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人崛起与西周盛衰
一、周始祖后稷的传说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简单朴素而且带着神秘意味的祖先降生传说，后稷就是周人传说中的祖先。《诗·大雅·生民》记载着这一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尽管有所隐讳或者改变。西周春秋祭祀这位祖先时伴随钟鼓，一面舞蹈，一面唱着这一首歌：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祓）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娠）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这首诗大概就是由口耳相传而记录为文字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已经把它演绎成为浅近的散文了，不妨引录如次：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时播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号姬氏。”《史记》这段话概括了其他古书有关的记载，具有典型意义。
由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后稷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异人物，他在出生之时就经受了苦难的考验，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具有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他从小就有热爱农艺事业的远大志向，等他长大以后，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教人民耕田种地。他所取得的农业成就被尧知晓后，尧聘请他做了全国的农师。舜执政时，仍聘他为农师农官。他奔波全国各地而教民稼穑，人民因而敬爱他，在其家乡修建了后稷及姜原祠。今山西稷山县、陕西武功县都留有他教民稼穑的遗迹（陕西武功县城东有后稷“教稼台”）。
后稷死后，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他葬在一个山水环绕、风景秀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广都之野”，据说它处于黑水青水之间，神人们上下往来的天梯就在它的附近。
总之，后稷在周人心目中，形象是光辉而伟大的。周人对这位爱好劳动并引导他们走向幸福生活的先祖是真诚爱戴的。
二、公刘迁豳与太王居岐
后稷三传到公刘，公刘率周人迁至豳地（今陕西省彬县、旬邑一带）。古代各族人民的迁徙十分频繁，其迁徙的原因也很复杂，也许是由于自然灾害，也许是由于人口的繁殖，氏族分化因而另迁他方；也许是遭到敌人的侵略。他们成群结队，带着武器、干粮，正如《公刘》诗中所说那样，“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周人的发源地，如依《国语·晋语》所说，应在姬水姜水之间，但是姬水姜水究竟在何处，难以确指，它可能是在黄河上游的支流上的甘肃、青海一带，由此出发，渐渐到泾水，再至渭水，但是姬与姜似乎始终是相距不远。后稷以后，可能有一支还迁徙到今山西汾水、黄河之间，即夏的统治中心区域，因此在那里至今还保存着许多与周有关的古迹，如后稷庙、姜嫄庙以及古水等等。以后公刘为了避免戎狄的侵扰，他们又迁徙于甘陕之间，叫做豳，其实也就是邠。
公刘迁豳的情形，在《诗·大雅·公刘》中，描述得非常生动和具体，我们前面已引用过数句。他们到豳地之后，还经过许多高低不平的小山丘、原和许多泉水，《诗》里说：“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觏于京。”他们终于在豳暂时居住下来，于是重新开辟荒地，“彻田为粮”，“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周本纪》根据诗的大意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保焉。”虽然这样，但是当时豳还依然有戎狄随时可以侵扰他们。
周人在豳终究停留了多少时间，还不很清楚。当时正是殷商晚期，武丁卜辞中屡见“扑周”的记载。武丁的兵力虽然很强，但也常常遭到北方土方、鬼方等侵犯。土方、鬼方就是春秋时期的狄人，其足迹一直到达太行山的脚下。《易·既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济·九四》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高宗即武丁，三年克之，可见战争的剧烈，而且周也参与其战役；“有赏于大国”，即受到殷商的赏赐。可见，周虽然迁徙于豳，但是仍常常遭到戎狄的侵扰，因此殷、周还不得不联合作战，对付戎狄。当时周人也常常遭到殷商的侵犯，因为殷商的势力也已到达周境渭河之滨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古公亶父不得不第三次向西南迁徙。《孟子·梁惠王下》对于此次迁徙前的情况有很生动的描写：
古者太王居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
太王或指公刘，但是决定迁徙于岐山之下者确是古公亶父。他们对于戎狄的侵扰真是竭尽屈辱，而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了豳。当时有一部分邠人必定随着迁徙，甚至还有自愿归附于古公一同迁徙的，当然也有留下来的。
由邠迁岐的路线，是爬过梁山，又渡过漆水、沮水，然后到达渭水以东，岐山之下。
岐山在今扶风、岐山东北，它是秦岭的余脉，今人叫做北山，三峰分峙，故曰岐山。山下原隰土地肥沃，以周人定居于此，故曰周原，正像姜人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姜原一样。
三、文王“事纣”和武王灭商
文王“受命称王”和“事纣”古公亶父死后，幼子季历即位。季历死后，其子姬昌“受命称王”，他就是日后着名的周文王。“受命”就是他们认为是接受上帝的命令而做的。当然上帝的命令是看不到的，而由人民的愿望和行动（拥护或反对）可以看出。
《诗经》中《皇矣》一诗对于文王受命称王有很生动的描写：“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视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古人总认为上帝是保佑自己的子孙的，但它并不偏爱，为了选择一个君主，保有天下四方，不得不让最有德性的人为王，这样文王是最合适的。
文王在位50年，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创业主，勤于政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暗地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间的争田纠纷，使河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是可以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
正当周的势力蒸蒸日上的时候，周文王却被商纣王囚在了羑里。文王被囚的原因，或说是因为他对殷纣杀害九侯、鄂侯流露了不满被揭发所致，或说因为他“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引起殷纣猜忌所致。文王被囚的年数有的说是3年，有的说是7年。文王为什么能够获释，或说纣囚文王后，“诸侯皆从之囚，纣王于是乎惧而归之”。或说“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仍释西伯。”记载虽然不同，但文王曾囚于羑里一事，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姬昌获释后，“阴行善”，暗中集结力量，收买人心，威信大增，以至于诸侯间的纷争，都需由他来裁决。获释后的第2年，文王姬昌就准备讨伐商王朝。他从扫清周边部族开始，两三年内，接连征服犬戎、密须和耆国。之后，又相继攻伐邘和崇侯虎，且营建新城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马王村附近）。
武王伐纣文王年高而崩，太子发即位，是为武王。武王立而不改元，念念不忘文王的遗志。他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武王自称子发（即仍以文王为名），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他发布誓师辞：“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
武王渡过黄河，到中流时，有白鱼跃入船中。渡过河以后，有火自上降于下，落在武王的帐篷上，变为鸟，其色赤，发出赫赫的叫声。诸侯都说：“纣可伐矣。”但是武王却认为他们不知天命，乃班师回国。可知这次武王伐纣，只是“观兵”（耀武扬威）的意思，他并不是要发动战争。
过了2年，即武王十一年，武王得知纣昏乱暴虐更甚，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而投奔周以求保护，武王觉得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遍告诸侯说：“纣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东伐纣。
十一年一月戊午这一天，武王的军队已渡过盟津，西南庸、蜀、羌、鬃、微、卢、彭、濮8国诸侯的军队也已赶到。甲子，天微微亮的时候，武王与诸侯的军队都已到了商都郊牧野。
牧野在安阳殷墟以南大约百里，即今淇县。殷纣以朝歌为国都，野指国都以外的农耕区域。但当时牧野已经是“离宫别苑”，纣王在此附近狩猎、休息，所以武王由此进攻。
武王和联盟军进军非常顺利，由于殷纣王的军队中有很多夷人被迫而来，早已厌战，所以一遇到周的军队便纷纷倒戈。纣王闻讯，知道已无法挽救，也就自己登上鹿台，穿上玉衣，和他的宠姬妲己自焚而死，武王和西南夷联盟军也就很快地进入商的都城。
周的军队进入商都之后，便举行凯旋典礼，释放了箕子，表扬商容的门庭，还把鹿台纣王剥削来的财物粮食都赈济平民，这一切仁政，《周本纪》里也都作了详尽的描写。但是事实上武王和联盟军并不是如此仁慈善良，他们的军队也并不立刻退出商都，而是向商都王畿附近商的附庸小国进行讨伐。《尚书》里原有一篇《武成》，原文可惜早佚，其中有“血流飘杵”的话，可见战争的惨烈。
落后弱小的周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武王手中完成了灭商大业，实现了关中的迅速崛起，史称“武王伐纣”。武王胜利回师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附近），正式建立周王朝，史称“西周”。
四、封建——封土建国
“封建”的涵义及“分封制”的实施“封建”就是“封土建国”的简称。封土就是划分土地疆界。古代部落与部落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都有利用土石、山川、树林作为田地、住宅的疆界的标志，所以视封土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事。建国就是要建筑城邑。诸侯的统治区域称做“国”，卿大夫的统治区域，称做“家”，也称做“邑”；一夫一妻的庶民的家庭，叫做“室”。但是国王的家庭也称做“王室”，诸侯的家庭称做“公室”，卿大夫的家庭则称做“私室”。王统治全国，为了与诸侯的国相区别，就只有称做“天下”了，王也称做“天子”。
封建制度起于何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如下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暗示性的回答。富辰说：“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管叔、蔡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富辰是认为封建诸侯应该始于周公之时。然而由殷墟卜辞看来，殷商后期确已实行封建制了。但殷商的封建制与周代初期封建制有所不同：（1）殷王的诸妇也可与儿子、功臣同样受封，如解放后发现的妇好墓说明她与王共同参战，卓着功勋，其墓葬中器物也至为丰富，她还有她的封国；（2）不但有殷商的同姓诸侯，还有不少在战场上立功的异姓诸侯；（3）诸侯之间尚无严格的等级差别。
由此3项看来，殷商时期虽然已有封建制，但是尚在封建制的初级阶段，而周初的封建制特别着重在同姓诸侯内封建，这可谓是一大进步。它大概与周公之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有密切的关系。荀子深明周初建国的形势，他在《儒效》篇说：“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只要不是神经错乱的姬姓子孙都被封为诸侯，由此可知周公所以广封同姓诸侯的深远用意。统治这广大的被征服区的人民，周公不得不在殷商封建制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一步。《大雅·北山》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的土地，全国的人民都是王的人民。
在分封时候，王室还要举行隆重的“册命”仪式，受封者接受周天子册命，称为“册封”。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即宣布分封给不同诸侯的疆界大小和人民多少。诸侯要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服从政令，并承担派兵、纳贡义务。诸侯有权把所属的封地和臣民再向下分封给属下的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把所封采邑的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士，作为“食地”。如此层层分封，使统治阶级建立起上自周王，下到士的奴隶制贵族体系，构成金字塔式、等级严密的4个阶层。
