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什么时候来以色列的？”丹坐在桌子的对面，穿蓝色格子衬衫，衬衫第一个纽扣开着，有几根胸毛露出来。
我渴望得到这个以色列第三大钻石公司的工作，所以，我必须通过这个考试，这个心理加测谎的考试，将延续整整一天。
“2006年7月9日。”我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前。”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
丹面无表情，在电脑前记着什么。他电脑旁的桌子上放着黑色的有很多接口的盒子，还有各种奇怪的带管道和夹子的工具，这些工具，一头将连接到我的身体的某些部位，另外一头将连接到他面前的电脑上，在回答他提问的时候，这些感测器将会监测我的身体反应，这些反应会在电脑上显示成数字代码或者是线条，通过分析这些奇怪的符号，他将会形成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用来确认，我是不是值得信赖，也将成为我应聘的钻石公司LD是否录取我的重要参考数据之一。
“你为什么来以色列？”他鼻梁挺直，主宰着整个脸部的轮廓。
“我那时候，有一个男朋友，他是犹太人。”虽然早已经被警告过，这个测试可能会持续一整天，会问到很多问题，可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开始讲述本。
“你的男朋友，他叫什么名字？”
“本。”我说，“我曾经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本。”“本”在希伯来语里是“儿子”的意思。
“全名是？”
“本·以色列。”我记得我问过本，为什么他的姓是以色列，他告诉我，他祖辈在二战后从欧洲回到以色列，抛弃了以前的姓，取姓“以色列”。实际上，在以色列的北部，有个山谷，也叫“以色列谷”，以色列谷在四月的时候，和梵高的画一样美。本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的时候出生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基布兹[1]里。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看着他，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前，开始讲述本，况且以色列的这三年，我早已经失去了倾诉或者讲述的欲望：我用希伯来语对付生活琐事，用中文在心里和自己交谈，英文是别人的语言，我用来工作，我没有讲述的欲望，我从来都是沉默寡言的人。
他看着我。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或者有过人的天赋，一个人很难看懂在摩萨德[2]工作超过十年的丹。
我吞咽了一下。丹后来告诉我，当人要撒谎的时候，经常会有吞咽的欲望。
“蓝。”他叫我的名字，发音无比清晰，像会说些中文的本。“我很抱歉，我们需要完成这个测试，你需要回答我的问题，大部分将是私人问题，但是这些私人问题，我保证，都只停留在这个测试。”
我遇见本的时候，他不过24岁，这个年龄对一个以色列世俗犹太人来说，生活还有一万种可能。可是我已经30岁了，没有离婚，因为没有结婚，像成千上万或者被自己或者被男人或者被时代耽误了的中国女人，生活对我来说，仿佛已经没有什么挣扎的必要和可能了。
我和他，本来像中东和中国那样遥远，可是两个人，却在同一时间跑去世界的最高峰旅行，并在那里，遇见了。
本后来总是说，你看，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
我后来爱他爱得发疯，或者恨他恨到发狂的时刻，总是跺脚问他：“你那一年，为什么要去西藏？”
“我去那里，并不是为了遇见你。”
一样的话，被爱着的人说出来，狡猾的嘴角，有否定的甜腻；被恨着的人说出来，牙缝里都刮着丝丝的冷酷。
本那时候在路上两年，吃的都是陌生土地上长出的陌生食物，那些陌生食物仿佛只让他长胡子和头发，他看上去跟电影《阿甘正传》里的男主角莫名地疯狂奔跑的时候没什么两样。
我那时候在北京城日日挤地铁，地铁那样挤，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水泡一样，很容易就会破掉。绝望之余，先是想抱个大仙人球去和男人们的胳膊斗勇，后来想想，还是游泳圈够智慧。不管是仙人球还是游泳圈的设想，都让我失望，整个城市，工作还有生活，都是失望透顶了的。
偌大的帐篷旅店，只有我和本两个客人，本顶着85升的大包，站在火塘旁，说：“你好。”
我躺在床上，高原反应引发的高烧让我两眼昏花，喉咙里“咕咚”一声，以为他是日日经过的地铁口那叫花子。
“你还好吗？”他又说。把包放下来，就着火塘脱那裂了口子的厚底靴子。
不是夏末吗？这叫花子怎么还穿靴子？我想。又咽下去“咕咚”一声，算是有了个模糊不清的回答。
醒过来的时候，我看到像刷子一样的睫毛，在火塘的金黄的光里，停留在一本小书前，睫毛的上面是一堆杂草一样的鬈发，下面是一大把粗黑的胡子。没有中国男人会长那样洋娃娃般的睫毛以及这样浓密的须发，我忽然明白他是个老外，吃陌生的食物不仅让他长胡子和头发，还长睫毛。
“你好！”我说，回光返照一样清醒后，想起来下午的时候，他的问候。本从火光里回过头来，满头鬈发在大帐篷的天花板上晃动，两个大眼睛里的一个在火光里闪着光，另外一个在黑暗里静默。
“你能给我倒杯水吗？我想，我生病了。”我说，抬不起身子。只感觉到他的长影子滑稽而鬼魅地在帐篷的天花板上跳跃几下，他就背着光站到了我的铺位前——我们没有看清楚彼此，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我闭上被烧得像要流出血来的眼睛，用英语说：“水。”滚烫的额头随即感觉到他粗硬而凉的手指。
“你的病很大。”他的中文，让我忽然笑了。
“你还好吗？”他重复下午说过的话，转身走开。
我刺痛的眼睛里忽然流出滚烫的泪珠来，我的整个身体、内脏和神经都在高烧的灼热里疼痛：春末里的某一天，我给了地铁口那个叫花子一百块。整整三年，他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用同一种姿态和表情乞讨。我没有给过他一分钱，我看着他的胡子一寸寸地长起来，他的头发一天天花白起来，我恨他日日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乞讨，把乞讨执着得像一种事业，像每天早上六点叫醒我的闹钟那样一成不变，让人生厌。可是那一整个冬天，叫花子忽然就消失了，就像我自己日日令人生厌的日子忽然戛然而止了那样让人“震惊”。春天的时候，他又出现了，苍白消瘦，好像大病了一场。我再见到他的那天，是早春里的一个艳阳天，他还是在同一个地方，用同样的姿态乞讨，可是有什么改变了，我掏出那个月工资里崭新的一百块来，小心翼翼地放到他面前的盆里，用两个一毛的硬币压稳了，轻手轻脚地走开。一周后，我办妥了辞职手续，一个人背包出门旅行。
他三步两步跨回自己的大包那里，回来的时候，一只手捏着两片药，另外一只手端着一杯水：“你看，我是犹太人，你可以相信我，吃下这两片药，你的烧就会退，如果你不吃，你就会有麻烦，很大的麻烦。”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专门说自己是“犹太人”，他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在那个时候，在罕有人迹的珠峰大本营，不要说他是犹太人，哪怕他是珠穆朗玛山里的野人或者雪人，我也会听他的，我的生命渴极了，不管那一杯水是谁递过来的，我都会喝下去。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不明白我应该回答丹具体的日期，还是说干脆就告诉他是春夏秋冬里的某一季。
“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认识后多久，你就来了以色列？”丹试图避开我寻味的目光。我有种轻微的胜利感。
高烧当晚吃了本给的药，我很快沉沉睡过去，很多时日以后，我才知道，本来摸过我的额头两次，看我是不是在继续发烧。
第二天一早醒来，高烧退了很多，珠峰完全在云雾里，我还不想死在那里，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下到海拔低一点的地方，所有的高原反应症状就会自然消失。
本一早提着相机出去了，我一边慢慢收拾，一边跑出帐篷去查看天气，到完全收拾完了，珠峰才一步步亮开了真面目。我和本站在十月的珠峰大本营，欣喜地看着那厚厚的云层拔丝一样缓缓褪去，最后露出世界的最高峰，在湛蓝的天幕下，美得让我痛哭流涕。
本来摸我的额头，说，“喂，你的烧已经退得差不多了吧？”我哭着对他咧嘴一笑。本后来说，他遇到过无数的中国女子，我和她们不一样。
他收拾行李的速度是一个好士兵才有的，我们一起下山，继续西藏之旅，然后去新疆，最后经青海过甘肃，南下重庆，取长江到上海，最后飞北京。
“然后你就决定来以色列了吗？”
“本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来以色列，我说我愿意。”
回到北京，本暂时借居在我租的公寓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得重新面临找工作，这个事实如此真实而紧迫，超过一年的旅行，花去了我并不多的积蓄里的大部分。长途旅行后的真实生活真实得失真，而单身多年的我，屋子里忽然多出一个有深褐色大眼睛的高大犹太男人，他会在早上煎鸡蛋，或者某一天挪开所有家具拖地打扫卫生，像一个梦幻。
那天，本决定剪掉他两年没有剪过的头发，刮掉那在城市里看起来有些骇人的胡须，理发师举着剪刀，看着一头互相纠集的鬈发无法下手，我对她苦笑一下，低头翻看杂志。当我从一堆被翻看得油腻而无聊的杂志里抬头的时候，几乎惊呆了：那像蓬勃的杂草一样的鬈发散落一地，被剃掉胡须的干净下颚居然显出修长，那满地的毛发刷落了他满世界走的风霜，露出一对大大的白色招风耳。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留寸头的犹太青年，他的眼睛因为头发变短而显得硕大无比，他是一个如此俊美的青年。
“怎么啦？不好看吗？”他很认真地问我。
“没有，雅菲（很漂亮）。”我用他早上教给我的希伯来语说。
晚上我们去酒吧，他当天继续纠缠着问我的年龄，就像中国人很难判断犹太人的年龄一样，他认定我比他还要小，我不愿意让他知道我比他大，最后纠缠不过，说：“你们犹太人，不知道礼貌吗？中国女人的年龄，是不能问的。”
“蓝，年龄其实对我不重要。”他昨天还是成熟的男人，当过兵，满世界行走，沉着冷静，今天却只是俊美的青年，在灯光朦胧的酒吧里闪着耀眼的光。我看着他，我想我有些醉意了，我们都喝了好几杯，而他聚集了周围各种方向射过来的女孩子的眼光。
我有些头晕，站起来去洗手间，回来的时候，隔壁邻桌的女孩正在我的座位上和他鼻子对鼻子说话，酒吧里人声嘈杂，我听到她对他喊：“以色列在哪里啊？”他脸上忽然生起不屑，对我说：“蓝，你告诉她，我的国家在哪里？”我看着那张年轻漂亮的脸，说：“在中东沙漠里，那里不产石油，战争不断。”
她悻悻地离开。
我坐下去连着干了两杯，脑子里知道白天那个面试的工作肯定没戏。摇摇晃晃地端起最后一杯酒，想说点什么，忽然泪如雨下，人生真是失望透顶！
他好像并没有看见我的泪珠，忽然喊着说：“蓝，喝完这杯，你跟我去以色列吧！”
二
“蓝，请告诉我你的家人。”
“家人？”
“对，你的父母以及兄弟姐妹。”
“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没有兄弟姐妹。你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吗？每对夫妇，只能生养一个孩子。”
“哦，是的，我听说过。那么你的父母呢？”
“我父亲在我七岁时候病逝了，我母亲在三年前也去世了。”
丹看着我，这个曾在尔虞我诈和陷阱重重的间谍世界里炼透的男人，好像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中国女人的现状，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她没有亲人，她父母去世，因为中国的生育政策，她没有兄弟姐妹，现在，她独自一人，不在自己的国家，而在异国他乡。他也许一辈子也没有遇见过这样倒霉的一个女子。
