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直立人和智人阶段的早期人类
一、蓝田猿人及其文化
蓝田猿人的发现蓝田猿人，学名为直立人蓝田亚种，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蓝田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古生物地质考察工作。7月19日，他们在县城西北约10公里的泄湖镇陈家窝村第四纪红色土堆积物中发掘出一个完整的直立人下颌骨化石，在同一层位，还发现有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距化石产地以北1000米的另一含动物化石层位中，还先后发现10件具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材料。
次年3月下旬，蓝田考察队又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多学科综合考察活动。5月22日，考察队的一支小分队在秦岭北麓公王岭地区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并发现大批哺乳动物化石，随后在清理整修中发现了1个古人类头盖骨、3枚牙齿和1件上颌骨化石。
在公王岭地点于1965年和1966年曾两度作了补充发掘，又获得一批动物化石，得到一批珍贵的资料，加深了对于蓝田人及其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认识。
过去，蓝田猿人泛指发现于公王岭的1个头盖骨、3颗牙齿和1件上颌骨化石以及发现于陈家窝的下颌骨化石；现在，考古学界已将陈家窝发现的下颌骨化石命名为直立人陈家窝亚种，以与公王岭发现的化石相区别。除此外，在化石产地附近还发现了37处旧石器文化地点，包含有1000余件旧石器制品，并伴有大批哺乳动物化石出土。
蓝田人的体质特征和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公王岭蓝田人的体质特征较为原始，其特点是额骨前部的眶上圆枕硕大粗壮，而且很厚，眉间部稍向前突，眶上圆枕两侧端向外明显延伸，因而眶后缩窄更为明显。额骨的鳞部明显向后倾斜，前囱点的位置远较现代人偏后，大约在外耳门上方。隐约可见矢状脊和前囱隆突，但没有额窦。对比地看，缺失额窦这一特征和北京人相似。颅穹窿很低，从耳部测量高为87毫米，比北京猿人平均值99.5毫米要低得多。头骨骨壁极厚，达12.4毫米，现代人的厚度仅5毫米左右。复原后的头骨脑量仅约780毫升，这一数据小于北京人（850一1300毫升），现代人的平均脑量在1400毫升上下。在现生猿类中，雄性大猩猩的脑量即可达752毫升，公王岭蓝田人脑量如此之小，说明了其原始性的一面。
公王岭蓝田人鼻骨很宽阔，鼻很低，鼻骨也没有变窄的现象发生，额鼻缝与额颌缝的走向约在同一水平位置上，这和北京人类似。鼻骨的长度也较现代人短得多。上颌骨呈明显的齿槽突颌，具有明显的犬齿齿槽轭。上颌的牙齿很大，比北京人更粗壮。
综合观察公王岭头骨化石的形态特征：从头骨和牙齿粗壮程度看，似为男性，从骨缝的愈合和牙齿磨耗的情况观察，推测公王岭蓝田人的年龄约30多岁。骨和牙齿虽较粗壮，但上颌骨较纤细，可能是女性的遗骸。
陈家窝化石只有一副下颌骨，除下颌枝后部缺损外，基本保存完整，牙齿全部原位附着。经比较研究，陈家窝下颌骨介于北京猿人女性的变异范围之内，根据门齿齿冠大部磨损，磨牙全部磨平，很可能是一个老年女性个体，但考虑到原始人食物构成很粗糙的条件，本身的寿命预期值很低，年龄又不可能很大。
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公王岭蓝田猿人生活的时代为距今110——115万年以前。这一年代值超出了整个北亚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直立人化石的年代值。陈家窝蓝田人的相对年代介于公王岭蓝田人和北京人之间，其绝对年代为距今50——65万年左右。
从蓝田人化石的一系列特征可以看出，公王岭蓝田人的原始性特征明显地多于陈家窝人，而陈家窝人则较北京人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
从整个人类演化系统看，猿人的共同形态特征是头骨扁平，而且骨壁很厚，为10毫米左右，眉部有一条粗壮的眶上脊。枕骨比颅骨更厚1倍，枕脊可向前延伸到耳孔上方乳突上脊直至面部颧弓，这条脊线连同眶上脊在头骨中部水平绕头骨一周，这种情况在直立人发展中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直立人在发展中变化较大的是脑量，从早期的800毫升左右增加到晚期的1200毫升左右，脑量的增加使得颅骨高度、长度相应增加，颅底也得到加强，身材也较高了。直立人直接来源于南方古猿，南方古猿身高约140厘米，平均约40公斤，而直立人身高的平均值可能达到了160厘米，体重平均约60公斤左右。在脑量增加的同时，脑的结构更为复杂化，各部分功能臻于完备。
公王岭人的体质特征说明它处于直立人早期阶段，我们可以大致勾划出其面貌轮廓：有着粗壮的头颅，额头很低，而且向前倾斜，吻部向前突，虽然是站立行走，但向前弯曲佝偻着身躯，慢步前行。由于脑量小，智慧要低一些，但仍能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用简单语言进行交流。男女两性的差别比较大，体形上男性更为粗壮有力些，而女性则显得矮小些。到了陈家窝人阶段，又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时直立行走更加稳健，而且随着脑子的进化，复杂的语言能力不断得到强化，语言能力的进化一般认为与大脑两半球不对称出现有关。陈家窝人发展时代与北京人处于同一个水平。
人类的重要表象——毛发在直立人阶段很可能是比较浓密的。蓝田人处于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他们身上应该覆盖着比较多的毛发，至少要比今天的人类浓密得多。
蓝田人的群居生活原始人群时期，人类只能依赖简单的天然工具——木棒和石块，进行狩猎，另外还采集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原始群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必须集体进行劳动谋生，以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人们那时是无法单独生存的，人类从猿群开始便注定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从学会制造工具开始，人类便完成了从原始人群向血缘家族的转变。这期间，人类已真正站立起来行走，而且出现了人工制造的工具。蓝田人属直立人，应属处于血缘家庭公社蒙昧时期的人类。血缘家族包括了整个直立人阶段，蓝田人是血缘家庭的早期阶段。
血缘家族是人类婚姻家庭历史上第一个形态。在婚姻关系上，只有同辈的男女才可能发生性关系，每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代人互为兄弟姊妹，也互为夫妻，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始人群那种杂乱的性关系，这对人的进化是十分有利的。在血缘家族时期，人类可能已经有了最初的社会分工——男女从事劳动对象的分工。
早期的人类社会集团内部是平等的、团结的。人们迫于生存的压力，必须面对自然的威胁，在集群内部没有敌对情绪，内讧、纷争、自相残杀的群体是难于存在下去的。但是，集群与集群之间却也不是不可能有敌对情绪，如为争夺生活领域和空间往往也发生冲突。
蓝田人的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状况根据遗址的情况推测蓝田人的经济生活应该是以采集为主的经济类型，这一经济类型的对象就是取食野生植物的果实、根茎甚至于叶子及花朵，捕猎一些食草类的动物或水生的鱼类等动物，也许还吃一些食肉动物丢弃的捕猎物，但从根本上看，采集活动应是这一时期人类的主导经济类型。
蓝田地区，先后发现旧石器地点37处，出土石器材料600余件，其中属中更新世石器地点有28处，约200余件石制品。
公王岭附近的石器，器形简单，加工粗糙，器形小，其类型已有一定程度的分化，在打片和修理上也显示出某种程序化的迹象，这表明了其石器工具的进步特征。有关陈家窝直立人化石地点及其附近发现的文化遗存较少，只有10余件石制品，而且这些石制品分布很零散。石制品包括有石核、石片以及砍砸器、刮削器等。用脉石英小石片制成的石器的特点是器形很不规则，工艺粗糙，多是一次打成使用，未见其多次加工的例证。
