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历史上汉匈两大民族关系，经历过什么样的曲折起伏？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个不同民族之间有过怎样的碰撞、冲突、争斗与磨合？又是怎么从战争、敌对走向和平友好的？昭君出塞和亲的来龙去脉、始末缘由又如何？
（一）匈奴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宋·欧阳修《明妃曲》
匈奴族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游牧部族，居住在北方，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衰落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从东汉初分裂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北匈奴西迁，族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在大漠南北活跃了三百多年，其后又在中原地区活跃了约二百年，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曾发生过较大影响。
从远古时代起，历来的民族关系，既有“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毛泽东《读史》词中语）的兵戎相见，也有牛马布野、炊烟袅袅的和睦相处。
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占有极为突出的重要地位。提起汉匈关系，自然不能不了解匈奴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而要了解匈奴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不妨从冒顿（音墨读）作鸣镝杀父自立的故事说起。
匈奴是中国北方一个剽悍雄强的游牧民族。其领袖头曼单于，乘秦末中原动荡之机发展壮大起来。
头曼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来头曼宠爱的一位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头曼想废掉冒顿立这个小儿子为太子，就送冒顿到月氏（音肉支，西北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去当人质。冒顿去月氏当人质之后，头曼便急急攻打月氏，这一来月氏就要杀死冒顿，冒顿偷了月氏一匹好马，骑着逃回了匈奴。头曼很欣赏冒顿这种胆壮气豪的表现，就让他统率一万骑兵。
冒顿制造鸣镝（响箭），用来训练约束他的骑兵射箭，下令说：“我的鸣镝射什么，如有不跟着射的人，就杀头。”冒顿与其部众出猎鸟兽，发现有不跟着鸣镝所射目标去射的人，便杀掉。不久，冒顿用鸣镝射自己的好马，手下人有不敢跟着去射的，冒顿马上杀了他。过了些时候，冒顿用鸣镝自射其爱妻，手下有人很害怕，不敢跟着射，冒顿又杀了他们。又过了些日子，冒顿外出打猎，用鸣镝射单于的良马，手下人都跟着射。这时，冒顿知道他的部下可以用了，他便跟随父亲头曼单于出猎，用鸣镝射头曼，他的部下都跟着放箭。射死了头曼，又全部杀了他的后母和弟弟以及不听从他的那些大臣。于是，冒顿自立为单于。
当时东胡（我国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强大，听说冒顿杀父自立，便派使者对冒顿说：“我想得到头曼时号称千里马的那匹马。”冒顿问群臣的意见，群臣都说：“这是匈奴的宝马，不要给他。”冒顿说：“怎能与人相邻而吝惜一匹马呢？”便把马送给了东胡。不久，东胡以为冒顿惧怕他们，又派使者说想得到单于的一位阏氏。冒顿又问左右，左右都发怒说：“东胡无道，竟敢索求阏氏！请派兵攻打他们。”冒顿说：“怎能跟人家做邻国而吝惜一个女人呢？”就选取了一个心爱的阏氏送给东胡。东胡王更加骄傲起来，提出要边境地区的欧脱（双方边界中间的缓冲地带）荒地。冒顿又征询群臣的意见，有人说，这是荒弃之地，可以给他们。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送给别人！”于是就把那些说可以送的人都杀了。冒顿上马，下令国中有后退者斩，挥师向东，袭击东胡。东胡起初轻视冒顿，没有防备，冒顿兵至，大破东胡，掳掠了他的民众和畜产。从以上这几个故事，可以窥见冒顿和匈奴人性格气质之一斑。
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地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我国北部，以大漠南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隶制政权。它的政权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直辖匈奴中部）；二是左贤王庭（管辖东部）；三是右贤王庭（管辖西部）。单于是匈奴最高首领，单于以下，高级官吏依次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主管军政。此外有左右骨都侯等，辅佐政务，断狱听讼。
冒顿以铁血手腕所造就的匈奴，成为新建的汉帝国的北方劲敌和长期边患的根源。
（二）匈奴和汉朝之间的关系演变