我感觉到他想忽视空气里那几秒的停顿，双手试图在电脑上敲打什么。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只是在敲打一些乱码。我忽然被一种悲壮的美击中：在这个世界上，我孤身一人。
“那么，你是一个人吗？在中国。我是说，你没有外婆外公或者爷爷奶奶吗？”
“是的，我在中国的时候，是一个人。”
“我很抱歉。”他看着我，现在，我不是他观察或者“审问”的对象，他不需要借助那些管道和夹子，以及代表不同信息的各种代码来考验我是否诚实，是否够资格从事这个钻石工作，我这么孤零零地坐在他面前，一个弱女子，异国人，独自一人在异乡，想要的，不过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不必。”我说，没有特别想要推辞他试图隐藏起来的那么一点点怜悯。“你知道，我本来，也习惯了。”
“你父亲，他叫什么名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一个死去了快三十年，我几乎记不得容颜的人的名字。
“他叫华南。”我随便给了他一个名字，如果他要问我是什么意思，我就会再随便给他一个解释，可是他没有，而是在电脑上敲下那个读音。
“你母亲呢，她叫什么名字？”
我又给了他一个读音，我忽然有丝微的愤怒，我几乎想要叫停这个测试，但是我需要，也想要这个工作。
“蓝，你能给我讲讲你的生活吗？从小的生活。”
“你需要知道什么？”
“就是随便聊聊你小时候的生活。”
“我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长大，读书成绩很好，后来考上大学，去北京念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我从来也没有，试图讲述自己的一生，何况在一个陌生异国男人的面前。
“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用“喜欢”。“喜欢”是个多么自恋并挑剔的字眼，在很多时候，甚至是奢侈。我不准备告诉他，在我们那个冬天会冻死人的村子里，在那个年代，食物能果腹，但是没有花样可挑拣。我养父去世以前，在我生日的时候，会收到大大的一整个咸鸭蛋，平时一年里罕有的几次能吃到鸡蛋。
“桑葚。EIZH TUTIM.“我用希伯来语加一句，在本所在的基布兹生活的时候，五月一整个月，每天早晨，我会在海边散步，回来的路上，摘上桑葚，洗好放在酸奶里，加一点点蜂蜜，变成紫色的酸奶清新美味。我小时候则是在树上边摘边吃，下树的时候，满手满脸都是紫色的酱汁。
“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我想过去敲他的头，告诉他我是穷孩子，小时候没有玩具，更没有“喜欢”的权利。我养母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在我养父去世后，有时候会带给我些小玩意，我一律对它们弃之不顾。我那时候喜欢一个人玩，在身上头上裹满衣服或者围巾，挥舞着长袖，对着空气唱戏。
“我记不清了，没有特别喜欢的玩具，科恩先生，我想您不太了解三十年前中国北方的农村生活。”
他接受了我的挑衅。我想这是他第一次用他那些习惯驾驭的管道和夹子来测试一个黄皮肤的亚洲人，不仅仅是挑战，简直是无从下手。
“你在中国的工作是什么？”他决定面对现实。
“先在报社做记者，后来做一本杂志的编辑。”
“讲讲你的工作。”
“我喜欢我的工作。”
“可是你放弃你喜欢的工作，忽然到以色列生活？”他回到了那个摩萨德情报员的本性，前后没有超过一分钟。
“我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不喜欢自己的生活，我是说，在中国的生活。”
“那么你喜欢以色列的生活吗？”丹忽然转变了话题。
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会问我这个问题，等车时搭话的闲人，一个家庭聚会上偶遇的远亲，语言学校里的同学，咖啡馆里邻座的陌生人，甚至我的前老板。
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以色列的生活，就像没有人能拒绝自由一样。我们不能回到母体，重新选择出生，可是在以色列，仿似知晓前生后再重生。语言，眼神，皮肤的颜色，四季的更替，沙漠的力量，地中海的晨昏，阳光的穿透力，鸟语花香的空气里春天的味道，呼啸的炮火里的战争，街上成群的挎枪的男女士兵，有信仰的人在自己的神领导的世界里不管不顾的表情。我为什么不能离开以色列？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公式，自己不会受到约定俗成的评判，除了这要命的测试，没有人会问你，你是谁？你的父母是谁？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父亲，他是一个高官，还是一个木匠；没有人会在乎，一个不知道自己生身父母的细长眼睛的东方女子如何打发循环的日日夜夜。
连我自己对自己，也变得无比陌生起来，这通常是在收到各种各样的真诚的赞美后：看看你有什么样的头发呀！你的皮肤，像金子一样闪着光！你的鼻子真是可爱极了！你总那么苗条，你的秘籍是什么？
在中国，我像一团灰色的空气，试图生存在更大的一团灰色的空气里，有无数次，满眼都是焦虑的人群，就连这些焦虑的人群里，也没有人的焦虑是和我相关的，我身体和脑子里，每天都上窜下跳地闪动着那个念头：离开，远远地离开，生活，工作，城市，暧昧的不清不白的感情，互相利用的友谊，城市里日夜发酵膨胀的欲望，无休止的奉承和讨好，以及僵硬的微笑。我有时候，一早醒来，就有背起包，从此出走的念头，从谁那里出走？出走到哪里？这些问题会忽然把我惊醒：我无处可去！！！
所以，当有一天，那是我和本分手以后，我一个人，走在五月黄昏的特拉维夫海滨大道，落日醉染了地中海，海滩上横着竖着躺着身材火辣惹火的女子，肌肉男在跑步，光屁股的孩子们在沙堆里玩乐，狗在冲浪，试图捕捉一只海鸟，年轻男人浑身黝黑地在玩沙滩排球，画面如此生动，而我就在那里，就在画面当中，好似透明，没有人来怜悯和打扰，不是这落日里的地中海海滨精彩生活的一抹败笔，而是，一个安静而仿佛透明的存在。那天，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成功出逃了，逃得远远的，仿佛地球的另外一端，我的梦想如愿以偿，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我，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认识我，可是，在中国，那些总萦绕着我的灰色空气，它们总是在告知我，我是一个人，是被注视和怜悯了的那一个人，而在那个黄昏，空气清新，金黄阳光里透明的黄昏，“一个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只有在以色列，我会面对自己，会在镜子里看着细长眼睛的高个头女子，我会试图和她交流，问她问题，帮她回答。在中国，我很多时候对着镜子哭泣，或者咒骂：看看你的生活！你究竟在干什么？
“是的，我喜欢以色列生活。”我看着丹，第一次绽开笑容。丹后来加了一条其他以色列人没有给我的赞美：“我的天，你有什么样的笑容呀！”
“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在以色列生活？”
在丹问我这个问题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想过，我喜欢在以色列生活的理由，我亦不能告诉他。我在这里，是没有被怜悯的，没有身世，没有过去，没有养父母，没有那些在一起时间长短不一的对我的小名嗤笑的男朋友。
“我喜欢在以色列生活，因为它就在这里，真实而疼痛。”这是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我看到他的眉梢动了一下，一个测谎专家应该也是有真感情的。
三
“在以色列，我们有各种麻烦，有没有觉得不安全？”
“在以色列，我比在中国有安全感。”
“真的？”他盯着我，好像我不给他解释清楚，他就不会让我走似的。
“在中国，我害怕夜行，即使白天也会有被抢劫或者偷窃的可能。在以色列，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哦，你是说社会治安不好。但是我们还有更头疼的问题，以色列和周围这些邻居的冲突，比如加沙随时有可能发过来的火箭弹。”
“我相信你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有好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种如此靠近这些只有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镜头的恐惧和激动，现在我和大家一样，正常地朝九晚五。”我如此说，几乎可以肯定他接下来会问什么。
“跟我讲讲本去黎巴嫩时你的生活。”他果然说。
我和本住在基布兹里给年轻人用的单身公寓里，门前的草坪上有一棵凤凰树，我不知道你见过凤凰树开花没有？凤凰树不开花的时候，是绿色里面的一层绿色，毫无出彩之处，可是一开起花来，就有本事夺得所有关注，犹如凤凰涅槃般的转变。
黎巴嫩战争一爆发，本去前线后，本妈妈就过来接我，把我安顿在书房里。
那是一种怎样奇怪的感觉，我很难给你解释。我住在这样一对中年犹太夫妇的家里，好像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可是我和他们不过才初识三天，他们的西方面孔，我的眼睛都还未习惯，战争对他们来说，虽然不算家常便饭，可是真不是什么值得中断正常生活的事情：本爸爸每天照样一早起床和他的泰国工人去自己的基布兹的果园里，本妈妈照旧在基布兹的办公室每天工作六个小时。
基布兹警报拉响的那天是开战以后的第七天，黎巴嫩真主党一开始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北部的戈兰高地和加利利河谷，边境上的几个小镇虽然早已经燃起了烟火，离边境好几十公里的基布兹还算安静。
早上不到九点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餐桌旁，正对着几盒奶酪不知如何下手，凄厉的警报忽然在基布兹上空拉响，那是我在以色列第一次听到警报，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我早已被告知，警报一响起，你就赶紧去150米外的防爆屋，你有60秒的时间，这是足够的，不要惊慌，跑过去足够了，警报响起只是代表有可能这个区域会落下黎巴嫩发射过来的炸弹，并不是说就在你的头顶，只要你去防爆屋里，就会没事。
那一刻我非常惊慌，“啪”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想抓什么东西，要把奶酪放回冰箱吗？要锁门吗？电话？水？我想起本爸爸的告诫，什么都不用拿，跑到防爆屋就行了。我打开门，警报声更加凄厉，邻居八岁的鬈发女孩子正在对她的狗大叫，索菲，快来，到我这里来。
150米不算远，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有十来个人在里面了，那防爆屋里有灯，唯一的铁窗户已经被死死地关上，空气并不算好闻，但是因为战事，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围着四面墙有一排矮长凳，可能是因为位于地底下，在这里感觉不到地中海炙热的七月，反而有凉飕飕的寒意。
索菲是一条黄色的拉布拉多犬，躁动不安，它的小主人试图让它坐下，有人挪开一个位置给我，我惶惶地坐下去，对面的中年妇人对我安静地笑笑，有人拉着孩子，试图和孩子说话。那一刻我忽然无比清楚地知道，本，那个超过一米九的犹太大眼男人，他正在战场上，那里有猛烈燃烧的火焰，呼啸的子弹，瞬间可以炸平一栋房子的炸弹，还有死亡。他就在这些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画面中间，现在。
那六十秒的警报不算短，我也没有听到炸弹落下的方向，大家陆续离开，我最后走出防爆屋，七月早晨的地中海在几十米外蓝得没心没肺。
