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作为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联姻形式，并不始自昭君，但昭君出塞和亲却谱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不同凡响的一章。那么，是什么力量和契机促使这位出生南国的姑娘毅然走进塞北大漠的呢？她的选择，对中国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她传奇般的经历，与汉匈两大民族的命运又发生过怎样的干系呢？
（一）一次自请求行的“特例”
慷慨襟怀类请缨，红颜漫道总倾城。未妨异域埋香骨，赢得千秋不朽名。——清·张英《昭君二首》其一
粉黛何人怀远志？王家有女群中英。——当代·吕振羽《昭君坟》
在谈过汉匈关系的发展何以会导致这次和亲，以及这次和亲的决策者和主持者之后，就应该谈到这次和亲的担当者和主角之一的王昭君了。
和亲，向来是一种政治性婚姻，一般是由两国、两族或两个集团之间，出于政治、外交以及某种形势的需要而进行，它取决于国家、民族或集团的利益和最高统治者、决策者的意志，而承担者本人的意志和意愿是不在被考虑之列的。正是因为这样，才有汉高祖刘邦决定要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冒顿单于时，吕后却哭哭啼啼死活不肯，终于只得换了一个“宗室女”（皇族的女儿）冒充前去；才有武帝时派遣江都王建的女儿细君公主嫁乌孙（我国西部的游牧民族），因乌孙昆莫（乌孙王的名号）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唱出“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的凄楚调子；才有细君公主死后，汉朝又以楚王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昆莫之孙岑陬，“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境未得安”的结果。而这一次昭君的出塞和亲，固然取决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的意志这个本质没变，但由于汉匈关系的政治、军事形势，力量对比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加上具体承担者的出身和思想态度的不同，因而破天荒出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例外和亲承担者的意愿竟与决策者的意志不谋而合相一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容我们细细道来。
关于这次和亲的担当者和扮演了主角的王昭君，作为正史的《汉书》是这样记载的：《匈奴传》里说，“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元帝纪》里说，“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这里，“良家子”指出身清白人家的子女，按照《汉书》如淳注，即“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待诏掖庭”，“掖庭”指宫中房舍，居住嫔妃的地方；“待诏”指从郡国选拔来等待皇帝召幸的宫女；“阏氏”是匈奴单于妻子的名号。这样我们就知道：一、这次到匈奴去和亲的这位姑娘，既非皇帝的女儿，也不是诸王的翁主，甚至不是一般“宗室女”，而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的女儿；二、昭君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待诏掖庭的宫女；三、但是她嫁给呼韩邪是要做单于阏氏的。
汉匈这次恢复和亲，本是当时历史上一件极其郑重的大事，这从汉朝皇帝为此改年号为“竟宁”（一说，竟同境，竟宁，边境得以安宁之意；一说，竟者终极之意，“竟宁”就是永远安宁），匈奴给昭君“宁胡阏氏”的称号可以看得出来。但由于《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一位“和亲无益”论者，对此事记载过于简略，尤其关于王昭君，用笔还不如对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多，除了姓名、出身、身份之外，连她是哪里人、她对和亲的态度、出塞动机等这些重要问题都没交代。