诸侯的分类及其地位周代的诸侯大体上可以分为同姓诸侯、异姓诸侯和附庸3类。现在分别陈述其性质和分布的情况如次：
（1）同姓诸侯。由上引《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可知同姓诸侯都是周的显族，一是文王的昭系，共有16国；二是武王的穆系，仅有4国；三是周公的子孙，它也许与武王为同一穆系。同姓诸侯显然是诸侯封国中占主要地位并起领导作用的，它有保卫宗周的责任，如燕、鲁、卫、晋都分布在黄河以北直至渤海、东海的边缘。当时陕西、山西、河北北部就是游牧部落猃狁、鬼方、山戎的活动区域，它们随时都有入侵中原、危害宗周安全的危险。以泰山为界，在济水之东到渤海湾为姜姓的齐国，在齐的东南为“秉周礼”的鲁国，它有管制东夷和监视殷商活动的责任。
（2）异姓诸侯。以姜姓为最重要，它与姬周从上古以来就保持着婚姻关系。姜太公与召公、周公在东征中并肩作战，屡建功勋。齐国原来也是殷的遗民和东夷活动的地区。
异姓诸侯中还有许多从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氏族和部落，如武王分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陕县）、黄帝之后于祝（今山东祝其县）、帝尧之后于蓟（今河北蓟县）、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宛丘）、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等。它们至多只保留着一个小小的城邑，但是依旧祭祀它们的祖先，保留着它们的风俗习惯。
（3）附庸。附庸就是依附于诸侯的小国。它们的人数很少，地方不过“五十里”，不能上达于周天子，所以由鲁国“代管”。庸原是城墙的意思，即今“墉”字。周公东征以后，它们实际已被灭亡了，是按照“兴灭继绝”的老习惯，得以保留下来的。如自称为太皥之后风姓的颛臾、任、宿、鄘须句等国，都是鲁国的附庸。又如郯国也可能是附庸国。
以上3类诸侯，不是部落联盟那样平等的联合体，也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那样的关系，它是由血缘关系到地域关系过渡中的国家形态。同姓诸侯是宗周所依赖的主要的力量，保持血缘关系也最密切，但异姓诸侯与周也有婚姻关系。除齐以外如陈、宋都与周互相通婚，而且在周朝廷里做官。因此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对异姓诸侯则称为舅。但同姓诸侯同周是“主”（主人）的地位，异姓诸侯是“客”的地位。姬是全国的“国姓”，异姓则是“庶姓”，其人民则是“庶人”、“庶民”。
五、一代人圣周公旦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早在文王谋商时，他就与太子发共同辅佐文王。文王卒后，太子发即位为武王，周公为辅，他联合西土诸邦庸、蜀、羌、微、濮人等兴师伐纣灭殷，基本上占据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为了缓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矛盾，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后，留在商都，利用他来控制商朝的遗民；并将商王畿划分为邶、鄘、卫3个区，由武王之弟管叔治理卫；蔡叔治理鄘；霍叔治理邶，并监视武庚，史称“三监”。
武王病逝，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周公称王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要篡位，并与武庚一起联合东方之淮夷（今江苏、安徽一带）、奄（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等邦国起兵叛乱。一时间，新朝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周公面临这样的形势，首先对姜尚和召公进行解释，维护了王室核心的团结；然后调动大军，率兵东征。经过3年苦战，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等人，平定了叛乱，并相继灭掉了淮夷、奄等东方诸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又命令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周在东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以镇抚东方。
洛邑建成之后，称为“成周”，并迁殷顽民于成周附近，责令他们要做周朝的顺民，如果敢于反抗，就要遭受严厉的惩罚。
周公对西周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确立了宗法制和礼乐制度。周公依据周制，参酌殷礼，首先确立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又以天子为大宗，而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因与天子为叔伯、兄弟关系而为小宗，从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天子之下有诸侯，诸侯内部又有爵位、等级之分，形成阶梯式的等级制度。
把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周公继而又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礼仪制度。周公的“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西周的礼乐制度包括礼与乐两个方面的内容，乐是其中结合仪式典礼的音乐、乐舞部分。周礼十分繁琐，相传有五类：吉礼（讲祭祀）、凶礼（讲丧葬）、宾礼（讲交际）、军礼（讲征战）、嘉礼（讲吉庆）。每个贵族从出生到死亡，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礼之中。
周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圣，他的德治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主要内容有下面几点：
（1）以德配天。我们前引《皇矣》一诗时已经指出，天上的上帝（周人有时直呼为天）四处寻找有德的人，但是找来找去，最后只找到在西方的周文王，于是上帝保佑他“翦商”。武王克商以后，建立了国家，周公东征胜利巩固了国家基础。周公于是认为唯有“敬天保民”，即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否则就要丧失天命（政权、国家）。周公因此对殷“顽民”反复申述：你们殷的先祖先王原来也都是能够尽“敬天保民”的责任，都是有德的人，只有帝乙、帝辛不然，他败坏了德性，所以上帝也就舍弃了他，以致丧失天命。周公接着又说，我周本是“小邦”，但是太王、王季以及文王无不“敬天保民”，为有德者，可以得到天命，建立国家。《皇矣》诗句说得明白：“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王此大邦。”
由此可见德与天命的关系。《文王》一诗又说：“文王在上，天命不常，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丕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据此“以德配天”的意思，不但文王生时可以获得天命，而且死后可以上升于天，随时“陟降”，在帝“左右”。
（2）“天命不常”。就是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做君主的不能敬天保民，做了缺德和无德的事情，那么正像夏桀、殷纣一样就要丧失天命，他人甚至可以像成汤和武王一样，用武力推翻他们的统治。这就是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
天命不常，并不是周公已经否定或怀疑上帝的天命的存在，而是相反，天命是有条件的，只有有德者可以接受天命，无德者就要丧失天命，因此必须加强积极的努力，而不可等待。《尚书》之《召诰》篇对于“天命不常”的思想更有反复详尽的说明：“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坠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在这段话中，周公一再以夏殷的历史教训为例，教导臣民必须“敬德”，否则就要“坠命”，我有周继承夏殷之后而得天命，一定要“德之用”，才能“祈天永命”，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3）明德慎罚。“明德慎罚”一语，见于《尚书·康诰》。它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明德与慎罚相对而言。明德，古释为勉励，就是必须以德性勉励。《大传》引作“克明俊德”。慎罚就是对于战争和刑罚必须慎重，不可不用刑罚，也不可过分。《康诰》是周公分封其弟康叔到卫国时的训辞。全句的意思是，从前我们伟大的祖先文王能够明德慎罚，不敢欺负鳏寡之人，平凡而老实，敬畏天威，表扬人民，这样我们才创造起夏的区域（指周自己）与我们的一二联邦和广大的西土。由此可见“明德慎罚”的重要意义。自武庚管蔡之乱平定之后，周公遂废“三监”，而封康叔去治理卫国，即原来的“三监”。这是殷商故都，为殷顽民集中的区域。康叔年轻，周公对他不放心，所以一再以“明德慎罚”教训康叔。
“明德”本来是对周人自己说的，“慎罚”是对殷顽民说的，对象不同，政策也自有不同。即对周人自己应该用“德”——感化教育的方式，对四夷则用“刑”——暴力强制的方式（包括战争与体罚）。慎罚，在《吕刑》篇里称之为“中刑”、“中罚”，意即要适中，不可偏废。春秋后期孔子也深受影响，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已成为他中庸思想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周公确是一个忠心耿耿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朴质而实际，而不是虚玄迂阔的空论。当然，他的思想中还有相当浓厚的宗教思想，如他在《金縢》篇里，一再说他“仁若巧，多材多艺，能事鬼神”，愿以己身来代替武王，使武王的病痊愈起来，牺牲自己，亦在所不惜。这固然是宗教思想、巫术思想，但是表现出一片忠诚、真挚的思想情绪，所以使后人都深受感动。
六、彘之乱与共和行政
西周中期不但战争连绵不断，而且政治紊乱，人民受剥削严重，“王道衰微”。《周本纪》说：“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周自文王以后，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引起管、蔡的猜忌，谣言“将不利于孺子”。但是周公东征回来以后，仍恭恭敬敬地把王位还给年已成人的成王，这样才进一步巩固了嫡长子继承制。但懿王以后，却又发生了“兄终弟及”的现象，从而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加激烈。
到了厉王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形成严重的危机。据《周语》和《周本纪》记载，厉王暴虐，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凭借强权强硬地把公有的山林川泽收归王有，也不许平民采樵渔猎，这样就引起了平民的强烈不满。当时贵族领袖召公为民请命，劝谏厉王“民不堪命”。但厉王不听，一意孤行，并以暴政来镇压反抗。他命卫巫监视诽谤他的人，一经发现，就立刻逮捕屠杀，形成非常恐怖的气氛。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告诫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长此以往，局面将难以收拾，但厉王毫不悔改。
过了3年，国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国都丰镐暴动。他们愤怒地冲进王宫，赶走厉王，史称“国人暴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后来死于此。
这次暴动，首先是在京城爆发，后来扩展到了整个关中地区，因而沉重地打击了周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室继续衰微，以至连王位也难维持下去。
厉王出奔彘地，继之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这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可能是司马迁的误解。古本《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政。”“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辞又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杜预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这分明是说共伯和在摄行王政，哪里是什么“周公、召公二相行政”呢？
西周时代宗法等级制度的最高代表者是周天子，周天子在政治上是天下诸侯的共主，在宗法上又是所有姬姓封国的最高族长。可是，共伯和在厉王奔彘以后，僭居王位，代行政事本身，就给当时笼罩在一切之上的宗法等级制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这时的宗法制度开始崩坏，宣王即位后，为了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才由召穆公（召虎）召集宗族于成周，讲求亲亲之道，发扬宗法之义，企图弥补已经开始破裂的宗法制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此事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棠棣之华，鄂不革韦革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
