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香的焚烧是一片大火，蓝色的烟雾是焚后的残香。这之前有一场未曾被人目见的火雨，它曾经统治着这片幽阴的原始森林。
细辨那火雨之后沉寂的穿行，神明的穿行，分明有一个声音：“我活着是什么，死了还是什么。”
这声音无处不在，像是不死如缕的魂灵，顽强地缠绕在树林、在空气、在河谷的每一沙砾，随着向山外奔涌而去的河水，不知流向何处。这声音时强时弱，似有若无，如黄钟大吕，又如游丝萦回，像厉鬼叫啸，又似病女娇喘。一定是男鬼和女鬼，在时光中行走。有一百年的时间了吧？在我出生之前的几十年间，他们就已经存在于这大岭大山之中。这种景象传说了好几代人，从爷爷到孙子，孙子又成了爷爷。传说在民间不胫而走，有好多版本，好多梦境，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谁都希望故事应该是完整的，但谁也都知道所有的传说都是不可能完整的。这似梦非梦、似真似幻的故事，就永远活在传说中，尤其是山里的森林里的传说中，就很不可靠。
雅加的时间，总是由夕阳时分开始的。这个有些古怪的说法，顽强地沉积在我的习惯里。自从来到雅加，我都是在夕阳时分，才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看起来怪诞的行事习惯，让我的学生备觉疑惑。
白天族人们自有自己的劳作，很难有充分的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的学生们过惯了城市的节奏，朝九晚五的生活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千古习俗看似相同，其实大谬不然。夕阳之后的时光，才是族人们真正享受生命欢娱的时光。
据说史图博在进入族人村落时，也往往选择了夕阳满天的时间。这也是我遵循这个时辰的一个理由。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遵循这样的原则。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所有同龄的中国人中，我是最早听说过史图博这个人和他的事情的，早在我15岁时的1966年，我就知道史图博这个德国人，并喜欢上他。这种说法没有一点吹牛的成分，尽管听起来太有吹牛的可能。所以我从来都不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这件事和瘌痢头得到沉香的幸运一样，太有民间故事的意味。而我从来都把这种所谓的幸运当作一种无法回避的命定，正如我在童年时遇到了中尉和他的灯塔，然后便有了我后来的雅加的远行。我之所以在本不该遇到史图博的年龄，却早早地知道史图博这个与我的生活完全无关，而后来却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的人，并非是一种偶然。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实，都陆陆续续地证明了偶然是并不存在的，所有的偶然其实都指向一种必然，只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够跟随这种偶然走到最后而已。
我数度进入雅加，又数度离开的全部经历，都与史图博这个名字相关，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和事，都与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确信这就是命运的指向。
中尉给我讲述有关史图博的事，他其实并非在说史图博其人。他意在跟我介绍一个与史图博事件有关的人。那时我对这个人并无深厚的兴趣，相反，却对史图博这个名字铭刻于心。
史图博是一个德国人，我对德国人的好奇皆出于我家中的一口小铁锅，那只小铁锅用铝合金制成。这口小锅，听母亲说，它随我家族的迁徙历经百年以上。从曾祖父那一代人起，它就顽强地留存在四处流浪的家什中，许多珍贵的家传都在流离之中遗失了，反而是这口不起眼的小铁锅，一直跟随着家族的兴衰，从北向南，又从南向北，在四处流转中磕磕碰碰地幸存下来。
