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母亲92岁生日。我必须为这个日子写下一些记忆。
父亲在“文革”中罹难，死于非命，享年53岁，正于英年。
母亲48岁时守寡，外祖母也是在48岁时守寡。外祖父马灿汉，是一个旧军人，早年留学美、日、法等国，于1924年在普林斯顿学成归国，获教育学硕士。受蒋介石之邀，效力黄埔军校，至交好友是胡宗南。抗战时任财政厅要职，当东江视察，1937年广州沦陷，外祖父在广州北京路财政厅被炸重伤，由东江纵队护送至澳门治伤。那年母亲13岁，她是长女，独自到澳门去探视外祖父，其实是她奉父命前往，为她婚事作安排，命她嫁与泰国富商。外祖父一家在泰国经办“安顺机构”，是泰国最大的保险银行公司。母亲坚决不从。她与我父亲，青梅竹马，早已两情相悦。外祖父亦不勉强。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很久，好多年过去。我对我的家庭、家族的真想依然模糊不清。我一直生活在一种负罪的伤感之中。从灵魂深处，感到愧对新社会，愧对劳动人民。我从15岁起，就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等外”的行列。我从不在任何人面前流露或谈论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众多沾亲带故的亲戚，无数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更为庞大的他们的父母所扭结而成的社会关联、伦理关系网络，但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
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他的家族。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后来我才知道，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而不是我父亲登的。父亲为了抗日救亡，18岁离家出走，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爷爷害怕这个逆子给家庭带来祸害，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死命的深渊。原因是，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非但无功，反而有罪，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后来他去延安，穿越封锁线受阻，在淮北被日军打击，中途返回上海，此乃又一罪；解放后，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瞻养“地主婆”，又是罪加一等。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认识家庭的原罪，赎罪投身革命，进入新社会，由原罪衍生的新罪，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
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为了起带头作用，他于1965年，把初中毕业，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送到山寒水远的粤北“连南劳动大学”，响应刘少奇提出的“半工半读”口号。实际上就是上山下乡。多年后50多岁的大哥从农场归来，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后来缴了一些钱，才重新补办了社保……
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此刻离他被迫害致死已经过去6年，但形势依然严峻。在他的追悼会上，我代表亲属发言，我坚持不按专案组审查的发言稿，而是依母亲的意愿向父亲致悼词。仍然感觉我的家族，依然充满着有罪感。
追悼会上，我说出一个事实：当年也是在这个礼堂，还是台下的这些群众，父亲就站在我现在站立的位置，被五花大绑，按成喷气式，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最终受迫害致死。6年过去了，还是这些人，来为他开追悼会。可是，父亲地下未知。说他天上有知，那是鬼话。
