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事已然淡忘多年，昨夜突然再现。冥冥中有幢幢人影，成群结队，簇拥而来。那些影子似人非人，似鬼非鬼，衣衫褴褛，血迹斑斑，伤体残肢，拄拐跛行，惨不忍睹，如在炼狱，又宛若神明。
沉香蓝色的烟雾，在黎明前的夜空里飘摇着幽幽的光色，光色里有血的腥气，重重地穿行。那种沉香的淡香与血的腥味，混合着，分不清彼此，是香是腥，令人颤栗的味道弥漫在空中。
我在地图上寻找雅加，那个叫雅加的热带雨林。那时我15岁。我知道并渴望雅加这个地方，皆因为中尉去过雅加。他讲述的雅加是个人间天堂，那里有丰饶神秘的热带原始森林和肥美的河谷，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湖在无边的原始森林之中。各种奇珍异兽，还有世界上独异的族群，他们美丽善良同时骁勇浪漫，那时我刚刚读过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北欧辽阔的草原和原始森林，林中的如童话般纯洁的冰雪世界以及令人怜悯的小红帽，乖戾的狼外婆……正在我少年的脑海里日夜奔涌翻腾。中尉的描述如为我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开启了光明和憧憬的前景。
遥远和陌生的远方，正是一个饱受屈辱却又依然憧憬的少年所想望的一线光明。我不单在地图上寻找雅加，且时时在梦中梦见那个叫雅加的地方。
中尉在讲述雅加时，尽管眉飞色舞，充满着今天看来也不失羡慕的道理，但是，尽管那时我完全沉浸在对雅加的憧憬中，也还是能够觉察到中尉在说起这一切时，隐约流露的伤痛。后来我才知道，雅加同样给中尉的人生附加了许多的伤害。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他所处的地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一个15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明白这一切呢？
我对雅加有着非常单纯却又非常复杂的情愫。我只是在地图上读着这个地方，并不清楚这个地方究竟会给我带来什么？也许一个孩子的好奇，有时会谋杀这个人的一生，或者因此成就一个无可挽回的结果。在1966年岁末，那个地方因为遥远和陌生而令我觉得安全，而近旁的所有熟悉和旧有都令我恐怖惊悸疑惧。我选择逃离的唯一方法，就是到遥远与陌生的地方去，到没有人认识我也关系不到我的地方去。我对安全充满渴念和敬意，而逃离是唯一的方式。
雅加就这样进入我的内心深处，而且成为我终生挥之不去的阴霾。那里有太多的纠结，缠绕着我，我的一切。
我在1966年冬至那天，终于如愿以偿抵达雅加。
在雅加，我不单相信灵魂的存在，同时也相信炼狱的意义，和一些地图上无法标识的东西，那些东西并非是由色块和线条所能说明与解释的。当然，我也由此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其实简单到终极时，色块和线条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后答案。
我在雅加的第一个朋友，或说第一个见到的汉人叫坦桑。那时我已知道非洲有一个国家叫坦桑尼亚，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国家因此援建了坦桑铁路，这个人的名字令我感觉到一种红色恐怖的惊栗，同时也令我对他有一种很崇敬的心态。但凡革命者总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我对他的好奇从此而生。我已经说过，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好奇对一个孩子而言，可能是一种命运或谋杀。
