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正是马克思以这个词丰富了政客们、新闻记者们和思想家们索然无味而又丑陋的莫名其妙的语言（在某些圈子内这种毫无意义的话被称为“现代意识形态的语言”）。无产阶级，对马克思来说，这四个字蕴含着某种让他极不舒服的事情，这些事情十分有损全体人类的尊严，尤其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发出这个词的音他就想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制造业的城镇生活。他想到的是每周为一先令而干二百一十六个小时活的儿童，代替成本昂贵的马在煤矿坑道里拉车的妇女，在污秽、恶劣、有损健康的环境下进行无休止的劳动来赚钱养家糊口，使他们的妻子儿女仅免于饿死的男人。他想到的是以国家繁荣昌盛和进步的名义而做出的一切不公正的事情，是虔诚地信仰基督教的女士们先生们自鸣得意地接受，甚至个人还参与去干的残酷的罪恶行径，因为照他们看，那些罪恶像日出日落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是按不变的、极其神圣的政治经济学规律而产生的。
十九世纪早期的工资奴隶所受的待遇比古代与现代大部分动产奴隶[2]所受的待遇要糟得多。这是自然的，因为作为动产的奴隶是一种宝贵的财产，谁也不会去任性地破坏宝贵的财产。只有在征服使奴隶多得不得了又不值钱的情况下，奴隶主阶级才会允许他们浪用它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做的结果，西班牙人仅用几代人的时间就把西印度的整个土著人口消灭干净。在矿区，一个印第安奴隶的平均寿命是一年左右。假如他被折磨到死，矿主又买进一个，几乎等于白捡。奴隶是土壤的天然产物，西班牙人认为可以爱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如同现在的美国人那样随意浪费石油。可是在正常年代，要是奴隶供应有限，奴隶主对他们拥有的奴隶就比较担心。这时候，他们在待遇上至少跟一匹驴子或骡子得到的关心差不多。十九世纪工业家的情况跟有了一批突然增加的劳动力供他使用的征服者的情况是相似的。机器原来已增加了生产，此后，不缺劳力的土地提供了廉价的食物，同时进口化肥又增加了国内的粮食产量，因而人口的增长就有可能，开始它增长很快，达到一定的密度后，再减低增长的速度。上世纪的产业工人是生活在人口增长最快的时代，奴隶的供应源源不竭。他们供得起资本家的浪费。一方面资本家受到当时在科学界流行的生存竞争规律的麻醉，拿那符合生存竞争规律的思想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另一方面还当真把工人的前途托付给基督教信仰——工资奴隶会在天堂得到更好的报酬。他们的确毫不顾惜地糟蹋浪费劳动力——竟为了报复穷人死后能升天堂。工资奴隶以高速度劳动至死，但总是有新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简直是乞求资本家让他们劳动至死。这些在不能吃饱的工资待遇上劳动至死的奴隶的效率是极低的。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消费是如此之少，奴隶主便可以用数量来弥补在质量上的缺陷。
这就是马克思在写他著名的但在全世界几乎没有读者的著作时工业世界的情况。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如他所知道的，是像只有在奴隶制时代征服者对待奴隶的情况一样。马克思的整个当代史和未来工业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他所熟悉的，恰恰是那个特定的无产阶级继续存在的条件上的。他没有预见到那样的无产阶级不再存在的可能。他觉得他们将永远不可避免地受到压迫和剥削——就是说除非通过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国家。
事实证明他不对。他所知道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存在——如果这个说法过于笼统，或者可以说——不再存在于美国，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不再存在于工业化的欧洲。工业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程度愈高，无产阶级的转变就愈彻底。在工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内无产阶级不再悲惨可怜，它是欣欣向荣的，它的生活方式接近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不再是受害者，在某些地方它确实还在逐渐成为使别人受害的人[3]。