回到家，我立即收到本爸爸的电话，你怕吗？还没等我回答，他说，没什么好怕的，等你在这里久了，你就知道，我们的“爱和平”的邻居们经常要这样闹得鸡犬不宁，今天是北边的，明天是南边的，你不会想到要逃跑回中国吧？哈哈，要是他们同意，我们甚至可以把你送到部队上去锻炼一下，这样，你就觉得这是小儿科了。他还是试图开玩笑，他一定也想到他在战场上的独子。
那次警报以后，就再也没有断过，轰炸机隆隆地飞过头顶的云层；消防车和救护车没日没夜地凄惶地尖叫；军用的民用的直升机来来去去飞过海岸线上空。电视上开始出现的画面开始紧紧揪着看的人的心：一个肥胖的男子全身软软地坐在一把电脑椅前，楼房的一部分已经垮塌，他低垂着头，厚重的灰尘几乎将他完全变成了灰色，只有鲜红的血从额头和鼻孔流出，在全灰色的画面里格外刺眼；北部被炸弹点燃的森林燃着熊熊大火，消防士兵黑色的身影在熊熊大火的背景中显得无比单薄；全副武装的国防军士兵在黑夜的镜头下，像狼的夜眼一样亮着瞳孔，他们打着手势试图交流；地面进入黎巴嫩以后，士兵甚至在黎巴嫩被遗弃的房子里找到锅碗瓢盆做饭吃；以色列的北方居民更多的是面对镜头述说，而黎巴嫩的那边则是妇女在一片疮痍的废墟里呼天抢地痛哭尖叫。
第一个星期，以色列方面捷报频传，可是很快，真主党的炸弹已经频繁地落在距离基布兹不到二十公里的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夜晚甚至能看到炸弹升空时候划破凝结黑暗的天穹时的轨迹，然后是短短的几秒可怕的坠落时候的安静，最后是或近或远的爆炸声伴随着冲天的火光。
本妈妈开始尽量不去上班，本爸爸也减少了工作时间，毕竟田野里没有防爆屋，本的两个嫁到欧洲的姐姐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等到有颗炸弹落在基布兹沙滩上的时候，本妈妈用大块的不干胶贴上客厅对着院落的两大扇落地玻璃，以防被炸弹的轰鸣震破，行动不便的祖母被接到了家里，警报一响起来，我们就让她赶紧坐到轮椅上，飞速地推着她去防爆屋。那天晚上的电视新闻里有骇人的镜头，镜头打在一个名叫“圣神的工作”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工作是收敛交通事故、恐怖袭击或者战事中死去的人的尸首）的工作人员的背影上，他满身灰尘地站在因为爆炸而一地狼藉的街道上，镜头移到他手上的一把小铲子上，在满是灰尘的光影里，那小铲子上的血珠闪着亮光，只是几秒的镜头，我却挥之不去。七月底是本妈妈的生日，本爸爸忽然宣布我们要出去吃饭庆祝，他若无其事地问我：“蓝，你想吃什么？中餐，意大利菜或者是摩洛哥菜？”我看着他，不能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最后按照当晚寿星本妈妈的喜好，我们决定开车十几公里去一家意大利餐厅。我记不得那天晚上点了什么，只记得一枚炸弹划破黑暗，落在卡梅尔山的某处，然后是一声遥远的轰鸣，爆炸时候的火焰映在餐厅大玻璃上，有骇人的美。令我惊讶的是，餐厅虽然没有完全坐满，可是也并不只是我们这一桌。本爸爸还是在桌上开着玩笑，这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有着怎样坚强的神经，才可以面对眼前的一切？每天都有士兵战亡的消息，成千上万的北方的民众在迅速地转往南边，耶路撒冷的人们还是在上班，但是很多人组织起来捐赠物资和食物，或者自愿接纳从北边转移的民众，一个叫Gaidamak的百万富翁在南边搭建巨大的营地，接纳那些没有地方去的北方居民。虽然国际社会在不停地呼吁停战，但是战事没有停止的迹象，祖母开始唠叨和质问执政党，伊朗人装备下的黎巴嫩真主党这次有点让在中东战争中屡战屡胜的以色列人吃惊。
8月2日对本爸爸和本妈妈的基布兹来说是个令人心碎的日子，服后备役的罗尼牺牲了。他的家人要求不要将他葬在军用墓地，而是葬在基布兹能看见地中海的小丘上的墓地里，在他祖父的身旁。
我参加了葬礼：人群集中在小小的山丘上，惯常的犹太人死亡后，下葬时候只用白布裹了，直接放在挖好的土地里，作为战亡士兵，罗尼躺在棺木里，棺木上裹着以色列的大卫王星的国旗。他的家人讲述这个28岁青年的一生，他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犹太人，他爱着一个叫玛雅的女孩子，他喜欢冲浪，他是在南美旅行的时候接到以色列国防部通知而回国上战场的，家人讲完话，他的指挥官讲述他牺牲的过程，一颗流弹，他是勇敢的士兵，指挥官讲完话，拉比吟唱着祈祷文，士兵们站成一排，对天鸣枪，他下葬时，一个中年女人弹着吉他，唱着：
守护这世界，孩子
你不该看到的，
守护这世界，孩子
如果将来你看到了，孩子
你将不再，
是这个世界的英雄
你的笑容像天使，
守护这个世界，孩子
因为我们已经无法继续
守护这世界，孩子
无需思考太多
因你知道得越多，孩子
你将会理解得越少，
有些时候，
所有的门都会关上，
爱全部停息，
只有你会继续思虑
守护这世界，孩子
我看着那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裹着的棺木缓缓落入墓穴，眼泪莫名其妙地流，开战以来，我查看很多中英文的资料，试图判断谁对谁错，试图让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站定一个位置，那时候，我想，我站在以色列这边，为着那棺木里的青年，为着那个我在珠峰大本营遇到的超过一米九的大眼犹太男人。
葬礼结束以后，我们走路回家，本爸爸搂搂我的肩膀，说，很快就会结束的。这是开战以后他第一次没开玩笑，本妈妈一直沉默着。
从那天到14日停火的那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失眠，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停火是在9月8日，但是本已经在8月16日回了家。
“我感觉自己像在电影里，我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外乡人，刚来以色列几天，我的眼前，正上演着一场战争，真正的战争，刀光剑影，飞机大炮还有机关枪，听得见声音，闻得到硝烟，炸飞的物件，坍塌的楼宇，鲜血和哭泣，轰炸后浓密的黑烟，奔跑并尖叫的人群，这样的真实是跟我有关的，因为那个在当时来说和我最亲的男人，在这些画面里，他可能在杀人，他也可能被人杀，可是我又不完全是在电影里，这些战争是那样遥不可及，难以想象，谁杀了谁是应该的？我试图问，试图寻找答案，试图辨别每一方新闻里所在传递的信息，可是这样的真实又是和我无关的，我感觉我是在电影和观众之间，我比任何的观众都离这场‘战争的电影’更近，但是我不在电影里。”我忽然觉得无望，为着这些年不在电影里，也不在观众里的尴尬。眼前这个从出生就在这场电影里的男人，他未必能懂。
“蓝，你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是说你做媒体工作的时候，你一定是最优秀的。”他忽然风马牛不及地说。“你有优秀的语言描述的本领。”他加上一句。
“哦。我还行。”这是一种标准的中国式谦虚的回答。杂志对我工作成绩的肯定，没有超过主编的那个小情人，这样的事情，我提也不想提。
四
“给我讲讲本的父母。”丹忽然说。
本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我提到过他的父母，我回望那些我们在中国的时光，我们最初在以色列的时光，我和本，仿佛还是在路上遇见并一同旅行的两个人，脑子里还停留着刚走过来的风景，下一条路通向何处？一无所知！这就是在路上遇见的绝妙之处，你好，你也往北吗？那好，我们刚好可以同路！这一路走下来，大家都忙着欣赏风景没有去探究身边的这个人，也许明天就会选择不同的方向，立即分道扬镳。况且本是个寡言的人，我则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拒绝说话。
本对我提到他父母的时候，是以这样一种自我比较而出现的，他说，你会发现，我的父母，是比我更好的人。他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坏人，可是他希望他能再好一点，至少像他父母一样。我那样断定。
但是，我甚至还没有到以色列，就被问到了本的父亲。
在北京机场，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帅安检，像现在的丹一样，看着我：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可以用安全为理由，扼杀任何的私密，其他的东西，隐私，疼处，旧伤口，爱过的错过的人，都要为着这个安全服务。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八十岁的老妇，他们第一位关注的，就是安全。帅安检说：“你男朋友，本，他的父亲，开什么牌子的车，什么颜色？”
我想我已经微微地出汗了，等候安检的两个多小时，在空气并不流通的出境大厅里，一切都像一场梦，因为那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将在几个小时之后带上我，出逃现有的生活，是如梦一样的感觉，我的脑子用来思维的那部分，像是忽然被关闭在黑暗中一样，更不要提那个见也没有见过的本爸爸和他开的车。
本从来也没有和我仔细谈过他的父母。“他们是比我更好的人，你会知道的。”这是他的总结性的语言。更谈不上他开什么车，什么颜色。
在辞职旅行的那一年多里，总有一个模糊不清的梦，漫长遥远的旅程，疲惫不堪的我，到达了一个长长的海岸线，身旁是有人的，可是那个人面貌模糊，无法对望，无法言语。我那时候总是像自己企望的那样，认为这个梦预示着自己将会在某一个陌生的旅途中忽然毙命，死得其所。每一次从梦中醒过来，在陌生的地方的陌生的床上，我都没有感到难过。
我看着以航的帅安检，忽然意识到，我是真的出逃了，我的手里，捏着机票，去的地方，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甚至比我做梦想出逃还遥远的地方。在2006年中国的网络上，能查到以色列的，不过是“中东战争”“巴勒斯坦难民”“人肉炸弹”，那地方听上去战火纷飞，危险而可怕，完全不是上帝许诺的“淌着奶和蜜的土地”。而现在，那个地方，有个本爸爸，他有辆车，他的车的颜色，我还不知道，也有个本妈妈，她会熬什么样的汤，我很快就能尝到。那些马上就要启程的成功出逃后的生活画卷立即就能展开，一切都像梦一样，而我只要正确回答了问题，我就能登上航站楼外停着的那架飞机。
“女士，你还好吗？”帅安检看着我因为出逃成功在即而微微泛红的脸问。我醒过来，开始在手机上翻找本的电话号码，然后递给他，说：“你去打电话问本吧，我并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开什么车。”
因为签证的问题，我在本飞回以色列以后三周才启程，飞机降落在午夜两点的特拉维夫，等行李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戴着黑色沿帽，穿黑色大衣的正统犹太人，空气里有海的味道，行李转动带在空转，我对以色列一无所知，忽然就像一本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希伯来文书在我面前打开，字体密集，试图传递很多内容，可是我一个字也读不懂，甚至不知道，希伯来语是从右写到左的。原来真的是一无所知，除了淡淡的刺激，还有些虚弱，连本，三周的时间，记忆也把他淡化模糊了，我没有把握能把他一下从其他那些大鼻子里辨认出来。
我的行李几乎是最后一个到达，出口大厅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一出闸口就见到了本，三周的奶酪面包，他就已经不是在中国时候的清瘦模样了，这只增加了他的陌生。他的大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束白色的花，他握花的姿势，让你知道他不经常给人送花。
我们拥抱，他蜻蜓点水地在我的左腮轻吻，我对他微笑，有些羞涩，再仔细去看他，三个周，这淌着蜜和奶的土地，怎么就把那个俊朗的大眼招风耳的清瘦青年变成了一个强壮性感的犹太男人。我的羞涩增加了些，怕自己经过十多个小时无眠的蓬头垢面配不上他似的。