坦桑是一位下放干部，从大陆那边的一个研究所被下放到海南岛，他自然是一个反革命，也自然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因为他还年轻，30多岁的样子，解放时还是一个孩子，不可能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之类的东西。
他好像有肺病，时常在山坡上咳嗽，咳嗽的声音很响，但很克制，因为拼命克制，所以随风而来的咳嗽声更为喑哑却倍加轰响。那时我在伐木队劳动，那段时间正在清理原始森林边缘的沼地上的沉木，而坦桑就在那儿放牛，牛群常常会越过草坡，进入沼地。
沼地里草很丰茂，但千百年的沉积和丰富的地下水的浸泡，使沼地成为一片深深的陷阱，牛一旦进入沼地，十有八九会沉陷其中。所以，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沼地边缘插上栅栏。用枯枝残树插上的栅栏，疏朗同时摇晃，只是象征性的防御而已，牛群经受不住水草的诱惑，常常会有窜入的可能。偶尔淹死的牛只，便成了连队里的佳肴。人称信宜老鬼的知青李前平，就常常故意打开栅栏，让牛群闯入，这种结果，尽管分到李前平口中只有两三块手指大的牛肉，但聊胜于无，知青们常常乐此不疲，希望有牛陷入沼地。而这，正是最令坦桑头疼的事。
我刚到六连时，对坦桑并无印象。六连的下放干部大部分是县里的教师，有少数几个是从大陆来的。他们和知青们一起劳动，但不在一起学习和住宿，劳动期间纪律很严明，不允许交流。因为他们多是些老弱病残，连长老雷便分配他们放牛、砍草等较琐屑的工种。坦桑的工种是放牛，放养六连的一大群牛牯。这些牛是专门为伐木队拉原木的，凶猛无比。我在伐木队，有时会到牛圈去，把受伤的牛送去，把壮实的牛带回伐木队。
那天，我和信宜老鬼到牛圈去。牛圈在雅加河边，紧靠河边沼地，沼地那头便是伐木队的营地和贮木场。辽阔的沼地隔开那些做苦工的牛和在草坡上悠闲养生的牛群。那些后腿让厚重的原木撞击得皮开肉绽，伤口又让污泥浊水浸渍得腐臭的牛，依然凶猛异常。它们仿佛深谙人世间的不公。它们拉着沉重的原木，在山道上喘着粗气，偶尔在看得见草坡的地方，它们会忽然停下来，任由你如何抽打，就是死瞪着远远的草坡上的景象，然后喷着长长的鼻息，发出嘶哑但是悠远的长啸。它们目力所及：健壮活泼的公牛母牛，正在阳光下的草坡上调情，那是春天牛群发情的季节。公牛肆无忌惮地追赶着作态的母牛，趁母牛沉下屁股瞬间，两只前腿便有力地驾在母牛身上，足足有1米长的生殖器，在母牛身上乱蹭，勇猛地寻找着入口。
拉木的公牛有时突然挣脱羁绊，拖着七零八落的木橇，狂奔着跑进丛林，向山下的沼地冲去。这样的情况，常常猝不及防，有时会造成重大事故，人员伤亡。二排的小潮汕就是这样，让挣脱的公牛拖带进丛林，卡在石缝里，被硬生生地折断一条腿，又掉进沼地。我们把小潮汕捞出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他在团部医院住了大半年，一条腿锯掉了，现在每天坐在连部旁边的石磙上，面目呆滞地晒太阳。从受伤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连里曾想把他送回老家潮阳去，但家里人不愿意接受他。说潮阳老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反正养不活他，这辈子就让六连养老送终了。反正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他那当小学民办教师的父亲泪流满面的样子，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拉着老雷的双手：“就让他在六连当英雄吧！”
平日里粗鲁异常的老雷，此刻手足无措，对着这位聪明而又无情的父亲——至少老雷是这样认为的——他只有一个劲地表示道歉，他没能把孩子们保护好。老雷高大威武的身躯，在矮小委顿的小学民办教师面前，点头哈腰，几乎是弓着上半身，才能和民办教师平起平坐地说话。平时这个老军阀，可是一位斩钉截铁响当当的人物，调皮捣蛋无恶不作的知青们，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只能暗地里算计他。所以他有时会在连队大会上交代完各种任务之后，不忘对几个连里有名的调皮知青公开点名，指名道姓地吆喝：“×××，你放老实点！别在我后面使绊子。让我逮住，拖到山里剥你的裤子，扒你的皮，把你的小鸡鸡剁下来当鼓槌……”大家便哄堂大笑，快乐地散会。