我毋需客气，也毋需感激谁！一个无辜的献身革命的高级知识分子，死于非命，英年之殇……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几年前，老家来人邀我担任“汾阳郭氏铜钵盂族谱”主编。回老家祭祖，我始知父亲并非孤种。出于客气与尊重，族中老者并没有数落父亲“逆忤之罪”。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对这个家族一定有过伤害；解放后，因种种复杂因素，他对自己的父亲、兄弟、亲人的疏远（划清界限），在族人中肯定不会有好名声。在我面前，没有人提起这些，大多说到父亲童年往事，说到他的好处。我后来知道，因为父亲的叛逆，因为他在1949年从上海回故乡参加土改运动……乡村阶级斗争形势急转而下，已届八旬的我的曾爷爷郭信臣，一位德高望重的上海银行家、民国大慈善家，唯恐受辱，他高大的身躯，蜷缩着吊死在眠床的棚架上……
有时，我也残忍地想到，幸好曾爷爷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要不，以他的性格，他如何能够挺得过后来疾风暴雨式的土改运动？
从唐朝郭子仪始祖，紫衍四百余年，凡十七传，及宋（1210年）端斋公受诰封玻议大夫，其子宣省公受钦命广西按察使。秧满而卜居粤之潮阳竹桥，为潮郭氏一、二始祖，宣省公脉下四大男，长房分居白水塘，次房创于铜钵盂、三房守居竹桥，四房安于南阳……
郭氏辈序为：端元球，朝若调仕、维文廷世、邦宗守国、北仲昌钦、崇德象贤、丰亨豫大、奕祀有光、仁义礼智、修齐治平、温良谦让、明允笃诚。
我的辈序为“奕”，系郭子仪后裔端斋公第二十八世嫡孙。郭氏铜钵盂家族，自宋光宗绍熙元年以来，迄今七百多年，代代英雄才人辈出，铜钵盂近现代，更是诞生了无数各界臣子。明清两代，受封无数，现代国共两党，要人众多。尤其在国内外商界，更是勉楚星罗棋布。
在我父亲的时代，这些正是压在他身上、心上的千古罪愆。他对革命的死心塌地，和革命在他身上的伪装，结果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父亲名郭大藩，字文雄。生于191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1973年 6月20日，享年53岁。
母亲马燕惠，字凌芳。生于1923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外祖父马灿汉，生于1900年，1924年从美国普林斯顿硕士毕业回国，效力黄埔军校，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厅要职、东江视察。1949年被游击队误抓囚禁，半年后在狱中病逝，此时，他已解甲归田十年有余。我在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展览会上，看到他的照片、中正剑、军官服，以及抗战期间胡宗南力邀他出山的信函等。那时，我并不知道此人正是我的外祖父，只感觉那段时间，母亲如惊弓之鸟。
郭马郑周，是明清民国时期潮阳四大家族。声名财富远赫上海、东南亚。这四大家族多有联姻。我母亲马家祖居潮阳成田，外祖父一家，几代在泰国、上海经营银行、保险及黄金米铺。泰国最大的保险机构“安顺机构”，便是外祖父马灿汉与其弟马灿雄的兄弟公司。外祖母郑素冰，是沙陇郑姓大户，外祖父在美国和黄埔军校时的红粉知己也姓郑，郑小姐于1937年广州沦陷时，被炸死在北京路财政厅，外祖父被炸重伤，由共产党人护送往澳门治伤。那时，他与共产党人多有接触，中共高层多是他黄埔的学生、同僚。外祖父一生大起大落，他是厌倦大时代并被大时代抛弃的旧中国知识人，一位正统军人在国破家亡中的悲剧。我的祖母名惠照，亦为郑姓。祖母郑惠照一家，在潮汕经营码头生意，郭家从上海运回潮汕的银元与财物，均由郑家码头经手。郭郑联姻是有传统的。潮汕嫁娶虽十分重视门当户对，但俗话说：“嫁女要嫁大门楼，娶妻要娶垃圾头。”同一标准下的双重价值，在潮汕文化中出神入化。郭氏家族也无例外。
从唐宋元明清到民国，铜钵盂郭氏家族始终烟火兴旺发达，家族生意贯通上海、潮汕、东南亚，在海内外享有盛名。这一切，在1949年断裂，开始了全新的一页。这个家族从此进入另一种历史。
父亲郭大藩，是20世纪初年上海潮商巨富郭信臣的嫡孙。郭信臣育有十五子一女，我的祖父排行第三，字凤巢。郭信臣是上海滩著名的银行家和慈善家。上海法租界源茂行、汕头元安、仁茂银庄，均为他所开创。他喜结交社会名流，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张大千、郑孝胥等人常为座上客，多有手书画作相赠。郭信臣于20世纪30年代，曾捐赠30万银圆作浙江大学经费，又携资南下汕头，开办多家银庄，并于潮阳铜钵盂老家建有“驷马拖车”官厅豪宅与私家园林，“曾是历史上郭族辉煌时代的标帜”。