这时候本爸爸忽然出现了，他留着奇怪的基布兹的人才会有的胡子，指甲里甚至还有泥土的痕迹，他张开双臂，给我一个大大的熊抱，左右两腮响亮的亲吻，他微微发福的肚子热乎乎的。“欢迎，欢迎。”他操着刚学会的中文。我看到本在身后咧开大嘴笑，他这么一笑，又变回了孩子。
我从来没有被一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这样拥抱和轻吻，我发现我对以色列的无知甚至更多一些：本从来也没有给我描述过这些见面亲吻面颊的礼节。本爸爸，眼前这个欧洲犹太难民的儿子，有银白的头发，脸上泛着健康红光，牙齿洁白整洁，大声说话，笑逐颜开，对着眼前这个皮肤和头发的颜色完全不同，从来没有见过的异国女子，张开长长的双臂。
我那么轻易就爱上了这个银发的犹太爸爸，从出生那一天缺失的东西，以为会缺失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可是因为这一出逃，居然触手可得。
我很快发现，本爸爸开深蓝色的皮卡车。
丹望着我，眼睛里没有信号，双手没有在电脑上敲打，是等待的意思。我又笑，对自己，像在回答机场帅安检的问题，“他开着蓝色的皮卡车，是基布兹果园的经理，带着几个泰国工人照料和经营上千亩果园。”
本爸爸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孩子，后来在基布兹做童子军的时候认识了本妈妈，这样，他做了一个基布兹的农民。他每天早上开着蓝色的皮卡车，早上六点多出门，载上他的泰国工人，去到基布兹的土地上。地中海沿岸的那片土地上种着绿油油的鳄梨，还有一小片香蕉，荔枝。午后两点多的时候，他会饥肠辘辘地回家，像饿虎一样就着面包吞噬各种奶酪还有颜色艳丽的蔬菜。近黄昏的时候，他会再去到他心爱的土地上，查看滴灌系统，收集鳄梨树下各种高科技实验数据。
很多黄昏，他会捎上我，我坐在他乱糟糟的皮卡车副驾座上，听他用从他早逝的南非来的犹太母亲那里学来的英语，不是特别流畅地跟我讲以色列。他讲那么多以色列，讲得津津有味，滔滔不绝，他总是那样充满激情，绘声绘色地讲述，好像希望通过我让全中国人都知道，除了战争和自杀炸弹，以色列有多美，犹太人其实有正常的生活，爱恨情仇，我甚至有时候会产生错觉，明天他就会把我送到犹太拉比那里，告诉他们，我已经对以色列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很多神圣的地方了如指掌，然后让拉比直接把我变成犹太人。
本爸爸是个帅呆了、酷毙了的农夫。如果丹是我的朋友，我还会加上这样一句。
五
“你的男朋友，他叫本，对吗？”丹看着我，他的眼神，是在说，我早就告诉过你哈，这个测试，会涉及到各种问题。
“是。”我简洁地说。
“你们为什么分手？”
我和本，我们为什么分手？但愿上帝能给我答案——在过去的日子里，将来的日子里。我爱过他吗？或者只是吸引？一个高大强壮的犹太男人强壮坚硬的身体，满是毛发的皮肤，深邃的羚羊般的大眼，或者咧嘴就占据一半的脸的笑容，他像士兵一样大步行走时的姿态，在他的摩托车上飞驰时的身影……
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我没有想过分手，从幼年时候起，就是这样，被收留了，就留下来，世界那么大，我只是不知道去哪里。
本从黎巴嫩前线回来一个多月后，忽然就中止了战争前的高考复习，以色列的高考，是非常人性化的，每年有四次。我们都以为他只是需要歇一歇，然后会继续，可是，在某一天晚上，他忽然宣布，他要离开他父母的基布兹，搬到T镇，因为那里有个工厂同意给他一份工作。
本妈妈望向我，说，蓝呢？
我因为人生里各种不安定感，早就习惯了生活中忽然出现的各种“袭击”，说，我已经开始在耶路撒冷找工作了——就好像，本宣布这个消息以前，我们是仔细商讨过一样，可实际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跟我提过。
本爸爸快速瞄我一眼，说：“蓝，把那‘口特极’递给我一下。”那是一盒只有以色列才产的颗粒状的咸味奶酪。我拿起那盒几分钟前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外壳还是凉凉的奶酪，一阵鼻酸，却没有掉下眼泪。
我很快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和中国做生意的进出口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我们搬到T镇，本立即开始在T镇一个塑料工厂里上班。
T镇到耶路撒冷的火车在高峰期每二十分钟一趟，那是我第一次坐以色列的火车，我在T镇八点过五分开往耶路撒冷的火车上，恍若隔世。我站在自己后来总站的第三节车厢的过道里，楼梯上下入口，散坐着的都是以色列大兵，人人肩上都斜挎着枪，虽然枪匣里并没上子弹，手还是习惯性地放在扳机上，拥挤在周围的，还有他们特有的军绿色大包。他们大多沉默寡言，面无表情，不过是刚刚高中毕业二十岁左右的孩子，深陷的眼睛里，有犹太人几千年的沧桑。
我有时候，会看见本，坐在这些眼神清澈安定的军人中间，是少年的容颜，却是男人的躯体，他背着大包，横挎着枪，胡须已经很浓密，深陷的睫毛浓黑的大眼里，是我读不懂的表情。我有时，会有轻微的晕眩，脑子里忽然一片黑暗，什么信息都没有，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那个曾经在火车上的犹太男孩，想到过有一天，他会遇到我吗？我算过，他服役的时候，我日日在北京城里和人挤地铁，等他服役满三年，立即背包开始满世界走，我还是日日在北京城里挤地铁，直到后来我们在珠峰大本营遇见彼此。
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他从黎巴嫩前线回来，忽然决定不再准备高考读大学而是去了T镇的工厂上班，本爸爸没有试图强迫他，本妈妈还是耐心细致地熬着各种犹太节日里的汤，只有八十多岁从集中营存活下来的外祖母唠叨过几次，并且在他生日或者过节的时候开张支票给他，他还是默无声息地拒绝了去准备高考。
本爸爸的父亲，本的爷爷，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时候失去了一条腿，后来一直在耶路撒冷的一个药房里工作，本的奶奶，那个从南美迁回的犹太女人，在独立战争以后不多久患癌症去世，去世前生下唯一的儿子。本出生后，本的爷爷开始每个月从工资里挪出一笔钱来，给他唯一的孙子存上，是为教育基金。本爸爸在本当完兵背包出发满世界旅游的时候，跟他说，这样一笔钱，一直等着你，就是你要到美国去读几年书，也是可以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和本分手，我爱本妈妈各种热汤和冒着黄油味道的糕点，最好的是她的奶酪蛋糕，我喜欢本爸爸的乱糟糟的皮卡车，和他奇怪胡子下的嘴里讲出的以色列还有以色列人，我有时候在收获的季节去田野里帮忙一两次，大汗淋漓，偶尔我会推着本的外祖母，去海边散步，我们靠手势交流，我爱她古稀的容貌，以及从集中营里存活下来后每一天感恩戴德地活着的态度，她安静地坐在她的摇椅里，看书或者看电视，更多时候是打盹。
我和本，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爱。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感情啊，可是我是那么依恋他坚硬挺拔的士兵的躯体，他不言不语时候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漠然，他吃饭时候狼吞虎咽的生命力，好像这一切都和我有很多关联似的。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离开本，是本有一天说，你为什么不回去你的中国？
那是一个周日的早上，我和他面对面坐在餐桌旁，各自的盘子里，是按照他说的七分钟原理煮熟的鸡蛋。他伸开长而粗的五指，手掌一压，鸡蛋壳立即完全龟裂，他用茶勺掏一个洞，将蛋黄和蛋白拨到盘子里。我将鸡蛋的头在桌面上轻轻一敲，再将蛋体在桌面上磕碰好几次，快速地剥离了整个蛋壳，再一丝一丝地启开那层薄薄的白色蛋衣。
整个早餐，持续的时间大概和煮那两颗鸡蛋的时间是一样的，我很想说点什么，我有时候，不习惯空气里的安静，而在他起床的半个小时之内，是一天里耐心的低谷。
他一如往常地添加了一次橙汁，吞咽迅猛，粗大的喉结在壮实的脖子上滑动。他是个如此好看的男人，我想。站起来收拾碗筷，听见他说，“我今天夜班，到两点。”“嗯。”我转身将盘子放在水槽里，进去卧室拿衣服。
我站在衣柜的镜子前，看到那个陌生的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周围是陌生的一切。他在外间说，我走了。未及回答，只听见他戴头盔的声音，拿钥匙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下楼梯的声音。整个世界忽然陷入静默。一分钟后楼下响起他摩托车的声音。世界陷入更深的静默。
那是一个平常的周日，你知道，犹太人从出生就把自己搞得那么不同，他们是唯一的上帝的选民，连每个星期的工作日都是从周日开始的，而周末的休息日却是周五和周六，所以周日火车站人总是多些。可是那个周日，T镇的火车站空前地聚集着人，绝大部分是士兵，他们肩上腰上挂着各种枪，满地胀鼓鼓的军用绿色大包，平时人不多的站台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我躲闪着在人群里穿梭，显得格外奇怪，周围飘着各种焦灼的眼光，有些眼神对我是忽略的，有些眼神是在说话的，这个外乡人，她在这里干什么？添什么乱？那么多人，仿佛中国的春节，可是春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士兵？红色火车进站的时候，人群汹涌而上，士兵们一手提枪，一手抓包，身手敏捷，喇叭里的希伯来语在急切地说着什么，除了火车两个字，其他的一个字也没有听懂！我逆流往后退，怎么回事？我就只睡了一觉，这个国家的某个边境就发生了什么吗？难道本又要离开吗？
有两个包已经进去的士兵吊在火车门柄上，车门无法关上，乘务员走过来，把他俩往里使劲塞，门终于“咔嗒”一声锁上了。还有无数的人被留在了站台，而每个站台的入口都还在陆陆续续地增加人，士兵在骂骂咧咧地说着什么，广播里还是我听不懂的希伯来语。我给本打电话，控制着颤抖的声音，说：“是不是发生什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发生什么了？”他说，声音冷静而遥远。火车站挤满了人，比平时多出好多倍，很多士兵，还有枪，军用绿色大包。我用着中文，不愿意周围的人听到我的恐惧。
那边有一阵沉默，他像睡过去了一样。
“本，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沈蓝。”本叫我的全名，“你在这个国家，总是生活在恐惧中，你为什么不回去你的中国？”
下一班火车很快就来了，在火车上，我才知道，从南边到耶路撒冷的某一列火车和汽车在轨道和公路的交叉口相撞，这就是为什么前面的无数火车都没有按时到达的原因，而当天是周日，正是所有士兵们从家里回到营地的时间，他们都被耽搁了下来。
火车像往常一样穿过三月底的以色列田野，我不知道你见过耶路撒冷郊外的春天没有？春天从来没有这样纯粹过：野花像疯了一样的开，像疯了一样，在任何一个田野角落，先是黄色，然后是白色紫色红色，天那么蓝，带着地中海气息的空气湿润清冽，正是一年最好的时节，不热不冷，阳光明丽，你很可能没有呼吸过这片圣土上三月的空气，也没有感觉过地中海吹来的春风，可是，你只要知道，在三月，万物生长，阳光灿烂，最不该有的情绪，便是忧伤。
我前面隔着一排的士兵在打盹，居然能从火车的玻璃窗上看到他睫毛的阴影，坐在我对面的士兵的枪托抵在我的膝盖上，我没有第一次被真枪触碰到的触电般的感觉，那枪托不出所料地被众多士兵的手摸过，已经落漆斑驳。我耳朵上挂着耳麦，什么都没有听进去，满耳都是本的那句话，你为什么不回去你的中国？