在蓝田猿人遗址附近还发现了用火的痕迹。在公王岭遗址及其附近地层中，有被流水短距离搬运过的粉末状黑色物质，经化验为炭末。这些炭屑不一定是人类用火遗留下来的原生遗迹和灰烬层，但考虑到比公王岭稍早、距离很近的蓝田辋川锡水洞遗址发现有灰烬层和烧骨，蓝田猿人也可能使用了火。火的利用给人类以极大的方便，有了火人类可以熟食、御寒，熟食对人类体质的改善是相当重要的，只有使用了火，鱼虾类动物才能做成完全可食用的东西。发明用火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在以后的狩猎经济和原始农业中，火成为人类手中征服自然、谋取生活资料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火本身又可以防御野兽的侵害。目前有关直立人早期阶段确切的用火一般都是在洞穴遗址中发现的，定居才利于火种的保存，而蓝田人却是在露天宿营地燃起篝火的。
蓝田人遗址中发现有尖状器，尖状器可行使挖掘或切割功能，用它可挖掘野生植物的块茎和穴居的啮齿类等动物。刮削器是最古老的构成工具组合的主体器物，其功能是用于切割和刮削，加工动物皮肉或除去植物的粗皮。蓝田人的工具组合还反映了野生植物的根茎等可食物是他们的主要物质生活资料。人类早期的采集多是先从野果、野菜起，块茎分布多而且营养丰富，也是原始人理想的食品，早期人类开始很可能以尖状石头和树干行使挖掘，到尖状器分化出来时，采集野生块根已是相当普遍的情况了。
对于蓝田人来讲，猎取大的野生动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基本的狩猎工具这时并未完全分化出来。根据现代原始部落人的习惯和民族学资料，一般认为早期人类猎取大的动物采用穷追围捕和用陷阱的方式。
蓝田人时代，狩猎经济仍不是主要的生产活动，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二、大荔人及其文化
大荔人及其文化的埋藏大荔人头骨及其文化遗存深埋于距地面达20余米的两条红古土壤层之下，并且散布在相当广泛的地域。在大荔人出土的地点周围，发现有包含大荔人文化的地点12处。这些地点的文化层均处于洛河左岸三级阶地下部冲击的桔黄色砂砾层。与大荔人头骨化石伴生的和同时的其它地点发现的动物化石有：德永氏象、披毛犀、梅氏犀、肿骨鹿等19类。经铀系法测定，大荔人的绝对年代为18—23万年，文化层的地质时代应归入中更新世晚期。由地层关系、动物群和绝对年代测量来看，大荔人应晚于蓝田人和北京人，早于丁村人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
大荔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在早更新世地层发现有适于草原生活的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轴鹿、步氏羚羊、鼢鼠等；生活于森林的李氏野猪、豹、象、鼠兔；生活在水草丰富的丛林中的梅氏犀、麋鹿。动物化石中基本上都是华北暖湿带第四纪常见的种类，如三门马多分布于秦岭、淮河以北地区，贺氏三趾马多出现于山西、陕西等地；大荔是科氏鼠分布纬度最低的地点之一。李氏猪、梅氏犀等有好多种都是华北更新世地层中常见的种类。附近早更新世地层为灰褐色砂质粘土、淡红棕色砂质粘土、灰白色灰黄色砂、砂砾等，是属湖泊、河流相堆积。这说明当时洛河水量大，附近有湖泊、沼泽存在。由此推测，甜水沟文化时期，附近是森林草原环境，气候是比较温暖、湿润的。
中更新世晚期的大荔人文化期发现的动物群，生活于草原上的动物主要有马、披毛犀、羚羊等，生活在草原和森林、丛林中的动物有犬、斑鹿、大角鹿、肿骨鹿、纳玛象等；还有水陆两栖的河狸、鲤、螺、蚌等水生动物。动物化石中多数为华北温暖带的种类，所以，大荔人生活在森林、草原环境，附近存在较大的水域，气候比较温和、湿润。
大荔人的体质特征大荔人头骨化石属一个3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所有，保存得十分完整。大荔人头骨的特征是颅穹低矮，有矢状脊，颅骨壁厚，眉脊粗壮，颧弓位置低，有枕骨圆枕等，颧弓较细，眶上结节，有鸡冠等特征，则与现代人相似。头骨最大长、最大宽、颅高、额倾角、眉脊方位等等多数特征介于直立人与现代人之间而与早期智人相似。脑量（1120毫升）比一般早期智人小而在北京人变异范围之内并稍大于其平均值（1088毫升）。大荔人头骨有枕骨圆枕，但不如北京人那样发达而形成枕脊。其上有圆枕上沟，也较北京人为浅。
由以上大荔人的特征来看，它属于早期智人，但较其他早期智人具有更多的原始性而接近于北京直立人，因此，它还可能是早期智人中较早类型。
从大荔人体质特征看，他已有较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面骨低矮，不很向前突出，鼻梁不高而较扁塌，鼻骨较垂直，眼眶呈长方形，鼻额缝、额颌缝相连续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上。颧骨高突，颧面较垂直且朝向前方，上颌骨向颧骨过渡处呈角形转折。大荔人有印加骨和矢状脊，而印加骨在现代黄色人种中出现率最高，矢状脊也很普遍。门齿呈铲形也是现代黄色人种的特征之一，大荔人目前还没有发现门齿，但上述一系列特征足以说明它与现代黄种人相似。因此，大荔人可能代表了一个亚种，即智人大荔亚种。
大荔人与现代蒙古人种之间的差异很小，二者之间有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大荔人应该是在形成或发展中的蒙古人种。
综上，大荔人既有与直立人相似的特征，又有现代人的特征，而表现更多的是与早期智人相近，较其他早期智人具有更多的原始特征，属于早期智人中较早的古老类型，可以说它是从直立人发展到智人之间的过渡类型。大荔人是我国古人类进化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我国古人类化石及黄色人种的特征，把我国直立人与晚期智人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体质特征上起着重要的传承作用，弥补了黄色人种发展历史中的缺环。
大荔人的文化性质与特点大荔人文化的遗物以石器为代表，共计1221件，包括石核、石片和工具三大类。石核中单台面石核40件，双台面石核2件，多台面石核18件，砸击石核21件；锤击石片540件，砸击石片176件；工具类有400多件，其中刮削器320件，包括单直刃、单凸刃、单凹刃、端刃（刃缘有直、凸、凹之别）、双刃圆头等9类。尖状器87件，包括正锐尖、正扁尖、角尖、喙状、小三棱等5类。还有少量雕刻器、石锤、砍砸器、石球等。
大荔人文化的石器一般性质与北京人文化晚期相似，也有一定的区别。这说明大荔人文化晚于北京人文化，也可能有某些传承关系，而早于许家窑人和峙峪人，在时间上、文化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一、先陶时代——沙苑地区的采猎氏族群落
大约距今1.2万年到1万年期间，全球性的最后一次冰期消退，气候日渐变暖，地质史的发展进入了全新世时代。人类及其文化的发展，便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初期阶段，是人类从高级采猎经济向农业的转变时期，人们还不会制造陶器，故称先陶时代。人们仍沿袭着旧的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小群落地活动于适于采猎经济类型的地方。
陕西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人类群体就是洛渭之间沙苑地区的氏族群落。他们还使用着冰期年代中的简单的石制工具，从事生产以维持生存，时间距今约1万年前后。他们是陕西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
沙苑地区的生态环境沙苑地区是位于大荔县南、洛渭之间的一块沙丘地带。沙苑之名由来已久。《水经注》：“洛水东迳沙阜北，其阜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同州府志》记载：“沙苑在县南洛渭之间，亦名沙海、沙泽，其土坌起者曰沙阜，东跨朝邑，西至渭南，南连华州，广八十里，袤三之二，其沙随风流徙，不可耕植。”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这里虽为沙丘地带，而能以海、泽、苑名之，就是因为它富有沼泽、水草。不能农耕，但为畜牧之良区。《元和郡县志》记载：“今以其处宜六畜，置沙苑监。”监即监管畜牧事务。《同州府志》记其“自隋唐至宋作牧地置监养马……明初为郭驸马草地，……近时居民多交牧其中，多树果蔬，佳于他产。”说明沙苑地区，不宜农耕，但宜养马、种植瓜果之类作物。
从这些记载中可获知沙苑的生态环境形成很早，很可能早期为河系湖泊干涸后所留积的沙淤积而成的。其间多布草木、水泽，宜于各类鸟兽生息繁衍。在史前时期，当为人们采猎活动的良好场所。所以，沙苑人在经历冰寒后，在这里找到了熟悉而习惯的生产生活的处所，生息发展达2000年之久，形成了与农业地区迥异的特殊的“原始文化岛”，留下了他们活动的遗存，给我们保存下追忆先民开拓耕植和驯养家畜业前夕的珍贵的史料。
沙苑人的文化特点及器物的制作工艺及功能沙苑人的制石品是细石器文化和石片石器文化传统，是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继续。
细石器工艺是用间接打击法和压剥法制造工具的。其法是在修好的石核体上，用一根骨梗或木棒，顶住核体角用质地较软的锤头敲击梗棒以加压力，使石片剥落下来。这样剥落下来的石片，体薄而长。剥落下来的石片要成器用，需加一番修整工作。修治时多用压剥法，即将石片拿在手里，用梗棒之类压制。