老雷的耿直忠厚和粗俗简单，在团里是出了名了。他是师长的入党介绍人，师长也对他另眼相看。老雷是六连的土皇帝，也是知青们最害怕同时最喜欢的人物。信宜老鬼、小潮汕，包括我，都在大会上被老雷点过名。不过，我是被表扬，他们是被批评。那时，我就知道表扬使人进步的道理，在老雷面前，我努力表现得很积极，常常以这样的方式骗过老雷。
坦桑有一个儿子，那年他10岁，跟着坦桑一起下放到六连。坦桑的儿子叫龚伟，龚是聪明的意思，伟是伟大无疑，又聪明又伟大，这就是龚伟给我的第一印象。
龚伟长得很高大，才10岁，跟我一般高，那年我15岁，1.54米高。龚伟好像比我还高一点点。跟他在一起时，我总要不自觉地挺直腰杆，昂起前胸，显得高一些。而他总是笑眯眯地说：“你干吗像将军？”他很认真地说，一点儿不像开玩笑。
我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我那挺胸昂首的样子，在他看来就是将军的样子。
龚伟长得很英俊，皮肤很白，两道剑眉在脸上占了很大比例，墨黑墨黑的卧在白皙而宽阔的额头上，显得非常精神，不像一个10岁孩子的神情。他说这眉叫哪吒眉，他就是哪吒。“你知道哪吒吗？”他问我。神秘而且鬼异。
我当然知道，却故意回答他：“哪吒是谁？鬼吧？神仙吗？”
他很失望，一副很不屑的神态：“不跟你说话！哪吒都不知道。你们知青都是坏人。”走不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很高兴地对我耳语，“我就是啊！”
知青们经常逗他玩。他常常跑到知青宿舍里来，到处翻东西。知青们喜欢他又烦他。尤其是那些女知青。他会从最隐秘的地方，把女知青的月经带搜出来，一块小布条连着根细绳子的那种，把它系在下巴，做捋胡须状。把女知青们弄得又害羞又好笑。他会认真把玩着月经带，自言自语：“我妈也有。姐姐，怎么用呢？”他问这话时，像个3岁孩子。
龚伟是个智障儿童，有点脑瘫，但他是六连最自由的人。他总是不知忧愁，自由自在地满六连跑，漫山遍野跑。什么话都说，什么问题都问。老雷常让他骑在自己脖子上、肩膀上，他便用小树枝抽打老雷的后背，把老雷弄得高兴无比。坦桑无暇顾及他。六连没有小学，职工子弟都到附近荔枝峒的小学校去寄读，荔枝峒小学只有一位老师，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六年级，总共只有13名学生。龚伟没有上学，坦桑艰难地教他认字画画。
坦桑最害怕的，是担心龚伟有一天会掉进沼地里去，自从他知道了沼地的危险。
沼地是六连的鬼沼，也是六连的圣地。那是我此生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天堂，同时又是最骇人的地狱。六连的许多人并没有真正体味过沼地这种神鬼之象，而我是六连里与沼地最亲近的人。我在伐木队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越沼地边缘的小路，从山上到六连，或从六连到山上去。沼地的一年四季，酷暑寒冬以及各种天相气象下的风景与声息，几乎都不知不觉地沉入我的灵魂之中，成为我知觉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在我快乐与痛苦的时候，都看得见它神鬼一般的呻吟与欢叫，都听得见它在风火雷电的呼啸中舒展与扭曲的样貌，尤其是在大地沉静无声时分，我甚至体验到它在地底下翻侧的动静，那种被压抑扼制得太久，盼望冲出地底的浩然正气，在艰难困苦的挣扎之中的苦况。