七、幽王亡国
厉王死后，贵族虽然还政给厉王之子宣王，宣王也曾有过“中兴”，但是他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内外矛盾，相反，这种内外矛盾更深刻化了。到幽王时（公元前781——前771年），终于突然爆发，以致造成西周灭亡，周室东迁。
首先自厉王时起，西北地区遭到长期严重的干旱和地震，“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伊水、洛水、渭水都干涸了，田亩龟裂，草木也都枯死。伯阳父对此景象已向幽王提出警告，他认为这是阴阳不调所引起的，不但显现于自然现象，而且显现于社会现象。他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三季矣，其川源又塞，塞不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川竭，亡国之征也。”《小雅·十月之交》说：“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据后世天文学家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66年，日月食的现象被古人视为是国亡的预兆。
其次是内忧外患的加剧。《诗》大小《雅》里美宣王的诗和刺宣王的诗并见。这是一种变风变雅，用今人的话说，就是一种变态，也就是说，幽王的暴政，固然应该由幽王自身负责，但是宣王已经埋伏了根源。随便引用几首刺幽王的《诗序》的话如次：“《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怨乱并兴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父母焉。《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甫田》、《大田》，君子伤今而思古焉，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虽然诗辞都很含蓄，所谓“怨而不怒”，或有“温柔敦厚”之旨，其实已经到了敢怒而不敢言的程度。概括起来，宣、幽之时土地掠夺现象已很严重，人民不得不流亡四方，因此促使了宗法制的瓦解。贵族阶级内部也发生剧烈的贫富分化，以致发生权力与义务不均的现象。
幽王对被征服人民加重剥削，这是一种灾祸。他们有的沦为奴隶，有的只好做了顺民，对统治者供应徭役和无休止的种种贡献，否则就又要遭到武力讨伐。幽王对被征服人民，动辄以刑罚（包括战争与体罚）相威胁，早已把周公“明德慎罚”的教训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幽王宠爱褒姒历来也被归为西周灭亡的原因之一，幽王烽火戏诸侯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但是如果把周亡国之祸转嫁于褒姒一人之身，那就不太公平了。
不过幽王宠褒姒却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幽王废掉了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于是宜臼出奔舅家申国。他外公申侯异常恼怒，遂于公元前771年联合犬戎大举进攻镐京。幽王闻讯慌忙叫人点燃骊山烽火，诸侯们都以为仍是幽王在取悦褒姒，无一人响应。结果犬戎轻而易举地杀进京城，将丰镐夷为废墟。并追杀幽王于骊山脚下，掳走了褒姒，西周遂灭亡。
第二节 周人的文化艺术成就
一、西周时期陕西的青铜器文化
西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文化的高度繁荣时期。此前，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有黄铜残片发现，经过长期发展，到殷商时期形成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此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又形成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处于两个高峰之间的西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日益成熟，器物种类和数量有较大增长，为数众多的铜器上铸有长篇铭文，在思想文化史上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西周的政治中心在陕西关中，西周青铜器出土地也集中在关中，尤其是在关中西部的扶风、岐山和宝鸡地区。地跨扶风、岐山两县的周原是西周建国前周人活动的中心，也是西周王陵的所在地。自西汉以来，周原就有青铜器发现，在清代这里连续出土有天亡簋、大盂鼎、小盂鼎、毛公鼎等价值极高的着名重器。清末以来，这里又多次发现青铜器窖藏，例如1890年扶风任家村发现膳夫克鼎群，1933年扶风康家村发现函皇父器群，1940年任家村发现膳夫梁其器群以及1960年在扶风齐家村、1974年在扶风强家村、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1976年在扶风庄白等处发现的窖藏青铜器，都有较多数量的重要器物。周原以西的宝鸡，相传是西虢的封地，晚清在宝鸡斗鸡台出土过一组有名的青铜器，后来又在戴家湾出土大宗青铜器。50年代以来在茹家庄、竹圆沟、纸坊头等地的西周前期墓葬中，也有很多精美的青铜器出土。西周时期陕西的青铜器文化是当时中国青铜器文化的代表。我们可以从器种、形制、纹饰和铭文等方面对其进行观察。
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已经相当齐全，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都已具备。西周时期，陕西青铜器的器种没有大的发展，只在食器中出现了簠和水器中出现了匜等几种新器具。值得注意的是，酒器显着减少，商代曾流行的觚、爵、斝、尊、卣、方彝等酒器，在西周中期以后不再出现。鉴于殷末饮酒成风政治腐败的历史教训，成王时曾严格限制饮酒。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发的诰命中说，依照文王的传统，只有举行祭祀时才可饮酒，而且不许饮到酒醉的程度。要求殷人勤种黍稷，奔走事其父兄，只有远出辞行时得到父母允许，才可谨敬地饮酒。命令监殷的康叔将那些“群饮”的酒徒“尽拘执以归周，予其杀”。康叔如不严格限制饮酒，则是政事不洁，也有杀头之罪。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中也说，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因忌酒而兴盛。西周青铜器中酒器的减少，证明限制饮酒的措施得到了贯彻。
从总体来看，西周青铜器与商代青铜器相比，形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倒是纹饰的变化较大，反映着思想文化的变革。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继续着商代风格。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纹饰趋于简化。相传出土于岐山的毛公鼎（西周晚期器物），器物上只有带状纹饰，带状以外为素面。花纹本身也趋向简化和图案化，削弱了神秘色彩，加强了装饰作用。扶风出土的有名的刖足守门人方鬲，口沿下的带状纹饰为窃曲纹。
西周陕西青铜器的最大特点和珍贵价值是在铭文方面。商代出现了至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高达1.33米，重875公斤，但它的铭文只有“司母戊”3个字。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很简短，多为几个字，内容一般是族氏、作器者名、祭祀对象等。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着加长，每篇超过百字的不少，例如出土于宝鸡的虢季子白盘铭文111字，出土于蓝田的永盂123字，出土于岐山的己盉132字，出土于岐山的禹鼎205字，出土于扶风的墙盘铭文275字，出土于扶风的大克鼎铭文290字，出土于眉县的大盂鼎铭文291字。兮甲盘133字，班簋182字，散氏盘357字，曶鼎410字，无疑也都是陕西境内的西周器物。出土于岐山的毛公鼎铭文498字，是至今发现的最长青铜器铭文。前人早已指出，长篇铭文的价值与一篇经书相当，是毫不夸大的评价。《诗经》中字数超过《毛公鼎》的只有《閟宫》一篇（512字）。《尚书·周书》中许多篇不足300字，《大诰》、《酒诰》、《立政》、《召诰》、《洛诰》、《君奭》、《多方》、《顾命》、《康王之诰》、《康诰》、《吕刑》都较毛公鼎铭文字数为多，也都在千字以下，超过千字的只有《洪范》一篇（1042字）。
西周青铜器铭文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以叙述祭祀、战争、赏赐、册命的为最多，所以它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考察，出于陕西的青铜器铭文能够反映西周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证明西周时期的陕西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中心地位。铭文突出地反映着周人的天命宗教思想，天被认为是全能的至上神，决定着人间的一切祸福得失。对于统治者来说，最主要的是取得政权和得到贤能的辅臣把政权维持下去，这在铭文中叫做“受命”、“受屏”、“永保天命”。同时，铭文集中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观念，检视出于陕西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很容易发现，多数较长的铭文中都有先父、先祖之名。这种现象具有宗教和礼制两方面的意义。在宗教意义上，它反映着人们的祖先崇拜观念。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派到下界来做统治者的，死后灵魂回到上界去，仍然是天的下属。铭文中反复说“先王其严（灵魂）在上”，“先王其严在帝左右”。人们用贵重的铜铸造祭器来祭祀祖先，目的是祈求祖先降福于自身和子孙后代。在礼制的意义上，铭文中经常提到祖先之名，反映着人们的宗法等级观念。礼制是宗法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权力和责任，地位和荣誉都与祖先联系在一起。宣扬祖先的业绩，也是为了确定自己的特权地位。所谓“藏礼于器”，就是通过彝器来体现等级制度。周王给予某人官职和赏赐时，在册命中往往说到这个人的先祖对王室的功绩，鼓励这个人勿忘继承发扬先祖的事业，努力为王室效力。接受官职和赏赐的人就把周王的这些话铸在礼器上，作为等级身份的证明。
二、凤雏甲组宫殿（宗庙）基址
周人刚迁到岐山时，人民还居住在窑洞里。但是古公迁岐之后，在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大约文王时周原上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宗庙宫殿了。1976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已发现了它的建筑基址，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共1469平方米。南北向，偏西北10度，以门道、前堂和走廊居中，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布局整齐有序。位于门道前4米处，有东西长4.8米的影壁，影壁上还覆盖护顶。在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台基相连接的交角处，有两个对称的斜坡状台阶，通过这两台阶可分别进入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中院是一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的大院子，周围略高，低于房屋台基0.61米，中间最低处低于房屋台基1米，地面平坦，略向东南斜。中院东西两边各有台阶两组，约3层，分别通往东西厢走廊。中院北面有3组大台阶，正对前堂门，均为斜坡面，阶面和两侧都涂有灰浆饰面，中阶的西侧饰面保留较好。3阶大小不一，中阶往东偏离中轴线约1米，东阶西阶相应偏高，当与前堂作偶数开间有关。
前堂为这组建筑群中的主体。前堂南边台阶的最高处高于堂基，而堂基又略高于西厢房及堂后的过廊，前堂的台基应是最高的，约比周围房屋台基高出三四厘米。整座建筑面积约104.9平方米。堂前第一、三、五室应有门（自东向西），因遭破坏，已无残迹可寻。前堂的西北部有4个窖穴，这4个窖穴里面留有鸡骨、猪骨、残陶片等。东西厢房，每厢房各有8间屋子，南北排列，左右对称。东门房台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水道。作法是先在台基上挖一条宽0.6米、深0.9米的槽子，然后在槽内放置陶水管。水管共6节，长短不一，由北向南。过廊中部下面也有一条用河卵石砌成的东西走向的水道，通过东小院由东厢房第6间将水排往东边南北走向的大小水沟内。
屋顶好像用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后，在横梁上承檩列椽，构成屋顶骨架，然后用芦苇铺在椽上，上抹几层草积泥，厚7——8厘米，形成屋面。在屋脊和天沟用瓦覆盖。瓦为泥条盘筑，背面饰以绳纹，带有瓦钉或瓦环。可注意的是，瓦是迄今我国最早发现于先周建筑的。换句话说，瓦是先周人的发明。
在基址内出土完整的器物不多，计有陶鬲、陶罐、瓷豆，均为暗灰色胎，器内外施有黄灰色的薄釉，瓷罍、铜泡、铜镞、铜片，以及大多数刻有几何花纹的玉削、玉管、玉珠、玉佩、玉鸟等，制作都很精致。此外还有蚌泡、蚌镞。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西厢房二室出土大批卜甲和卜骨，计约17000余片，有字卜甲190多片。