有吗？我有总是生活在恐惧中吗？我其实多么喜欢这个国家，走在街上，到处都是士兵，挎着枪，感觉很安全；而街上的其他人，绝大部分都是当过兵的，他们不会像中国人那样麻木，那样见死不救；我有次在公园里做瑜伽，静躺在地上，有个跑步的男子居然跑过来查看我，以为我出了什么状况；街上没有小偷，人们用日本语，韩语或者中文和我打招呼；因为我的母语，我能比别人更轻易地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不用去工厂上班，我的老板从来不在周末给我电话，没有加班，没有应酬，没有各种光怪陆离的关系和人际交往；我每天在火车上，安静地观察别人，别人也安静地观察我；本妈妈不时地会给我电话，偶尔本妈妈和本爸爸会从基布兹来看我们，载着满车的食物，冰箱塞也塞不下，还有基布兹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各种时鲜；他们出国时候给我带礼物，犹太新年时也会给我惊喜礼物，甚至在中国新年时候还给我派发红包。我其实，在这个国家，特别有安全感，觉得自己像一个受到爱护的孩子，特别真实地存在着。
只要本对我好一点，跟我讲讲他心里想着的事情，把他那石头一样的坚硬沉默稍微软化一点点，哪怕一点点都好。本总是说，没什么好说的，蓝，我能跟你说什么呢？他总是选择上夜班，好像总是避着我，仿佛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从来不能抓住他，对话是奢侈。
你？为什么？不回去？你的中国？
我不是犹太人，我是那些出生即被抛弃了的很多孤儿中的一个，我不像你们犹太人，你们流散了很多年，在流散的这些年里，你们什么苦都吃过，世世代代都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把自己搞得很富有，很优秀，搞得全世界都对你们又爱又怕，又嫉又恨，最后你们在众多的敌人包围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还要经历无数次的战争和恐怖袭击，一代一代的犹太男女都需要服兵役，以及后备役，来捍卫这多年流散以及二战大屠杀以后建立的以色列国，所以，本，你有自己的国家，而我，权当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吧？或者，我完全没有像你那样的民族归属感。
火车从T镇到耶路撒冷26分钟，这26分钟，火车大部分时间是在开满鲜花的田野外开过，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不回去我的中国，可是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账户，是分开的，房租伙食开销用度全是AA，他从来没有要求我打扫采购准备食物，可是也从来没有试过打下手，所以，房子里的大部分事情，卫生，采购食物，准备食物都是我。那个在北京我的公寓小住，会挪开所有的家具包括冰箱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的犹太青年仿佛只是个梦幻。
我们每个月回去本爸爸和本妈妈那里，他惯常的安静，应该说是沉默，安静是自然状态下的，沉默是抗拒式的，是最无声的一种武器，他本来不是话多的人，可是现在，他沉默得像块冰冻了的石头，拒绝任何温度，即使在每个月从T镇回去他父母的火车上，他也是闭着眼睛睡觉，或者沉默——他有正常的理由总是在我面前睡觉，他这样坚决的不合作那么久，原来是要让我回去我的中国，我怎么从来也没有仔细想过，我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那一个多月的黎巴嫩战争太吵闹了，所以，他需要沉默，长久的沉默。
他有时候会在半夜醒过来，紧紧地抱着我，我总是在他重新沉沉入睡以后无法动弹，悲从中来，可是到早上，他要不忘记了他那些紧紧的拥抱，要不沉着脸说，蓝，昨天晚上，对不起。
我应该在耶路撒冷南边的第一个火车站下车，可是我无法站起来，忧伤像猛烈的海浪让人喘不过气，我的眼泪在墨镜下渗出来，再被咽回去，穿过肺，心脏，被压入肚腹，再像浪头一样返回来，如此反复，让人不能动弹，仿佛一动弹我的世界便会垮塌。
火车一路开下去，我像是一个被魔咒点住了的人一样无法动弹，我发现自己在去往特拉维夫的路上，然后经过特拉维夫市区的四个站，一路往北开去，经过卡梅尔山脉，可以遥望到本爸爸和本妈妈住的基布兹，顺着湛蓝的地中海沿岸，开进北边的港口城市海法，巴哈伊花园从山脚到山顶一路铺开去，庄严和谐，海法有四个火车站，下去的人多，上来的人少，等开到海法再往北的阿克古城，火车上几乎就只剩下稀落的士兵和我了，那趟火车最后停靠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NAHAREYA”。
我在那个边境小镇下了车，去到边境有着凄美爱情故事的景点，小缆车只用了两分钟就把我送到了海边的雪白的岩石旁，湛蓝的海水，冲洗着洞穴，英国托管时期留下的通到黎巴嫩首府的岩下的火车隧道里定时地播放着当时的历史的影片，银幕上晃动着黑白的人影，讲述近百年前我坐的地方的历史，别人的历史！岩洞的顶部不时渗出水滴，洞内阴冷潮湿，那天是周日，同时坐在粗木凳上和我看影片的是两个裹着头巾的肥胖的中年妇女，不知道是犹太女人还是阿拉伯女人。
我在雪白的岩石旁坐了一个多小时，地中海深蓝得不可理喻，我没有勇气跳进去，我总觉得有些什么错误，或者误解，在我和本之间，我必须要弄清楚。最后走到边境小站，看到军用的篱笆内士兵荷枪实弹地在站岗，中间是联合国的岗哨，再望过去，还可以看到黎巴嫩那边的岗哨。以色列境内的岗哨外面的墙上画着两个不同方向的箭头，一个指向贝鲁特138公里，另外一个指向耶路撒冷172公里。士兵见我徘徊，冷眼盯着我。他一定在说，你是个外乡人，独自在这里干什么？
不管是黎巴嫩，还是耶路撒冷，这片土地，上演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爱恨情仇，我一个外乡人，究竟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为什么分手？也许是因为，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牵过我的手，他只是沉默着，像可怕的冻结了的石头一样的坚硬冷漠的沉默。
“我刚来以色列，非常不适应，我很长时间无法开口说希伯来语，还有文化和习惯，包括食物，我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而我和本，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我做自己的主，能照顾自己，在以色列不行。”
“你是说，他没有照顾好你吗？那么是你提出来要分手的吗？”丹说，他在敲下什么东西。
“你们以色列女人，不是和男人一样的强悍而不需要照顾吗？”我说，声东击西，嘴角带着笑，是真诚的样子。
六
“中国女人，和以色列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吗？”他问，我不太确定这是一个关于这个检测的正式问题，还是丹只是好奇。
所以，我有几秒钟，不知道如何开口。
他的眼光离开电脑，看着我，温和地说：“蓝，我觉得你有点紧张，这会影响你的考试，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你知道，就是像朋友一样聊聊，因为我对你要有一个认识，然后我才能拟定考试的问题。我能想象，这对你不容易，对我也不容易，因为，你看，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就非常简单，问题都是程序设定好了的，他们会先回答几页纸的问题，然后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对话半个小时，接着会在电脑上做两个小时的智力测试题，最后，再用不到15分钟，做这个测试，就这么简单。”
“有吗？”我有紧张吗？我挤出笑，耸耸肩和脖子。我怎么能逃过一个专业的测谎专家的观察呢，我这样的动作，是紧张极了的表现。
“你知道吗？紧张会让人误判，所以，让我们先随便聊聊，这个聊的过程，我就会根据你的答案，完成那几页的问卷，然后，我会跟你解释，这个测试是根据什么来工作的，需要你做什么。你知道吗？你们中国人，很聪明，类似的测谎，在几千年前就有了，那时候中国人认为，人一撒谎，就会分泌唾液，所以，中国古代的时候，会把一颗米放在人的舌头上，然后开始问敏感问题，等问题问完了，米如果是干的，那么就被裁定为没有撒谎。如果米是湿的，则相反。那现代的测谎考证的基础是，人一撒谎，会出汗，心跳会加快，所以，其实是类似的方法。”
“你们犹太人，才是最聪明的，在中国，大家一听说你是犹太人，就会有两个反映：一，你很聪明，二，你会有钱。”
丹忽然扬起脖子大笑，我能看见到他眼角的深深的笑纹，以及额头的抬头纹，这没有让他变老，他一停止笑，还是中年男人沉稳的样子。
“你是说真的？”他看我等他笑完，并没有开玩笑的样子。
“是的，你知道。中国书店里充斥着各种书籍，试图教会人们怎么像犹太人那样成为精明的商人。”我带着若有所思的笑。
“真有意思，看来我应该去中国，你知道，整个世界都讨厌甚至憎恨我们，各种媒体都很排犹，对犹太人的袭击不仅仅发生在以色列境内，你一定听说过？”
我记得本跟我讲他的两年满世界旅行，他说他让自己的行为比在以色列要好很多，为什么？他想用他的微薄之力让世人对以色列有更正面的了解。
“我知道一些发生在以色列境外的针对犹太人的细节，比如1972年的黑色慕尼黑奥运会对犹太人的袭击，以及1976年法航被劫持的恐怖事件。”我说，“不过，我自己并没有认为以色列犹太人那么像‘魔鬼’，我觉得他们属正常人。”
“我没想到中国人会这样认识犹太人，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脸上还带着笑。
“那你在以色列已经生活三年了，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说：“我们，中国人和犹太人，有些共同点。”
“比如？”我能看出来，他是真感兴趣。
“比如大家都很努力，不算笨，都很喜欢钱。”谁不喜欢钱呢？他的眼睛仿佛在问。“父母对孩子都是恨铁不成钢的态度，但同时对孩子的扶持也很大。我们中国人用的阴历日历，甚至和犹太人相似，是依据月亮来的。”
“哦，真的吗？你们也有自己的日历？老实说，这还真的是我第一次听说。那么不同呢？”他忽然像个小学生，很认真的，仔细地看着我，想继续听下去。
“不同的是，你们是犹太人，我们不是。”
“怎么讲？”
“你们有《圣经》！”
“所以？”
“所以，你们有十诫，有信仰，上帝存在，有约束，我们没有。”
“自由不是也很好吗？”
“我们中国的老话说‘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了，完全的自由其实是没有自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觉得自己在卖弄。
七
“你提到中国女人和犹太女人不一样，我很想听听。”他把自己坐得很舒服，没有准备在电脑上敲字。
以前，我一直想问本，为什么他会喜欢中国女人，而不是以色列女人，我也知道他在当兵时候有过女朋友。可是直到我搬出我们在T镇的公寓，也没有将这个问题问出去。
我没有将这个问题问出去，因为我仿佛无法和他交谈，更不要说这个他并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从来没有对我正式表白过，就是他在北京时候说的那句话，蓝，跟我去以色列吧！我就来了，义无反顾的。
所以，如果问出去，被问的人也许会反问过来：谁告诉你我喜欢中国女人？我大概知道，你给犹太人提出一个问题，通常不会有答案，而是会收到一个反问的问题，我很难有把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所以这个问题成了一个未解之悬案。
我大学的时候恋爱过一次，那是南方江边小城来的一个俊秀聪明的男孩。
我们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喜欢上了另外一个南方的女孩，我记得他说，她说话那么温柔。
那女孩我们见过，她说话真的温柔，温柔里含着暗示，整个世界都应该被她那娇柔里粘着甜的声音融化。十几年前的中国，那时候的女孩子能温柔地说话，或者撒娇，能让男人加强对自己的肯定。我从小没有被宠爱过，没有这样的本领，也从来不知道撒娇是一种武器。当他宣布因为另外一个女孩子说话娇声嫩气而跟我分手时，我知道我赢不了她。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场恋爱。第一次恋爱的人，总是很贪心，投入地活在当下，眼前一团紫光，爱得双眼蒙眬，却又贪婪地想永生都活在当下：我心里规划过和他生孩子，想象有自己的骨血，我们是孩子的亲生父母的感觉，甚至规划过房子的方向，默想过我要种的丁香或者茉莉在初夏黄昏盛开的味道。那些想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分手后很多年，我都欲罢不能。
