是吴三桂“汉奸”得名的主要原因吧。
当时的形势是，李自成兵困北京，吴三桂勤王未果，崇祯帝自缢殉国。此时，如果你是吴三桂，你会怎么办？
其实，作为没有任何战略腹地和后勤补给的一城孤军，选择无非两种：降李或降清。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降李就比降清更高尚，要知道，李自成才是导致崇祯死亡的“直接凶手”，在当时的伦理纲常下，比清军更加“不共戴天”。
吴三桂最初确实考虑过降李，但后来因为李自成那边的失误，包括刘宗敏霸占陈圆圆，吴三桂又改主意了，最终决定降清。
关于吴三桂改主意降清，大体说来有三个批评，但基本都没有什么过硬的道理。
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那是文学家的夸张和以偏概全，吴三桂降李本就是利益权衡计算后的无奈之举，他对大顺军毫无政治上的认同，陈圆圆一事更多只是起了一种催化作用。更何况，吴三桂“大丈夫在世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面目立于世上？”这句话真的有错吗？
说吴三桂反复无常，那是为骂而骂，全然脱离了历史情境。李治安先生在《吴三桂大传》中说：“吴三桂处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他的心情既复杂而又动荡不定。心理、感情、性格上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他作出选择。”与其说吴三桂反复，不如说李自成、刘宗敏因小失大，最终把吴三桂推向了清朝一边。
再说，在那个时代，比吴三桂更反复更无耻的大明臣子太多了，大多数文臣是闯军来则从闯，清军来则从清，短短一个多月就两次改换门庭，哪里有任何政治道德可言？而吴三桂至多只是在最后关头改变主意而已，因为他毕竟还没有降李。
说吴三桂是“汉奸”，就更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如前所述，吴三桂是清入关前明朝在辽东最后一个降清的人，对大明已是仁至义尽，在某种基于民族主义的严苛定义下，吴三桂或许可以算得上“汉奸”，但试问，在清军入关之后，从北京到南京这一路闪电式地进军，除了史可法等寥寥几位忠臣，什么左良玉，什么江北四镇，什么东林复社，什么各地守土有责的文臣武将，哪个不是一触即溃？最后大多都降清做了“汉奸”。而他们降清的缘由，又有哪个比得上吴三桂的情非得已和情有可原？你说钱谦益？嗯，跳河怕“水太凉了”和舍不得柳如是确实是一个降清的有力理由。
况且，吴三桂降清伊始，未必就是铁了心打算做“汉奸”，他一开始的想法很可能只是借清军入关消灭大顺军，而后南明以疆土酬谢，两国划黄河而治。吴三桂在所谓的“请降信”中，是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
事实上，当南明君臣听说了吴三桂借兵讨贼捷报频传之后，无不兴高采烈，“举手加庆”，把吴三桂看成了再造社稷的大英雄，把他比作借兵沙陀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弘光帝朱由崧夸“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还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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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第三件大事：剿杀南明。
从幻想借助清军光复大明，到甘做大清臣子并为大清剿杀南明，吴三桂的这一转变，部分出于时势的裹挟，部分出自他个人权欲与野心的计算。从这个角度而言，可以说吴三桂是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他的效忠对象崇祯帝身亡后，他的忠明思想逐渐削减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精密的利益计算和权欲膨胀。
既然是大清臣子，吴三桂参与剿杀南明政权其实也并无不妥，此一时彼一时罢了。事实上，吴三桂一开始的战争对象主要是李自成的大顺军，从北京一路追杀到李自成在九宫山遇袭身亡。
吴三桂剿杀南明政权的主要战场是西南，特别是贵州和云南。吴三桂这一生最无法自圆其说、最厚黑、最无耻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这段经历的尾声——逼死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
吴三桂擒获了流亡缅甸的永历帝，按惯例，凡俘获或投诚的明宗室重要人员，一律解送北京再做处置。吴三桂此时的身份已是大清臣子，如果这样按照规则办事，后人本来也无话可说，但吴三桂竟然主动奏请朝廷，就地处决永历帝。他的理由是，从昆明至北京路途遥远，地方上还不那么安宁，万一途中被劫，谁也负不了这个重大责任。