自汉兴以来，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汉·班固《汉书·匈奴传赞》
汉匈关系的发展可分几个阶段。
汉初采取和亲政策，以忍让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
早在战国时期，匈奴的骑射部队就不时侵入中原地区。秦始皇统一之后，曾派大将蒙恬率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冒顿单于即位的公元前209年，正是秦二世元年，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冒顿统领下，向西打跑了月氏，向南吞并了楼烦和白羊河南王（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全部收复了当年秦朝派蒙恬所夺去的匈奴土地，与新建的汉朝以原河南（内蒙古河套以南）为界。
汉高帝（刘邦）七年（前200），匈奴兵围马邑，南扰太原，刘邦亲率大军三十万出击，至平城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中了匈奴的埋伏，被围七天，正赶上天寒雨雪，士卒冻掉手指的十有二三，最后用陈平的秘计才得以脱险。
高帝从平城回到长安，为如何对付匈奴的事忧虑苦恼，征询娄敬的意见。娄敬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于是提出了和亲的建议。按娄敬设想：高帝如果真的能把自己的长公主嫁给冒顿作妻子，并多多送上陪嫁的财物，匈奴一定会爱公主，立公主为阏氏。将来公主生了儿子必定作太子，接替单于。这样，冒顿活着，固然是陛下的女婿；冒顿死了，陛下的外孙就会作单于，哪里听说外孙敢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呢？这样可以不动刀枪慢慢地使匈奴臣服。高帝同意这个建议，但吕后死活舍不得把亲生女儿嫁到匈奴，日夜哭泣。于是只好另找一个宗室女儿冒名公主嫁给冒顿，派娄敬到匈奴缔结和亲的盟约，匈奴才稍稍停止侵扰。
惠帝、吕后以及文帝、景帝时期，仍然执行和亲政策。吕后时，匈奴越发骄倨，冒顿在给吕后的信里，竟有什么“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等悖慢戏辱之语。文帝、景帝时，匈奴恃其强盛，仍不断侵扰长城以南地区。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十四万骑兵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都尉，掳掠人民畜产甚多。骑兵侵入烧毁了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侦察骑兵窜到甘泉（在今陕西淳化西北）。闹得京师恐惶，文帝调发中尉周舍，朗中令张武，“车千乘，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又拜张相如等为大将军、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但逐出塞即还”，未能多所杀获。
面对匈奴咄咄逼人不时侵掠的态势，汉朝所采取的，是克制隐忍，极力维系和亲关系的政策。老上单于（冒顿子）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并且“与通互市”，“增厚其赂”，数次书信使节往还，“与匈奴约为兄弟”。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
汉朝所以对匈奴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与汉初所制定和执行的休养生息的总方针相一致的，并且是由这个总方针所决定的。因为汉初承秦末的凋敝和楚汉战乱的破坏之后，国力衰弱，亟须休养生息，无力大规模用兵；何况当时更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付异姓王叛乱和同姓王叛乱这样的内部问题。
这种和亲政策看来确乎有着某种委曲求全以至赎买的性质。然而它却换来了整体的和平和边境的相对安定，换来了国力的恢复和生产的迅速发展，换来了史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应当说，这样的政策是现实的、明智的。
武帝时期，改忍让政策为大力反击，深入穷追。
发展到武帝，汉朝社会经过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经过几代人的锐意经营，已经从秦末汉初的衰敝动荡中挺立起来，达到了政治上空前统一，经济上空前繁荣，文化上空前发展和国力上的空前强盛。以如此的实力为后盾，或者说为这样空前的实力所孕育、所支撑，作为这一盛世精神的体现者，汉武帝恰恰禀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雄才大略。
这种雄才大略的表现之一就是决定对匈奴大举用兵。武帝即位之初就立志北伐，并且根本改变隐忍挨打和赶走了事的防御战略，采取强力反击、长驱直入、穷追不舍的方针。元光二年（前133），伏兵三十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县）诱单于，目的是想消灭匈奴主力。可惜因为计谋泄漏没能成功。元光六年（前129），汉兵自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西北）四道并出，击匈奴于长城下。元朔二年（前127），汉将卫青取河套以南，置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元朔五年（前124），派卫青率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得右贤王人众一万五千人。元朔六年（前123）卫青率六将军十万余骑，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一万九千余级。