我见到这铁锅时，它已经老旧不堪，可是从没破漏也不需修补。锅盖早已在流转中不知丢失于何时何地。这口铁锅上镌刻着几行德文，其中标明制于1840年，汉堡的一家铁工厂。它大约也就是那时进入我们的家族。这口铁锅在“文革”时被当作“崇洋媚外”的物证，被抄家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许多年过去，有时我还会想念它，想念那些在这口铁锅里舀饭吃的日子。
这口历经160年而不需修补的铁锅，令我对德国工匠有一种由衷的敬意。由物及人，史图博和德国铁锅，就这么简单。
2010年的冬天，据说是百年一遇的寒冬，报纸上这么说，我自己是并不相信的。元旦刚过，天气奇冷倒是真的。雅加的天气很好，由于海拔很高的缘故，尽管地处热带，但雅加山区一年四季，夜间和清晨都比较寒凉。在一天之中，雅加最好的时光是夕阳将尽未尽的时候，那是集结了雅加所有温暖的时刻，也是雅加的所有生物最为活泼和满足的时刻。我想人类也理应如此吧。
在雅加中部，一个叫沟谷的县城，县委书记是我80年代的学生，我到雅加的时候，他恰好到中央党校去学习，据说新近要提拔到省民宗委去。我对他别无他求，只希望他安排属下，给我们派个向导。他指令宣传部长和我们接洽。宣传部长是个女的，中央民族大学90年代的毕业生。在沟谷已经任职多年，从镇文化站到县文化局，新近才升任宣传部长。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下班之后，到县委招待所见面。
宣传部长如期而至，矮胖、健壮，见面握手，落落大方，自我介绍姓名王艳丽，是本地族人。无须客套。她说县委书记的老师来了，理当热情接待，有什么问题尽管吩咐。我也不客气，简单把来意说明，希望派位族人，熟门熟路做个向导就可以，她当即说，那就派党史办主任吧！
党史办主任？这和我们此次的专业调查有些隔。我向她提出几个人选，这些人都是我们从有关资料上获得的。她有些为难，这些人她闻所未闻，不知要到哪儿去寻觅。我问起其中有叫王佬龙的，问她认不认识。她一愣，忽然有些警觉。“这人……”她欲言又止。
“认识？”我试探着问。看出她的犹疑。
“嘿！这人不太好办。关系很复杂。你们认识他？”宣传部长的口气里透露着阶级斗争的信息。起码我是这么感觉的，至少是我曾经熟悉的一种官方口吻。这反而使我有了某种进攻的意味。
“不认识，但是多少知道。他父辈是个传奇人物。”我想先试探她的意思。
“我们不想去碰这些人，很麻烦的。教授，你有所不知，民族问题很敏感的，我们都很小心。弄不好，很容易出问题。”她年龄不老，可思想挺老到的。这是我对这位70后的宣传部长的基本看法。也难怪，在沟谷这种地方待久了，很难不作如是想。
这几年在基层游走多了，碰到这样的情况不少。我很想将她一军，但想想在人家地头上，她的上司又是我的学生，还是和谐一些罢了。
我还是忍不住：“很麻烦是什么意思？”我明知她所指为何，但还是想追问到底。
“有人在为他出头，向政府要待遇，民政部门也很为难，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解放前好几十年的事，谁说得清楚。你说对吧！”她说得很在理。我所说的这个王佬龙，确实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宣传部长所说的有人，指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我一无所知。她的话反而撩起了我的好奇心。其实，我对这位叫王佬龙的了解，仅止于知道他是一位族人名人的后代，他的先人曾经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峒主，他和雅加的革命史有极其复杂的关系，至今评价不一。要讲雅加的革命史或民族史，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此人，可现实却是，谁都在想方设法回避他。
这些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之选择了王佬龙，其原因仅仅是，他的先人，曾经于二三十年代面见过史图博、黄强将军、萨维纳和左景烈。这些人和我所主持的研究项目《史图博研究》有关联。黄强将军曾是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1936年曾当过雅加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写过《五指山问黎记》。萨维纳是法国人类学家，他曾于1925年随黄强将军入雅加，于次年出版了《海南岛志》。而左景烈则是国立中山大学研究农林植物的教授，他也于20年代来过雅加，写作有《海南岛采集记》。这些人都与王佬龙的父亲有过接触。而王佬龙的父辈出身行伍，又是峒主，他于1926年出版了著作《琼崖各属黎区调查》。