周原遗址中宫殿宗庙建筑，据发掘者说，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因为安阳殷墟以陵墓为主。由周原建筑规模、结构可以想见当时周人的建筑技术及其它相应的手工业达到了相当高度。先周在周原期间，时间不过百年有余，而发展之速度实在惊人，由落后于殷商而迅速地达到殷商文化的水准，这充分说明它善于学习先进文化的长处，从而为文王“翦商”准备了条件。《绵》诗中说：“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抹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社，戎丑攸行。”诗中的描写基本上与实际发掘都很符合。
宫殿宗庙古本不分，凤雏建筑“前堂后寝”的格局也证明了这一点。宫殿宗庙的建筑表明古代国家权力机关已经产生。有了宫殿宗庙，也就有了与它对立的“冢社”。
发现凤雏村的宫殿宗庙以后，在扶风召陈村也发现了一座大型建筑遗址，考古者推测为晚于凤雏的宫殿宗庙建筑。
之后，周文王为了翦商的准备，同时又在沣水之西建立丰邑，武王时又在沣水以东建立镐京。文王筑丰，已在他受命称王与伐崇之后，武王筑镐，则在克商以前，显然是带着军事的性质。直至周室东迁，周原的京城始终是西周的政治和宗教（宗庙）中心，称之为周。铜器铭文中称周者也往往指周原而言。丰镐在铜器铭文中称为宗周，洛邑则称为成周。
三、丰、镐二都
丰、镐是西周文王所建丰京和武王所建镐京的合称。据文献记载，丰、镐的修建是从周文王开始的。周文王是周族杰出的领袖，他在即位之后继承了先辈“翦商”的事业。一方面，“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积善行德，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了优势。另一方面，调兵遣将，用武力征讨不愿臣服的诸侯，剪除了商朝的羽翼，从而扩大了周人的势力范围，出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向东方发展，实现灭商的理想，他决定把国都从岐山脚下的周原迁到关中中部的沣河西岸。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丰邑，基本上做好了灭商的准备。周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很快把灭商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在灭商之前，又对丰邑进行了拓展，在丰邑之东的沣水东岸营建了镐京，并以丰、镐为基地，最终完成了灭商的大业。
丰镐两京修建的时间相距很近，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是罕见的。周武王之所以在丰京建成后不久另建镐京，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周王朝在营建丰京后，即在沣水东岸的镐池附近修建了一些离宫别馆，作为沣水东岸向东方发展的据点。周武王在克商的过程中，为了便于军事物资的东运，不断加强这个据点的力量，使这个据点的范围不断扩大。二是沣水东岸自然条件优越，在许多方面超过沣水西岸。丰京的地势较为低下，在沣河泛滥时容易遭受水患。
丰、镐两京隔沣水相望，并且都具有较大的规模，这一点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但数千年来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地面建筑早已荡然无存。所幸的是本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丰镐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现在已经基本上弄清了丰镐两京的大体情况。
丰京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在这里发现有大建筑群遗址，且发现有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中心区为最大的夯土基址，坐北向南，东西长61.5米，南北最大进深35.5米，总面积1826.8平方米。
镐京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在这里发现有大型宫室遗址，平面呈“工”字形，中央主体建筑南北长59米，东西宽23米，南北还有规模相当的对称分布的两组附属建筑群，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西周墓葬。1957年在张家坡发现殉葬车马坑，共4座。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这里的发现不仅是探讨西周的生产、生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西周丰镐二京的城墙、布局以及附近的西周王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西周曾经是强盛的古代国家，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年代，丰镐也曾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它是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开始，也是西安建城的开端。然而到了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在西方戎人的压迫下，不得不迁都洛邑。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之后，丰镐日益残破，经过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已经变成了历史的遗迹。尽管这些遗迹已少得可怜，尽管这些遗迹距现在已相当久远，但是通过这些遗迹，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周代社会全盛时期的生活画面。
四、周原甲骨及其价值
周原甲骨是西周早期（含先周文王时期）的遗物，主要出土于陕西岐山凤雏村一带（旧称为“周原”）。1977年夏由陕西周原考古队发掘建筑遗址时发现。凤雏遗址两个窖穴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目前已清理出有字卜甲292片，已发现的卜甲总字数为600多字，每片上的字数多寡不等，最少的1字，多的30字，还有许多甲骨为土锈所掩，有待进一步清洗。
这批卜辞文字的内容很广泛，有卜祭、卜告、卜年、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另外还有关于人名、官名、地名、月相和记时方法等记载。
岐山风雏村西周甲骨文的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我们可以从中探索先周与西周初期周与殷商的文化关系，所以为考古学界、史学界所重视。
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周人的甲骨文字，但是由于它记述商纣父亲“文武帝乙”和“大甲”的名号和狩猎宴饮的内容，因而又怀疑它本是殷商之物而又移置于周的。此说不确，这是因为，首先，周原甲骨文中尚有大保、毕公等西周人物的名字。其次，周原甲骨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其字体结构固然相同，但是殷、周甲骨的整治、钻凿形态、灼兆等方面却不相同。再次，周原甲骨的月相术语，如初吉、既霸等，均为周所特有，西周铜器仍保持这一习惯并普遍应用。总之，周原甲骨文数量虽然远不及殷商，但是也能看出殷周文化之异同。
与殷墟甲骨相比较，西周甲骨的文字显得细小而潦草。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甲骨与殷墟甲骨一脉相承，文字也属于同一系统。周原甲骨正式着录的专书尚未问世，摹本及照片已零星发表，较全的摹本附见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和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等书中。
周原遗址甲骨文的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甲骨文不但是研究西周历史非常重要的资料。而且还证明了甲骨文并非商王朝所独有、非殷墟所独有，而商代的其它诸侯国也有使用甲骨并有被发现的可能。
五、文王与《周易》
周文王不但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而且还是西周思想文化的开创者。
文王曾被殷纣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牖城），后来又被释放了出来。《史记》的《周本纪》、《日者列传》和《太史公自序》3处记述了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演易”之事，《汉书》的《艺文志》和《五行志》也记述了这件事。文王“演易”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说，文王被拘囚期间，“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又说“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治天下”。这里说的八卦指每三爻组成一卦的八经卦。将八经卦的两两相重，即成为每六爻组成一卦的六十四别卦，每一别卦六爻，六十四别卦共三百八十四爻。文王演卦以前只有八经卦，卦象数目太少，不敷推测事物变化之用，即使用于占卜也不会很完备，主要作为表现人们对8种自然物的认识的符号。文王重卦之后，易占成为一种完备的占筮方法流行开来。《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在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与司马迁关于文王重卦的推测相合。所以司马迁认为文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第二，选用蓍草为占筮材料。龟卜用甲骨作材料，文王创立的易占用蓍草作材料。《易传·说卦》说：“昔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意思是说，文王演易的时候，神明暗中佐助文王，生出蓍草供他使用。这个说法把蓍草视为神物，以至后人越来越弄不清它是一种什么植物，有的说它可以生长3000年，有的说它可以驱除虎狼毒虫。有的说蓍草生长时上有紫云覆盖，下有神龟守护。其实，它是一种很普通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就是中药中的因陈。《韩诗外传》中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孔子在野外遇见一个妇女哭泣，让弟子问她有什么伤心事，这个妇女回答说：“昔者刈蓍，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割蓍草时丢了一支蓍草干做的簪子，顺手拾一根蓍草干换上就行，何必悲哀呢？孔子感到奇怪，又让弟子去问：“刈蓍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回答说：“非伤亡簪也，不忘故也。”这故事寓意在讲“不忘故”，但由此可知，蓍草是一种很普通的蒿草，可以当柴烧，穷苦妇女用它簪头发。文王演易的时候是一个囚犯，不可能有珍贵的材料，选用一种遍地生长的蒿草作为材料，是很自然的事。
第三，制定筮占方法。如何用蓍草推演出卦象，又如何依据卦象决断吉凶，都属于筮占方法。制定一套筮占方法是占筮不可缺少的环节。西周时期，文王制定的占筮方法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资料，可以借助《左传》和《国语》保存的22条筮占实例来推断文王制定的筮占方法。《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一章，对筮占方法作了概括叙述，也可以作研究文王筮法的参考资料。后来朱熹依据自己对后者的理解制成筮仪，载于《易经集注》正文之前。朱熹的筮仪受到推崇，但肯定不能完全恢复文王占筮方法的原貌。史料缺佚，不能引申附会。可以肯定的是，有了一套占筮方法——占术，文王便把“术”与“道”结合起来，以“术”表现“道”。后来的筮史术士只知道运用《周易》的占术，思想家则着重通过占术来探讨“道”。孔子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着眼点即在“道”而不在“术”。
第四，取“易”为筮占之名称。“易”表示变更的意思。不过文王以前“易”字与占卜没有关系，因为龟卜钻灼甲骨形成兆纹，依据兆纹判断吉凶，与变更、变化无关。文王创立蓍占代替龟卜，蓍占成卦的基本原则是变化蓍策的排列以求得卦象，断占的基本原则是观察卦象爻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强调变化是蓍占的基本特点。所以，文王将他创立的蓍占取名为“易”是十分恰当的。除以上4点外，还有一个文王与卦爻辞的关系问题。
《周易》卦爻辞的作者是谁，历来说法分歧很大，大致有5种不同说法：（1）卦爻辞都是文王所作；（2）卦辞是文王作的，爻辞是周公作的；（3）卦爻辞都是孔子作的；（4）卦爻辞都是周初卜官作的，成于成王时；（5）卦爻辞是一人之作，作于武王时。
后3种看法认为文王与卦爻辞无关，是不合情理的。文王既有“演易”之举，对64卦的吉凶必有一定的看法，否则“演易”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第一种看法以为卦爻辞均为文王之作，亦不合情理。我们知道卦爻辞的内容包含着极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史料，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创作出来的，尤其不是一个被拘囚中的人可以创作出来的。卦爻辞的绝大部分只能从占筮档案中选取而来，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没有条件做这件工作，被释放后没有功夫做这件工作。第二种看法认为爻辞是周公所做同样不合情理。但认为文王做卦辞比较可信，因为卦辞只有64条，很少涉及具体历史事实。文王在被囚的时候制定出或大体制出卦辞来是可能的，这不排除后来的卜官对文王所作卦辞作过修改。所以我们认为卦爻辞与文王有关，但又不能认为全是文王所作。