元狩二年（前121），武帝命霍去病领兵远征，自陇西出兵，过焉支山（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千余里，得首虏八千余级，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又过居延海，攻祁连山，围歼匈奴，得首虏三万余级，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众四万余人归汉。汉在两王故地先后设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从此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带无匈奴，匈奴与西羌的联系被断绝。
元狩四年（前119），根据匈奴居大漠以北，以为汉兵打不到那里的心理，武帝发动十万骑兵，加上自带衣粮和马匹随军出征的十四万人，再加步兵及转运者数十万，由卫青、霍去病率领，分两路穷追，约定越过大沙漠攻打匈奴。西路卫青从定襄出发，在漠北与匈奴大战，汉军展开左右两翼包围匈奴单于，单于自料打不过汉军，率残部向西北溃走，汉军追至颜山赵信城（约在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一路上俘虏斩首共一万九千人。东路霍去病从代郡出发，出塞两千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获胜，得首虏七万余，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临瀚海（或今贝加尔湖）而还。这次战役之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远徙，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廷。
武帝对匈奴用兵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经过几次重大战役的沉重打击，匈奴已是一蹶不振，长期以来汉朝北方边境地区所受威胁，到此基本解除。武帝时的汉匈形势，已经出现由匈强汉弱到汉强匈弱的重大逆转，由此，和亲也由汉朝主动变为由匈奴主动——元狩四年之役后，“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巡边，勒兵十八万骑以显军威之后，匈奴“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后元二年（前87），武帝崩后，《汉书》总结说：“前此者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育重，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欲和亲计。”
当然，武帝长期对匈奴用兵，代价也是巨大而惨重的：“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死亡）亦略相当”；“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自贰师（指贰师将军李广利）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
当时的汉匈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匈奴虽受重创，但并未被征服，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
（三）汉匈关系由战争向和平，由敌对向友好的转化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汉·班固《汉书·匈奴传》
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汉匈关系开始了由战争向和平，由敌对向友好逐渐地转化。
受到武帝所发动的几次沉重打击之后，匈奴虽显出颓势，但一时仍倔强不服。汉朝使节杨信劝告乌维单于：“如果想和亲，请把单于太子送到汉朝作人质。”乌维回答：“这不是从前和亲盟约的内容。按照以前盟约的规定，汉朝要经常派翁主嫁给我们，还要送一定数额的缯絮食物，以此作为和亲，而匈奴也不再扰乱汉朝边境。”狐鹿姑单于给汉朝的信上也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现在想和汉朝大开关市，娶汉家女子为妻，每年送给我们酒和酒一万石，谷米五千斛……像以前的盟约，那么我们就不劫掠汉朝的边境了。”就是扣留使节，也要求对等、相当。同时，还不时发动一些侵扰，如武帝征和二年（前91）“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昭帝始元五年（前82）“匈奴入代，杀都尉”，六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等等。不过，这时汉朝有了力量和准备，匈奴入侵行动得胜、获利的时候不多，越往后，“其侵盗益希（稀），遇汉使益厚，欲以渐至和亲”。