我们从史前人的工具中获知，当时人们多使用复合工具，现在所发现的这些文化类型品，除少数砍砸器等外，多是复合工具中之零部件。所谓复合工具，就是将这些石片和石刃片，嵌装在骨柄或木柄上，就可成为犀利而有用的工具。如带齿牙的石片，嵌装在骨梗上或木板上，就可当锯子用，安上曲柄可作镰和勾镰用。由一片或若干片石刃片，嵌装在骨梗上，可当刀削用，以切割兽肉。将圆头刮削器和长条石刀安上把柄，可剥兽皮并除去皮上的油脂，在骨梗两侧装上石刃片，就成了矛头或匕首，就可有效地刺杀野兽。箭头安上箭杆可射杀飞鸟。原始人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原始人很能利用他们掌握的技术和知识，有效地从大自然的仓库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维持生存和发展。
根据沙苑的地貌和生态环境，这里地势平坦，无高山和天然屏障，人们只能以小的群落，选择附近沙阜周围多水而高积的地方，搭盖简单的窝棚式的住室，藉以栖身，经营原始的采猎生活。
二、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1955——1956年首先在陕西华县老官台发现而得名。但该遗址内涵贫乏，后来发掘了规模较大、同类遗存内涵丰富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所以一般改称老官台文化为大地湾文化。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主要分布在关中的渭河流域及其支流，包括陇东、豫西及丹江上游地区。已发现的遗址主要有华县的老官台、元君庙，渭南的北刘、白庙，大荔的梁家坡，秦安大地湾等。
老官台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种植黍等作物，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
石器以磨制的占多数，磨制石器一般仅刃部，不少器身仍保留着细石器特征，发现的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铲、石刀等，这说明当时的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从事着原始农业生产。
骨器有矛、锥、针、镞等，骨镞的发现说明当时狩猎业比较发达。
蚌器均为河蚌加工而成，器具主要有锯齿镰和弧刃刀。
制陶业很原始，多采用泥片敷贴法。陶器是他们主要的生活用具，以细沙红陶最多。陶器质地松脆，火候较低，多为红褐色或灰褐色。陶器中以圈足碗、彩陶钵与筒腹三足罐最具特点。
住房是圆形的，为半地穴式建筑，穴壁较深，复原后应为窝棚式尖顶房屋。房门方向朝西或西北，房内居住面是长期踩实的硬土面，门道是斜坡状。灶址有的在室内，有的在室外。
储藏东西的窖穴发现四、五十个，其形状有圆形底、袋状、长方形圆角及不规则圆形。一般形状不够规整，且深度较浅。
居民死后埋入比较集中的、四壁规整的长方形土坑墓里，随葬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陶器等物品。墓葬及随葬品的出现，是灵魂观的表现。他们认为人虽亡，灵魂存，到另一世界去了，在阴间的生活同阳间一样，还能回到人间赐福降灾。因此对已故的祖宗不仅有情感上的怀念，还希望他们在阴间生活美好，并能福佑子孙，庇护后代。所谓“事死者如生”观念与灵魂不灭观念的结合，就产生了墓葬制度。墓室不仅作为安葬死者的墓穴，而且还是死者灵魂起居的所在，因此地穴形制模仿人间居室，死者生前的生活用品和饰物往往随之葬于墓穴，以供死者继续享用。
三、半坡遗址
半坡母系氏族公社距今大约在7000——6000年之间，这时正是冰期后气候最温暖的时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度。黄河中游及渭水流域比现在温暖潮湿，最利于人类文化活动和发展。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利用这优越的气候条件和肥沃的黄土原地，开拓种植，创造文化，使氏族公社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聚落的地理环境和分布状况半坡氏族公社时期已进入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渭水河谷和其他河水流域的广大原野散布着他们的聚落。当时住在一个自然区域的人们，自然而然地结合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同一溪谷、同一平原、同一流域散处的各个氏族，结合而成一个部落。当时人们是以氏族为单位聚族而居，若干个氏族居住在一条河流的两岸，彼此为邻，相互照应。半坡人的氏族聚落绝大多数分布在土地肥美、距水源近、地势较高而无水患之灾的河谷阶地上。像半坡聚落是营建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前临浐河，后倚白鹿原，附近是一片沃野，自然环境相当优越。
半坡氏族聚落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为不规则的圆形，南北较狭长而东西较窄，整个聚落有一个较严密的规划，举凡居室、葬地和制陶窑场，有一定的区划。居住区在聚落中心，包括房屋、藏东西的窖穴和饲养家畜的圈栏。居住区中间有一条深1.5米、宽2米的东西走向小沟，将其分为两部分，可能为两个氏族，或者是两个女儿氏族组成的胞族住地。每个部分有一座供公共活动的大房子。围绕居住区构筑了一条大而深的围沟，作为安全防卫的设施。沟的北边是公共墓地，东边是烧陶的窑场。
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半坡人生活的时代，聚落附近的地形地貌和现在基本相同。在聚落附近有平野、树林和沼泽地。他们依靠自然资源艰苦劳动，以取得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生活和生存。当时获得物质资料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原始的锄耕农业生产，狩猎、捕鱼、采集也在物质生活上占一定的比例。
农业生产在半坡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由于生产水平低，收获量也不大，必须付出最大的劳动量，因此，必须采取集体协作的方式进行。根据已有的材料，我们认为，当时农业生产主要是由妇女来担任的。这是由于男子需要从事打猎、捕鱼等活动，而农业是由高级采集经济发展来的，这种工作多由妇女担任，很自然她们便成了农业的发明者和耕植者。当时农业可能是采用“刀耕火种”的原始的生产方式。
半坡人的农业工具，大多可能是掘土棒和木耜之类的竹木工具。在黄土地带，土质松软，易于挖掘，适于木制工具的使用。这类木质工具自然保留不下来。从发现的实物来看，还有石、骨料的斧、刀、锄、铲之类工具，砍伐树木，开垦耕地，建造房屋都离不开这些工具。石斧因用途不同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石铲是半坡人使用的另一种工具，多用于掘土和翻地，体形宽短而扁薄，刃部锋利，其使用方法和今日的铁锨相同。除石制的外，还有用骨制的，一般长在15厘米左右，宽8一10厘米。石锄，体长而尖细，有长条状和扁严状，长在15—20厘米，类似今日的鹤嘴锄。
半坡人种植的主要作物是粟，在半坡时代的各聚落遗存中都有发现。在半坡聚落一个房子旁边的窖穴中，堆积一层粟粒腐朽后的皮壳，估计有数斗之多。还在一个文化堆积中发现了一个保存完好的小陶罐，上面盖一个钵，里面保存着粒粒清晰的粟壳，有半罐之多。另外在墓葬的钵、罐中，每有发现用粟为死者随葬的事。这些事例说明，半坡时人们以粟为主要食物，并为死者随葬，可见其为不可分离的生活必需品。粟这种作物是耐旱的谷类，适于干旱的黄土地带，且生产技术简单，成熟期短，并能获得较高的产量，适合较低生产水平的耕作。
除了粮食作物外，还栽培蔬菜。在半坡遗址中发现了一个拳头大的陶制储藏罐，里面装一罐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发现时已炭化成黑色。这些蔬菜的培植，说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园艺，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食库的一个贡献。
家畜饲养业由于有了农业这一食物的生产供应园地，使人们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由狩猎而发展起来的家畜饲养业，也成为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且越来越显得重要。我们确知当时的家畜只有猪和狗两种。家禽方面已成功地驯化了鸡。猪的遗骨特别多，在各个聚落中都大量存在，半坡聚落发现的多为幼小的猪骨，这种情况也可推测是人们缺乏食物，迫不及待地将它杀死来充饥。饲养狗也可能是为了食用，当然狗和猪还不同，它还可帮助人们狩猎及护卫。