六、西周车马坑
西周王朝在沣河东岸建立镐京，这个昔日的古城早已在时间长河的冲刷中逝去，但其地下的遗迹迄今仍依稀可见。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西周遗址时共发现车马坑10多座，清理了4座，现保护展出的是其中比较完整的一座，即沣西车马坑。沣西车马坑是西周初年成康王时代奴隶主墓葬的车马殉葬坑，位于长安马王镇张家坡村附近。因在沣河西岸，故得其名。
沣西车马坑呈长方形，南北长5.6米，宽3.4米，深约2米，内有并列的二车六马和一个殉葬的奴隶。车为木质，车厢呈长方形，前后长68厘米，左右为138厘米，四角均有一根立柱，高约45厘米以上。车厢的前面有用木条做的较矮的栏干，车厢两侧也有栏干的痕迹，可能比车厢前面的栏干还要高些。车门在车厢的后面，宽约40厘米。门两边也有栏干，高约32厘米，也用小木条制成。两车各有车辕一根压在车轴上，伸出车厢前面的车辕微向上，马驾在车辕的两旁，和今日的马车形制大不相同。南面的车由4匹马驾着，有车夫1人，马上下都有席子的痕迹，4匹马的头都放在车壁小龛里。北边的车辆由6匹马驾着，6匹马的头排成弧形，很整齐，显然是将马用某种方法致死后由人摆置的。马的头部和身部都有很多铜制和贝制的装饰品。每个马身上都有成套的马具，包括络头、笼嘴和挽具等。
西周车马坑的发现，不但证实了这一带是周文王创建的丰京遗址，而且也证明了西周时期奴隶主死后，有将生前乘坐马车和车夫殉葬的风俗。这些车马坑遗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奴隶主贵族生前役使奴隶为他们服务，死后还毫无人性地用活人殉葬，梦想着死后仍然能保持生时的享乐，这充分反映出剥削阶级的本质。
第三节 穆公招贤与秦霸西戎
一、秦之先祖和襄公封侯
秦人源东夷而保西垂秦人祖源为东夷人，5000年前活动于东海岸边之山东、江苏一带。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祖先是五帝之一颛顼帝的后裔。颛顼孙女名女修，织布时误吞玄鸟（燕子）蛋而生大业。大业为秦始祖，娶女华为妻而生大费，即伯益。伯益佐大禹治水有功，又帮舜驯服鸟兽，被舜赐姓嬴氏，并被封于秦，地70里，地在山东、河南交界。伯益的二儿子叫若木，在费国为君，子孙以费为姓，其后人费昌在夏朝为臣。伯益大儿子名大廉，继承其父驯调鸟兽的技业，为嬴姓秦国。
商族之首领契传至14代到汤，势力壮大，东夷之费、秦等嬴姓国都依附支持商，《史记·秦本纪》云：“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他护驾有功，得到商汤的信任和宠爱，于是随汤之军队进入中原晋、秦之汾水、渭水流域。
由于赢姓国效忠于暴君殷纣王，受到周武王的打击，国家沦亡，恶来、蜚廉、费仲死心踏地跟随纣王，其族被废姓，其民降为牧奴。蜚廉有一子名季胜，继承祖父中潏的事业，率嬴秦军民保西垂，在渭河中游宝鸡一带，因势力发展，嬴秦遂到西犬丘（今甘肃东南），臣服于周。季胜有一子孟增被周成王宠幸。孟增孙造父被周穆公召以为御手。他在桃林挑选八骏，载周穆王游西域，穆王封造父于赵城（今山西洪洞赵城镇）。其后大骆、非子率族西迁，与西垂之嬴秦遗民会合，为周王朝守边，抵御戎狄部落。非子族“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深得犬丘（今甘肃天水）一带戎部落叹服，“（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称赞，将其系族申侯之女许配大骆，生子名成。申侯为非子族请封，孝王遂使非子“复续嬴氏祠，号曰秦嬴”，于是复有嬴、秦之称，以远祖少昊、颛顼而祀之。近年发掘雍城秦景公大墓，出土石磬铭文也印证文献之正确，其为少昊后裔。非子受封，建立了政权，建筑城邑、宫室、村落等。
从太昊、少昊，到非子邑秦，嬴族经历了兴起、发展、鼎盛、衰败而又复起几个阶段，历时3000年。曾兴盛于东方的嬴姓族在西北高原崛起，其东夷族也变成了华夏族，而其族之坚韧性、适应性也表现了出来。
秦襄公为诸侯周西垂在渭水上游高原河谷地带，犬戎、狄、羌部落长期在这一带生活。羌为炎帝部落后裔，戎、狄为黄帝后裔，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在周代仍很落后，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公元前845—前822年，秦仲继立，时周厉王在位，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到彘（今山西霍县），西戎乘机侵犯，秦仲率军民作战失败，逃回西周。共和十四年，周宣王即位，出现中兴，“四年，使仲伐西戎。”他接见了秦仲，慰问死难军民，表彰了他们，“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军与周军经艰苦作战而打败戎部，受到周宣王封赏，“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公元前822年，秦仲战死前线。
秦仲子庄公等5人继续与戎战斗。宣王在镐京接见庄公，鼓励他杀戎，宣王还封秦仲子康于梁山（今乾陵处），其后姓梁氏。庄公兄弟5人经浴血奋战，终于击败了西戎，恢复西犬丘宗邑重地，庄公被封为西垂大夫。
庄公卒，长子世父让位于弟襄公。襄公将妹穆嬴许于戎部丰王为妻，以分化戎部。丰王活动于丰岐，即长安至岐山一带。襄公二年（前776年）向东扩土，迁都于汧（今陕西陇县），汧为军事城池。从非子开始的秦邑由世父镇守，成犄角之势。戎侵夺犬丘及邑，擒世父。襄公率军回救，获胜，迫使戎送回世父。秦之胜为多年积累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周围戎部采用分化和打击两手的胜利。宣王末期，王室衰败，秦借“王命”大力征伐以发展势力。
宣王死，子宫涅即位为幽王。他昏庸残暴，政治黑暗，不但使自己一命归阴，还导致西周灭亡。于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秦襄公率军来丰镐迎平王护驾而受到重用。平王看镐京已为废墟，决定迁都成周（洛邑）。襄公“战甚力，有功”，又护送平王至洛邑。“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以岐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秦襄公奉平王命令，回军西上，与丰镐一带的犬戎作战，使他们退回泾河上游地区。
襄公回到汧邑城，慰劳将士，宣布建立秦诸侯国，以西犬丘为都城，完善政权机构，与诸侯通聘享之礼，又祠上帝于西畤。“秦襄公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襄公立国后，形势仍很严峻，周围被戎狄鬼方、猃狁、丰戎等包围着。他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求生存，否则所封之地也为一纸空文。他积极发展生产和整顿军备，《诗经·驷鐡》毛氏传称：襄公“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诗经·小戎》载，秦已有兵车，用各种毛色的骏马驾驶，马有甲衣。从襄公八年到十二年，经4年征战，才“伐戎而至岐”。后襄公战死，归葬西垂，秦军西退。秦襄公使秦为诸侯，他在秦之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励精图治的秦穆公
秦穆公是春秋时期秦国的国君，名任好，秦德公少子，秦成公弟，公元前659年——前621年在位。秦穆公在位时，奋发图强，锐意进取。他重用百里傒、蹇叔等良臣，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依靠他们修明政治，发展军事，奖励生产，使国家实力大大增强，也最终使秦“称霸西戎”。因此，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穆公的用人与外交策略在选用人才上，穆公不分国别、族别，广招天下之士。晋献公曾将百里傒作为陪嫁奴隶送给秦国，百里傒中途逃到楚并被捉为奴。穆公听说他有才能，用5张羊皮赎回，后任他为大夫，号称“五羊大夫”。百里傒又荐好友蹇叔，穆公派人以厚币从宋国迎来。晋国丕豹来秦，后来当秦有灾而晋不借粮时，他被穆公派为先锋攻晋，大败晋军，生擒晋惠公。由余原为晋人，亡入戎。入秦后，穆公与他交谈，知道他很有能力，是戎国的贤臣。于是，穆公定离间之计，先以女乐送戎王，使他迷于声色，不理政事，又故意延缓由余的归期，派人离间戎王与由余的关系。由余在戎中无法呆下去，就投降了秦国，穆公对他委以重任。这样，穆公手下就人才济济了，这为他成就霸业提供了人才条件。
在外交上，秦穆公也很有谋略。当时，晋灭掉十几个小国，占有陕西东部一带，为一大强国，对秦威胁很大；楚也兴起，北伐中原并占有陕南；东方的齐国亦为强国。秦穆公认真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晋是主要敌人，所以采用联楚抗晋战略。而如何对待晋呢？秦穆公能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和双方实力，有效地采用友好与战争两种手段，充分体现了他灵活的外交策略。
首先，穆公元年，“自将伐茅津”，其地在平陆县。穆公要伐茅津之戎，就要打破晋国的堵塞。晋献公为此而不安，决心灭虢、虞二国，并很快占有这两国之地。这样，穆公不敢攻茅津之戎，就采取了和晋策略，求婚而娶献公女儿为夫人，两国结盟。
其次，晋献公宠信骊姬，打算重新立骊姬之子为太子。于是他先逼旧太子申生自杀，又欲加害重耳和夷吾，这两人逃走了。当时夷吾逃在梁（今韩城），他以割河西8城求穆公支持，于是穆公护送夷吾回国为君，即晋惠公。不料夷吾最后背约而失信誉。公元前648年，晋国旱灾，惠公派人向秦求助粮食。穆公与大夫公孙枝、百里傒商议，决定救晋灾。公元前643年，晋又遭灾，秦仍救济。这就取得民心，提高了威望。
再次，公元前645年，秦败晋，晋太子圉入质于秦，穆公礼待之，将女儿怀嬴嫁给他。公元前638年，惠公病重，太子圉私逃回晋。穆公对他不满，派使者到楚，迎回公子重耳。重耳已在外17年。穆公和夫人对重耳加以礼遇，送他5个美女，并把其女许于重耳为妻。公元前638年，穆公派兵护送重耳回国即君位，为晋文公。
殽之战与扩张重心的西移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30年），秦、郑结盟，秦大夫杞子、逢孙、杨孙等被派往郑国戍守。两年后，杞子从郑国向秦穆公报告：“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于是穆公决心袭郑。蹇叔提出4点理由反对袭郑。1、“师劳力竭，远主备之。”2、“行千里，其谁不知”。3、“勤而无所，必有悖心。”4、“晋人必御师于殽。”百里傒也反对伐郑。穆公不听，以百里傒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及白乙丙为将。蹇叔和百里傒想到将士即将送死而大哭，穆公斥责。秦军过东周洛邑北门，骄傲无礼，尚幼的王孙满也认为秦军“必败”。郑国牛贩子弦高见秦军袭郑，谎称郑已知秦军来，派他送12头牛慰劳。秦将见郑已有准备，只好退兵，并顺便灭晋之属国滑。
晋文公刚去世，太子襄公正在办丧事，闻秦袭郑而大怒。晋大臣说：“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襄公身穿黑色孝服出师，伏兵于殽，姜戎也前来助战。秦军行至山谷，晋军伏击，秦军无一逃脱，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等将被擒。襄公母为穆公女，她营救了诸将。穆公穿孝服出城迎诸将，说由于自己不听百里傒、蹇叔的话，致使全军覆没，你们要准备雪耻。
次年，秦穆公为报仇，命孟明视等攻晋。双方在彭衙（今陕西白水）交战，结果秦军大败。此战后，穆公经充分准备又大举伐晋。他亲自督战，孟明视等诸将拼死作战。秦由茅津渡黄河，焚船只，猛攻，攻占晋“王宫”。晋军败，退城坚守，不出战，穆公才解恨。之后，秦军又南渡黄河，收敛埋在殽山谷道战死的秦兵尸骨，举行隆重的葬礼，全军“哭之三日”。穆公对将士誓词悔过：“嗟士卒！听无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此后，穆公认识到秦不能打败晋国，无力称霸中原，就转而和晋，图霸西戎。
“并国十二，独霸西戎”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朝的政治中心从陕西关中转移到河南洛阳地区，关中等“岐以西之地”即被以犬戎为首的诸戎等所控制。经几代奋战，秦的领地西起甘肃天水西，东到陕西华县，关中大部为秦所有。然而，这一地区的戎族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直到秦穆公任好时，秦国才加快了对诸戎的征服步伐。穆公元年（公元前659年），秦大举进攻与晋交界处的茅津（今河南三门峡）之戎；二十年（公元前640年）又灭东边的梁、芮两小方国（均在今陕西大荔境）；二十二年，又向南进逼瓜州（在今陕西终南山北）陆浑之戎（亦称允姓之戎或姜戎），迫使其向东迁徙，晋国则引诱他们居于伊川（今河南伊、洛水上游一带），强迫他们开垦荒地，服役纳贡。这样，秦国向东、向南驱逐或征服戎族，势力大为扩展。然而，秦四周戎族势力仍然很强大，史称西戎有国12或14，其大者有“八国”，即绵诸、绲戎（犬戎）、翟、豲、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据学者们考证，除义渠、大荔戎在今陕西境内外，其余皆在甘肃东部及宁夏一带。
到穆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西戎王遣使臣由余至秦。穆公先用反间计争取到由余，然后又重用由余以伐西戎。经过两年的准备之后，穆公用由余之策，“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戎8国不同程度服属于秦国。
秦称霸西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除了体现秦自身的价值之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黄河以西广大地区的社会进步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长期以来由戎族控制下的地区，小国林立的局面得以结束，社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民族融合进程得以加速。