宣帝本始二年（前72），匈奴派使者到乌孙，要乌孙把汉朝的解忧公主送给他们。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昆弥，乌孙最高首领）上书求救。于是宣帝大发关东轻锐，选拔郡国官吏中有骑射技术的都从军，派遣田广明、范明友、赵充国等五将军，兵十余万，出塞各两千余里赴救，另派校尉常惠保护乌孙，发西域兵五万余从西方攻入。匈奴听说汉军大举出动，老弱奔走，驱赶牲畜向远方逃遁。五将军共斩杀俘虏两千四五百级，掠马牛羊七八万。常惠斩获单于的父辈、嫂子、居次、名王三万九千余人，掠马牛羊骆驼七十余万。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这年的冬天，匈奴壶衍单于亲自率领一万骑兵攻打乌孙，掳掠了不少老人和体弱者，在准备返回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雪，一天雪深一丈多，人员和牲畜多被冻死，返回的不到十分之一。这时，丁零（北方的少数民族）乘弱攻其北，乌桓（东北的少数民族）攻其东，乌孙攻其西。三国所杀共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更多。再加上饿死的，人民损失十分之三，畜产十分之五。匈奴势力大为衰弱，受其控制羁属的各国纷纷脱离、瓦解。随后，匈奴发生大饥荒，人民畜产死掉十分之六七。
接着，匈奴统治集团又发生内讧，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战局面。
为什么发生内讧？其缘由是：虚闾权渠单于（壶衍单于弟）从登位开始就废黜了颛渠阏氏，而颛渠阏氏与右贤王屠者堂私通，乘虚闾权渠病死之时，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合谋，立右贤王为握衍朐单于。握衍朐单于为人凶恶，尽杀虚闾权渠单于当政贵臣，又全部罢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以自己子弟取代。虚闾权渠的独生子稽侯（稽音鸡，音山）既不能代立为单于，就逃走到岳父乌禅幕那里。乌禅幕联合姑夕王和左部地区贵人共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他们发动左部地区军队四五万人，向西攻打握衍朐单于，握衍朐败走自杀。都隆奇又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数万东袭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单于留居单于庭。此时，西方的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王自立为车单于，乌籍都尉也自立为乌籍单于。这一来匈奴同时就有了呼韩邪、屠耆、呼揭、车、乌籍五个单于。
五单于相争，先是屠耆单于攻打车、乌籍，乌籍、车都败走，与呼揭单于合兵。乌籍、呼揭都去掉单于称号，合力尊奉车单于。屠耆单于又自率六万骑兵攻打呼韩邪，双方合战，屠耆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少子逃亡归附了汉朝，车单于投降了呼韩邪。呼韩邪取得胜利，又得以单于庭为都，但这时他的部众才有数万人。
其后，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左贤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进攻呼韩邪，呼韩邪被打败，逃跑，郅支单于进据单于庭。
此时的匈奴，由于先是受到宣帝五将并出的沉重打击，接着是严重自然灾害（雪灾）的摧残，再加周围属国的叛离攻伐，特别是五单于争立的内乱，已经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
呼韩邪败出单于庭之后，左伊秩訾王替呼韩邪谋划，劝说他称臣觐见，奉事汉朝，向汉朝请求援助，这样才能安定下来。为此，呼韩邪手下的大臣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多数大臣反对这样做，他们的理由是：“匈奴的习俗崇尚武力争夺而贱视为人服役，以马上战斗立国，所以能在百蛮当中享有威名。战斗而死，是壮士分内的事。现在兄弟争国，国柄不在兄就在弟，即使战斗而死，仍能保住威名，子孙后代仍可长做蛮夷诸国的盟主。汉朝虽然强大，现在还不能吞并匈奴，我们岂可搞乱自古以来的规矩，去臣服汉朝，损辱先代单于的威灵，被各国耻笑！纵然这样能求得安定，又凭什么再当蛮夷诸国的盟主！”而左伊秩訾则认为：盛衰强弱各有其时，现在汉朝正值强盛之时，乌孙等城郭诸国都成了它的藩属臣下。从且侯单于（汉武帝时匈奴单于）以来，匈奴日益衰弱，不能得到恢复；虽然苦苦挣扎，倔强支持，却未曾得到一日安宁。他特别把现实所面临的民族生存问题提醒大家，说明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比臣事汉朝更好的呢？
王公大臣们就此相互诘难争论了很久，最终呼韩邪作出了决断：听从左伊秩訾的意见，率领部众南下，靠近汉朝边塞，派遣自己的儿子入汉朝做侍子。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意参加正月正旦的朝贺活动。汉朝派车骑都尉韩昌迎接，于是呼韩邪“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呼韩邪请求留居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下，遇到紧急情况在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自保。汉朝派遣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领兵一万六千人护送，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西北）“留卫单于，助诛不服”。