渔猎经济活动渔猎生产活动是人们生活资料来源的补助手段。狩猎活动在经济生产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给人们提供美味的肉食，还可提供毛皮、骨、角和脂肪等其他需要的生活用品。聚落附近有丛林、草地和水泽，其中繁生着许多游食动物，有斑鹿、小鹿、竹鼠、貉、獾、狐狸、兔和各种鸟类，是一个天然的狩猎场所，其中以鹿和竹鼠猎获的最多。
从当时使用的工具推测，当时人们狩猎的方式主要是射击、投掷和追赶围捕。弓箭是主要猎具，那时已有相当精致和发达的弓箭制件和技术，箭头用石、骨等制造，有圆柱、尖头形、扁体柳叶形、圆铤三棱形、扁平带铤式，还有三角形带翼等十几种形式。骨制的都较细长，有长达12厘米的。弓箭的使用，由于速度快，射程远，威力大，在生产上起很大作用。半坡人还使用一种投掷器，用圆球远距离掷打鸟类等小动物。
捕鱼业在半坡人的生活中也占一定地位。聚落附近有丰盛的水草和泽地，河流的水量比现在大，生长着各种鱼类和淡水蚌、螺蛳等水生动物，这些就成为人们捕捞的对象。从发现的捕鱼工具鱼钩、鱼叉和网坠等观察，捕鱼的方法和我们今日大体相同，即网捕法，在彩陶纹饰中绘有鱼网的图形作为装饰，石制的网坠在各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多是用圆形或椭圆形扁平的河卵石块，两腰侧打个缺口以便系网。此外就是钓鱼和叉鱼，这种鱼具做得很精致，有的鱼钩制作得细小精巧，并有倒钩，虽然是骨制，但几乎可同今日的钢制鱼钩媲美。鱼叉也发现不少，比箭头大，托叉的柄部较长，有长15厘米的。多作扁平状，周边和尖端均锋利，全有倒钩，有单钩和双钩两种，有些两钩两侧并列，有的两侧上下交错。
发达的制陶业半坡人已有发达的制陶业，在遗址发现的大规模的制陶窑场就是明证。陶器的种类很多，其中绝大多数为生活用具。饮食器有碗、钵、盆等；水器有小口直腹尖底瓶等；炊煮器有罐等；储藏器有瓮、缸等。以精美的彩陶为主要特征，采用手制法制陶，小件为捏塑法，大件为泥条盘筑法。陶窑较小，一般烧陶坯仅四、五件，温度不到1000°C。
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十分精美，如汲水器——小口尖底瓶，造型设计完全符合重心下垂原理。陶器上大都有多种多样的纹饰，如鸟、鱼、鹿、蛙等动物花纹，特别是人面鱼纹极具代表性。有的器物上还有刻画符号，如彩陶钵口沿刻有几何形符号二、三十种，常见的是一竖划“□”，其次是“Z”形。这些符号究竟包涵哪些含义，今天我们已无法揣测，也许是我国文字的前身。
服饰衣服主要是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织成的布做的，从陶器上粘留的布纹观察，粗纹像现在的麻袋，细的和帆布差不多。缝衣服的骨针，纤细精巧，数量也很多。这些质料和用具说明人们以布缝制衣服是普遍的。与衣服相关的装饰品相当多，质料和品类较为优良和精致，可见当时人们已注意到美化自己。这些装饰品有环饰、珠饰、坠饰和片状饰。就装饰的部位讲有颈饰、手饰、胸饰、足饰，还有贴在衣物上的镶嵌饰，从头到足，几乎全身各部都有装饰品。制作材料有玉、石、陶、骨、角、牙和贝壳等类，其中以珠饰和环饰为主，制工一般都较精致。
环饰以陶制的最多，有两类，一类是平光的，一类是外缘加花边的。平光面的环体断面作圆形的多，方形、三角形、菱形和椭圆形次之，此外还有多角形、半圆形、长条形、五角形等不同的形状。外缘加花边的为数较少，其花纹多作锯齿状和纽沿状，还有刻成阴阳线纹饰的，环饰作佩饰和手镯用。
珠饰以骨制的为多，有的规则，有的大小参差不齐，有数十、数百，甚至数千颗串贯在一起，挂在颈上作项链，或环绕腰间。在半坡发现一个小女孩的腰间和手腕上戴了60多颗串珠。
坠饰大多是用石做的坠子，有些是作耳坠，有的作串饰中的下坠。有圆形、长条形、棒铲形、磬形等数种，多数穿孔，亦有刻成凹槽系绳穿挂的。其质料多用精美的玉石和蛇纹岩等贵重的石料，少数是用骨刻的。
发笄是束发用的，当时人们除披头散发外，多数将发盘结在头上，用石、骨制的发笄束住。彩陶纹饰上就有这样一个用发笄束发的图形。发笄既是实用物，也是装饰品，有三种样式，一种是两头尖形的，纤细而尖滑；另一种是棒式的，一端平齐，一端尖圆，多用蛇纹岩所制，光润美丽；第三种是丁字形的，在平齐的一端作成平齐的盖帽。石和陶制的均有。
装饰品多是妇女佩带的，如果把这些装饰品都在一个妇女身上佩带起来，那么在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健美而朴素的原始妇女的盛装形象：她头上插着藏绿色发笄，耳上戴着玉石耳坠，颈上挂满了骨制或蚌壳制成的串珠，胸前腰间佩带着用兽牙、蚌片和坠子串联起来的五颜六色的串饰，手腕和臂上戴些陶环或用骨珠串连起来的镯子，手指上是蚌片做成的戒指，腰间围几串用珠子做成的串饰。在她们穿的麻布衣服上，也可能嵌贴些蚌片或蚌壳类装饰。这种形象，使我们联想起今日一些部落成员在节日或假日那种盛装欢愉的情景。
葬制反映的习俗和信念关于半坡时期人们的埋葬材料十分丰富，从这些材料的分析研究中，我们了解到那时的葬俗及其所反映的宗教信念和意识形态。半坡人埋葬成人和小孩，基于不同的信念而采用不同的办法。每个氏族成员死后都葬到氏族公共墓地；在那里，每个家族和一人都有他应占的一份归宿之地。早期盛行一次葬，一次葬以单人葬最普遍，有少数是2人以上的同性合葬。半坡氏族墓地发现的174座成人墓，绝大多数是一人一次葬，墓坑排列得很整齐，头一致向西，多作仰身直肢葬式，一部分有随葬品。
在葬地中还发现5例非正常死亡的埋葬方法，都分散在居室周围或窖穴中。其中一个女性，身首分开，身躯埋在一个窖穴里，而头与另外2个尸体埋在另一窖穴里；还有一个小孩，在其腹内发现一个箭头，大概是中矢而亡，这些死者可能是在氏族中受到惩罚或意外死亡的，故不在公共墓地埋葬。
死者随葬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多少不一，也不是每个墓都有的。在单人葬中约有1/3有随葬品，随葬物的品类以日用陶器、装饰品为多，工具较少，这是对死者在另一世界生活的关怀情愫的朴素反映。这些器物最常见的是汲水的瓶和壶，炊煮的罐，盛物的罐，饮食用的碗、钵和盘，一如生前所用，少的1件，多的十数件。合葬墓中较多，每人各得其应有的一份。装饰品属个人，所有死者都带去，有各种珠、环、坠等都在原佩带的部位。工具很少，习见的有斧、陶锉、箭头和蚌刀之类，而有特殊工艺技术的人则有其常用的用品，如绘画的研磨盘和锉等，少数还为死者奉送粮食。
埋葬小孩是在另一意识形态支配下进行的，所以采取的方法和信念都与成人不同，小孩死后，多用陶罐盛装尸体，并埋在居室旁边，大多一群群地集中在一定地区。在半坡聚落中有两个集群，一个在聚落西部，有十四五座在一起，另一群在北部大围沟边上，有20余座，其余都是零星散布在聚落各处。
小孩葬具都是陶制器皿，使用的种类较多，棺以瓮、罐、尖底瓶为主，所有用作小孩葬具的钵、盆，多为绘有鱼、蛙、人面纹图像的精美的彩陶，在钵的口沿上常有刻划符号。小孩有的也有随葬品，种类有碗、盆、钵、尖底瓶等生活用具，还有发笄、石球、石珠。较大的孩子，有用两个大瓮对合起来埋葬的。在瓮棺作盖的钵或盆的底部往往凿一个小洞，有的在洞上还盖一个小圆陶片，以防杂土进去。
小孩死后埋于房屋旁边，可能是基于下面这些信念：（1）认为小孩未成年，不会生活，放在房子旁边，期望灵魂和家人常在一起；（2）由于人类的自然感情，小孩死后，母亲不忍舍弃而葬在身旁，体现了母爱；（3）较多的信念是小孩年龄小，没有成人，不算氏族成员，所以死后不能葬在公共墓地里。用陶棺装敛，是为了更好的保存孩子的尸骨。
灵魂观念，在小孩瓮棺有所体现。瓮棺盖子上那个小圆洞，就是为了孩子的灵魂出入，可与家人团聚。这种信念在欧洲和西亚一些巨石墓葬中也有遗留，常常发现在墓门的石板上凿一个圆洞，一般研究者认为是让灵魂出入用的。
半坡时代人们不仅对小孩很爱护，对老人也很尊敬，这种纯朴自然的习尚，在埋葬制度和习俗中表现得很充分。这种对老人的厚遇和尊重，可能是老年人经验丰富，生产技术多，为社会精神财富的传授者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对氏族集体做了有益的贡献。
氏族的社会生活根据半坡时代诸聚落文化的分析研究，半坡氏族部落时代处于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人们在以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的氏族公社中，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半坡人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依靠由妇女承担的原始农业生产活动。当时生产水平还较低下，男子必须外出从事游动不定的狩猎活动。妇女除季节性的农事劳动外，还要承担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料理家务、照管儿童、制作陶器和编织布料以缝制衣物等工作。此外，她们还从事季节性的采集活动，以取得各种需要的生活资料。所以全氏族成员的生活资料大多是依靠妇女们的劳动来供给的。她们在经济生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受到成员的尊敬，这是当时母系氏族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
