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
我的文化之旅，像一条吸纳溪水的小河，穿过积淀沉厚的家，流向坎坷人生的终点。
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家，家不能选择自己的国。家保存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大堆芜杂的史料，真正有生命力的，只剩下刻骨铭心的血肉亲情，再就是潜化于灵府的民间文化。
上
只要降临的那方水土，扑面而来的，就是别无选择的民间乡土文化即民间文化的“小传统”。“小传统”将“大传统”“雅文化”的经史、子集等思想规范溶化在民众中，沟通古今，形成民众喜闻乐见的“俗文化”形态。它维系着天然尊长，它教你圣君贤相，教你忠恕和孝道，教你修身齐家、“以孝治天下”，教你适应现状，非非勿动，它感化国人的大多数，左右着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
从小听大人说：“关中水质硬。”所以，民风彪悍，百姓性格生硬，缺乏变通。
元好问在《送秦中诸人引》里称赞我的家乡：“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乐居焉。”
醴泉人归属关中地区的人文特征，其性格的典型呈现，我以为是鲁迅称作“古调独弹”的桄桄乱弹、陕西梆子，即秦腔。秦腔，慷慨悲歌，繁音激越，热耳酸心，“秦之声”也。听一听王宝钏，柔肠百转而性情刚烈，“三击掌别了父女情”，爱就爱他个虽九死犹未悔，苦守寒窑，咋说也不进你相府门，十八年，不简单，成了陕西女人的形象使者，陕西人的骄傲和偶像。秦腔的哭音惊天动地，不信你试试，在寥天地里运足气、大吼一段任哲中的《周仁回府》吧，那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对“卖主求荣”的仇恨与控诉，视死如归的决绝而又缱绻不绝如缕，石破天惊，能不教人想起硬骨头的“关中愣娃”？
醴泉人，较之近在咫尺的帝都西京来，生性还要耿直，说话还要硬气。所以，醴泉人唱的秦腔，和中路梆子的气质韵味不尽相同。我们唱的是西路梆子，发音更重，咬字更狠，情绪更激烈、更悲壮，撕心裂肺。醴泉县距离长安县那么近，可是，连“我”“水”“出”“哭”“数”这样的常用字音都不能通用，谁听谁的都别扭。再如醴泉的锣鼓家伙，像我们城关的“连三锤”和城东的“一窝风”，敲将起来简直没命了，鼓锤似有千钧重，乱锤锤得震天响，天快要塌下来了。特别是敲到激烈兴奋处，精神抖擞，元气淋漓，光着膀子让两扇筛子一般大的镲钹在空中飞舞起来，一撞一开花，咄咄逼人：“你们谁敢来呀……”
醴泉人的这种性格特点，在地属乾县却仅十里之遥的民国著名戏翁、诗人、书画家范紫东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本县政治家、诗人符浩的笔下和作家邹志安、郑彦英以及同样地属乾县却近在咫尺的程海、杨争光的作品里都有突出的呈现。
醴泉人的弱点也很明显，安居乐业的守成意识，长时期的封闭状态，眼界和思维受限，知识结构欠缺，既无殖民文化的污染，亦乏现代文明的融入。地土不肥不瘠，气候不热不冷，人口不多不少。只要肚子不饿着，就不爱动弹，安于现状懒洋洋，连茅盾先生也不客气地说“西北人懒惰”。看人家河南人，一副扁担挑着全家满地跑，冒险，开垦，创业，多大的胸襟和韧劲啊！土地崇拜使陕西的中小城市甚至大城市像个大农村。生殖崇拜把女人看作像出产口粮一样的生产熟饭和生育男娃的土地。男人是“外头”，女人是“屋里”。女人即使有性的觉醒，生命还得依附“外头”。“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成为秦人普遍向往的田园诗、理想国。所以，满足现状惧怕挪盆动罐儿，闯荡江湖舍不得热炕头，现代大活人总难摆脱小农意识的纠缠。尚侠好义，安土重迁，苦撑硬干。“不喊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不惹事，不怕事，万不得已不发作，发作起来天不怕、地不怕。义气与老气、豪气与蛮气、侠气与匪气、节俭与小气、急公好义与拼命硬干相依相伴；传统的美德与家教的守旧、吃苦耐劳与保命哲学、性解放与性麻木难舍难分；对土地的崇拜与对惰性的宽容、对命运的抗争与对神鬼的依附、对小日子的眷恋与对走四方闯天下的冷漠相反相成；正直与保守、厚重与落后相悖存。
“地域文化”上接“传统文化”，下接地气，贴着泥土成长和发展，是影响民间社会的主导力量。
深入开掘陕人的性情资源，有可能梳理出一条从封建专制文化到高士名士文化，从雅文化到俗文化，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从乡土文化到城镇文化，从封闭到开放，从地域文化到现代文明的生命长链。
中
我的兴趣在大众文艺一边，痴心于大众文学、民间文化，也就是“地域文化”，它规范一方水土，铸造人的灵魂。
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爷爷灌输给我的，戏曲演述给我的，野语村言浸渍我的，大体不过就是这种文化甜食兼文化苦果，它多情如恋人，纠缠如怨鬼，对我的影响几乎是终生的。
我在豆腐爷的“豆腐坊子”泡过几个冬夏。豆腐坊子成了街巷万花筒、阎家族人的夜总会，东家长李家短，神神鬼鬼，男男女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口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让我神往。