分手后的几年，我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我害怕男人会再次跟我说，你果然手长脚大的，健步如飞；你居然会自己换灯泡，很厉害；厕所堵了，他们会表情复杂地传递对我自己把它通了的惊讶；他们甚至会取笑我的养父给我取的小名：顺收，顺利地丰收，真是够乡土呀。我走在街上，或者坐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总觉得自己像被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手长脚大，笨手笨脚：如果男人不高于我十厘米，我就觉得自己像一只母猩猩，粗笨无比。
后来，我有些长长短短的感情或者暧昧，中国男人在我身边走走停停，其实都在挑挑选选左顾右盼，我有时候装作不知道，我有时候其实也无法在乎。
我和本从珠峰下来，一路旅行回到北京的时候，他没有对我自己背着几十公斤的包感到惊讶，也没有试图来帮我减轻重量，我的大脚和长手，在他那里更是毫无突兀之处，他甚至会说，你可以像个士兵一样走路，这很好；或者他看我很沉默很认真地吃饭，说，你吃东西很努力；他会饶有兴趣地听我说一些人和事，最后说，很有意思，你很有意思。我会惊讶于他的总结性评判，我有时候会产生错觉，或者怀疑，以为他会像那些只对我的身体感兴趣的男人们一样，为了得到目的而说出违心的赞美。
以色列男人不会对女人大包小包地提东西，穿超过8码的鞋，做一些只有男性才会做的领域的工作，比如擦洗高楼外立面这样的“空中飞人”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
以色列犹太女人，都是当过兵的，在强烈炙热的地中海阳光下，背着枪和沉重的装备在土地上爬行，或者在南部内盖夫沙漠干冷寂静的深夜，负重超过四十公斤整夜行军，她们的眼神是被地中海阳光灼伤了的，涵着强光和冷峻，不会水汪汪地含情脉脉地委屈，她们昂首挺胸，说话简洁明确，低声娇气地说话，只会被同伴耻笑；她们步履坚定，不会左顾右盼，在直播的真人秀的电视节目里，你会听到少女观众对看台上的俊美男子忽然叫：“跟我生个孩子吧！”她们没有蒙眬与犹豫，不会委屈地等待，生活与爱情，都有自己的主见，爱或不爱没有藏着掖着，她们做自己的主。
“我比较喜欢以色列人对女人的定位。”我对丹说。
“定位？”他在玩味这个词。
“男女是平等的。”我甚至觉得以色列其实是女权主义国家，“当然除了阿拉伯女性和传统的犹太女人的地位。”
“是吗？”他想起什么似的笑。
“是。男人对女人的定位，更多的不是在外表或者她们如何展示她们自己，而是这个女人的头脑，这个女人是作为一个个体，她不是为了取悦男人或者为了辅助男人而存在的，女性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
“你是说以色列男人不好色吗？”他用一副不相信的表情半开玩笑地问。
“哈哈，我们都是好色的动物，女人也是，但是，相对而论，以色列男人对女人的评判在大众品味上来说，脑子比外表更重要。女人是独立的个体，不附属于男性。”
他的表情认真起来，在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我在以色列，觉得很自由，是作为女性个体的自由，整个社会对女人的价值定位，总体上来说，比我曾经生活的中国要让人舒服得多。我的意思是说，在以色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外貌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他们对外形是一种开放式的审美，眼睛大眼睛小，嘴大嘴小，皮肤黑皮肤白，她只要是她自己，都可以因此而分外美丽，外形是内在智慧的载体。外形不是不重要，但是不会遮盖内在智慧。”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大部分中国男人只喜欢皮肤白皙、双手没有生活痕迹的女性，或者说话无比温柔好似总在撒娇的女性。
“你是说，你在中国觉得不自由吗？”他看着我，是可惜的表情。
“我更喜欢在以色列的自己。我在这里，没有被条款化，我生下来就带着的东西，没有被放在一个固定的条款化的框里被界定，我与生俱来的东西被自然接受。”我没有计划进一步讲下去，告诉他，在以色列，这个人文的和物理的环境重新反射了一个我，这个我是最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自己活过来了。
“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中国人，不过我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你也长得很漂亮。”他的最后一句话，有点不符合他今天的工作身份。不过他说得那么简单直接，并没有暗藏玄机的造作。
“谢谢！”我像以色列人一样笑着接受了。
八
“你和本，是去年分手的，对吗？”他又开始记录。
“是。”
“请你讲讲你们分手后的生活。”他又变成了那个讨人厌的测谎专家。
我最终知道除了分开别无退路的时候，离本问我为什么不回去我的中国差不多一年。
那是一个惯常的周末，是我们回去探望本爸爸本妈妈的日子，在邀请本和我出去散步失败以后，我一个人出去海边黄昏慢走。
那是三月的地中海，沙滩上已经有少量的急着把自己晒黑的以色列人，我顺着海边荆棘丛中的小路一直往北：越是像地中海海边这样有强烈海风的地方，越是荆棘生长的乐园。我在路上碰到和狗跑步的人，他们的狗会过来嗅嗅我，算是打个招呼，跑步的人也会说“SHALOM”（你好）；有时候是喷着噪音的骑四轮摩托车的狂躁少年，经过我身旁的时候还会大叫一声；海边总有钓鱼的人，站在海浪的礁石堆里，好似雕像；海岸巡警会停下车，问，你还好吗？一切都很好，我说，SHALOM.
地中海一直在我的左边吟唱，我一直走，像我旅行时候总出现的那个诡异的梦一样，只是身边没有那个模糊的身影，走到最后，居然能看见以色列海法理工大学那立在卡梅尔山上的教学大楼的身影。如果不是顾虑到午睡过后的本妈妈和本爸爸会担心，我觉得自己可以沿着地中海一直走下去，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地走，我自己其实也未必知道。
回到基布兹已经差不多是晚饭时间，从院落里经过本爸爸的书房窗外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他大声地用希伯来语说：“你为什么不和蓝一起出门旅行。你这样究竟算怎么回事？”静默，本的微卷的头顶在窗户的角落一动不动。
总是这样，在不该听到的时候听到，甚至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语言，在这种时候，却可以一字一句地被印进脑海：你千里迢迢跟来的人，早已经不是那个当初和你在中国从西藏一路南下的犹太大胡子青年，他不能把你的行李提起来，扔到街上去，告诉你，你应该回你自己的国家，他只想躲着你，以旅行的方式。
这两年多里，本一直努力地工作，太努力了，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留给我的，他一旦存上钱，便出门旅行，第一次是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近一个月。第二次去了东欧的格鲁吉亚，独自一人，背包走遍了这个东欧国家，用了他一个半月时间。两次回来的时候，都是我在中国见到的那个大胡子男人的样子。我总在开门的一瞬间，心里升起无限爱恋和忧伤，这要是在他去黎巴嫩战争以前就好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互相交心，好好相爱。
他第一次制定出门旅行计划时，并没有和我商量，更别谈邀请我同行了。第一次出门前三天的晚餐，我们在餐桌上，他忽然停止咀嚼，说，我大后天出门旅行。
有一瞬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的脑子有一瞬间是黑暗的，空白的，没有思维，他的余音在静默的空气中回绕一遍，忽然明确无误地击中了我。
我怒火中烧，压制自己没有拍着筷子跳起来。
我没有愤怒地跳起来，可是再也无法咽下任何一口饭菜。他若无其事地吃着饭，未及剪掉的头发已经有微微的卷了，他坚硬的头颅在他宽阔的肩膀上低下头若无其事地吃饭，他的睫毛在饭厅的灯光下看上去更长了，他甚至没有抬头看看我被痛苦扭曲了的脸庞。
有两分钟的时间，只听见他咀嚼的声音，这个陌生的坚硬的犹太男人，他吃着眼前这个东方女子做的中国餐，却没有一点点顾念她感受的想法。
我克制自己没有哭泣，或者站起来离开这劈头盖脸的尴尬局面。
“你去哪里？”我说。希望他没有忽略我声音里彻头彻尾的失望和惧怕。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你去多久？”
“不确定。”
总是这样！他总是给我这样的，没有包含任何信息的否定答案，不确定，不知道，也许，再说吧，无所谓，随便，没时间……我只觉得胃忽然疼起来，痉挛般地扯疼。
我克制自己不要失控，轻声地推开座椅，慢慢地站起来，轻声地开门，再克制自己不要摔门而去。
我去到楼底的街边花园，有两棵凤凰树正热烈地开满了花，在最后一点余晖里美得让人晕眩。我不知道你见过地中海的凤凰树没有？凤凰涅槃的传奇，我们都听说过，想象一下它飞落火中时候的壮烈，你就能想象凤凰树开花时候的样子：凤凰树的基本姿态都很不错，像一把撑开的大伞，又像凤凰鸟张开的羽衣，对着蓝天，浓烈地开着烈焰般的红色花朵，像着了火一样，在湛蓝的天幕下，或者在月朗星稀的地中海春夜，这火从不熄灭，会整整燃烧几个月！
我坐在落了红的两棵凤凰树之间的木长椅上，低头看自己脚下的落红，有一条狗狗过来嗅我穿着拖鞋的脚，它刚要靠近，只看到拴它的绳子轻轻一拉，它模糊粉色的舌头便消失了。我看到自己的眼泪决了堤似的穿过披散的长发，落在红色的飘零的花瓣上，落在自己的脚上，带着温热。
第二次出门前两个多月，我提前就知道了，他不断地收到从网上订购的装备包裹，打印当地的资料，甚至将他那深紫色的睡袋放到太阳底下暴晒。他还是心安理得地吃我做的中国餐，或者会真心地赞美我做的以色列人最爱吃的“炸鸡排”很地道。
那个周末，他甚至邀请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我们走路回家，他不习惯我挽他的手臂，我们坐在光脱脱的凤凰树下的长木椅上，他甚至把自己挪到凳子的另外一端，那是以色列少有的寒冬，整个耶路撒冷和黑门山都下雪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而我身旁的这个高大宽阔的犹太男人的温度，我却感觉不到，我心里拥过一浪一浪的酸楚。
“本。”我说，“当初在珠峰大本营，你为什么要救我？”
“什么意思？这大冷的天，你要坐在这里，就是要问我这个问题吗？”那个吃饭时邀请我看电影的静默男子声音里藏着不耐烦。
“你为什么要给我药吃？”我看着他，眼泪不争气地从左眼滑出来。
“我们犹太人没有见死不救的习惯！”他站起来，向着公寓的方向走去。
忽然又停下：“请你不要再哭了，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眼泪？”也许他本来想说，你们中国女人，怎么那么多眼泪？
我记得在珠峰，他来给我药吃，说：“我是犹太人，你可以相信我。”
这“犹太人”三个字，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勋章或者滴血的十字架，旅行的时候，要佩戴着，回到自己国家生活的时候，要扛着这个十字架：有战事的时候，或者局势紧张的时候他要连着服后备役，甚至是一场一个多月的战争。
有一次，他生日的时候，我给他买了手表作为礼物，他拒绝佩戴，我试探着说，如果你不喜欢，可以换的。他在自己的电脑屏幕前头也不回，“请不要庆祝我的生日了，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和希特勒同一天出生的吗？你不知道希特勒的生日吗？我不需要庆祝我的生日。”连他不巧和希特勒同天的生日都是一道每年会滴血的疤。