由于妇女在氏族经济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她们成为组成氏族生活的中心，从而维护着氏族血缘组织和各种传统习俗，这就是形成以妇女为主体的对偶婚的内在原因。在这种制度下，男女分属不同的氏族，世系是以女系计算的，男子要到女性氏族里去过家庭生活。丈夫不经常在妻子氏族内生活，他们总是被妻族当作客体对待的，孩子是在母亲氏族长大并成为氏族的一员，所以半坡氏族母子合葬一事，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明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孩子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道理，也是妇女处于优越地位的原因之一。为了维持氏族本身的集体存在，便以女性为中心，紧密地与她们的子女结成牢固的血缘团体——母系家庭，维系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半坡人的居室，一般10余平方米到20平方米，除日常用物外，也只能容纳三五人，就是以一个对偶家庭为单位而建起来的。一般母系氏族社会，对偶家庭住的是小房子。氏族成员中，女子成年后举行成年礼，然后就建新居，成立新的对偶家庭。未成年的男子住在专为他们准备的公共会所里。每个氏族聚落中都建有一座大的房子，它是氏族成员聚会的场所，也是男子活动的会所，也可作为节庆时的活动地方。
这种母系大家庭的结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基于生产活动的需要。因为当时生产水平低，每个对偶家庭不能成为单独的生产单位，只有联合血缘较近的若干个对偶家庭，组成经济共同体，在氏族总的原则下，共同进行生产活动。
从上所述可以推知，半坡时代人们的氏族组织中包括若干个母系大家庭，在氏族首领的率领下，共同劳动，共享劳动产品。半坡时期的对偶婚制下，每个已婚的妇女虽然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以接待来自外氏族的配偶，但这时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家庭。在氏族制下，家庭不是一个社会组织单位，因为夫妻分属两个氏族。氏族包括在胞族内，胞族又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则是一半包括在丈夫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氏族内。不过这种家庭形态的出现，说明母系家庭的个人化，是以母系形式从氏族内产生出来的。
半坡氏族公社时期的图腾崇拜半坡时期是氏族制度的发达时期，与其相应的图腾崇拜也很发达。每个氏族有自己的图腾，每个图腾集团就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图腾也是原始信仰寄托的象征，全体氏族成员把图腾奉为自己的血亲祖先奉祀着、崇拜着。这些图腾图形往往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及艺术活动的各个方面。这种原始意识形态相当广泛地流行于氏族部落阶段的各个部落中。半坡陶器上所绘的鱼纹、鹿纹和鸟类等图像，特别是突出的鱼类图像，可能就是半坡人图腾崇拜的徽号。
图腾制度是由氏族制而产生的，它又反作用于氏族组织，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广泛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人们的交往、婚姻关系、宗教信仰等种种行为模式，都离不开图腾及其制度的制约，对氏族血缘团体的巩固和氏族成员的团结，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半坡氏族部落的相互关系半坡聚落居住区约占面积三四万平方米，已发掘的5000平方米内，有20多座房子，将破损的和未发掘的计算在内，约有100多座房子。每个房子按3人计算，约有300多人。如分成两个集团或氏族，每个氏族约有100多人至200人左右，这在原始社会已算一个不小的集体了。
按当时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状况，各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也相当频繁了，有些稀有的东西，如装饰品的玉料和海贝之类，就是由交换而获得的，因之各部落之间直接或间接都有较密切的联系。在互相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属性的共同体，两个氏族或部落，相距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也有许多共同拥有的东西，这就是今天我们发现这一文化系统诸遗存有共同特征并还存在一些差异的原因。
由于氏族部落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便形成地域性的集团，便有了“我族”、“他族”之分，部落之间有了地界观念。彼此之间因某种原因引起冲突甚至酿成战争的事，都是会有的。例如，偶然冒犯了某一氏族图腾的禁忌，或对某些神祉的冲撞，因侵犯了某一部落的山林土地而妨害了他们的利益，等等，都会引起争端和冲突。这种冲突或战争有时是很激烈的，有时是残酷的，半坡人的防卫沟设施，可能与此有关。一般而言，彼此的冲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通过氏族部落之间的调解协商，也可以和平地解决。
四、客省庄二期文化
1951年苏秉琦先生在沣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在长安客省庄、阿底村发现了有别于已知仰韶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经过发掘研究，定名为客省庄文化（二期）。安志敏先生称它为陕西的龙山文化。
从目前积累的考古资料看，陕西境内晚期龙山文化遗存的面貌是比较复杂的。它们虽有许多共同点，但地域性差异也很明显。关中、陕北、陕南的这类文化遗存除有自身的地域特点外，还有与甘、宁、豫、鄂的交界地区古文化的交错现象。这些不同的地域差别可划分为东部、西部和陕北三个类型。经专家广泛调查和发掘，又将客省庄二期文化分为康家（临潼）、双庵（岐山）、石峁（神木）三个类型，现将这些类型各自的文化特征分别叙述如下：
康家类型康家类型以临潼渭河北岸康家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关中东部和商洛地区，试掘和发掘的有长安客省庄二期，西安米家崖，临潼姜寨五期，康家，商县紫荆四期等。其范围至洛川以南，兴平以东。
双庵类型双庵类型以位于岐山北部的双庵遗址为代表。该遗址在周原遗址范围内，面积达一百万平方米，出土遗物很丰富。双庵类型主要分布于关中西部的武功以西乃至陕、甘交界地区，与齐家文化有交错分布现象。经过试掘与发掘的有岐山的双庵、武功赵家来、凤翔大辛村及甘肃灵台桥村等，发现了一大批遗迹和遗物。
石峁类型石峁遗址位于陕西北部神木县秃尾河、涧川河两岸的山梁上。石峁类型遗址主要分布在黄河南岸及其诸支流的山梁上。已知的遗址约有数十处，但经过试掘的仅有石峁一处。石峁类型的文化面貌与康家类型及山西黄河沿岸、豫西的晚期龙山文化某些特征比较接近，与关中西部双庵类型的文化关系比较疏远。
此外，在汉水上游的西乡红岩坝遗址，其下层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上层相当于客省庄二期。上层陶器的陶质有泥和加沙两种，陶色以黑皮红胎为主，红陶次之，灰陶较少。陶器纹多为素面，绳纹、锥刺纹及附加堆纹较少。红岩坝的折肩罐、折腹盆均与客省庄的同类器相似，表明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关中地区常见的鬲等典型器物，以及蓝纹、方格纹等重要纹饰在红岩坝不曾出现。
关于客省庄文化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过的12个年代数据，绝大多数都在距今4005——3760年之间，加上树轮校正，都在4410——4105年之间。
五、李家村文化
李家村文化是陕南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氏族聚落文化，距今约7800―7000年，因1959年最早发现于西乡县李家村，所以就以它命名。现已发现这一文化系统的聚落遗址有10余处，有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洋县土地庙、汉阴阮家坝等处。当时居民们过着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聚落多建在河旁两岸的阶地之上。从物质文化遗存分析，李家村文化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