第二，令秦之威名远播域外。关陇以西到中亚乃至欧洲，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交通往来。穆公称霸西戎，其名声不胫而走，遂开始使“秦”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专门称谓。日后秦统一中国，则进一步强化了域外各国以秦代指中国的意识。据学者考证，许多国家称中国为“支那”或“China”，实即秦的音译。
三、秦与诸戎狄的冲突融合
前面我们提到穆公时秦独霸西戎，也就是说当时陕西及其附近的诸戎（即以犬戎为首的西戎），有的为秦并灭（如社、彭戏氏、小虢等），有的被秦所逐（如陆浑之戎），有的则服属于秦（如义渠、大荔等）。从此，以犬戎为首的诸戎见于记载的则不多。秦国称霸西戎的过程，是其开疆拓土、日益强盛的过程，也是秦人及其所并诸戎逐渐融人华夏族的过程。秦人在西周时，还被华夏族（周人）视为“夷狄”，即非华夏族。如《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均称秦人为“狄”，“夷”；后来商鞅也说过：“始秦戎翟之教。”但在春秋以后，秦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华夏族的文化及礼仪，参与大国争霸，逐渐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由秦人兼并的诸戎也随秦人一起融入到华夏族之中。当然，这一进程是长期的、缓慢的，而且有先有后。
春秋战国时，在陕西除了秦人和诸戎之外，在渭、洛之间和陕北地区还有一称为“狄”的民族。据许多学者研究，此时的“狄”与殷周时的鬼方、猃狁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春秋战国时的名称。据《春秋》三传、《史记》、《国语》等先秦、秦汉史籍载，春秋时的狄大致可分为白狄、赤狄和众狄（包括后之“长狄”）几个大的部落集团。赤狄主要分布在晋国（今山西及河北南部）；白狄则居于秦国北，今陕西渭、洛流域及陕北、山西西部；其余众狄均在今山西、河北、河南等地。
赤狄、白狄与晋国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后来赤狄各部渐为晋所灭，白狄亦势孤力单，成为邻近相互争霸的两个大国——秦、晋结盟和争夺的对象。晋成公（公元前606——前600年在位）竭力拉拢白狄以抗秦，六年（公元前601年），支持白狄与之共“伐秦”。秦也积极拉拢白狄，支持其“伐晋”。如秦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82年），秦与白狄“伐晋”。到晋平公十三年（公元前545年），白狄与晋和好，并服属于晋。至此以后，再也不见白狄有活动于陕北和晋西的记载。
义渠，关于其族属，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是西戎中羌之一种；一说则以为是狄，即赤狄、白狄之后裔。据《史记·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等载，义渠居地在秦之北，即今泾、洛水北。大约在秦惠公时（公元前500——公元前490年），在陕西的义渠、大荔戎最为强盛，“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义渠的兴起，威胁着秦国，故秦国于厉共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44年）伐义渠，俘虏其王。后14年，义渠又伐秦至渭水北。过了100余年，义渠又败秦军于洛水。后4年，义渠内乱，臣属于秦。后又反离，为秦军所攻。此后，双方争战各有胜负。
义渠与秦之间的争战前后持续150余年，当然，其间也有和平相处的时期。义渠最终为秦所灭，使秦之势力达今陕北地区。此后，义渠人在秦、汉的长期统治之下，逐渐华夏化，余众也多有迁于今甘肃者。如西汉时有“义渠王骑士”的记载；汉初，北地、安定郡也有“义渠”，义渠人到西汉后期则先后融人华夏族之中。
义渠南边的大荔戎，主要居于洛水流域，以今陕西大荔为中心。春秋中叶，大荔、义渠最强，并称王。秦厉共公十六年（公元前461年），秦以兵2万伐大荔，取其王城。此后大荔戎就很少见于史籍，可能即为秦所灭。直到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才见有“大荔围合阳（今陕西大荔北）”的记载，大荔戎可能最后也融入华夏族或义渠之中。
长达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为主干，逐渐融合了长江流域及华北、西北的四周各个民族，使华夏族不断地巩固、扩大。陕西地区各民族的发展、融合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由于秦人的崛起及强大，最后几乎统治了陕西全境，关中的戎族，渭北、陕北的白狄、义渠等族，逐渐与秦人一起融入华夏族之中，使陕西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格局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第四节 秦之兴盛与统一全国
一、孝公重用商鞅变法
孝公求贤战国时期，诸侯争雄。田氏代齐后强盛，魏强而占陕西东部及陕北一带，楚占陕南，秦偏在一隅。孝公认识到要强大必须变法，而变法必须要有人才，于是下令招贤：“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诏令颁布，天下贤才云集秦都。卫国人“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卫鞅（公元前390——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古代贵族常以国为姓，故又称卫鞅。卫鞅从小“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他，但魏王不用，从而错失人才。
商鞅变法卫鞅见孝公，先讲以道家学说，孝公昏欲睡；再说以儒家学说，孝公怒；后以法家“霸道”说之，孝公大悦，相见恨晚，决心重用他来变法。卫鞅于公元前356年或说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进行了两次变法。
卫鞅首次变法，其内容主要有4个要点：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卫鞅把李悝的《法经》在秦公布实行，将“法”改称“律”。增加连坐法，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相互告发，同罪连坐，告发得赏，不告发要腰斩；一家藏奸，九家连坐。盗牛马之轻罪重判为死刑。其目的是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极专制之统治，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按军功赏赐20级爵位，每斩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给爵一级，做官则赏50石俸禄之官。20级爵是封建等级制，授予种种特权，如耕地、住宅，高爵可获300家“税邑”，并减刑。国君宗族无军功不能列入族簿，不能享特权。
3.重农抑商，奖励耕垦。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所以卫鞅将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复其身”即免除徭役，“收孥”是将其同妻、子没入官府为奴。
4.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燔诗书而明法令”，是为了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反对其仁义，禁止游说求官。
第一次变法就引起守旧派的反对，都城“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后来这些人又说“令便”，卫鞅称之为“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
卫鞅第2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6点：
1.“为田，开阡陌封疆”。阡陌是每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每顷田的大田界，即将百步为亩变为240步为亩，确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废了旧封疆，而确定新的阡陌封疆。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级官僚机构。他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41个县，设县令为一县之长，县丞管民政，县尉管军事，有定额俸禄，从基层建立封建统治。
3.迁都咸阳，修建宫殿。雍都偏在一隅，旧贵族势力大，咸阳位于秦国中心点，靠近渭河，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利于谋求向东发展。商鞅修建咸阳宫，也建冀阙（古时宫门外高建筑，悬示教令）。
4.统一度量衡制度。公元前344年实施度量衡标准器。据传世商鞅方升可知，换算成今制，秦1升=198.574立方厘米，1寸=2.305厘米，1尺=23.05厘米。
5.按户征收军赋。前348年“初为赋”。《秦律》规定，成年男子应登记，分家另立户口，缴纳户赋，不分家登记户口要加倍征赋。此为保护地主阶级国家利益，但大大增加了广大贫苦劳动人民的负担。
6.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秦通过商鞅变法，势力日益强大，后来击败魏国，称霸中原。卫鞅也以变法功被封大良造，并被封侯于商城，商君、商鞅的名称就由此而来。
商鞅变法对秦之意义是重大的，但变法的推行却非一帆风顺。变法前，商鞅就与旧贵族甘龙、杜挚有过一场是“变法”还是“法古”的激烈争论，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推行变法过程中，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为首的一批人唆使太子犯法，商鞅按法令分别治二人以黥刑和劓刑，坚决推行变法。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即位，是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抵抗失败，被处以“车裂”之刑而死。
商鞅虽死，但“秦法未败”。商鞅变法比较彻底，这是秦国国富兵强的主要原因，也奠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基础。
二、张仪相秦的连横活动
“连横”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以一个大国为中心（后期主要指秦），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联合一些弱国去进攻另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他国的目的。“合纵”是针对“连横”而言的，指的是关东六国联合，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来抵抗秦国的进攻。
张仪是秦国“连横”政策的倡导者。他原是魏人，入秦后当上了秦相。公元前322年，他带着秦惠王的使命入魏并任魏相，旨在劝说魏惠王变“联齐楚以抗秦”为“联秦韩以伐齐楚”，破坏魏和东方六国的关系。这是张仪的第一次连横活动。后来，魏王觉察了张仪的阴谋，再加上张仪的政敌公孙衍从中破坏，公元前319年张仪被迫离魏返秦。张仪的第一次连横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能够与秦国抗衡的是齐国，在秦齐两大强国对峙的局面下，楚国的向背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开始，齐楚在反秦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秦则竭力要拆散齐楚联盟。公元前312年，秦派张仪使楚，劝楚绝齐从秦。张仪对楚怀王说，只要能与齐断交，秦愿割商於之地600里给楚。怀王授张仪相印，厚赂他，并与齐绝交。楚使来秦索地，张仪出尔反尔，说只答应给6里土地。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此时齐不援楚，楚势孤单。张仪攻楚，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丹水北岸）大败楚军，俘楚将屈匄等70余人，夺取了楚的汉中地。接着，楚怀王又倾全国兵力大举攻秦，与秦军大战于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楚又大败。通过这场战争，秦国重创楚军主力，扩大了秦的势力范围，消除了楚对秦的直接威胁。
之后，楚怀王不惜割黔中地交换张仪以严惩，张仪却不畏死来楚，被囚并将受死刑。上官大夫靳尚为宠臣，他与楚王宠妃郑袖极力劝楚王不要杀张仪，怀王就赦放了张仪。当屈原等人问为何不杀张仪时，怀王醒悟，追杀张仪而未及，秦又白得楚黔中地。张仪被秦王封为武信君，然后他出使齐、赵、燕诸国，以舌辩说服诸侯向秦国屈服，使他们争相割地求和，彻底破坏了合纵之势。
张仪志得意满地回秦请功，但秦惠王已死，秦武王及宠臣都憎恶他，他被迫离秦入魏，再为魏相，一年后死去。
三、秦灭二周
战国时期，经过长期诸侯割据战争，许多弱小国家被消灭，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一些比较大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为增强国力以统一全国，七雄相继展开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其中最有成效的是秦国商鞅变法，秦通过商鞅变法，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秦昭王时，秦在军事策略上改变了劳师远征而经常失利的战略，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渐蚕食并巩固其占领地区。