这种转变的原因有许多，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人的灵魂深处存在有某种我们把它理性化为正义要求的东西。那是在生活的种种方面要求公平合理的模糊观念，我们意识到它是一种要求公道的感情，一种渴求公正的感情。外部世界明显地缺乏公平引起我们内心在追求公道的感情上的义愤。那是逐渐地加重使它义愤的，直到我们被迫做出反应，常常是过分地反对导致不平的力量。正好像十八世纪法国的一批当权的贵族，为他们要求公道的义愤感情所驱使，鼓吹人道主义与平等，放弃他们世袭的权利，不经过斗争就接受革命者的要求。同样，十九世纪一批当权的工业资产阶级通过法律限制他们的贪欲，向他们曾经如此蛮横地压迫过的无产阶级交出愈来愈多的权利，个别情况下，甚至对为受害者做出牺牲还感到一种离奇的自虐性愉快，替他们当仆人，受被压迫者的凌辱。假如他们愿意无情地使用他们的权力，他们本来是可以如他们在十九世纪早期所作所为那样，继续剥削工资奴隶。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早期工业社会的不平现象使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义愤。因而，在十九世纪后期，那种“怕当伟大人物的怯懦的恐惧”使工资奴隶主苦恼，至今仍使他们不安。这就是产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加考虑的一种原因，他们不考虑现实的人，只考虑抽象的“经济人”。这一因素还是起潜在作用的。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精通的领域内，也还有一大堆原因。无产阶级的组织；或多或少使用革命暴力达到顶点的革命宣传。还有，首先一个重大的发现是资本家觉得在他周围有一个富裕的无产阶级是划算的，因为给他们的工资高，他们的购买力也高，尤其在他们为现代广告不断的宣传所麻醉的时候。现代资本主义的政策是教育无产阶级浪费，组织和方便它奢侈浪费，与此同时通过支付高工资作为高生产的报酬使奢侈浪费变成可能。人们建议新富起来的无产阶级花掉它挣的钱，甚至抵押它未来的收入以购买广告商用花言巧语加以肯定的必需的商品，或至少是必要的奢侈品。这样一来，货币得到流通，现代工业国家的繁荣得到保证，直到那时候，地球上的资源因为大量浪费而开始出现不足。但这一可能发生的后果以个人的标准衡量，而不是以历史，更远非以地质学的标准衡量，还是遥远的事情。
同时，对卡尔·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未来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简单地说，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正在变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碰巧在工厂工作而不是在办公室工作的资产阶级；是手指上带油渍而不是带墨水的资产阶级。在工作时间以外，现代资产阶级的这两部分的生活方式如出一辙。不可避免地他们会挣同样的工资。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内，如美国，有一种收入平等的趋势。非技术工人跟技术工人拿同样的工资——或更准确地说，因为机床正在消灭他们之间的差别，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融合成单一的具有一定的工资标准的半技术工人类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工资常常比专业技术人员的高。美国一个监督摩天楼施工的建筑工程师的工资实际可少于一个在大楼内部粉刷墙壁的泥水匠。砌砖工人挣的钱比许多医生、制图员、化验员、教师，以及诸如此类职业的人挣的多。这部分是由于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的人数多，组织得好，在跟资本家谈判时处于较优越的地位；部分由于有些职业人才过剩，而教育制度造成比需要量更多的脑力劳动者，也就是说想成为脑力工作者的人比脑力工作的位置多。但是回到我们变了形的无产阶级上来吧。收入的平等，也就是萧伯纳先生[4]希望的一切福祉可以自动地产生的那种幸福的极致，正在美国实现的过程中。不久的将来所预示的是出现一个广泛的有着标准收入的阶层——由体力劳动者、大批的职员阶层与少量的技术人员组成——还有比较少数的高峰，他们高到一个多少令人目眩的富裕的高度。高踞在这些顶峰上的是世袭的有产者，工业和金融企业家，特别能干和成功的技术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假定无产阶级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假定标准收入成为均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覆盖面也是前所未有的广泛——那么社会主义的学说也就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吸引力，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成为无意义的了。那些住在天堂里的人不想望遥远的天外天（虽然照我看似乎他们很可能有时想地狱而不可得）。社会主义世界是一个一切人所得平等的社会，满足人人肚子的需要是得到国家保证的。对普通人平等分配和让他们吃饱肚子是这个制度的重要计划项目；不管谁保证他得到这种福利，只要他能得到保证就行。