早期的文化面貌从考古发现的窖穴、墓葬以及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可概知当时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生产工具主要有石制、骨制的砍砸器、刮削器、斧、铲、网坠，以及针、锥等缝纫和渔猎工具。石器用打制和磨制的方法制成，技术较简单。骨制工具大多是利用兽骨管状肢骨裂片磨制而成。
日用陶器别具特征，与老官台文化大类相同具体特点各有差异。最常见的器物是炊煮用的三足陶罐和饮食用的圜底钵和圈足碗。器物的胎壁较薄，器表面往往呈现灰褐色斑块。大多数外表饰细绳纹，有些碗、钵口沿饰黑彩宽带纹，这是陕南地区制作陶器之始。
居民贮藏东西用的地窖，平面以圆形和椭圆形为多。窖穴的面积都小，口径、边长和深度一般都在1米左右。在这些窖穴里发现了不少工具和用具。
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晚期阶段的文化遗迹、遗物较丰富，有居室建筑遗存、烧陶的窑址、窖穴、墓葬以及大量的工具和用具。
居住的房子，在李家村聚落只发现一座残迹，为一方形地面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居住面为土做的踩踏面，没有进行特别加工。
窖穴共发现20多个，平面形状以椭圆形为多，还有长形和不规则坑形。
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多，有斧、铲、锛、凿、刀、矛等。此外还有磨谷盘和磨棒，是用自然卵石稍作加工即行应用。骨制工具以针、锥和镞为多。
日用陶器，除前期使用的几种外，这时多了平底碗、细颈深腹壶、细颈双耳圆腹壶、鼓腹小平底罐及折腹小平底罐等多种，比前期丰富多了。器形多样化，反映了人们的饮食生活较以前丰裕。
墓葬发现了15座，其中成人墓8座，小孩瓮棺葬5座。成人墓多为单人二次葬，随葬的东西有石铲、骨锥等生产工具和碗、钵、壶、罐等日用陶器。
李家村文化看来是承袭了老官台文化传统而在陕南地区发展起来的。在烧陶技术和房屋建筑方面，都较老官台人有所发展，而且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三节 人文初祖与传说时代
一、黄帝的传说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着名的传说人物，他靠自己的聪颖智慧和非凡才能，率领部族人顽强地抵抗外来侵扰，努力发展部族经济，修德务政，安抚民众，设立文物制度，成为闻名遐迩的强盛部族首领，成为传说中的人文始祖。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部族日益强大，并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部族，成为黄河流域最强大的部落联盟，最终形成华夏族。黄帝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断地获得升华，和炎帝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黄帝的出生与出生地大约5000年前，在关中盆地与北部黄土高原交界的西部，活动着一个以农耕为主、兼营渔猎采集经济的少典氏族。
这时少典氏族与有虫乔氏族之间的通婚习俗仍在继续，有虫乔氏族一个叫附宝的姑娘嫁给了少典氏族的首领，这位姑娘因生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儿子——黄帝而名垂千古。传说附宝曾看到一道闪电凌空而起，缠绕北斗七星后，大地一片光亮，惊讶之中，附宝怀孕了，24个月后生出一位神童，他一落地便能说话，姓公孙，取名为轩辕。又因少典氏族活动于姬水一带，遂以姬为姓。
黄帝取名为轩辕，是因为他这一氏族曾在叫轩辕的地方活动过，这个地方位于陕甘交界一带的黄土高原上。古人有因地为名的习惯。战国时邹衍创立了五德终始之说后，以土、木、金、水、火为次，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应有土德，而土色黄，故称黄帝。
黄帝时期的文化进步黄帝部族可能以农耕经济为主，由于黄土高原腹地的环境条件有利于游牧业的经营，自他们迁到高原上以后，经济中游牧成分的比例增大了；初级的农耕虽然还存在，但它在生活中已不似炎帝部族那般是生死攸关的产业，而牧农经济相结合的特性决定了黄帝部族迁徙往来动荡不定的特征。以后，黄帝部族开始向东迁移，来到华北平原。黄帝时期，父权制社会已经完全确立，它为个人占有私人财产提供了条件。
传说黄帝有4位妻子、25个儿子。黄帝的正妻，名叫嫘祖，是活动于河南开封一带西陵氏族的姑娘。她生了两个儿子，青阳和昌意。
黄帝的25个儿子，14个儿子封有姓，共12姓。黄帝还有个聪慧的女儿在东海游玩时淹死在水中，后化为鸟，取名精卫，每天从西山上衔木石飞往东海，欲填海为陆地，为的是不让他人像她被淹死。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象征。
黄帝部族之所以能从隅居陕北的农牧部族发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势力最强的华夏集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黄帝特别重视以德治天下，以德教化氏族成员。黄帝懂得如何与新拓展地区氏族之间调整关系，相互安居。据说黄帝曾说：“予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至夕。”所以“声禁重，色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制定了“君臣上下之义，兄弟父子之礼，夫妇妃匹之合”，使人人各明其责，各安其位。“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不仅行仁政于内部，还“圣德光彼”。“四夷之民，有贯胸者，有深目者，有长肱者，黄帝之德尝致之”。传说黄帝曾在海边和北方沼泽地找到两位贤才名士风后和力牧，委任他们为相为将；任用沮诵、苍颉为通古知今的史官；任伶伦为乐官；宁封子为陶正；马师皇为牧正。让这些贤士各尽其长，各施其能。“治日月之行律，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异雌雄，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这些理想化的描述，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帝时代的历史。
黄帝部族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在宽松和谐的环境中有了飞速的发展。传说中有30余项的发明创造记在黄帝名下。包括衣食住行、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诸多领域，有井、火食（熟食）、衣裳、冠冕、釜甑、灶、陶器、舟楫、车、杵臼、旃（毡）、宫室、棺椁、伞、踢球、镜、货币、几案、天文历书、嫁娶制度、分土建国、礼法制度、市场、坟墓、兵法、弓箭、阴阳之事、文字、图画、音乐、指南车、鼓。人们将这些发明创造归于黄帝，尽管不合事实，但从—定程度上反映了黄帝时代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及社会文化有了大幅度提高的事实。
部族间的冲突与融合黄帝时期原始社会已进入尾声，文明时代即将来临，黄河流域诸部族呈现出大分化、大动荡的局面。黄帝建立的以少典氏族为核心、涵盖被同化的新拓展地区的土着氏族和周边相邻地带松散联合的黄帝部族，不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之上，这种组织只能是疏松的、聚散不定的利益联合体。又由于黄帝部族的核心成员从事的是游牧为主的生产经济，这样对新征服地区的以定居农耕经济为主的氏族就难以形成长期和有效的制约。一般而言，在这类部族内部或部族之间，氏族成员基本上还能和睦相处、友好共存。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在各种外界突然因素来临的时候，在资源与利益的分配上就会产生冲突，而传统的习俗就失去调节的作用，各种形式与规模的争执不可避免。
部族间的冲突在迁徙过程中是经常遇到的。传说中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蚩尤部族之间发生了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是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的原始战争。炎黄部族的阪泉之战发生在它们各自东迁之后，这时炎帝部族的后裔中有一支迁到山西省中条山之北的运城盆地，其余则迁到河南境内的黄河两岸。据说当时炎帝大行无道，施暴于氏族内部，人心离散，各氏族之间相互侵凌，社会大乱，炎帝对此无能为力，于是黄帝部族首先征服了那些施乱的氏族，使他们归化到黄帝部族之后，才大举向炎帝部族发起总攻。