所幸，前史缺载，后史补记，在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里，对昭君出塞和亲一节，有了详明、细致、精彩的记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勑（同敕，皇帝诏令）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进奉天子曰御；妃妾接于寝曰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同影）裴回（徘徊），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后汉书》这个补记很重要，它使我们知道：第一，昭君是从遥远的南郡的一户清白人家被选入宫的，按如淳注“非医、巫、商贾及百工”的推断，很可能是当地农家的女儿，没有任何权势背景。第二，就一般世俗观念看，被选入宫，要算攀上了高枝，总是希冀能沾沐到皇帝的一些雨露恩宠，做个妃子娘娘什么的，能享荣华，光门庭。可昭君不是这样。她现实的遭遇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本来，封建社会的帝王，嫔妃姬妾成群，皇帝看得上眼的能有几个？而当时的嫔妃分十四等，昭君连最起码的嫔妃称号也没取得，只是以待诏掖庭的名义等待皇帝召见。所以她进入掖庭，就像进了金丝囚笼的鸟儿，只有被幽闭长门，寂寞老死的份。昭君正是尝够了这样非人生活的痛苦，预感到命运的可怕，才“积悲怨”，蕴蓄起挣脱牢笼的意念的。第三，正是以此为前提，当命运闪现一丝希望之光时，她才毫不犹豫地上前抓住：当呼韩邪求婚，元帝敕令“以宫女五人赐之”时，她“乃请掖庭令求行”！请注意，昭君在这里是主动请行，完全出于自愿。这一选择，非同小可，因为它决定昭君一生的命运走向。既是主动请行，那必定是在反复权衡出塞和在宫这两种前途之后作出的。她不能不考虑到，出塞和亲要面对朔北的苦寒，要面对异族异域生活风习的差异，要面对语言不通的困扰，特别是要面对无数未知变数的挑战：呼韩邪是个什么性情的人？周围的阏氏、王公大臣会对她持何种态度等等。所有这些，当然是苦的、难的，但比起没有丈夫（皇帝对像她这样的宫女来说可真是镜花水月），连做女人的正常权利都被剥夺的可怜可怕的生活命运和更悲惨的前景来说，又都算得了什么？更何况，嫁到匈奴，汉匈联姻，交和结好，对国家，对百姓，总是一件好事，总是一份贡献，何乐而不为！第四，要了解昭君和亲的动机和对和亲的态度，除从“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中解读之外，还必须联系她在临辞大会上的表现来看，把两者视为一体。她的“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说明什么？她为什么要这般着意打扮，为什么要作这番展示风采的亮相？一者，昭君要先声夺人，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二者，从“召五女以示之”看，昭君这样做又带有竞争入选的意图。然而更重要的，昭君这些表现包含着对被锁深宫的不满和追求奋飞的意志显示。她的“顾景裴回”，不是顾影自怜，而是自信自赏，自我肯定。在这样一种庄严的场合，敢于作这样一番表演，定要作这样一番表演，说明她的出塞和亲，不是无奈处境下的自暴自弃，而是存心有一番作为。
总之，从她的“积悲怨”，从她的自请求行，从她临辞大会上的所有表现，都处处可以看出，昭君确实是一位有主见、有胆识、有魄力，敢于把握自己命运，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非凡人物。从她这一切作为来看，她不愧被称为是一位奇女子！
讲到昭君的身世经历，有必要说一说一个流传很盛的关于毛延寿丑画昭君的故事。这个故事首载于晋·葛洪《西京杂记》一篇题为“画工弃市”的小说。这则故事说，汉元帝由于后宫的嫔妃宫女太多，一下子见不过来，于是便叫宫廷画工为这些嫔妃宫女画像，然后，他先看挂图，哪个中意，再按图召幸。嫔妃宫女们，为了得到皇帝宠幸，纷纷贿赂画工，多的用十万钱，少的也不下五万。惟独王嫱（昭君）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怀恨在心，故意把昭君的形象画得丑陋，使得纵然是天生丽质、容貌出众的昭君，也无缘得见君王一面。后来匈奴入朝，要求得到美人以为阏氏，这时汉元帝便按图指定昭君出塞到匈奴。等到临行的那一天，皇帝召见，看到昭君的美貌实为后宫第一，所有嫔妃宫女，没人可比，而且举止娴雅，善于应对。元帝心里十分后悔，感到可惜，而这时送给匈奴的名籍已定，考虑到难于失信于外邦，所以再没更换别人。事后，元帝严厉追究这件事，把害人精毛延寿斩首弃市，抄家时，抄出他贪赃的资产达巨万云云。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第一，这个故事完全属于一种子虚乌有的虚构，并非事实；第二，这个故事，是顺着汉曲“悲其远嫁”，认为昭君出塞和亲是一桩悲剧的思路而来，是为解释和回答像昭君这样一位天生丽质的美女，又有那么高的才情风韵，为什么却得不到皇帝的垂青和赏识而创造出来的，也是对历来宫廷黑暗和社会邪恶的一种揭示；第三，自从这个故事一出，便为有关昭君的传说与有关昭君题材的文艺作品，平添了多少波澜！它的情节、意蕴也不断发展，譬如从单纯的索贿不得而怀恨丑画，发展到奸谋点破玉容，特意在眼下画上一个“伤夫滴泪痣”以陷害昭君；从一个昧良心贪赃索贿的画工，发展到事发后携图（真图）潜逃，到匈奴卖国求荣，挑动匈奴单于大兵压境按图逼索昭君等等。虚构的故事却也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加深了昭君题材作品的思想意蕴，故为历代民众所津津乐道。