选择王佬龙作为向导，是我非常成熟的想法。宣传部长的疑虑与推诿，更加重了我寻找王佬龙的决心。非王佬龙不可。
看来要找到王佬龙，只能指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县委书记了。我当即给县委书记打电话，无人接听。
没过多久，县委书记从北京来电，说明天傍晚，党史办的符主任会把王佬龙带到，我们只管签收即可。我顺便问起王佬龙的事，他满口答应，说等他学习归来，他会亲自处理善后。但是，我从书记的口气里也听出另外的意味。王佬龙的事绝对不简单，他的事自然和他父辈的评价密切相关。其实，我也并不知道宣传部长所指王佬龙的麻烦之事，究竟为何事？
所谓麻烦之事，肯定地说，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处于好坏之间的事，也便是左右为难，奈何不得的事。这些事真正是棘手。我想，王佬龙一旦陷入如此境地，此生此世要想彻底解放也难。
王佬龙明天傍晚才到，我便想抽空到坦桑的墓上去看看。有好些年了，不知坦桑的墓是否已经让荒草淹没，或让人开山辟地魂归异处。
宣传部长很是热情，听说我要去雅加六连，说可以陪同，我婉言谢绝。我已领教这位年轻部长的思想意识，她是位阶级斗争仍在弦上的人物，起码是观念仍然停留在她出生的那个年代的人物，说是陪我，极可能是我奉陪不起。
碉楼自然早已不在，那棵硕大的金丝楠已经让人连根挖起，不知于何年何月被卖到何处。原始森林也早已成了荒山秃岭，40年间，几千年形成的原始森林，又回到史前的蛮荒。这是我在离开雅加之后，就再也寻找不到雅加的伤痛之一。
记得那时雅加的流水是清冽如同冰雪，那是一个由纯美的大自然共构而成的纯美的世界。大地如同一块饱吸了清泉甘霖的水绵，随便在哪儿都可以踩出甘甜的水流来，有丰盈流水的土地，自然生育着最为丰满的物事。而现在，在雅加，所到之处，呈现着干裂与干涩。
我记得坦桑的墓地就在沼地边缘的山坡上，坦桑去世时我已离开雅加多年。他去世时的许多细节无法寻考，也并非常人可能知晓，这也是我最为伤痛之处。一个和你亲近的人的故去，他的故去居然是并不明朗且有许多的迷茫之处，而你又永远无法解开这些谜团。
在早晨或是夜晚，岭顶总是有人在唱歌，唱着黎歌或是苗歌，很幽怨的曲调，如泣如诉。我问信宜老鬼听到没有？信宜老鬼不置可否，他对此没有兴趣也并不关心。问得多了，信宜老鬼说一定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他知道有一种病叫幻听，他的阿姨是赤脚医生，“没错，你一定得了幻听！”他很肯定地说。
我不知道幻听是什么病。我的母亲是个英文老师，之前做过妇产科外科医生，我从来就没有听她说起过幻听的病症。不过，我可以写信时顺便问问她。
我和龚伟在碉楼时，又听到岭顶有人在唱歌，我问龚伟听到没有，龚伟正在玩一只刚逮到的小松鼠，他心不在焉地回答：“有啊！天天都唱歌呢。”我说是个女人在唱歌。
龚伟轻声说：“我在唱啊。”
我问坦桑。坦桑说，山里到处都有人唱歌，没有什么奇怪的。“你怎么这么留意唱歌的事？”他说这话时看我的目光很疑惧。
“我总觉得有人在唱歌。那声音从岭顶传来，却在我的耳朵里转啊转的，永远找不到出口。”我说。
“那是什么歌？”坦桑很关切地问。也许在他心目中，面前这个知青，和龚伟有太多相似之处，“不要胡思乱想，没有人在唱歌，也不会有人在唱歌。”
一连好几天，我会在半夜突然醒来，看到黑黝黝的山影里，站着好些唱歌的人，穿着很奇怪的衣服，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种衣着。他们没有头，只有躯干，声音就从空洞洞的脖子里涌出来，连着血喷出来，我看见带着血的歌声，在空气中飞溅着。他们迈着坚定的整齐的步伐，在我面前轮番走过，唱着无字的歌，哼着相同的音调。我不知不觉地走进他们的行列，尾随着他们，一起在唱歌行走中。我顽强地相信，岭上一定真有人在唱歌。