这场争斗实质上是晚到的黄帝部族与早到的炎帝部族为争夺土地资源而引起的，也是为了争夺新领主的地位，文化上则是农耕文化和农牧文化之间的争斗。
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黄帝率领以熊、罴、狼、豹、虎等凶猛动物为图腾的氏族联合军队，挥舞着用雕、鸢、鹰等鸟类羽毛装饰的旗帜，经过几次战斗，终于诛杀了炎帝并夺取炎帝部族的领地，于是“天下乃治”。战争结束后，炎帝部族被融合进黄帝部族，形成了炎黄联盟，由此奠定了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
自炎黄联盟成立后，黄帝部族对炎帝部族采取了他一贯的安抚怀柔使其归顺的策略，仍然立这一部族的首领为新一代炎帝，逐渐形成了炎黄联盟。涿鹿之战的前哨遭遇战是在东黎的蚩尤部族与第八代炎帝榆罔部族之间进行的。炎帝部族败北后，求救于黄帝。开始黄帝试图与蚩尤和解，被蚩尤拒绝，于是黄帝进行备战，训练战士，制造新武器，设置了能鼓舞士气的军旗，创造了军乐，尤其是创造了指南车。经过若干次的浴血奋战，终于反败为胜，擒杀了蚩尤，实现了两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由此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文化趋于一致，原来分散隔离的部族之间加强了交流，华夏集团由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桥山黄陵传说黄帝活了110岁，作了100年的部族首领，死后被埋葬在故乡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由于黄帝陵位于桥山，故又称桥陵。
桥陵，号称“天下第一陵”。陵前祭亭内树“黄帝陵”碑，为郭沫若手书。陵园入口处有汉武仙台。轩辕庙位于桥山脚下，是历代炎黄子孙祭奠黄帝的场所。庙内建筑沿中轴线依次有山门、诚心亭、碑亭、“人文初祖”殿，东侧为碑亭、西侧为陈列室。院内千年以上古柏16株，其中“黄帝手植柏”历经5000年岁月，堪称世界柏树之冠。黄帝陵区山环水抱，古朴庄严，气势非凡。它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是维系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强大纽带。
据说全国共有黄帝陵7处，如甘肃、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都有黄帝陵，但只有桥山黄陵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陵庙立于汉代，唐、宋、明、清屡有修葺。建国后，人民政府对保护黄帝陵更加重视，多次进行整修，现陵高3.6米，周围48米，四周砌有1米多高的花墙。此外，还扩展道路，增建文物陈列室及服务设施。
如今，每年到黄帝陵寻根问祖的华人如织。黄帝陵不仅仅是一座陵墓，它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华夏儿女的“根”，它已成为炎黄子孙举办盛大文化活动的中心之一。
二、炎帝的故事
以炎帝为首领的神农氏部族于大约5000年前崛起于陕西渭水流域的黄土高原。炎帝也是传说中的一位史诗性的伟大人物。
炎帝的出生《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段文献是最早关于炎黄传说的记述，且被认为是可靠的。《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正妃。游于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这—文献为我们叙述炎帝的出生提供了帮助。
神农与炎帝神农与炎帝是上古时期对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两位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神农是前仰韶时代初期对农耕社会有突出贡献的普通氏族成员，炎帝是仰韶时代末期对发展农耕生产和社会进步起了不朽作用的氏族首领。他们之间不知有多少代的时间差异，他们之间是否有血缘上的传承关系是永远也不会搞清的问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都生存在宝鸡地区。
从神农到炎帝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和人类智能的增强，社会制度已渐渐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进化。如果说神农使人类的食物数量获得了空前的丰富，那么炎帝则扩大了人类的食物范围和饮食质量。提高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准是亘古以来人类的永恒目的，炎帝是以善用火使之服务于人类而闻名的。关于炎帝的传说中有很多火的内容：“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腥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炎帝作火，死而为灶”，他还“修火之利，范金排货，以利国用，因时变烙，以抑时疾，以炮以溽，以为醴酪。”这些都反映了炎帝时代人们不仅懂得如何取火，而且广泛地用于生产生活中的事实。
炎帝在历史中颇有作为，但不象后来传说中的那么神异，他仅是上古时期在部族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部落首领而已。聪慧过人的炎帝带领他的氏族经过不断努力开拓，氏族经济有了较大的进步，人口也不断稳定地增加，他也渐渐成了远近闻名的氏族首领。这时社会处于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化的社会过渡时期，炎帝氏族的生产水平比周围氏族先进，加上炎帝作为首领的个人人格力量的感召，使得姜氏族对周围氏族产生了向心力，逐渐形成了以炎帝氏族为核心的较大的部落，炎帝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组织的酋长。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炎帝这种称呼，虽然他作为杰出的首领留下了丰功伟绩，被当时和后世氏族长久地敬仰崇拜，并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祗，但他仅是当时林立部落中无数有作为的酋长之一。只是在后代文字相当成熟后，尤其是战国时邹衍创立五德学说之后，才有了帝的称谓，也才有了他有火德的附会。
炎帝时代炎帝可以是个具体的人，又是一个部族延续了若干代的首领名称。我们将这—时期称为炎帝时代，它的社会性质处于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过渡和父系氏族公社的确立时期。
宝鸡地区这一时期的地下文物遗存非常丰富，在市区东西20公里、南北10公里的范围内发现有8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且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但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哪一范围的遗址属于姜炎部族。案板三期文化是分布在关中西部的龙山时代早期遗存，炎帝部族在此阶段不仅种植有粟、蔬菜，而且在扶风县案板遗址中还发现了此时已经开始种植水稻的事实。
炎帝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传说中不见有炎帝父亲的名字，只知道他是生活在他父亲的少典氏族内，而不是生活在他母亲的有虫乔氏族。这一情况说明，炎帝时期的社会还没有完成从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过渡。恩格斯称这种转化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之一，但在考古学材料中对此似乎还看不清楚。这时期一方面靠近水源的遗址规模愈来愈大，一方面在离水源较高的地点遗址越来越多，人口压力对拓展原有生活空间产生了急迫的要求，与此同时社会制度的变更在氏族组织内部产生了对剩余产品、生活资源分配的压力，由此造成了龙山时代移民活动的兴盛。这时的炎帝部族已经不满足于关中西部那种稳定的农耕生存方式，其中的一支沿渭水向东迁移。这使得关中东西部之间的文化面貌趋于同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使被同化的氏族、部落由于自身和外在双重要求，纷纷不断地加盟于炎帝部族。其结果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上古时期文化的交流与整合，炎帝部族获得了扩张力量。