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消失在公寓楼的拐角处，风里有雨水将来的湿润味道。我想起中国北方村子里二十几年前那个严寒的冬天，那天我们把我的养父埋葬在那个冻得敲不开的土地里。那年我七岁，我养母从背后推我一把，要我下跪，嘴里说，真是个扫把星，克死你亲妈不说，还克死我男人。
当晚他上夜班，我在他准备的资料里找到预订的机票，这次是去格鲁吉亚，一去七周。我站在六楼我们公寓的阳台上，看着风雨中成排飘摇的椰枣树，想象我从阳台自由下落后的姿态：这将是一记耳光，响亮地打在他曾经说“我们犹太人不会见死不救”的脸上。
我最后没有从那里跳下去，不是因为我没有勇气，也不是因为犹太人鄙视和忌讳自杀，更不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再背一个十字架，我只是不甘心，我知道我虽然手大脚大，说话不够温柔，可是我认为我配得上一个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我相信有什么出了错，需要被纠正过来。我在等待那个被平反纠正的时刻的到来。
本第三次出门是印度。一去两个月。
他出门去机场那天，我坚持送他去火车站。他背着自己有些脏的大背包，站在黄昏的T镇的火车站台上，他的深陷的大眼睛，是望着他将要旅行的方向。
我知道这将是离别了。
从此以后，虽然我们可能都会生活在这个小到几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可是我们在街上，公交车上，或是某个火车站遇到的机会几乎是零，也许会在等待某一个绿灯的时候，发现旁边开车的人有些面熟，可是还未及细看，绿灯就会亮起，脚下的刹车一松，我们就会怀疑，刚才看到的那个人，是他吗？应该不是他？连这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镜头，也几乎不可能了。
我心里确切地知道这便是离别了，因为这种毫不含糊的真实，我反而像他一样静默。
当初的相遇是那样未曾料想，今天的离别却在心里设想了千万遍。
我听到喇叭里传来火车进站的消息。我站到他的对面，他那么高大，我没有感觉到自己又大又笨，我只感觉到自己幼小无力，我用双眼死死盯着他，他不得不低头来看我，居然咧嘴一笑。他还是那个我在珠峰大本营遇到的咧开嘴就占去脸一半的犹太青年，我也咧嘴一笑，说，本，旅途愉快！
他伸开长而有力的双臂，来拥抱我，我踮起脚尖在他的高鼻子上轻轻一吻。说，你多保重。
我一个人从火车站走回家，那是五月的黄昏，地中海干热的夏天仿佛就在街角，这个小城的每一条小道，我都无比熟悉，五月是凤凰树怒放的时候，T镇的某一个角落，或者红房子屋顶旁的院落里，燃烧般地开放。
我开始在网上找公寓，几乎每天下班都穿梭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去看房子，回家的火车上，我会拿出本拟好的行程，和他一起旅行在那个陌生国土上的某一个角落，他以前出行的两次，我也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旅行，像是我们在中国背包旅行的那一段日子。
找好公寓搬家离开的时候，是他结束旅行前一周，我还是像他前两次出门一样，在门上贴满气球，中间彩色的中文写着：“欢迎回家。”
“我搬的新公寓，在耶路撒冷中心，和一个犹太姑娘艾拉一起合租，我们相处愉快。我每天可以走路去上班，单程大概二十分钟。”
“你和本，你们再没有联系吗？”
“没有。”我从来也没有指望本会对我的爱为什么没有得到回应给予任何解释。他以前就是个沉默不多言的人，黎巴嫩战争以后他沉默得像块冻结了的石头，无法打开。
九
“本的家人呢？他们也没有和你有任何联系吗？”
本离开去印度旅行，我自己搬离我和本的公寓以前，独自回去过本爸爸和本妈妈的基布兹一次。我没有拿定主意，是否当面告诉他们。
本妈妈总是说，你看，你像我们的女儿一样。本爸爸则会使劲搂搂我的肩膀，眨眼说，我妻子没有错的时候。
正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他们的女儿一样，所以，当听到本爸爸质问本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印度旅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么久的忍耐，等待，或者说委屈，都已再没有必要了。我无法接受像父亲一样的本爸爸知道，他这个“中国女儿”，在死死抓着一个用长久旅行来躲开她的男人，这一切，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对，也就算了，可是如果本爸爸已经知道了——他本来就知道的。只是，我选择不面对，我选择相信他们是不知道的，实际上大家都是知道的，所有的人都知道，甚至本的大家族里的表姐兄妹，我相信他们都知道，只是大家都不说出来，现在，我亲耳听到本爸爸的质问，我知道自己再不能逃避和隐藏。
我那天独自回去基布兹，安静地和他们吃晚餐，本妈妈做的蔬菜沙拉还有波兰做法的鸡汤，以及饭后的甜点都还是一样的美味。
吃完晚餐，我和本妈妈在沙发里轻言轻语地说话，本爸爸躺在我们脚边的地毯上看电视，加沙的哈马斯往以色列南部发射了27枚火箭弹，南边的孩子们明天不能去上学了。
我确实有些心不在焉，踏进这个屋子的第一天，我就在书架上看到用彩色气球围起来的“欢迎中国来的蓝”的字样；在这个屋檐下度过的很多节日：逾越节的时候，本的两个嫁到欧洲的姐姐会带着孩子回来，大家一起歌唱，诵读《圣经旧约》，孩子们会问问题；犹太新年的时候会收到特别的礼物；甚至在中国新年的时候，也会收到红包；或者本爸爸会跑好几个地方买给我一个很难买到的电饭煲；赎罪节还和本妈妈一起节食一天；本妈妈教我做本喜欢吃的本地炸鸡，逾越节时候喝的有特别寓意的鸡汤。我还参加过很多基布兹组织的五旬节丰收晚会；在每一年的独立日，都会站在国旗下听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当年的录音，他在沙沙的电流中说：“以色列国建立了……”然后灿烂的烟花绽放在深蓝的地中海上空。那时候，本爸爸都总不忘记和我开玩笑：“你看，连国旗都是你们中国制造的，不过那个比例弄错了，线条也不直，烟花就更不用说了，肯定也是中国制造的，所以，你虽然在这过以色列独立日，但是却和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爸爸的玩笑并没有把我逗笑。看完新闻，本爸爸说要去阿拉伯村子里买点急用的东西，顺便拉上我出去兜兜风，然后会送我去回程的火车站。
我和本妈妈在外廊亲吻告别，我紧紧地拥抱她，说，谢谢您！她仿佛知道结局似的说，这里是你的家，你就像我们的女儿一样，想回来就回来。
我坐在本爸爸乱糟糟的皮卡车里，心乱如麻，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我的决定。我们并没有去阿拉伯村子里买什么东西，他把车开到卡尔梅山上的百年小镇ZICHRON，买了杯热巧克力给我，指着圆盘一样的银月亮下的地中海给我看。
“本妈妈在知道我搬离以后，曾经在电话里说：‘你看，你们如果不合适，决定不在一起，这没有关系，很多人都是会这样，在一起生活，会发现彼此不合适。但是你还是像我们的女儿一样，任何节日，任何时候，你想来基布兹，你都是受欢迎的。’可是，对于我来说，我想安静地生活。”我说，看着丹，是那种“你明白的”的表情。
我没有看明白他是否明白了，他正低着头忙碌地在电脑上敲打。
我试图问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和本的父母保持联系，分开后本妈妈一直断断续续地给我电话，我有时候不接，有时候短信回复，她坚持了很久，终于放弃，虽然在生日的时候，还是会收到她祝福的短信。
十
“你是一个人搬家吗？你怎么度过搬家后的那段时间？”丹问。
我在北京学习和工作的那些年，搬过很多次家：房租涨价，不合适的同租者，苛刻难缠的房东，和同居的男人分手，工作单位的变迁，公寓楼旁在建工地的噪音，或者为躲避一个莫名其妙死缠烂打的男人……在北京十一年，我总是在搬家，打包和拆包的过程，总有些流离感，我使用过各种方法，让这样的流离感消失得越快越好，如今在以色列，这份流离感，多了份外乡人的凄凉：我甚至自己搞不定一个搬家公司。
我最后决定坐火车到耶路撒冷，再打车到公寓，离开的时候，只带我的大背包和拉杆箱，里面甚至比我从中国来以色列时候的东西还要少，只有在搬家的时候，我才会发现，这些年，我从来也没有真的放手买过什么，好像我一直在准备着离开：一个人的臭皮囊究竟需要多少身外之物？何况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他乡，身边是一个沉默的几乎想要消失的犹太男人。
我将前前后后从中国辛苦搬运来的中文书放到回收印刷品的垃圾箱里，两年没穿的衣物都放到衣物回收站，那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徒步鞋，因为几年没有穿，居然脱胶了，我和它对视了一阵，就像和那些与本一起旅行的时光对视一样，这双曾经和我一起走过了中国的万水千山的徒步鞋，最后消失在了以色列的某一个垃圾桶。
一切都收拾停当了，我用本在北京我的公寓里打扫房间的方法，开始清洁：将所有的家具挪开，用有香味的清洁剂拖第一遍，然后用清水拖第二遍，第三遍。很多时候，在这个公寓里，很多问出去的问题只得到沉默的回应时，我就开始戴上手套，打扫卫生，这样的过程，通常持续大半天，直到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再次一尘不染，洁净如新，仿佛这样，就会有新的希望。
现在，这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这公寓里深重的静默，我都将不再感觉到，不再听到。我从此，也不再沉默的，尖叫的，哭泣的或者是乞求的反抗，我将只听到我内心深处的静默。
一切收拾停当。我打开门，回头看看，又关上门，坐在他惯常坐的电脑桌前，写下两行字：本，钥匙我留在公寓入口处那棵红色玫瑰的花盆底下。蓝。
头顶天窗上那两只总在谈恋爱的鸽子咕噜咕噜地讲着情话，我再次仔细地看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本的身影，他的身影，要不在电脑前，要不在工厂的车间里。这里有的，全是我自己的影子，纠结的，不解的，痛哭的，失眠的，期盼的，祈祷的，这些空间，只我一个人在挣扎，他早已不在这里！他仿佛从来也没有在过！
我知道是和这些年离别的时候了，这是没有再见的再见，这一次，不像从前，无需用尽浑身力气求得一个答案，我心平气和地流着泪，让自己最后一次浸泡在满屋子的沉默，跨出这道门，外面就是喧嚣的世界，也许喧闹，但是真实。
十一
我没有那么快地适应外面的喧嚣，我的心里和耳朵里还留着本像冻了的石头一样的沉默，那沉默如此强大，阻挡了一切喧闹。
搬出公寓的头一周，每天晚上，我都在细心地整理自己的物件：其实没有什么好整理的，衣服被挂出来又叠放回箱子。我看着电脑里我在中国旅行时候的照片，那个高个子的面孔黝黑身手矫健的背包女子，变成了眼前这个期期艾艾、欲罢不能的在异乡的异乡人。
我在每一夜入睡前都告诉自己，明天，明天我其实可以提着箱子背着背包返回那个公寓，钥匙就在入口处玫瑰花盆的下面，房间干净得一尘不染，我可以将我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留下的纸条会被消灭，在本回来之前，冰箱里会塞满他喜欢的食物。他看着门上用气球围起来的彩色的“欢迎回家”的中文字，还是会笑，我们还是会拥抱，沉默可能不会立即出现，他会给我看旅行路上的照片，我们也许会想起一起旅行的时光，那些时日的静默，会带些疲惫的浪子长途旅行后回家的宁静，不会那么咄咄逼人，冒着寒气。
这样做，我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反正丢掉的书已经被我翻了几遍，捐掉的衣物也几乎从来不碰了。我唯一损失的，不过是这个新租来的公寓里的这个房间的三个月的预付房租。
钱是婊子，可是这个超过一米九的强壮的犹太男子，是我在千里之外的世界最高峰大本营遇到的，我也许再也不会，像那年一样疯了似的长时间旅行，我去旅行，就是为了遇见他，我如果遇见了他，我不应该让他将我推开，因为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遇见了。