（二）促成昭君自请求行的环境与条件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汉·班固《汉书·匈奴传》
王昭君毅然作出自请求行之举，一方面固然是出于要摆脱老死宫廷的悲剧和把握自身命运这个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促成它的客观的有利的外在环境与条件。
有好多人，对于一个“待诏掖庭”的小小宫女，为什么能够和敢于作出出塞和亲这样的重大决定，觉得难以理解，常常会有“她知道匈奴是怎么回事，出塞和亲意味着什么吗”的问号。其实，如果了解了当时的有关政治环境，就会知道王昭君的思想和行动并不莽撞。匈奴自汉武帝时受到卫青、霍去病几次深入穷追的沉重打击之后，元气大伤，便常有与汉和亲之意。宣帝时，匈奴遭受雪灾，后来又发生五单于争立的内乱，更为虚弱，与汉和好、和亲的愿望更加强烈。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叩塞朝汉内附，在甘泉宫觐见宣帝，“汉宠以殊礼，位在诸侯位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汉匈的敌对关系至此结束。这次朝见，礼仪隆重，朝见之后，宣帝登上长平坂，“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这曾经是轰动朝野的一件大事，这事离昭君出塞只有十七八年。元帝永光二年（前42），呼韩邪单于与汉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缔结“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的友好盟约。此事距昭君出塞整十年。元帝建昭三年（前36），护西域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把与呼韩邪单于争立失败而逃到康居（西域国名）去的郅支单于斩首，驿车把他的首级送到京师长安，悬挂在蛮夷邸门。第二年，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示庆祝，并“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这都是离昭君出塞只有两三年的事。而据《后汉书·南匈奴传》所说“入宫数岁”推算，这时昭君已经到了长安，到了宫里，这些消息，这些事情，她自然可以听到和了解。这样，昭君至少可以知道：一、这时的汉匈关系已经大大改变，并且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二、从呼韩邪第一次叩关入朝到这次自己提出“愿婿汉氏以自亲”的要求，可以看出，这位匈奴领袖对于和亲是有诚意的。
此外，还有一个人一件事对昭君的选择起着榜样和鼓舞作用，这就是解忧公主的侍者冯持汉节行赏赐于城郭诸国（西域各建有城郭的国家），被尊为“冯夫人”的事。冯，原是解忧公主的侍从，她晓史书，会办事，曾经持汉朝符节充当公主的使者，巡行赏赐西域各城郭国，深得各国的敬重和信赖，号“冯夫人”。她后来做了乌孙右大将的妻子，而右大将和当时袭杀乌孙狂王而自立为乌孙昆弥的乌就屠很要好，汉都护郑吉就派冯夫人劝说乌就屠投降汉朝。乌就屠提出愿得汉朝一个封号的要求。为此事宣帝召见冯，亲自了解情况，派谒者、将尉护送冯。冯夫人锦车持节，以皇帝的诏命要乌就屠到赤谷城（乌孙的首都，当今中亚吉尔吉斯伊塞克湖东南之伊什提克），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都颁赐汉朝印绶。之后，元贵靡病死，其子星靡代为大昆弥，为人懦弱。冯夫人上书，自告奋勇，愿意出使乌孙，监护星靡。汉朝就委派了她，并派人护送。冯这段传奇经历，昭示昭君：只要有志气，到塞外异域，同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比关在金丝笼子里，老死宫墙有意义得多。
说到这里，还必须加上一条：昭君这样一个普通宫女，能有机会接受如此重大的和亲任务，还和汉朝当局总结自高祖刘邦以来遣送公主和亲的经验教训有关，看出派娇生惯养的金枝玉叶出塞，一来受不了远嫁异族这份委曲，二来吃不下塞外风霜之苦，往往是悲悲切切，效果不佳；反倒是有些侍女会有意想不到的出色表现——就像冯。所以到元帝这次和亲时，就再没坚持从公主或宗室女中去找，而是选取了个普通的掖庭宫女。