李治安先生在《吴三桂大传》中分析说，吴三桂主张就地处死永历，一来可以保全已获得的功劳，二来可以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疑。
这些全部都是基于自身利害的利益计算。不过吴三桂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更接近一个“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如果击溃南明政权的最后希望，还能推说是“职业行为”，但捕获永历帝，不求你“枪口抬高一寸”，为何还要主动做加法？永历帝如果押送北京，虽然活命机会不大，至少还可以多活一年半载吧。
据《清史稿·吴三桂传》载，永历是被弓弦勒死的。勒死永历父子后，吴三桂还命昆明知县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他们的尸体烧化，然后尸灰四扬，彻底毁尸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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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件大事：三藩之乱。
吴三桂后来又反清，于是被戴上反复无常的帽子。但我不得不说，这可能又是一个言过其实的“黑点”。
吴三桂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反”的。
按照吴三桂的人生规划，他极可能并没有反清称帝的野心，他的目标是世守云贵，让他吴家的子孙后代一代代承袭“平西王”，这并非没有先例，吴三桂一心想要仿效的就是他在剿杀南明时打过交道的云南沐王府。
顺治和多尔衮多次表示永不撤藩，使藩王与清朝相始终的决心，这些还都写入了赐封的金册之中，而康熙的撤藩决定有点“背信弃义”的意思，且操之过急，如果待吴三桂等老一辈去世，趁第二代年轻，威望不重，再行撤藩，可能也就没有“三藩之乱”了，吴三桂的罪名也就不会再加上一条“反复无常”了。
吴三桂起兵前，头戴方巾，身穿素服，在永历陵前亲自酹酒，三呼再拜，恸哭不止。熟悉内情者自然会觉得吴三桂过于虚伪，但按照《吴三桂大传》一书的解释，吴三桂的眼泪并非全然不真诚，“三桂的这番举动，是对他降清后所作所为的自我否定。人往往在遭到重大挫折或失败时，才反躬自省，发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三桂的前程由于撤藩而毁弃，实为他一生中重大挫折，这才‘觉今是而昨非’，否定自己的过去，重新缔造未来”。
但试想，如果当初永历不是死于吴三桂之手，吴三桂此次起兵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借助反清复明力量上，将会更加得心应手，更不会背上“虚伪”之名，而这也是他自作自受了。
如果说吴三桂起兵前的梦想只是让“平西王”世代相传的话，起兵后他的政治野心显然大大膨胀，开始有了当皇帝建立新朝的想法。很多人建议吴三桂，应奉大明朝为正统，寻访明朝宗室，明确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将会更充分地发动台湾郑经等“复明势力”，形成更强大的统一战线，但这一建议却被吴三桂以及他身边那些渴望做开国功臣的近臣所否决。
假使吴三桂反清成功，开创新朝，多半会摇身一变成为汉族英雄，像“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那样名垂青史也说不定。毕竟，天下人的“思明”之心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汉”之心。按照帝制时代的一贯套路，还会阐发出很多诸如吴三桂深入敌营三十年，泣血隐忍苦心孤诣卧薪尝胆密图恢复的感人故事。
综上，假如回到吴三桂生活的明亡清兴之际，我们可能会发现，吴三桂以这样的形象在历史中定格，实在是由于他始终立于时代潮头，过深地介入了明亡清兴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以至于无所遁形，被迫要为许多并非他个人所能承担的时代之恶负责。
知乎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脑洞问题：“吴三桂反清若成功，历史书将如何描述他的经历为其洗白？”有网友模拟吕思勉的笔调说：“周太祖以两度反叛，反复无常名。引女真入关、弑桂王于滇亦其人也。然朱明末世，积弊难除，百端难理。女真又英主迭兴，中原沦陷，剃发易冠，此其艰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虽有污名，亦不负其威名焉。”
“虽有污名，亦不负其威名焉”，声名狼藉的吴三桂与这句盖棺定论之间，只有一道细细的红线。
（本文选自“搜历史”公众号，文章原名《假如当年吴三桂成功了，今天的历史书上会怎么写他呢？》，作者：张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