我一个人赶着沉重的牛橇，往山上送米，在沼地边缘的陡坡上，憋足死力，推着老牛的屁股，让老牛不至于前蹄打滑，把沉重的木橇拉上坡去。此刻，我便感受到鬼沼地底下的群鬼们，它们身上的重压。那是千万年的岩石压在胸中的苦闷。鬼沼给我的，即便是在花海满天时分，我也经常看见它在乌云满天的阴霾中的愁绪。而在此刻，我有时会看见龚伟的影子，就飘浮在沼地上空。他在满天花海的沼地上空，自由地游走，像一个护花天使，那样欣喜，无忧无虑。我太羡慕龚伟那样的人生。他有一位溺爱他又放纵他的美丽无比的母亲，在他身边日夜守护着他。他又无须像我一样终日从山上到沼地到六连又从六连到沼地到山上，做着苦工，还有思念，无穷地思念亲人。那种空落比苦工更为难受。
龚伟高兴的时候，会引吭高歌。他只会唱一首歌，那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他永远只唱这一句。以各种音调和节奏唱，低吟时像说话，浅唱时像念白，高歌时如天外之水一泻千万里。
龚伟有时会自言自语，在专注地做各种事时自言自语，说的也是这句话。
“和谁说话呢？”有时我见龚伟周围空无一人。他正在和一只虫子玩，把虫子从这一只手，让它慢慢地蠕到另一只手。他对着虫子说话，说的也是这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反反复复。他的快乐痛苦与愤怒的根源就是本能。除此之外，别无他欲。而龚伟却是我们知青快乐的源泉，因为，无论什么东西，都能让龚伟逗乐。
如果有一天，这快乐的源泉忽然就不在了，那我们将怎么办？我甚至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悟觉到，在非常岁月里，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
我经常到坦桑的碉楼，多少也因为龚伟的关系。我虽然比龚伟年长5岁，我虽然已是知青，但15岁依然未尽脱孩子的心性，和龚伟多少较为接近。在知青中，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和年龄差别不太大的龚伟，很容易成为朋友，而他的单纯又常常令我记忆起童年往事。
坦桑的碉楼，其实就是一座猎人的树屋。这座树屋在六连驻地还是原始森林的时候就存在了。百多年前，或者更久远，据说是一位苗族老猎人，在深山里搭建了这座树屋，在冬天时狩猎黑熊和水鹿。这间树屋在20世纪初年，成了黎族峒主王亚龙农民军的总部。这位王亚龙，将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1950年六连在这里开垦，猎人弃屋离去，这座建造别致的树屋，便成了六连垦荒的临时指挥部。它珍贵的木料和牢固的建筑，成了六连在垦荒初期的最好庇护所，任何野兽和土匪都无法攻上树屋。它的功能类似碉楼，上下二层，靠几根硕大的圆木，凿上梯级上下，从窗口可以望见六连，特别是雅加全貌。连部建好之后，碉楼就被荒弃了。
坦桑接手管理牛圈之后，把废弃多年的碉楼重新收拾，住了进去。本来下放干部离群索居是不允许的，但是老雷以为碉楼和牛圈近邻，有好处，方便放牛，只要在树屋上登高远眺，就可发现牛群的踪影，何况六连住房紧张，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知青和下放干部，盖茅屋都来不及，树屋就在牛圈下风，风吹起臭烘烘的，正好让下放干部改造思想。他这最后的说法非常符合知识分子改造的条件，大家无话可说。
他批准了坦桑的请求，允许他和龚伟住进了碉楼。
碉楼便成了龚伟的天堂。我也自然而然成了天堂的常客。碉楼的粗犷和蛮野非常吸引我，而龚伟和他美丽的母亲总是令我重温童年的家庭生活。想起肥婶和凤卿姑，和父母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暂时忘记原始森林里的恐怖和沼地里的鬼魅。
坦桑几乎每天早上，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栅栏的检视上。他总是手持砍刀，忙着收拾枯枝残树，很用力地把树枝打进泥土里去，很细心地绑扎着栅栏。而事实却常常是，经他绑扎过的栅栏，牛群更容易一冲而过，酿成更大的恶果。我们经常在他的惊呼中，帮他拦截那些为了一口青草，在沼地边缘疯狂奔跑的牛群。