及长，读《笠翁曲话》专门论述戏剧语言的章节，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与小儿看，故贵浅不贵深”，其“话则本之街谈巷尾，事则取其直说明言”。也就是说，好的戏本，既是案头作品，又是口头作品，既是视觉艺术，又是听觉艺术，语言运用关乎成败，必须“手则握笔，口却登场”以致“观听咸宜”——我庆幸自己所努力的正是这个方向，之所以较早地倡导评论文体的改革，也本乎戏剧语言的启示。但李渔更强调作为“戏胆”的“机趣”，说：“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为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紧要！有无“戏胆”的“机趣”，才是区别戏和非戏的审美标准。
我有心步大戏剧家范紫东的后尘，不但会唱、会打，而且写戏本。在同百姓大众的接触中，我目睹国难当头而官府腐败，农民不堪重负抗税抗捐，又亲闻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解放前夕，忧愤之作《致奸商的一封公开信》以及解放初期几个小剧本《传家宝》等的发表，就是我以文艺对抗专制的一次公开的演习。
小时看戏，稍长参加“自乐班”活动，再参加解放军宣传队的演出，一直到创建文化馆、县文联，戏曲成了我毕生在读的艺术学校。戏曲的唱词就是我心目中最早的诗；戏剧冲突成为我理解艺术的重要特征；戏曲的对白使我十分看重叙事文学的对话描写；戏曲人物的脸谱反使我对艺术人物的性格刻画产生浓厚的兴趣；戏曲语言的大众化使我至今培养不起对洋腔洋调过分欧化语言的喜好；戏曲的深受群众欢迎使我不论做何种文艺宣传都十分注意群众是否易于接受。
我渐渐长大，戏曲在我心目中的审美特征日渐突出。《平贵别窑》里一步三回头的种种动作表情和声声凄厉的叫唱撕心裂肺。《十五贯》里娄阿鼠同算命先生言语周旋、顺着锣鼓点在条凳上跳来跳去，将猜疑和恐惧推向极致。《蝴蝶杯·藏舟》和《秋江》不论是说、是唱都在当夜的江中央。《打渔杀家》里桂英女前台焦急地等待老爹，后台同步传出“一五！一十！十五……”的杖击声声入耳。《四进士》里宋士杰撬门、偷书、拆书、抄书，边动作边唱出的惊恐与激愤惟妙惟肖。特别是秦腔，“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唱秦腔”，不是唱而是“吼”！不论大净如包公还是小生如周仁，一概发自肺腑地吼，借用全身力气吼，慷慨激越，热耳酸心。正是这样唱着、吼着，凉州词、塞上曲，黄沙百战穿金甲，万里黄河绕黑山，更催飞将追骄虏，相看白刃血纷纷——呼啸厮杀，何等悲壮啊！
绘画与音乐、造型美与语言美，在抽象或半抽象的写意空间巧妙融合，在象征性的一席之地演绎出一出出人生大戏，那样夸张真切，那样谐和优美，那样淋漓尽致，那样入耳入脑、沁人心脾——啊，伟大的中华文化、神妙的精神艺术！
戏曲的艺术浸润，民间文学和群众艺术善恶忠奸的诱惑和教化，像乳汁一样滋养着一根小草，造就了我全方位的艺术情趣和审美能力。
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盖源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关怀民瘼，“爱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一切围绕“人”和“人生”，实乃中华文化的总精神，中华民魂的“不灭之火”！
然而，民间文化既给予我民族文化的人学传统，也带来传统艺术上审美的偏颇，例如灭人欲的忠孝节义，脸谱化的艺术造型，极端化的“事则取其直说明言”，戏剧性的叙事结构，以及“大团圆”虚幻的理想国，成为我日后写作的沉重包袱，既扁且平，笔无藏锋。
另一种文化潮向我袭来。曹禺的《雷雨》刚刚发表，父亲的剧团即刻排练，母亲带我和大哥观看演出。再长，大哥把“新文化”带回家，鲁迅、郭沫若、田汉、巴金的作品新奇炫目。前苏联斯坦尼思拉夫斯基的导演体系及其现实主义形象性体验的表演理论，于我心有戚戚焉。偶尔还从父亲或大哥那里翻翻新潮的《新闻天地》。
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西安，正赶上美国好莱坞的名片《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出水芙蓉》《翠堤春晓》《大独裁者》《乱世佳人》和英国的《雾都孤儿》以及明星卓别林、亨弗莱·鲍嘉、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丽·褒曼，还有中国的白杨、周旋和赵丹，风靡一时的电影女侠李丽华我也爱看。《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八千里路云和月》《十字街头》唤醒我革故鼎新的强烈欲望。特别是抗日救亡歌曲，使我深受爱国的教育与救亡的鼓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救亡进行曲》《四季歌》《天涯歌女》唱得滚瓜烂熟，一概注入我的血液。
我在“正俗社”和“易俗社”喝着茶、嗑着瓜子听戏，也在乡下挤死人的草台班子下看戏；在旧戏园子看戏，也舒服地坐在电影院消消停停看电影、看话剧；我热爱“现代汤显祖”范紫东、“秦腔正宗”李正敏，也喜爱电影明星周旋和卓别林；我入迷似的读王金龙和卖油郎，也如饥似渴地读觉慧和鸣凤、四凤和繁漪以及《玩偶之家》的娜拉；我喜欢同亲友们没大没小地讲“古经”（故事）、说闲话、拉家常，也忧国忧民，时时关心国难家愁和世界大战。年轻时候的我，被斑驳的文化所包围，封建的，殖民的，西方的，五四的，民间的，甚至迷信的，只要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都被我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吮着，囫囵下肚。