我是在成年之后，才听说曾祖父郭信臣的传奇经历。他死于我出生之前的 1949年。我只是在他的墓志铭和祖居门楼的碑刻中，看到他的名字。他于1906 年，从上海回铜钵盂建造祖屋“汾阳世家”。门楼石匾刻有张骞题“積厚流光”、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题“保合太和”等字。门洞左右侧是左继同（左宗棠继子）与郑瀛州的题词。老屋虽已破落荒芜，但旧时的显赫辉煌，在斑驳的古檐粉漆中依然隐约沉浮。“驷马拖车”式的建筑，前有花园喷泉，后有二进天井及后花园，侧有“伙巷”。
郭信臣排行第四，人称鉴四爷，兄弟四人，八座“驷马拖车”，自成一条街巷，取名“仁记”。今称“仁记巷”。如今，幽深的仁记巷藏在铜钵盂闹市区中。大屋深宅，人烟稀渺，大多空置或由外地人租住，其荒凉冷寂更显昔日繁华。我无法真切想象，几十年之前，这条联结着半个亚洲声气的深巷里，那时人们的生活。我的曾祖父、祖父以及童年的父亲，他们是如何从这里走出又归来，在这里完成又中断了香火的？令人困惑的是，我将永远寻找不到答案！无人能够再现这些已经消逝的图画。我只能从这些古旧建筑、无人空屋的冷寂中，去感受一种同样空蒙的回声。先人的行脚早已消失，包括被视为逆子的“革命者”父亲，也已经早早地离开人世。他自从18岁踏出“汾阳世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这座“驷马拖车”。父亲给我遗留了太多猜想、回味。
父亲作为主房长孙（郭信臣共育有十五子一女，爷爷是郭信臣三子。长子出洋留学，次子多病英年早逝，三子便主政家族。父亲是为次孙，却是正房所生，故为长孙位），却革命出走，义无反顾，犯了天条，无异于豪门望族里出了土匪。我每每在老屋回眸，难以溯源。庞大的家族，细节多得使故事烦瑣得无法厘清真伪，澄清事理。父亲的对错，我无法评说，也想不明白。但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来不及后悔或忏悔，就死于非命，他至死都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家族文化史的研究，是文明史的切口。1926年，轰动上海文化界的新闻，是家族印本《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的出版。它作为一个家族庆典，抑或文化盛事，其轰动在于，与此书有关的人事，几乎囊括了沪上各界名流政要、文人雅士。上海的1926年，正是歌舞升平，各种政治文化精英云集的年代。众多名流倾心于区区家族印本，可鉴沪上风气。
《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一函四册，是书收录各界名家书画60幅，各界名人要人撰志赐铭，作序赠诗，场面盛大，气派非常。
作画的有吴昌硕、张大千、王震、冯超然、吴青霞等，均为沪上画坛大家。
撰志赐铭题诗的有康有为、于右任、胡适、郑孝胥、顾维钧、陈宝琛、朱祖谋、陈步墀、曾彭年、吴鸿藻、朱汝珍、刘丹崖、林廷玉、刘承干、何士果等，或是前清遗老，或是民国大员。
康有为为郭母贞节坊题匾：“天褒节孝”。于右任书签：“郭母廖太夫人清芬录”。胡适书签并作序。其序感人至深：
“五十二年之苦节，七十五岁之高寿，始食贫而抚孤，终开先而裕后，生得见家门之盛，殁而名垂于永久，小人有母，亦廿三岁而守节，積半世之苦辛，未能享一日之娱悦，执笔作颂，拊心凄绝。——郭节母廖太夫人不朽。”
《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被视为族谱传记极品，该书不但收录20世纪20年代60多位各界名流政要的题词、画作、书签，且制作精美，装潢豪华，在全国姓氏族谱中极为罕见，如今已成孤本，现存世不过三四部。我曾于拍卖行高价拍得一部。
《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由曾祖父郭信臣的叔伯兄弟郭若雨发起编撰，并呈具当局奏准，在潮阳兴建贞节牌坊。
郭若雨于1900年创设郭乾泰行，以贩售花纱、杂粮为主业，兼营汇兌，先后为建邦海味行、炳昌号行及源来行大股东，在永兴钱庄亦有投资，其汇兌业务远届新加坡、香港、西贡、安南等地，在南洋有广泛汇兌代理网点。郭若雨还是旅沪潮州会馆驻汕代表。1918年正月，潮汕发生地震，郭若雨全力投入巨资救灾赈灾。民国十六年，已届60的郭兆霖（字若雨）深恐曾祖父祥山公孝行与太夫人之贞节年久湮没，先编“清芬录”，再遵照前清体例，在铜钵盂为太夫人建孝坊。
郭母廖太夫人，系二十一世祖平仙公之次子郭祥山之妻。