像众多的传说中英雄人物一样，炎帝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去世并未使代表这一族团的首领名称随之而去，他的后继者仍然沿用了这一称谓。“炎帝”后来已经演化成一种精神，被世代传承下来。这是由于炎帝个人曾对氏族的发展与进步做过重要的贡献，受到本氏族与氏族联盟成员高度的崇敬。这一人格力量的存在使得他的氏族对其他氏族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他的死不仅受到本氏族也受到氏族联盟体内其他氏族对他的祭奠与顶礼膜拜。同时部落制度的日益成熟和其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使炎帝氏族形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受到广泛的流传和欢迎，一个更大范围的联盟的形成就成为必然要求。于是火从一个氏族的图腾进而变成部落联盟的图腾，后来又发展成对太阳的崇拜。炎是光和热的象征，《淮南子·天文训》中有“火气之精皆为日”；《汉书·苟爽传》中有“在地为火，在天为日”的说法，可见古人以为火与日是相通的。后世也有“炎帝者太阳也”的传说，其中隐含了炎帝部族从小到大、从崇拜火到崇拜太阳的发展历程。现在的关中地区仍有拜火的习俗，将每年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称作“社火”，也有用火驱邪、消灾免难的说法，宝鸡地区至今仍保留有历代建立的火神庙，每年夏秋两季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在北首岭遗址和石嘴头遗址都发现了生火和为保存火种的灶坑和陶罐，秦灵公时在宝鸡吴阳还设畤纪念炎帝。这些都印证了炎帝氏族生活在宝鸡一带和以火为图腾的传说。
传说中炎帝活了120岁才死，据说他死后，他的儿子柱继承了他的首领位置，后又让位给他的兄弟或姐妹庆甲，若干代后传到临，临传给儿子承，再传至魁，此后又传了8代，前后有530年。这些后代不仅继承了部族首领的位置，还继承了“炎帝”这个称呼。
姜炎文化作为陕西西部的一种地域性文化，为中华民族文明社会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那支没有迁徙仍居住在陕西关中的姜炎后裔，与先周文化的形成紧密相关。传说炎帝的后裔姜原曾抚育出周人的始祖农神后稷，周人在姜炎文化的基础之上成就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
三、尧、舜、禹与陕西
《尚书》之《尧典》等篇都叙述了尧、舜、禹的故事，春秋战国时人，尤其是儒墨两大学派，都推崇取法这3个古帝，因此，关于他们的传说，比黄帝以下其他诸帝更多些，真实性似乎也大些。
据传说，尧是帝喾的儿子，距黄帝5世。舜是颛顼的7世孙，距黄帝9世。禹是颛顼的孙子，距黄帝5世。3人世次，显然有很大的讹误。《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30世，也是无可稽考的一种传说。
传说中，尧号陶唐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县），卒于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东夷之人也”。因此，舜居地在东方。禹原住阳城（今河南登封），在河南西部。后都阳翟（今河南禹县），也略偏西部。他们先都是部落酋长，后来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
据说，尧在帝位，咨询四岳，四岳推举虞舜作继位人。舜历经各种考验后，才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举皋陶（偃姓、夷族）作继位人。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作继位人。禹死，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从此废弃。
传说尧舜禹3位圣王多在陕西活动，如尧、虞皆夏字音变。《尚书》说尧、舜、禹与周始祖弃为一氏族。《竹书纪年》说尧死葬洛水，陕西有两个洛河，又说舜妻育死葬渭水，而陈仓（今陕西宝鸡）即有育冢祠。《帝王世纪》及《吕氏春秋》都说尧葬于咸阳西北四十里之谷林。古籍说禹兴起于西羌，羌祖为炎帝姜姓。《世纪》说鲧（禹之父）封崇伯，崇在户县、长安，崇国自称鲧后代。《诗经·小雅》：“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导河积石，至于龙门。”都说明禹在陕西治水，功不可没。在今天的韩城市苏东乡周原村北还保留有大禹庙，大禹庙就是为了纪念夏禹治水而修建的。由此可见，尧舜禹与陕西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陕西与华夏族的形成
我国先秦、秦汉文献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鉴别、整理远古神话传说，还其本来面目，无疑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有重大意义。然而，古史传说本身已为秦汉以来的历代史家弄得混乱不堪，矛盾百出，以至近现代以来历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引用不同的资料去研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让人无所适从。因此，要真正从古史传说中去研究陕西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只能吸取学者们一些基本认同的看法，从大的方面作一些概括的论述。
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的“三皇五帝”。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对古史传说作了一番研究和整理，在其名着《史记》中，首先就是以《五帝本纪》开篇的。据传说，黄帝与炎帝同时代，两帝出生地及活动地区，国内学者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其活动的大致方位是一致认同的。黄帝这一部落集团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上游，包括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炎帝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区大致也在这一范围之内。有的学者认为炎帝集团最早起于陕西西部的“姜水”（今陕西岐山），以后才东向发展到晋南一带。黄、炎两大部落集团关系密切，相互通婚，也曾发生战争，最后炎帝部落集团归并于黄帝部落集团。因此，传说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均曾活动于陕西，并留下了许多遗迹。至于古史传说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始陶器”，造车、打井、养蚕作衣等，不过是反映原始社会经济和生活等各方面取得的进步，托名黄帝创始而已。
后来的唐尧虞舜，夏商周秦，皆黄帝子孙，故中华民族自视为黄帝后裔。华夏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本源和主体。“夏”为古族名，由夏后氏、有扈氏等12个姒姓部落组成，皆黄帝后裔。夏朝开启者大禹姒姓，周祖弃之母为有邰氏女，邰变台，台与以故字同，以变姒，姒姓出于有邰氏（武功），此为关中西部渭水旁，是炎帝、黄帝部落发祥地。周人自称夏或有夏。夏也是华夏，华与夏古字相同。秦岭古代叫华山，夏族居此为华夏。有人认为华夏是住在今华山周围之人。华夏认为四方为蛮夷，自己居中，故称中华、中夏、中国。
到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其活动的中心仍在黄河中下游，亦包括陕西在内。这从考古学上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继仰韶文化出现的具有基本相同内涵的龙山文化可以得到证明。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各氏族、部落，由于共同的治水要求和共同抵御外敌进犯或掠夺他部的需要，开始结成较为稳固的大的部落联盟。在先秦典籍《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中，均有所反映。
总之，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均可证明，黄河流域，包括陕西是我国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以后产生华夏族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