（三）昭君出塞路线和到了匈奴之后
“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
——南北朝·庾信《昭君词应诏》
“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
——元·张翥《昭君怨》
昭君慷慨请行之后，从长安到匈奴单于庭，她出塞走的是什么路线？一路之上情形如何？这些因为当时记载简略，都史无明文。匈奴史专家林干先生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对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塞，汉朝派兵沿途迎接和护卫所历七郡的考订，精心绘制了一份“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下面我们就借助此图和林先生所作说明略为介绍。
胡三省考订呼韩邪入塞所经路线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至长安。那么昭君随呼韩邪返回漠北，自然也是取这条路线，即从汉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出发，先过左冯翊（在长安东北），然后往北地（今甘肃庆阳县）、上郡（今陕西榆林县）、西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而至五原（今包头市）。而这条路线，基本上是秦朝所开筑的直道。
过了五原之后的行进路线，是出五原向西走，至朔方郡的临河县（今内蒙古临河市东北），渡北河（今乌加河）再向西北方向出高阙（今石兰计山口），越过长城，便离开汉地，进入匈奴所管辖的地区了。
进入匈奴草原之后，要到达漠北的单于庭（约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其间还有很长的路程，历史文献资料更少，只能做大体设想。
从高阙越过长城之后，即处于阴山山麓，由于从阴山北进至单于庭的道路被瀚海（大戈壁）所阻，故不得不绕行至休屯。沙漠旅行，不能无水，故休屯井是他们前进中必须停留的第一站。从休屯井北渡车田卢水之后，朝西北通过夫羊句山峡进入范夫人城，这里可以说是昭君出塞后的第二站。从范夫人城东北向，直奔单于庭，原是捷径，同样由于瀚海沙漠的阻隔，只得继续绕道西行，沿浚稽山南小沙漠南缘向西，至涿邪山东南麓，通过涿邪径（即涿邪山山口），东北转向西浚稽山，或横跨西浚稽山或沿西浚稽山南麓东行，至姑且水南的小泽，这是出塞后的第三站。然后沿姑且水东岸北上，接安侯河（今鄂尔浑河）河源，沿该河东岸继续北上，至中游而止。这是瀚海大沙漠西北部的边缘地带。由此转向东行，就可顺利到达单于庭。昭君至此，便算是到了丈夫家。
至于路程上经历的种种情景，史料更少涉及，不过这倒给后来的诗人、艺术家以广阔的想象余地，因而主悲者便渲染一路风霜之苦和昭君思乡念国之情，如前引庾信“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及宫素然所画《明妃出塞图》等即是；而倾向于和亲是一件喜事的人便着意刻画“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昭君受到隆重欢迎的喜庆气氛。实际上呢，恐怕是二者兼有而以后者为主调。那么，昭君出塞所用交通工具如何？许多人推测是骑马，也有不少人认为是乘车，还有的以为也可能骑骆驼。从汉朝可能要送，而远道护送，女眷出行一般用车（如冯巡行西域便是“锦车持节”）；匈奴人也广泛运用车辆作为交通和运输工具，匈奴车名“□”（音奔温）。特别是从昭君出塞决定过程时间不长，她平素深居宫中，决定出塞后又没有熟悉骑乘的练习时间等因素来看，还是坐车的可能性最大。
昭君出塞后，必然面临和经过一个由中原农耕民族生活习惯到漠北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过程。这方面的情况，由于匈奴没有文字，没能留下记载，汉朝史书也少有提及，但从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来看，昭君在塞外和匈奴人的关系是融洽的，对汉匈经济文化交流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她不仅安心在匈奴过起了住穹庐、被毡裘、食畜肉、饮酪浆的生活，而且与两代单于生儿育女，为促进汉匈友好贡献了一生。
这当中，特别应当谈到的是昭君到匈奴和亲后所遇到的一次再嫁的考验。