郭祥山，赠公奉政大夫，后晋赠通奉大夫。天资聪明，幼有岐嶷之称。稍长即力学不倦，号为通儒。生平孝行克敦，虽早失怙恃而岁时忌讳奉祀考妣，未尝不涕泣哀悼，具孺慕之深情。公生于乾隆五十五年庚戍（1790年），终于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年），终年23岁。
太夫人姓廖，号闺媛。本邑司马浦乡国子监生廖鲁山公之长女，生有至性，幼禀母教，娴习礼仪，奉事父母，能先意承志，得亲欢心，以孝谨闻于乡。长守闺训，贞静纯一，淑慎幽闲，不苟言笑，不喜嬉游，唯女红是职，以礼教自持，盖自未出阁时，已行淑女称焉。年十八于归铜钵盂乡赠公郭祥山先生，夫妻伉俪，相敬如宾……
公以廿三岁卒，太夫人即以廿三岁寡……太夫人乃遵公遗命，一志抚孤。搘持门户辛苦历三十年而两孤始成立。长子元声以商起家，次子元勋继之，尤精明干练，遂以财雄于乡。奉先极本，为公建祠。元勋援例以同知铨叙吁请五品封典赠公奉政大夫，封节母为太宜人。太夫人虽苦尽甘回，怡然自乐，而深以盈满是惧。谒祠之日，礼成诏二子曰：“余自汝父殁，艰苦数十年，初不料有今日。其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父纯孝之报也。然天道忌盈，汝等善处富贵，毋忘贫贱。世间孤嫠最苦，宜时加存恤。勿纵欲贪安，以隳先德。” 二子咸唯唯。呜呼！如太夫人者，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诚，所谓巾帼丈夫，岂徒以节见哉。
太夫人生于乾隆庚戍年（1790年）四月二十九日，卒于同治甲子年（1864年）八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五。殁后二十年，闽县叶恂予侍郎督学来潮汕，始以“节並松筠” 一额旌其闾。时太夫人文孙六人，继承商业，咸自奋于功名。元声长子国华花翎候选道加三级，萃庭、国栋均以同知用；元勋三子，国樑、国钧均以武职显，倶授都司，之松谙盐务得运同街。一门鼎盛，牙芴盈床。曾玄达百有余人，咸学成致用，有声里党。间以国华秩，晋公通奉大夫，晋节母二品太夫人。复胪举节，行请大吏奏於朝，得旨准予建坊，崇祀节孝，时光绪未也。
以上均辑自《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之《郭节母廖太夫人传》。
自太夫人后，曾玄子孙达百余人，大多为近现代杰出人物。郭信臣的叔伯兄弟郭任远，25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受母校校长李登辉诚邀回复旦任教，次年便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后又担任代理校长；并由族叔郭子彬分别捐资3000银元、50000银元，创办了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再捐资建一座当年复旦最堂皇的大楼“子彬院”，上海《申报》曾称，此楼规模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苏联巴甫洛夫心理学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心理学院。复旦大学心理学院随“子彬院”的建成而成立，亦为国内首创的心理学院。
郭任远著作等身，在国外以英文发表的论文专著甚多，仅在欧美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有40多篇。诸如《我们的本能是如何获得的》《人类的行为》《行为学的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1928年出版《郭任远心理学论丛》，1934年出版《行为主义》，1935年出版《行为学的领域》和《行为的基本原理》《心理学的真正意义》。
1935年，郭任远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他是唯一被选入《实验心理学100年》中的中国心理学家。郭任远生于1898年，卒于1970年，终年72岁。美国著名《比较生理心理学》杂志发表了哥特里勃撰写的《郭任远——激进的科学哲学家和革新的实验家》一文，称郭任远对美国乃至世界心理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以卓尔不群的姿态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为国际学术界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并以整页刊登他的照片，美国学术界如此评价一位中国心理学家，是绝无仅有的。