正由于以上幼年到少年、到青年绚丽的文化之旅，由于新旧道德、新旧文化的相互撞击、感染浸润，以及多文化结构在我身上的融合或混合，所以，醴泉县城一解放，我再也不听家人“当戏子没出息”的劝告，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加入“为工农兵服务”的解放军宣传队，知遇革命文艺，圆了我新文化的艺术梦。
没有从童年到青年将近20年的文化积累，我不可能痴情于文艺，不可能以现实主义的悲悯情怀注视病危的现实，不可能迎着“明朗的天”参加解放军宣传队，不可能熟读赵树理、以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为题撰写毕业论文，不可能走上文学路、独尊毛泽东文艺思想到了迷信的程度。
大跃进饿死的鬼魂向天地喊冤，“文革”十年的国家机器快要把一个伟大的民族轧成肉酱，挣脱“两个凡是”，清除现代迷信，活着的中国人叩问民族文化真正的出路。
下
中、西方文化坚挺至今，自有它各自的优势；中、西方文化“优劣”论一直是文化学者永恒的议题。
西方文化尚“信”，崇尚天赋人权，尊重人的个性和信仰，守护人的信用，激发人的创造精神，敢于冒险，敢于怀疑，以至于促使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领世界潮流；却也容易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走向独尊，亲情关系较之淡漠。
我国传统文化尚“仁”，“仁者爱人”，重仁义、重亲情、重然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实证，非常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用以校正实践活动。外族入侵，看样子要倒了，一番以夷治夷，又活了。传统文化宣称“天人合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先群体而后个人，等等，是一种强大的道德精神。然而，其核心价值是“天地君亲师”，“君权神授”，以国为家，以家为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人忠君爱国、精忠保国，故儒教历来为皇室之所独尊。
五四文化的自觉是请来“德先生”“赛先生”，民主兴邦，科学教国；五四文化的精髓是倡导“自由的精神，独立的思想”，对抗不人道的王道、愚忠、孝道和妇道。然而，五四新文化也非一切皆好，“打倒孔家店”，矫枉过正，把孩子也当污水泼掉了。传统家庭中父慈子孝、双向调节的人伦关系遭到破坏。旧家庭固然压抑个性，但也有和睦进取、尊老爱幼的美德；娜拉和觉慧都“走出家庭”，未必就是真正的反叛，“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有的不是又跑回来了吗？
天降大祸于斯人焉，“文化大革命”来了！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三忠于、四无限，朕即国家，绝对领导，我说了算，句句真理，不又回到跪颂“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的“君君臣臣、忠君爱国”“皇恩浩荡、臣罪当诛”的奴性社会吗？什么“评法批儒”？无非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犁庭扫闾，革一切文化的命，拼命抵御西风东渐，全面消解传统美德，价值失衡，人格沦丧，其结果，在根除“封、资、修”的声浪中山呼“最最忠于”，明目张胆地复辟“翰林文学”“颂圣文化”，倒退到“少骂秦始皇”的“焚书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秦皇化，重演历史上文字狱的超大闹剧。
现当代，特别是一边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边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何看待中西文化，或明或暗的争论你死我活，非常激烈。或曰传统的“儒学有毒”，或曰西方文化“亡我之心不死”；或曰“中国没有哲学”，或曰“西方哲学死了”；或曰“他毕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人民的大救星”，或曰“只靠自己救自己，救世主是耶稣基督”；或曰“普世价值是世界进步的潮流”，或曰“三权独立是资本主义，于我水土不服”；或曰“半部论语治天下，新儒教能够救中国”，或曰“打倒孔有店”“儒教杀人”！
学界大体上认同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但是，怎么细化、具体如何操作，是否行得通，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我的一生跌跌撞撞，一时明白，一时糊涂。
“娜拉走后怎样？”一直是百年来困惑民族的大难题！
（原载《作家通讯》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