昭君嫁给呼韩邪后，生了一个男孩，名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后，其前妻大阏氏所生长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若单于。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婚俗，《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父亲死了，儿子可以娶其后母，这种收继婚（也称“转房婚”）是原始群婚制的一种遗迹，自然是一种落后的婚俗。作为生长在礼仪之邦，出身于“良家子”的王昭君，从伦理道德观念上把它和节操问题联系起来，从感情上难以接受，因而上书皇帝，请求回国，这是正常的，也是很自然的。此事所引起她的思想斗争、内心痛苦、委曲以及屈辱感等等，是可以想见的试思：原是作为长辈、后母的身份，现在一下子又要做夫妻，这个弯，一下子怎么好转呢？正是因此，曾在远出塞外，嫁与异族上表现得毅然决然的昭君，面对这个问题想不开了。这可以说是她出塞和亲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可是，这件事站在汉朝当局的立场，从处理汉匈关系的角度看，却并非伦理节操问题而是一个不同民族间风俗习惯问题。出于尊重对方习俗，维护民族友好的大局考虑，成帝敕令她“从胡俗”，这样的决策显然是对的，武帝时的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已有先例。这个敕令，一方面有它的强制性，不得不执行；另一方面，又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它既能解除昭君担心陷于失节的顾虑，又提醒她从出塞初衷——献身民族和好事业大局看问题，因而昭君终于接受了敕令，贯彻了和亲的宗旨。
当遇到两种观念、两种习俗的碰撞，自己想不通时，她敢于上书申诉，提出自己的要求，这表明她有主见、敢担承的个性没变；而经过痛苦的内心斗争和思考，理解了再嫁不是违背而是贯彻了自己的初衷和意愿时，她又识大局顾大体接受了敕令，这就更加可钦可敬。
昭君出塞和亲，嫁了两代匈奴单于，都生儿育女——与呼韩邪生一子伊屠智牙师；与复株累生二女，长女名云，后嫁给右骨都侯须卜当（须卜是姓氏，名当），遂被称为须卜居次（居次意为“公主”），次女史失其名，后嫁给当于氏，遂被称为当于居次。昭君与这两代单于的感情、生活都好。昭君不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汉匈两族交和结好事业，她的女儿、女婿、外孙以及老家的两个侄子，也都为汉匈间的亲善、友好而积极奔走，成了汉匈友好交往的一条有力纽带。
（四）昭君出塞和亲所作历史贡献
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唐·张仲素《王昭君》
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
——清·彦德《青冢》
总结昭君出塞和亲的历史功绩和她对汉匈民族和平友好事业的贡献，举其荦荦大者，可有四端：
第一，它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自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附汉之后的和平友好关系，真正化干戈为玉帛，使北方地区出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没有战争警报），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和平景象，造成了“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民休息六十余年”的安乐局面；汉元帝改元为“竟宁”，匈奴封昭君为“宁胡阏氏”的祈愿，都圆满实现，变成了现实。1954年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瓦当和清光绪十五年（1889）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鸳鸯砖，都凿凿确证了昭君和亲实在是中华民族关系史上值得庆祝的“交和结好”的一章。
第二，秦汉之前，北方少数民族不受中原王朝管辖，所谓“自三代（夏、商、周）之盛，吴、越不与受正朔”（“正朔”原指历法，这里意为不接受中央王朝的领导）。自呼韩邪叩塞内附，特别是经和亲加固了这种归附关系之后，便开了边疆地方接受汉朝中央政权领导的先河，匈奴等边疆王朝才置于中央王朝领导之下，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在中华民族关系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第三，此次和亲的成功，当然不能只归功于昭君个人，它首先是汉匈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双方的实力对比，双方的现实处境，以及社会舆论、民众意愿，历史教训的吸取多种因素促成的。而双方的最高统治者、决策者更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和亲担当者这一角色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更不应抹煞。因为汉朝出塞和亲的女子不只昭君一个，但昭君之前，没有一个说得上是成功的，其中要害，就在于她们都是被迫的（这在前面已经讲到）。而昭君这次出塞和亲所以成功，就担当者个人讲就在于她是主动和自愿的，而这种主动和自愿又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这次和亲，无论从汉匈双方的政治需要、双方决策者和主持者的态度、担当者本人的态度以及它的实际效果看，能够称得上是民族友好联姻成功的典型！