30年代，正是曾祖父郭信臣金融事业最为鼎盛的年代。他在上海拥有多家银行或钱庄，如上海法租界宝兴里郭源茂北号（银行）、汕头市永和街郭仁茂银庄、汕头市大通街郭元安银庄、香港文咸东街鸿大元记庄等等。在郭任远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郭信臣捐出30万银圆给浙江大学作办学经费。此款当时在上海。
郭信臣养有十五子一女。子女们也即我的爷爷及叔伯爷爷们，各有所成，在十六个子女中，四子郭豫瑶（郭承恩）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局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军政部兵工署副署长、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陆军中将。五子郭豫来（郭德昭）是民国四大银行（中国、交通、农业、国华）之一国华银行董事长，八子郭豫恭是汕头福音医院院长，十二子郭豫笃是民国以及解放后上海电力总工程师。
郭节母廖太夫人之后，其五服之内，曾玄子孙中多有名人伟人，如外交家郭丰民、古典文学家郭豫适、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慕孙（郭承恩之子）、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予元、农学家教育家郭守纯、中国儿童保健学科奠基人郭迪、制糖工程学家郭祀远等等，不一而足。
母亲已成这个家族最高寿的长者。长嫂为母。母亲每年生日，各地亲朋都会远道而来为她祝寿。记得90年代中期，70多岁的大伯父从台湾回潮汕探亲，我第一次见到和我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的伯父，高大伟岸，军人气概依然。1948年，伯父从重庆专程回老家铜钵盂，他已为整个家族迁往台湾做足了准备，但曾祖父郭信臣自认为一生坦荡无愧，见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也与国共两党和睦相处，于国于民有知遇有爱心，何必惊慌自扰！坚决不去台湾做岛民，也不允许家族成员逃亡。大伯郭大伟系国军要员，不在此列……
大伯返乡，联系起失散多年的家族成员，三叔文彦、四叔文柱、五叔文旭、大姑文娟、小姑文丽，及其庞大的子女群……郭蕤、浩锋、钦湖、郭丹等都学有所成，令人欣慰。
在母亲92岁生日这天，在达濠庆生晚会上，无当年《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辑时之盛况，亦无众多民国名流相贺。但以史为鉴，母亲于乱世中舍弃荣华富贵，甘愿与投奔革命的地主家庭逆子相爱相携，在战乱流离中同涉爱河，又于“文革”动乱中，中年丧夫，守寡近50年。艰辛抚苦拖携6个未成年子女，抚养成人，于今仍未尝甘饴，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何异？我知父亲故去40余年间，其灵魂不散、不安、不妥。他死无遗言，亦无遗存，定无宁日。他对我母亲及子女的记挂，死无了断。唯于我记忆中永生。
我的22卷文集将出版发行，我在梳理祖宗线索之时，首先要联结的是，替我的父亲，续继爷爷、曾爷爷的魂灵与香火，化解祖孙三代因政治而生的郁结，并感念母亲。且以清朝遗老赐进士及第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吴士鉴1926年致“郭节母廖太夫人”书，摘抄转致母亲大人：“汾阳勋业付儿曹/况复松筠励节操/青史留名传不朽/英雄巾帼女中豪/贤孝由来本性成/抚孤难得志坚贞/至今桑梓谈遗事/赢得家家崇拜声。”
嫁入郭家的女人们，与郭节母廖太夫人一脉相承，代代皆有郭节母般的品格德行。
我自15岁出走海南黎母山，迄今将近50年。50年间，与陈冠相濡以沫40年，相携相行，往事多多，唯以相视一笑，心领神会矣。陈冠的父母均为海南琼崖纵队革命军人，20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在枪林弹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历经生死磨难，父亲身上留下多处枪伤疤痕。陈冠予我，情怀殷切，扶持无数，我予陈冠，可谓清汤寡水，无以为报。歉甚！歉甚！有女嫁与写字者说话者，注定清寡度日，无华屋亦无奢侈，无权势亦无豪雄，碌碌中生儿育女，唯念一生矣。
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