那天，我又赶着牛橇，驮着大米和蔬菜，在沼地边缘的山路上，慢悠悠地跟在老牛后面，向山上爬行。鬼沼非常宁静，空山看不到行人与生物，连平时常有的狗吠，猎人赶狗的狗吠都没有。空气里有烟火味，看不到刀耕火种的山坡和人。我忽然又听到了歌声，那是一首我有些熟悉的黎歌，我是说那音调，我似乎在哪儿听过。我确信这是我曾经听过的歌声，我不知不觉身不由己地循着歌声而去。不，应该说是老牛跟着歌声，我跟着老牛一起，让歌声引领着前行。
过了不知多久，我忽然觉到已经走了好多时间，周围是我从未到过的山岭。我不知道这儿是哪儿。歌声似乎依稀可辨，哀怨的余音留存在我耳朵里，久久没有散去。我似乎看到山巅的树草中有人影，艳丽的筒裙，非常秀丽的形影在我不远处的树草中隐隐约约。歌声就是从那儿传来，是那人在唱歌。
她明显知道我的存在，她在用歌声诱惑我的去路。我想我是碰上女鬼了。应该说是碰上放蛊的人。传说会有懂得放蛊术的族人，把迷魂药藏在指甲里，碰到中意的人，便轻弹出去，中蛊的人，便会在黄昏时自觉到放蛊的人那里去过夜，这种所谓蛊术，通常都是男人对付女人的。
从没听说女人对男人放蛊。我一点都不害怕。那艳丽的形影让我兴奋同时心安，我确信那是某个族人女孩，在山中行猎采摘，她们都是些热情大胆、善良而又美丽的女孩。六连就有许多这样的族人女孩，从不知道城里人的那些虚情假意，把说出来的、做出来的任何事情都当真。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说的就是想的，丝毫也不知什么叫做扭捏和做作。我只想跟着她去看个究竟，释怀我多时的疑惑。我真的害怕得了信宜老鬼所说的那种病。
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转回来的，我又回到刚才的山道上。沼地就在旁边，那里依然静悄悄的。从这儿往山下望去，看得见六连和藏在茂树中碉楼的屋顶。
好多年后，我偶然在一本古书里看到类似的记载，那是晋王嘉的《拾遗记》卷四。里面写道：燕昭王七年，沐胥国有道术人名尸罗，至燕郊，“善炫惑之术”。能指端出浮屠，喷水为雾，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或化为老叟，或为婴儿，神怪无穷。
我自然不轻易相信这种无稽的方术。但是，那些被以为方术的东西，不都是人类的梦想与有意为之的伪托吗？虽然如此，原始森林里的许多幻象，还是存在的，往往在山林里迷路的人，最终会从另外的方位，无意识地回到原点。
我确信在雅加的大山里，那个让我听到她唱歌的人是存在的，她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只是出于种种理由，她始终没有让我们真正地寻觅到她的踪迹，或许，她别有不愿轻易示人的用意，山林本身就孕育了神妙。岂止是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
还是龚伟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我在唱啊！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龚伟的真言。他其实是童言无忌地说出了这个世界的真谛。
信宜老鬼李前平告诉我一个骇人的消息，坦桑让大陆来的公安人员抓走了。我不相信。他说得千真万确，是他亲眼所见。我和他一直赶到沼地的山坡，从这儿可以远眺坦桑的碉楼。
这天的阳光格外灿烂，天空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我们是在午后赶到沼地边缘坦桑放牛的山坡的。每天夕阳时分，坦桑会在这儿拢牛，他会敲击硕大的木制牛铃铛，分布在草丛里的牛们会慢悠悠地回到他身边。他会一头一头细细辨认和点数，把不是自己的牛只小心剔出，又四处寻找未归走失的牛，待到所有的牛都找齐了，他便把牛群赶到河边的牛栏里去。这时，已是暮色苍茫了。
离夕阳时分还远。山坡上果然没有见到坦桑的牛群，也没有见到坦桑的身影。信宜老鬼的话不是全无根据。从这儿到碉楼，还有很远的路，看似在眼前，走路差不多要两三个小时。我决定到碉楼里去。
应该说，对坦桑，我早就有预感。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他和中尉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总让人觉到他们有太多的秘密，他们的经历里也有太多令人疑虑的东西。我总感觉他们这些人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危险好像不是出于外部，而常常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内心孕育了他们的危险。我明白自己的这种想法本身就很危险，但我无法阻止这样去想问题。