我至今依然时常想象坦桑那妩媚却又常常显露着绝望的眼神。设想一个放牛的男人，放着牛却有一双女人般妩媚的眼神，那将是多么的不幸。而那时，我任是如何，也是无法去理解这其中的奥妙的。但我还是很想时时能够见到坦桑，仅仅因为那眼神，总是能够唤起我心中的某些东西，像小虫在心中蠕动时的那种感觉。
那天，知青们都上山去砍伐，我一个人留守在营地，中午没有开伙，我便就地掘了几根木薯，煨在火炭里权当午餐。
我听到牛铃铛清晰而又缓慢的声音，一头老牛大摇大摆地穿过沼地，进入我的视野，天知道这头足有千斤重的灰褐色老牛，是如何趟过松软得如同薄冰一般的沼地，进入到我们处于沼地另一边的山坡上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老牛正一步步地接近我，它平稳地毫无顾忌地进入了我们的营地。我好像觉到它正在对着我笑，我知道老牛正在经过的这一段沼地，正是我们称之为“深滂”的沼地中最危险的地带。不久前，一个黎族老猎人和他的猎犬被它陷没，几天后他的猎枪和背篓被发现，而尸体却不知去向。
老牛坦然地在“深滂”上行走，坦桑惊呼着跟在它的身后。他也像老牛一般行走得平稳，只不过坦桑处于万分惊慌之中，他不时奋力想去揪住行进中的老牛的尾巴，却始终无法跟上，他只好在老牛身后，不知生死地亦步亦趋。
我的惊悸与担心拥塞在脑际，我完全失去了判断，心中只想着即将出现的可怕后果，那就是可恨的老牛，把自己连同可怜的坦桑一起带进沼地的烂泥之中，我将再一次目睹一头牛和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沉没，在孤寂无人的原始沼地里，活活地淹死在千年的泥淖里。我已经见过无数生物，一只机灵的野兔，一条奔跑着、轻盈如同一片红云的黄猄，一只正在低飞、掠过沼地上金灿灿的金茅草的白鹤……还有那永远不知疲倦的喊叫着学舌着的海南八哥，是如何在一瞬间，被如同胶水般的沼地，慢慢地绞杀、扑灭，最后无声无息地沉入泥淖之中，只冒起几个白色的小小的气泡。
风依然吹着甜蜜的口哨，细雨依然飘飞着它润泽而又轻软的线条，沼地芦苇上轻盈的白色花絮，依然在和煦的阳光下摇晃着诱人的腰肢，还有蜜蜂、沼地上的花粉，是它们永不厌倦的春药。
如果此刻有第三者，我、老牛和坦桑之间有一个旁观者，这个旁观者一定会惊疑于人生天地间的奇迹，是如何诞生的。但是没有。四野肃然，天地是如此宁静，宁静得我们听得见彼此的心跳。老牛平稳的喘息与喷气，坦桑惊慌张开的大嘴，却没有丝毫的声音。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喊，我感觉到老牛那不屑的调皮的眼神，它自己导演了这出活剧，却又自个儿欣赏着这出活剧。它像是处于一种嘲弄的自得之中。我甚至清楚地看见老牛鼻息那些毛发让气息吹起的颤动。
坦桑是危险的，而老牛很泰然，不像是去赴死，却像闲庭信步。我却无论如何像是见到了鬼。我不停地喊叫着坦桑的名字，让他放弃跟着老牛的愚蠢举动，但我确实始终听不到自己的喊叫。有一种无边的恐惧，弥漫着周围的旷野。
坦桑好几次已经陷进去半个身躯，却又轻松地拔了出来，继续行走，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泥淖一旦淹没腰身，人几乎就失去了自拔的能力。但好几次，坦桑陷进去又拔了出来，而且我分明见到坦桑的下半身是干净的，那种发着恶臭的酸气，像铁锈水般的黄色泥浆非常黏稠，那气味足以令人窒息。但坦桑干净如初。我甚至看到坦桑脸上有些微微的笑意，不再有恐怖，神色很是泰然。见鬼了！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我早已不相信人世间有奇迹。我只知道恶和恐怖正在主宰周围的一切，我无时无刻不被这种恶与恐怖包围，深陷其中。而此刻的沼地，似乎阳光灿烂，似乎遍地花开。