第四，昭君出塞和亲，播下了汉匈两族和平友好的种子，昭君死后，她的两个女儿、女婿、外孙和她在老家的两个侄子都为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积极奔走，汉匈双方当局也都利用这层亲戚关系作为交往联系的渠道，昭君家族亲属所起的纽带作用十分显著。
自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附汉和元帝竟宁元年王昭君出塞和亲之后，汉匈关系本来是十分友好的，出现了“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安乐时期。但是到王莽执政和篡汉之后，他出于荒唐的复古心理推行了一套极其错误的对匈政策，譬如他违反宣帝、元帝时的约定，强迫匈奴不得接受乌桓、乌孙以及西域各国投降的人，以致引起匈奴与乌桓的纠纷和战争；他又奏令中国人不得用两个字以上的名字，因此要本名“囊知牙斯”的乌珠留单于改名为“知”；他篡汉之后，更把宣帝时颁给呼韩邪单于的金质“匈奴单于玺”取回，另发给“新匈奴单于章”（“新”是王莽篡汉后的国号），还把“匈奴”改为“恭奴”，把“单于”改为“善于”，又把“匈奴单于”之号改为有诬蔑性的“降奴服于”等等。更危险的是他篡汉之后妄图通过武力树立威势，兵二十万，遣十二大将同时并出，策划进攻匈奴；又划分匈奴为十五个部分，招诱呼韩邪单于诸子，想一个一个地封立，并强立咸为孝单于，助为顺单于（“咸、助”都是呼韩邪诸子之名），用意是分散和削弱匈奴的势力。
王莽这一系列的错误政策，激起匈奴的强烈不满，于是乌珠留单于遍告左右部及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者万余，中者数千，杀死雁门、朔方太守、都尉，掳掠吏民、牲畜不可胜数，北方又受大害。
在汉匈关系日益恶化，北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和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忧心忡忡，设法挽回危局。他们主动做了两件事：一是须卜当利用自己当时是匈奴执政大臣的身份，在乌珠留单于死后，看到咸受到王莽的封拜，就越过右贤王舆而立咸为乌累若单于，并劝说咸与中国和亲。二是，云和当又派人到西河制虏塞（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说准格尔旗），告诉守塞官吏说要见和亲侯王歙（王昭君哥哥的儿子）。王莽便派和亲侯王歙和歙的弟弟展德侯王飒出使匈奴，祝贺乌累若单于即位，并赐给黄金、衣被、缯帛等物。
由于云、当和歙、飒的努力，天凤二年（15），王莽又派王歙等人送还以前所斩匈奴侍子登的尸体，匈奴单于派云和当的儿子大且渠奢（大且渠是官号、奢是名）到塞上迎接。汉匈关系出现一线光明。
乌累若单于死，其弟舆立为呼都而尸单于，派大且渠奢和云的妹妹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一起到长安朝贡奉献。王莽派遣和亲侯王歙和匈奴来使大且渠奢等回到制虏塞下，和云、当相会。这表面上是让王歙与云、当表兄妹、妹夫相会，走亲戚、叙亲情；而暗中他却部署兵力，将云、当、奢等劫持到长安，只有当于居次的小儿子逃回了匈奴。王莽劫持云、当到了长安后，强立须卜当为单于并想派大兵护送他回匈奴去当单于。刚巧须卜当病死。王莽又把自己庶出的女儿嫁给后安公奢（后安公是王莽给奢加的封号），想出兵辅立奢为单于。这时正逢黄巾起义军攻破长安，诛灭王莽，云和她的儿子奢也死了。
王莽被杀后，更始帝刘玄即皇帝位，也曾派王飒出使匈奴，送还死在长安的云、当的遗体及其在长安的遗属、贵人、随从，希望改善由王莽造成的汉匈间不正常的关系。
建立了东汉王朝的刘秀，也在建国不久（建武六年，公元30年）命王飒出使匈奴，以修旧好。
王昭君一家三代及其亲属，为汉匈间的和平友好奔走，尽心竭力，十分感人。他们的努力虽然未能把受到王莽破坏的汉匈关系恢复过来，但他们的奔走沟通却缓和了当时两大民族陈兵边境、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避免了大战的爆发，他们的这份功劳，也是值得人们献上一份敬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