认识坦桑，是在我刚到六连不久。我正在沼地清理沉木，中午时分，正准备歇息，我燃起一堆篝火，煨上几根刚刚挖来的木薯，用炭火煨出来的木薯，外皮焦黑，剥去外皮，再在炭火上烤得焦黄，薯肉却是雪白的，非常好吃。我刚要美餐一顿，坦桑就站在我面前。
“你叫亚雷！”他很肯定地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用心地审视着面前这位不速之客，我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知道他叫坦桑，知道他是专职放牛的下放干部，知道他有一个碉楼。我请他吃木薯。他却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根香肠。他把香肠递给我。
我没有接。香肠很诱惑，自从到六连来，几个月了，没有吃过一口肉。我知道这香肠一定很宝贵。
他把香肠放到我面前的草地上。也不说什么，从火里挑出木薯，剥皮，吃了起来。我闻到了木薯的香气。他手里有一个装满酒的瓶子，那种装咳嗽水的扁瓶子：“喝一口？”
我迟疑了一下，接过瓶子。扁瓶里的酒看起来很多，实际上也就一两口。我一口气把酒喝光，有些不好意思。
“果然不错，很好。男子汉，要能喝几口才好。”这是迄今他对我说过最长的一句话了。
他的话令人觉到我们认识好久了。
“你咳嗽，不能喝酒。”我说。
他笑笑，并不回答我。
“我听见你咳嗽的声音，很厉害，那样会死的。”不知为什么，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关切，这不太合乎两个陌生人之间的交流。
“你说得对，是不能喝。不过，这种土造的酒度数很低，没什么酒精含量，偶尔喝喝，不碍事。何况，人的生死，与酒无关吧？”他像是在说道理，又分明在说着一些什么。我见他说这些话时，那双妩媚的眼睛里闪过一些阴影。
“那天我看见你和你的牛在沼地里！”我试探着说，对那天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那天是不是我在山坡上做了一个梦。
“哪天？我天天都在沼地里呢。”
“我说的是沼地里怎么能够走牛和走人呢？”
我不明白何以固执于这个话题。这样的话题此后我又问过坦桑好多次，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置可否。就是没有答案。连事实本身也受到质疑与否定。我究竟想要证明什么？我只能承认在那样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一种偏执的病症。我也毫不例外，始终处于一种人类的病相之中。
我和信宜老鬼赶到六连连部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今夜连长说批斗会暂停一天，理由是这几天大会战，大家都累了。批斗会改在白天工地上举行，那时团首长会到现场来参加批斗会。这无疑是一个喜讯。但信宜老鬼却不这样认为。好不容易从山上下来，连队里却冷冷清清，太不过瘾。信宜老鬼有自己的见解，批斗会一开，连队里的男男女女都到球场上来，那也是调笑调情的大好时机。那些民族女孩才不管你批斗会什么的，她们自有自己的放纵情感的方式。信宜老鬼有些沮丧，他甚至忘记他和我到六连来的主要目的：求证坦桑是否给大陆公安抓走了。
我连问几个人，直到无人可问。都说不清楚，没听说过。下放干部随时被叫走，或押到什么地方，这是常有的事，他们归连里管理，却不是连队职工，归团部的工作组直接领导，只有连长才有权知道他们的去向。
没有批斗会的连部就不是连部，家家户户早早关门闭户，冬天的夜晚就更是如此。球场上空无一人，昏暗的灯火透过草屋的窗棂影影绰绰，四野充满着一种说不出的鬼气。球场旁边电线杆上有一盏15度的电灯，灯泡吊在灯绳上，在风中摇晃，像林中的鬼火。山林中不时传过来各种莫名其妙的声音，是虫鸣，是小动物的叫声，这些声音在林中窝棚和篝火边，我们早就习以为常，可是在人烟集中的地方，就不免让人想起毛主席《送瘟神》中的诗句：万户萧疏鬼唱歌。这种诗句在那个年代，是连3岁小孩都并不陌生的。