坦桑在老牛的引领下，正走在铺花的大道上。他们如在花园里散步，头上笼罩着、喷发着浓郁香气的花环，那是晶莹欲滴、如翡翠般，或赤金或葱绿或橙黄或青紫的颜色，这颜色映照着老牛饱经风霜和坦桑惊喜异常的眼珠。我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绚丽的人间景色。我努力搜寻《格林童话》里所有可能的纯美描写，努力搜寻饮马滩曾经带给我的童年印象。没有。千真万确的是，此刻没有饮马滩，没有中尉的灯塔，没有马家祠堂的金碧辉煌或破败没落，没有硕士第令人窒息的空间和久久挥之不去的阴晦之气。
阳光确实普照着远近的山野，天蓝如洗，没有一丝云彩，森林也寂静无声，只有沼地似乎在孤静的气氛中有一种热闹非凡的气象，老牛和坦桑就像堂吉诃德和他的瘦马，只是缺少一个戴铜盆的桑乔。而我或许正是那个试图投奔堂吉诃德，愿意为之牵马效劳的马夫。
阳光正在慢慢地退出沼地，天边泛起大片大片的火烧云，红彤彤地燃烧着远处的森林，沼地上的老牛渐渐变成剪影。坦桑依然不紧不慢地跟着老牛，向沼地边缘缓慢地移动。我想呼喊他们，趁天色还亮，赶快通过沼地，但依然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只感觉到自己拼尽力气地狂呼呐喊，依稀中只看见坦桑笑意盎然的脸。
几天后我在沼地的山坡上见到坦桑，我说起此刻的情景，惊讶于坦桑和老牛的安然无恙。坦桑一脸的讶异，他听着我的话宛若在听痴人说梦。他说他从来就没有进入过沼地，我所描绘的老牛也并不存在，在他放养的牛群中，从没有一头牛的毛色是灰褐色的，他放养的全部都是雅加非常普通的白水牛。这种白水牛在雅加非常普通，但在雅加以外的地方却非常罕有。凡是进入雅加的牛群，即便毛色灰褐，到了雅加之后，不出几个月，也会自然变成白色，那种粉红色的白色。“你什么时候看过雅加的牛群里有灰褐色的？”坦桑这样问我。细细揣摩，确实如此，雅加从没有过灰褐色的水牛。
我以为坦桑有意诳我，我分明看到坦桑和老水牛过沼地的一幕，但是坦桑否认。我开始在心中质疑坦桑的真实性，自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神志是否清醒。
雅加每天都有神秘的故事传说。手指上点灯的苗家老人和善于放蛊勾人妻女的巫术，是我在雅加听说得最多的传闻。往往都是真有其人，传说者说得确凿，信誓旦旦。我也就信其有而常常小心提防。
坦桑住在小河那边的碉楼里。知青连有好几位下放干部，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年纪在30岁左右，人们对他有许多传闻，每次的斗争会批判会，他都是陪斗的人员。看不出他有多大的罪恶。在斗争对象中，他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他脸色黝黑，长年日晒雨淋但还看得出很是英俊，总之是令人一眼看去，就不会忘记的那种。我常常想，在这样一张有些粗糙的男人脸上，却长着一双犹如女人般的妩媚双眼，这是什么道理？尤其是他凝神注视你的时候，你甚至感觉到他在以眼调情。而且常常是发生在男人之间。他似乎对女性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也少见他与女性有什么交情。
我所在的连队，是一个民族农民村，从地方归并到农场来，原因是土地归属上的问题。除了知青和下放干部，职工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所以男女关系比较开放，常常有种种绯闻发生。民族同胞阶级立场非常坚定，但他们自有逻辑，在斗争会上尽管分清敌我，可在私底下的生活里，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也就没有太严格的男女对立关系，所以下放干部白天是批判斗争的对象，可晚上情况就不同了。彼此在小伙房里吃过晚饭，到第二天出工之前，并不妨碍作为一家人那样相处。大有旧时城里酒楼模样，挂块“不谈国事”的酒旗，似乎所说也就无关国事了。这种奇怪但却十分温暖人心的现象，是我离开雅加之后许久才悟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