至此，结束了八十多年来（从武帝元光二年算起）汉匈之间的敌对关系，匈奴内附，成了汉的藩属。
（四）昭君出塞和亲的局面是怎样导致的
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代代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
见呼韩邪遣子入侍，郅支单于也遣子入侍。第二年，两单于又都遣使者入朝贡献礼物。汉朝接待呼韩邪使者格外优厚。
开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投降汉朝，自己兵力弱小，不能再返回来，就率部众西进，击破乌孙、坚昆（国名，地在今俄罗斯萨彦岭西北叶尼塞河上游一带），降并乌揭（疑为匈奴一部，地在新疆塔城东北一带）、丁零，留在坚昆建都。郅支自以为离汉朝道路遥远，又怨汉朝护持呼韩邪，派使者上书求还侍子。汉朝派遣谷吉护送侍子西归，郅支竟将谷吉杀害。郅支自知有负于汉，又听说呼韩邪越来越强，害怕遭到袭击，就想远走高飞。恰好康居（西域国名，约在今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王因为屡次遭到乌孙困扰，想与郅支合兵取乌孙，郅支就被迎到了康居。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甘延寿矫发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在康居诛杀了郅支。
郅支被诛杀之后，呼韩邪“且喜且惧”。喜什么？因郅支被诛，政敌消除，再无后患；惧什么？怕的是郅支这支牵制汉朝的力量既不存在，自己在汉朝与郅支之间举足轻重的地位便没有了，而汉力威强，己身孤弱，担心倘或得罪汉朝，下场不妙。这种形势，促使他只有进一步倒向汉朝才能确保安全。于是元帝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单于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至此，中断了百年（从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的汉匈和亲关系又得以恢复。
不过，这次的和亲，与武帝之前的那些和亲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去强弱方逆转，主动方逆转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是一方上赶着一方，有求于一方，这次变成了双方有了共同意愿：双方都想友好相处，都不愿继续战争。
从匈奴方面看，这次和亲能否成功，关系到自元帝甘露三年开始的汉匈和平友好关系能否得到加强和发展。实质上说是关系到匈奴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他们痛切地意识到，长期和汉朝这样广大富饶、日益强大的国家和民族为仇作对，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他们的和亲要求是迫切的，也是真心的。
就汉朝方面看，他们从长期与匈奴既战又和、有战有和的历史关系中，也已深深懂得，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具有迁徙不定、来如云屯、去如鸟散的特点，而且雄强桀傲，想要用武力征服或镇服它是不可能的。拼举国之力，长驱深入，固然可以打败它，击垮它，但却没法征服它——而且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汉武帝对匈奴连年用兵所导致的国力虚耗以及它给百姓所造成的伤亡，对生产、生活的破坏人们是记忆犹新的，更何况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本来在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存在互需互补，就是在敌对状态下双方的关市仍然断绝不了就是有力的证明。正是这么多正正反反的经验教训使汉朝当局对呼韩邪的归附才有求之不得之感，对呼韩邪要求内附，要求和亲之举，才真心实意予以欢迎、接纳，优礼有加。
作为这两次和亲的决策者和主持人，呼韩邪单于既加强和巩固了汉匈间和平友好的关系，使自己的民族转危为安，又打破“自三代之盛，吴、越不与受正朔”（“正朔”指历法，“不与受正朔”即不肯接受中原中央王朝领导）的旧传统，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接受汉朝中央政权领导的先河，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汉元帝对于汉匈间的和好、联姻，所持的态度也是积极、诚恳的，所采取的政策是明智、正确的，他没有恃强抬价，而表现出一种宽大的风度。他们两位的历史功劳，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作为两族和解精神、和好意志代表者的呼韩邪和汉元帝，是他们为昭君此次的出塞和亲，搭建和铺设了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