坦桑的碉楼里没有灯火，远远望去，那棵金丝楠犹如横空出世的怪物，黑黝黝地耸在河边。我把握不住该不该到碉楼里去看看。未经坦桑允许，我从没有贸然去碉楼。信宜老鬼却不以为然，他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他极力主张到碉楼去。他从没有进入过碉楼，他对碉楼也很好奇。
我想坦桑一定真的被抓走了。我一时想不出他被抓走的理由，可是，中尉不是也毫无理由地被抓走吗？
雅加河这一夜非常宁静，甚至听不到它往常淌水的声音。刚才还是黑沉沉的夜空，月亮升起来了，山野便显得清幽同时有一种更加鬼魅的印象。所有的树木和物件，在清幽的月光下，显得很迷蒙，分不清边界也就变形了原初与真相。原来柔和的也许就很粗粝，原来明丽的也许变得狰狞，世界在月光下完全幻变了原来的模样。我对雅加野外的夜晚从来都有一种很顽强的惊悸，也许与此地族人对鬼的崇拜与描述有很大的关系。族人视鬼为自己的敌人也是朋友，既是祖先的魂灵也是福音的来源，多解与矛盾的说法，令鬼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因之，从来对雅加发生的任何奇事怪事深信不疑，我总以为这与迷信无关，而与人对世界的认识过于浅陋有关。鬼有恶鬼也有善鬼，这与人世间的情形，大致都是相同的。这也是既是敌人又可以是朋友的缘故。族人的观念实在是非常入世同时非常高明的。我对鬼从来都没有恶感，只有深深的敬畏。
坦桑的碉楼，门没有闩上，虚掩着，我小心地推开那扇我很熟悉的树皮门。随着树皮门的开启，一缕月光投射在屋子中央，风吹进屋子，掀动屋子中央火盆里的火星，眼前的情景差点把我吓个半死。
没有坦桑的允许，我不敢和信宜老鬼贸然进来，我让信宜老鬼在树下等我，刚才我是独自上碉楼来的。
面前的情景，在多年以后，都久久地震颤着我的灵魂。
我犹如见到女鬼。
临窗那张我熟悉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方桌旁，坐着一个白衣白裤的女人，面对窗口，背对屋门，漆黑的长发流泻在脑后，直至腰身。从门口射进去的淡淡月光，照在这个女人的背影上，有一种很凄凉惨绝的青白釉色。这个背影一动不动，仿佛凝固了一般。我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惊悸。有一种投错了门，进入陵室地宫的惶恐。这不是坦桑的碉楼么？坦桑的碉楼何以进入了女鬼？聊斋里的女鬼，电影和小说里的女鬼，就是这样的形象与情状。连月光也是如此青白。
她分明觉察到我的声息。
我想拔腿回跑，但已挪不动双脚，喉咙好似堵塞了木头，或被鬼扼住一般。我听得见自己心脏狂跳的音响，我听见信宜老鬼在树下狂呼我的名字。我已无力去关心信宜老鬼的存在，我只想马上离开此地。我相信今夜我一定撞上了鬼。
我陷于极度的惊恐之中，脑袋却一片空白，身体的所有功能瞬间离我而去。
冥冥中我听见擦火柴的声音，女鬼点燃了吊在窗口的马灯，碉楼里一片光明。
女鬼转过身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坦桑，长长的黑发，妩媚的美目，宽松的白衣白裤，若隐若现地显现着她非常美丽的胴体。非常飘逸的女人。
我更加相信这是一个女鬼，直到她叫出我的名字，我所熟悉的嗓音，令我回到了人的世界。我晕眩。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的脑袋依然一片空白。直到她走过来牵住我的手时，那手的温暖才使我回过神来，确认面前这个女人就是坦桑。
她听出我的疑惧与疑惑，她笑起来，非常迷人。这种迷人只有女鬼才有，人世间是不可能有这样迷人的笑靥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这样认为。
“你不是男人吗？”我慌乱，唐突而且十分弱智地问，这比较符合一个16岁的男孩的知性。
“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不是女人。”她笑得很勉强也很凄楚，但很令人心动。我得承认，她是一个女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这种下意识的希望，其实早就萌生在我们第一次的见面中。
信宜老鬼在下面等得不耐烦，他自己跑了上来，他也愣住了。继而冒冒失失地问：“你是谁？坦桑不是被抓走了吗？你是他妹啊？”
此刻我才真正回过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