本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每夜躺在床上设想，直到想得头昏眼花，最后昏昏入睡，做着各种奇怪的梦。我甚至在某一晚为了确认自己第二天会搬家回去而发短消息给我的老板，说我第二天需要休息一天。
但是天亮以后的我，是另外一个蓝。
那个在阳光下貌似强大，冷静犀利的蓝，站到昨晚的那个黑暗里狂乱而忧伤的蓝的对立面，指责她是多么幼稚可笑，黑夜里的那个蓝在阳光下渐渐萎缩，直到黄昏来临，又阴魂不散地再次复活，全面打败白天的那个蓝。
这样的煎熬到本回来的那晚达到高潮：他的飞机会在午夜十二点降落，从黄昏开始的分分秒秒，那个在黑暗里膨胀的蓝一直在告诉自己，我只要在半夜十二点前叫一个出租车，一切都还来得及，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回到那个公寓，20分钟我就可以将所有的东西放回原处。留下的纸条会被消灭，他开门的时候，那个在他旅行的时间里，经历了万水千山的中国女子，还是会对他展颜一笑。
我在屋子里计算自己的步子：单数就留下，双数就回去。走到单数，黑夜的那个蓝说，这次不算，再给你一次机会，踱到双数，白日的那个蓝跳出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你自己？
我一直在屋子里踱步，似困兽。
时钟过了十二点，像一个长久等待最后判决的人一样，我松垮下来，镜子里，是一个像鬼魂一样的憔悴女子，我咧嘴对着这个经过艰苦战斗而胜利的白日的蓝苦笑了一下。
那个夜晚的蓝，躲在阴影里垂死挣扎，盯着时钟：他的飞机应该降落了，他应该在等行李，行李终于出现了，现在他坐上了出租车，他再有二十分钟就会进入T镇，他进入了公寓楼，他看到了门上的欢迎字样的中文字，他打开门，他闻到我清洁时留下的芳香剂，他叫我，他发现我不在，他找到了我留下的字条……
我是那个已经等到判决的人，我守着电话，只等那个给我判决的人告诉我，他同意那些结果。没有短消息，也没有电话，那个人也许连判决的结果都不在意，或者他一如既往地用他的沉默来给我这最后的回答。
那夜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下班后，我没有带手机，花一个多小时走到耶路撒冷老城口，进入雅法门，穿过那些古老的街道，穿行于那些有着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们，那里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有叫卖的阿拉伯摊贩，耳朵里响着巨大的音乐，抵达西墙，我给自己买一瓶一升的矿泉水，坐在西墙对面的石阶上，仰头一口气喝。远望着西墙祈祷的人，直到夜慢慢升起来，淹没白日喧嚣的躁动，仿似回到几千年前的耶路撒冷。
然后我站起来，深深呼吸一口气，转身往回走。
我在路上数着自己的脚步，这是一种愚蠢的冥想，会让自己的思维只在一串数字中忙活，来去一共是32307步。回到公寓，我检视着没有短消息没有未接电话的手机，有时候会流泪，有时候会笑，但是我在洗完热水澡后能够入睡。
整个过程持续了两周，我每天走32307步，整整走了十四天，一共是452298步，380.8公里。
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我用一倍多的时间，把那个黑夜里的蓝打入地狱。
走完近四百公里，本给我的静默终于被打破，我开始听到一声鸟叫，楼上邻居婴孩的啼哭，深夜醒来车轮滑过街面的声音，凌晨公交车开门关门的声音：整个世界一直以来的声音，这样真实而温暖。
我不知道你潜过水没有，我唯一的一次潜水经验一开始不算太糟，周围的鱼虽然不是最多的，可是从未亲身体验过的海底世界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因为和我一起潜水的教练在海底给我拍照，我很开心，不小心张开嘴笑起来，死咸的海水猛烈倒灌，短短的几秒，我喝了几乎让我的肺爆炸的大量海水，窒息的可怕的感觉让我看到死神的黑衣，我的陪潜教练一开始试图通过挤压空气让海水停止倒灌，直到他看见我已经开始翻白眼，随即放弃了操作，将我带出海面。整个过程不到15秒。出海面的那一瞬间，我像一个新生的婴孩打开肺叶一样，贪婪地呼吸着空气，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还活着。
那两周的时间，像是我不长不短的人生里从死到生的15秒，我用尽全身力气，试图从窒息中挣扎出来。
那个周五的早晨，我醒过来的第一个动作，不是去看依旧沉默的手机，而是直接进了卫生间。我在镜子里看到那个消瘦苍白的长眼女子，她对着我咧嘴苦笑了一下，我知道她还活着，也对她咧嘴一笑。
洗漱完去客厅取水，同租的以色列女孩艾拉在厨房里对我笑，蓝，和我一起吃早餐吧，你都搬过来两周多了，但却还是像小老鼠一样安静。
我答应了她。
我后来保留了一周三次快走去耶路撒冷西墙的习惯，风雨无阻，剩下的四天，有两天晚上是希伯来语课程，有两天是钻石鉴别课程，直到我看到这家以色列第三大钻石公司LD中国市场部经理职位的招聘。
“我应该怎么描述那最初的感觉呢，譬如你在一个长途徒步的过程中，你的肩上扛着几十公斤的重量，中间没有歇脚的地方，你得一直背着你的大包，你会大汗淋漓，浑身酸痛，你会诅咒和反抗，甚至哭泣，可是没有效，你得一直扛着。直到有一天，虽然你肩上的重量依然在，可是那重量已经融入了你的背，仿佛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的腿也麻木了，只是机械地往前移动，你仿佛可以这样一直走到天边。但是，忽然肩带断了，你背上的所有重量，在瞬间消失，你的背和腿，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可是等你重新迈步，一步两步三步，你的脚下那么轻，你才开始体会到，曾经在你肩上和背上的重量，你也才会体会到，没有这些重量是如何轻松。”
我对着丹说这么一长串，不知道眼前这个仿似成功的中年男子最后一次背包徒步是什么时候，而他年轻时候当兵的极端训练的感觉恐怕早已经模糊。
丹看着我，是一副没有泄露任何内心活动的表情，他曾经必然是个合格的特工。他点头，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本的父母继续保持联系？”丹又绕回先前的问题，明显的有些惋惜。
“我想要一个新的生活，和过去没有任何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需要换工作的原因。”我在暗示他，你看，就因为想要不同的生活，新的工作，我却要在这里讲述我的所有过往，这些过往，在我，是不堪，不如深埋，最好上面长满参天大树。
“你认为自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切断与过往的任何联系吗？”丹问，同时在做着笔记，面无表情的他，又回到了那个专业的测谎专家。
“我可以。”给出这样一个答案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肯定。
我在北京工作以后，忽然萌生了和我养母断绝来往的念头。那年春节，我决定不回家，我在电话告知她，我感激她的养育之恩，但是从此以往，我已经不准备回去过年了，我每个月会往她的账户里转入固定的生活费，直到她去世。
她在电话里哭泣，说，当初领养你，是你养父的决定，让你知道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也是他的决定，我早就说过，这是错上加错。
在以色列开始工作以后，我甚至会每年转一次款给她，没有电话更没有写信，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还活着，我也不关心。
我只一心一意地要切断和她的过往。
十二
“好，蓝。”丹将手从键盘上移开，互相搓了搓，说：“非常非常感谢你的配合，如我前面所说，这些所有的私人问题，都将只会停留在这个测试。这个测试的大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我需要你用一句话来介绍你自己。”
我看着他，感觉自己在做初中时候的一道思想品德题。
“我是一个相信生活会给予答案的人，如果我能得到LD的这一份工作，我知道我会提交一份好的答卷。”我有些像演讲似的讲完，希望这思想品德题是答对了。
“好的。”他说，站起来和我握手。
谢天谢地，我笑，是因为这个测试终于差不多结束了。
丹给我休息和午餐的时间，他利用这个时间整理了所有的信息。午餐后，我用了两个小时在电脑上做各种奇怪的文字或者是图像的智力测试题。咖啡时间之后，他把那些奇怪的夹子还有芯片连接到我的身体的几个部分，另外一头接到一个黑盒子上，黑盒子和电脑是连在一块的。
他动作轻柔娴熟，然后解释说：“请你尽量保持身体不要动，我会提问，这个问题是重复的，我会问三遍，你有两遍要撒谎，一遍要如实回答。这样，我的机器就能和你的身体反应建立一种互相读识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用来识别你对其他问题的答案。”
我点点头。
他停顿了几秒钟，看着我，温和地笑：“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如果一定要做这个致命的测试，丹是不是不错的选择？
“你是2006年来以色列的？”
“是。”
“你来以色列是2006年？”
“不是。”
“2006年你来了以色列吗？”
“没有。”真希望这个“没有”是正确的，我们，我和本，可以在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后才回以色列，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
丹仔细查看电脑上的信息，几分钟后，又在我的脖子和耳部增加了几个芯片夹子，说：“我会有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上午的谈话基础之上，你只需以否定或者肯定来回答就可以了。在回答的过程中，你需要尽量保持身体不动。”
“好的。”我说，该死的指尖居然开始出汗。
“如我前面解释，现在电脑有了你撒谎时候和未撒谎时候的身体反应情况的数据，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会问其他的问题，电脑会根据先前的数据，建立一个对这五个问题的判断，这是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当然不仅仅这么粗暴和简单，你理解吗？”他也许感觉到我的紧张，一开始已经解释清楚的事情，又轻言细语地说了一遍。
“蓝，你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不。”我回答得极快，同时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上午的交流中并没有被问到。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你的亲生父母，你会同意见他们吗？”
“不。”
“你后悔当初来以色列吗？”
“不。”
“你认为以色列是一个正义的国家吗？”
“是。”他一定意识到我回答这个问题的速度不如前面的三个。
“你爱你自己吗？”
“……”我迟疑，不知道有多久，我听到自己的呼吸，我知道很多年我都恨我自己，可是现在我也许可以开始爱，以色列生活给予我的，让我自己恨自己到了头，因为这些恨没有将我杀死，反而让我更加坚韧，所以，有时候我会忽然对自己生出些爱来，但是我不能解释给他听，因为这是“是”或者“不是”的测试题，而我无法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他。
他坐在我背后的电脑前，没有言语。沉默又继续了一分钟。
“我想，这个问题，很难用‘是’或‘不是’来回答……”
“可以了。”他忽然说。站起来，几乎是轻快地开始取下我身上的夹子和芯片。
结束了这个要命的测谎加面试以后，又经历了两次高层面试，十天以后，我被通知录用。
注释
[1]基布兹：以色列的一种集中居住的集体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2]摩萨德：以色列国家情报机构，性质如美国的C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