秦国首先把目标放在攻灭周王室上。战国时代残存的周王室不过保有洛阳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公元前367年，周贵族发生权力争夺，韩、赵用武力支持，周遂分裂成西周、东周两个部分。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市）的称西周公；在巩（今河南巩县西南）的称东周公。周赧王名为天子，实则寄居西周。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这年周赧王死去，从此挂名天子也不复存在。公元前249年，秦又灭东周。
秦灭周王室后，又把进攻的目标转向了其他六国。
四、名将白起与长平之战
白起（？——前257年），秦国大将，着名军事家，今陕西眉县人，又名公孙起。为秦昭王效力38年，夺取城池80余座，威震诸国，在战国末期的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封为武安君。尤其在长平之战中，白起的军事才能更是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派左庶长王龁攻韩，夺取上党，上党的百姓纷纷逃往赵国。赵驻兵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以便镇抚上党之民。四月，王龁攻赵，赵派廉颇为将抵抗。双方僵持多日，赵军损失巨大。廉颇根据敌强己弱、初战失利的形势，决定采取坚守营垒以待秦兵进攻的策略。秦军多次挑战，赵国皆不出兵，赵王为此屡次责备廉颇。此时，秦相范睢派人携千金向赵国权臣行贿，行离间计，使赵国派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替代廉颇为将。
赵括上任之后，一反廉颇的部署，不仅临战更改部队的制度，而且大批撤换将领，使赵军战斗力下降。秦见赵中计，暗中命白起为将军，王龁为副将。白起面对鲁莽轻敌、高傲自恃的对手，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袋形阵地。另以精兵5000人，楔入赵军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军。8月，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至秦军壁垒，秦早有准备，壁垒坚固不得入。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数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骚扰赵军，赵军只得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临河内督战，征发15岁以上男丁从军，赏赐民爵一级，以阻绝赵国的援军和粮草，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到了九月，赵兵已断粮46天，饥饿不堪，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败兵40万人投降。白起说：“赵国军卒，反覆无常，恐会作乱。”于是用诈骗手段，将四十万降兵全部坑杀，只遗下年少的240人，纵归赵国。长平之战，白起前后斩首俘虏多达45万人，赵国人心大为震骇。
公元前258年，秦国攻打赵国都城邯郸，白起力劝无效，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秦昭王强令白起率兵出征，他称病不从，被免去武安君封爵，贬为士兵流放。公元前257年被遣送眉县故里，行至咸阳城西10里的杜邮时，被秦昭王赐宝剑自杀。白起死于非罪，秦国百姓出于同情而立庙祭祀他，今眉县常兴镇白家村还有白起墓。
五、“疲秦”之谋与郑国渠的修建
战国后期，强大的秦国对关东六国的攻势日益猛烈。韩国距秦最近，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疲劳秦之人力，消耗其财力，使其不能攻伐灭韩，韩派水工郑国来秦。他勘察地形，建议秦王政从泾河开渠引水东到洛河，用以灌溉。秦王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命他负责工程，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其间，秦发现韩之阴谋，要杀郑国，郑国认为他当初的确做间谋来疲秦，但渠修成仅使韩国延长数年之命，而为秦国造福万代。秦王就赦免了他，命他继续完成工程，渠修成后命名为郑国渠。
郑国渠西起泾河，出北山的谷口，经今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等地，流入洛河，长150多公里，是当时最长的水渠，灌溉400公顷土地，使秦国大片的盐碱地得到改造，并使当时谷物的亩产达到一钟（约合今300多市斤）。
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工具简陋的情况下，修这样大的工程很不易。广大劳工顶风冒雨，艰苦劳动，凿山填沟，建堤设闸，防渗漏，跨河流，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郑国渠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六、秦王政及其统一伟业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其13岁的儿子嬴政即位，他就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秦始皇。嬴政初即位时，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嫪毐掌管。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亲政，随后除掉吕、嫪等人，重用李斯、尉缭，并着手进行统一六国之战争。
秦首先从六国中最弱小的韩国开刀。公元前230年，秦王政派内史腾率兵进攻韩国，俘韩王安，把所得韩地置为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韩国灭亡。
前229年，秦派将军王翦领兵攻赵，前228年秦军进入邯郸，赵王迁献出地图投降，赵国遂亡。
前225年，秦派王贲领兵攻魏，引河水和鸿沟水灌魏都大梁，魏亡。
前223年，秦派王翦领兵60万攻打楚国，楚王被俘，楚亡。
前222年，秦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前221年，秦派王贲领兵由北向南攻齐，俘虏齐王建，齐亡。
至此，秦终于全部并吞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全国之大业，中国历史上诸侯割据纷争达500余年的春秋战国时代终告结束，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得以建立。
秦能够统一六国，除了客观原因，如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等原因外，还有秦内在的原因。从政治上看，秦实行“法治”比较彻底，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制度。这使秦国民风纯朴，官吏忠于职守，朝廷的办事效率也有了提高；从经济上看，秦也逐渐占了优势。秦居关中又握四川“天府之国”。秦又注意发展生产，奖励耕战，兴修水利，使秦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这正是秦取胜的关键；军事上，秦奖励军功，使军队比较英勇善战，加之又居险要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外交政策上，秦善于利用六国的弱点和彼此之间的矛盾，灵活运用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政策，从而各个击破。
当然，秦王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也充分发挥了他个人的积极作用。他从组织上、军事上完成了统一大业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他铲除了吕、嫪、太后阴谋集团，有利于政令的统一，防止了割据势力的夺权和内战的发生；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网罗人才，任用政治家李斯和大将王翦等，这些措施为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使人民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第五节 东周时期的秦人文化
一、嬴秦三都：雍城·栎阳·咸阳
雍城、栎阳、咸阳是秦人在发展过程中先后所建的3个都城，其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雍城雍城是东周前期秦国都城。《史记·秦本纪》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献公“二年，都栎阳。”从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的290余年间，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作为国都，雍城有着规模巨大的城垣和壮丽宏伟的宫殿，成为当时全国发达的大都市之一。雍城城垣，根据钻探资料证实，位于今凤翔县城南，雍水河之北，纸坊河以西的黄土台塬上。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面积约10.56平方公里。雍城城外除东、南以纸坊河、雍水等自然河流作为天然屏障外，还在西垣外挖掘了人工城壕作为防御设施的一部分。
1973——1986年，考古工作者对雍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城内的三大宫殿区等建筑遗址。
雍城城内在春秋战国时先后建有姚家岗附近宫殿区，马家庄附近宫殿区和铁沟、高王寺宫殿区。姚家岗在城内中部偏西，发掘出可以藏冰190多立方米的冰窖遗址和一处宫殿遗址；马家庄遗址位于雍城中部偏南，是保存较好的春秋中晚期大型宫殿宗庙区，可能是秦桓公居住的“雍太寝”之所在；铁沟、高王寺宫殿区位于雍城北部，从这里发掘了凤尾村遗址和高王寺铜器窖藏。在三大宫殿区内发现了大量陶器，有盆、罐、缸、瓮、鬲、钵、豆、盂、绳纹水管道、井圈、板瓦、筒瓦以及云纹、葵纹瓦当等，这些文物都是我们了解那段历史的活生生的资料。
献公东迁后，雍城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作为故都，列祖列宗的陵寝及秦人宗庙仍在此地，许多重要祀典还在雍城举行。如今的雍城遗址，已于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学者和游客前来参观。
栎阳栎阳位于西安城东北阎良区武屯乡关庄和御宝屯一带。秦献公二年（前383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至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秦以栎阳为都计33年。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一度以栎阳为都城。
栎阳城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1.6公里。东、北墙已破坏，南城墙残长1640米，宽6米；西墙残长1420米，宽8——16米。勘探栎阳有3个城门，即南门一个，西门两个；道路13条，其中东西路6条，南北路7条。另外，还勘探出建筑和作坊遗址15处。栎阳城遗址有大量瓦砾堆积，还出土有铜斧、铁铲、铁块、石磨、石范、石夯头、绳纹筒瓦、板瓦、水道、井圈、陶盆、瓮、罐、簋等遗物。
咸阳秦咸阳位于函谷道和渭北道的交汇处，在今西安市西北、咸阳市东约30里的窑店镇一带，北依高原，南临渭水，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秦人从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开始兴建咸阳，经过10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秦王政即位时，咸阳城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规模。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宫殿楼阁，而且有规模相当可观的手工作坊和商业市场。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都市中“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又对咸阳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不仅在咸阳北原上仿造六国宫殿，使咸阳城出现“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的局面，而且在渭水之南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阿房宫。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据说殿中能容纳10万人，“车行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立于宫门”，规模之大，无与伦比，显示了秦都咸阳的宏伟气势。
阿房宫的修建，标志着咸阳城从渭河之北向渭河之南的发展。这个过程是从秦惠王时期开始的，《三辅黄图》载，惠文王“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作信宫于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枢”。三十五年，复修阿房宫，使渭河以南地区得到较大的开发，成为咸阳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咸阳城就出现了渭北和渭南两个区域，渭河从咸阳城中穿过，渭桥成为连接两个区域的纽带。正因为如此，文献中有“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记载，在客观上概括了咸阳城的基本特点。
咸阳城在秦始皇统一后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过秦始皇的扩建，宫殿林立，楼阁相属，规模空前，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反映了秦王朝的伟大气魄。遗憾的是，这座宏伟壮丽的城市在秦末被项羽烧毁了。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熄”，最后成了一片灰烬。由于咸阳城在秦末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加之此后渭河河道不断北徙，因而咸阳古城遗址已经很难寻找。考古勘察证实，咸阳故城南半部因被渭河冲毁，全貌已不可考；渭河北岸的宫殿区的地势较高，遗址尚存。在西起毛王沟，东至柏家嘴，北自高干渠，南至咸铜铁路的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相当密集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其中聂家沟至山家沟一线分布最多，规模也最大，考古工作者推测是咸阳宫的所在地。从这些遗址中，或多或少还可以看出咸阳城辉煌的过去。
二、秦公陵园及一号大墓
据史书记载，秦国共有36代国君，其中19代都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其陵墓位于雍水河西面的三畤原（当时称作“北园”）上，距秦都雍城约6公里。这里地势坦荡，林木葱郁，地表距地下水位深度约80——100米，适宜营造大型墓葬，故被秦国统治者选中，定为秦公陵园区。
现已探明，秦公陵园区南北宽3公里，东西长7公里，占地面积达2万多公顷。陵区四周有绵亘10多公里的大型护陵壕沟环绕。在目前发现的43座秦公大墓中，有18座“中”字型大墓，3座“甲”字型大墓，6座“凸”字型墓，15座“目”字型墓和1座“刀”字型墓，它们背西面东，呈雁翎形排列，规模宏大，气势非凡。
在“中”字型大墓中，最大的一座是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其规模之大令人震撼，全长300米，其中墓室长59.4米，宽38.8米，深24.5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比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国王陵大15倍，比湖南长沙西汉马王堆一号大墓大20倍。从墓道的一端望去，这座大墓像一条幽深的峡谷，正如《诗经·黄鸟》说的：“临某穴，惴惴其憷。”这使人不禁惊叹大墓的深邃。陵墓规模如此之大，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秦国经济的发达，国力的雄强和奴隶的劳役之苦。
秦公一号大墓的殉人之多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史记》和《诗经》记载秦穆公死后曾殉人达177人之多，但无法证实。这次从秦公一号大墓发掘殉人牲达184具，清楚地表明秦国当时的奴隶制社会性质，证明了《史记》、《诗经》记载的准确性，解决了史学界、考古界多年悬而未决的疑案。
在秦公一号大墓还发掘出中国最早的大碑，从而使人们看到了我国古代碑制发展的源头。秦公一号大墓虽遭严重盗扰，但仍出土了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最重大的是刻有290多个篆文的石磬。从篆文“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等句，初步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此外，出土的3000余件极为精美的金器、玉器、铁器、石器、骨器，充分反映出秦人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否定了“秦国生产力落后”、“秦国奴隶制统治薄弱”等论点。这些文物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秦国历史，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三、老子与楼观台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东）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据《史记》记载，从早年起，老子就在东周王朝任史官——守藏史，掌管史册典籍。约在中年时期，受到王公贵族迫害，一度罢官，逃居鲁国避难数年。后来，老子又被召回复职。约在50岁时，由于东周王室的史册典籍散失，老子也自然失去了官职。老子在东周的时间比较长，看到了东周王室衰微，他便离开东周奔赴秦国。西行途中，经函谷关，受到时任函谷关令尹喜的盛情接待。
尹喜字公文，甘肃天水人，有《关尹子》等着作问世。因尹喜爱好天文、地理及星象、易理之学，为寻清雅之地修道，乃涉览山水，最后选中终南山下今周至县境内，结草为楼，观星望气，精思至道，因号其宅为草楼观。
尹喜遇老子后，就辞去了官职，迎老子归草楼观，斋戒问道，并请老子着书以惠后世。老子遂着道德经5000言授之，这就是今天所说的《道德经》，也即《老子》这部书。《道德经》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尹喜还在草楼观南约千米的小丘上筑台请老子讲经，后人称此处为说经台。（后因曾在说经台建祠祭祀老子，故说经台又名老子祠。）人们便把“草楼观”与“说经台”合称为“楼观台”。
东汉之后，老子被依托为道教开山祖师，楼观台由此成为道家、道教朝拜圣地。几千年来，楼观台吸引着无数善男信女纷至沓来，顶礼膜拜。尹喜被尊称为尹真人、文始真人、关尹子；老子被尊称为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楼观台还被誉为中华文化之魂所在地，有“天下第一福地”美称。它已成为国内外进行道教文化交流的重点道观和陕西省境内着名的古文化遗迹游览区。2004年，海峡两岸纪念老子楼观授经祈祷法会、大陵山祭拜老子法会等活动在楼观台隆重举行，这些活动增进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团结和友谊。历史悠久的楼观台道教文化，在今后的社会文明建设和海内外文化交流中，必将会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名医缓、和及扁鹊的悲剧
东周时期，秦国的医学事业堪称先进，连称雄于中原的晋国也要“求医于秦”。
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患重病，求秦医。秦桓公派“良医”缓为晋景公疗疾。医缓诊断后认为景公的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无可救药。他准确地判断其不治，并首次提出“膏肓”的概念。膏是指心下面的一小块脂肪，肓是心膈上的薄膜，药力达不到，于是有“病入膏肓”之语。
公元前541年，晋平公有病，又求秦医。秦景公派名医和去晋。医和诊断后对平公说，君之病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所致，若长此以往，早则3年，晚则10年，必死无救，后来果如其言。医和认为：人体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六气协和，身体健康；六气失调，就要生病。此为病因理论之最早阐述，后成为《内经》的内容之一。
春秋后期，关东名医扁鹊来秦。他原名秦越人，号卢医，渤海郡人。他创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病，擅长切脉，是最早讲脉理的医生。他最早提出《脉法》，后成为《内经》的重要理论。他名闻天下，人们把他比为黄帝时代的名医扁鹊，尊称为“扁鹊先生”。西汉陆贾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法。”扁鹊尤精妇科、五官科和儿科，最早进行中医分科。他听说秦国人爱儿童，就来咸阳专为小儿治病，深得秦人崇敬。秦武王慕名请他看病，扁鹊诊后准备治疗，但太医令李醯等却劝阻说：“大王的病在耳前眼下，万一出错，将耳聋眼瞎。”武王犹豫不决，扁鹊很气愤，就扔掉砭石。后来秦武王下决心让扁鹊医治，终于治好了久治不愈的病，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高明，非常嫉恨，就派人在扁鹊回归的路上杀害了他。秦国百姓非常痛惜，将扁鹊埋葬在遇难地。其地在今临潼县南陈村，尚存扁鹊墓。
五、韩非客死秦国及其思想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为人口吃，不能道，而善着书。”“喜刑名法术之学。”他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学问胜过李斯。他潜心研究法家之学，成为法家大师。他看到韩国弱小，多次上书韩王，提出改革主张，但未被采纳，便发愤写下《孤愤》、《五蠹》、《说难》、《说林》、《内外储》等20卷10万言，被称为《韩非子》。
他把法家杰出人物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以及慎到的“势”融汇而合为一体，成为法家集大成者。所谓“法”，就是为维护封建秩序而公布于世的成文法；所谓“术”，就是国君控制臣民的权术；所谓“势”，就是君主所握有的统治百姓的权势。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法是基础，治理国家要“以法为本”。他把国家比喻成国君的车子，“势”好比拖车的马，“术”如同驾车者的鞭策。治理国家，就如同驾御马车，没有马力和御者的鞭策都是不行的。韩非的法制思想为封建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还提出以下的法家理论：1、加强中央集权。2、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认为私学与统治者不一心。把学者（儒士）、言谈者（策士说客）、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耕战者）和工商之民称为五蠹（害虫）。3、明行赏罚，奖励耕战。
公元前234年，秦王政读到韩非的着作，拍案叫绝：“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他，此人叫韩非，在韩国。秦王下令急攻韩国，迫使韩交出韩非。秦王见韩非后，更钦佩其学问。李斯因忌妒韩非而乘机谗害他。秦王听信了李斯而将韩非下狱治罪，李斯派人送毒药，逼韩非自杀。
韩非的学说完全被秦王政和李斯所采用，成为秦统一天下的思想理论武器。韩非在思想上造就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但韩非的法家学说强调高度专制，强调对人民的高压，也促使秦实行暴政，他反对私学与儒士，促使秦焚书坑儒。
六、吕不韦与杂家名着《吕氏春秋》
吕不韦本为阳翟大商人。后以“奇货可居”，资助在赵为人质的秦公子子楚回国即位，即庄襄王。因功为秦相，封文信侯，食雒邑10万户。秦王政继位，尊他为“仲父”。此时魏信陵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齐孟尝君都礼贤下士，各养士3000人。吕不韦招徕人才，其食客也达3000人，其中有儒、墨、道、法、名、兵、农诸家学派人物。吕不韦能兼纳各家人才，说明其思想的开放与灵活。
吕不韦根据秦将统一天下的形势，认为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治国理论和政策，于是他让其门客“人人述其所闻”，阐述各派观点，合成一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160篇，26卷，20余万字。因内容是讲“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所以命名为《吕氏春秋》。书成，他下令把书公布在咸阳市门上，悬赏说：“有谁能增损一字，奖赏千金。”
《吕氏春秋》集思广益，博采诸家，“合儒墨，兼名法”，号称杂家。这是我国古代官方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编写的理论书籍。它综合百家之长，论述了哲学、政治、社会道德、伦理、历史及自然知识等，是一部巨着。其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色彩。它既糅合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养生思想，又剔除了道家的消极唯物主义，对万物的认识是进步的。它提出一整套治国纲领，提出要“法天地”，就是要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来规律。主张“君道虚，臣道实”，君臣各行其道。主张君主要治其身，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足，求贤用贤。君主要以民为本，以仁德治国，才能为太平盛世。
吕不韦的思想是汲取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和道家部分思想，兼取各家之长而形成的。吕不韦认识到，统一后的空前强大的国家仅用一种狭隘的思想去治理是不行的，应当博采百家之长；他认识到秦国历来的暴力攻伐，在守天下的和平时期继续使用是不合适的，其后要实行仁政德化，不能对人民残暴；他认识到天下要有天子，但不能是一人之天下，认为君主个人专权不行，反对法家学说的过分专制。这些都表现了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独到见解。秦王朝如能采用这种思想治国，由打天下时的暴力转变为守天下时的仁义，也许就不会那样短命而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