倘若资本主义能给他们保障，他们就不会想为了从社会主义得到完全一样的利益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所以倘若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内，如美国，严格的共产主义革命发生的危险似乎将消失。可能发生的，倒是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结构更为稳定的逐步改变。这是一种主要由资本主义本身一直应该负责的改变。为了通过把目前的低收入提高而拉平，以便使所有的人购买它的产品，美国资本主义正在为社会民主化做的工作比任何数量的理想主义人权鼓吹者所做的更多。的的确确，它已经把那些知名的权利和所有的人生来是平等的要求从彬彬有礼的空话变成事实的开端。在这样做的同时，照我看，资本主义是正在为自己的垮台作准备——或更确切地说，是为现在资本主义企业极为富有的首脑们的垮台作准备。摆明的是，你若鼓吹民主，不仅是说说而且要货真价实地用现金收入的方式在社会上大面积地付诸实行和实现，那就不能不引起人们要一直把社会的部分民主化贯彻到底的欲望。我们将会看到，我认为，初初一看之下一种似乎是怪事的出现——完全的民主平等，它不是由可怕的不公正、贫穷、不满导致的流血革命产生的结果，而是由部分的平均和普遍的富裕而产生的结果。过去的革命没有能实现完全的民主，而那些革命正是每每以它的名义进行的，因为受压迫的广大群众太悲惨可怜了，甚至想不到可能跟他们的压迫者平等。只有那些已经充分跟他们的主人走上经济平等道路上的人才从这些革命得到好处。革命总是对那些已经富裕或是组织良好的人有利。在处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整个无产阶级是富裕而组织得很好的，因此他们觉得是处于跟他们的雇主基本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关系如1832年英国的工业和技术资产阶级跟大贵族地主之间的关系相同，或者说如1789年法国的律师、商人、金融家跟法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相同。收入已经往上拉平，那么就会自动产生也得往下拉平的要求。如果一个泥水匠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建筑师的，一个钻探工的收入顶一个地质学家的（根据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理论，他们应得同样的工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人，或用经济学语言说，也都是一个消费者）——如果这种以支付同样的工资的平等在理论上被认为是公正的，在实践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显然以泥水匠与建筑师为一方，公司的董事和股东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收入决不可能有什么充分理由不平等。或者以暴力，或者多半通过逐步的或多或少不造成痛苦的宣传，公众舆论的压力，最后是立法手段，将收入往下拉平，如同现在正往上拉平；大量的财产将分开；合股公司的所有权将愈来愈广泛地分散，这些企业的经理、董事将跟最不熟练的工人或者在本行最有学问的专家得到同样的待遇，同样多而绝不能多出。为什么一个消费者应该比另一个取得更多的报酬呢？一个人绝对不比另一个人更多一个要吃饭的肚子，更多一个要穿衣服的背脊，更多一个要坐车的臀部。只需要一个世纪就能看到萧伯纳先生的一切人收入相等的梦想完全实现。
如果这个梦想实现了，那又会怎样呢？是不是革命的幽灵肯定寿终正寝，人类以后就过着永远幸福的生活呢？至少萧伯纳先生是那么想的。只有一次，如果我记忆不错，在他的整个《社会主义指南》这本小册子中，他确实甚至也提出过人不仅单单依靠平等收入生活；他还这么稍稍地，这么顺带地提出，给读者留下这个印象，那就是收入平等也包含生活带来的种种问题的解决。异想天开的学说，因为如此明显地专断自信反而更加荒谬！认为人跟经济人是一回事，生活的问题、人的问题能够用任何经济的办法解决，没有比这种观念更荒谬绝伦的了。假定收入的平等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只不过比假定普遍安装卫生管道或给全人类每人分配一辆福特汽车就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其荒唐略胜一筹。收入平等或许在某些方面是一件好事，这是明显的。（在另外一些方面，也许就是坏事；那意味着，比方说，民主理想完全实用的体现，这又进一步意味，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人的最低价值的神圣化，以及最恶劣的人，在精神和物质上的统治。）不管是好是歹，收入的平等跟其他大规模的簿记工作一样，例如用延期付款的办法使购买应有尽有的商品的计划成为可能，同样不能触及当前不满的根源。
现行社会和工业制度的弊端并不是使得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富得多，而是使所有的人觉得生活过得没有价值，因为现在不仅仅是工作，而且闲暇也完全机械化了；随着社会组织的每一步更新和更加细密复杂，个人发现自身的人的价值也进一步降低了，趋向于仅仅成为一种社会功能的体现。因为现成的，用不着创造性的娱乐正在愈来愈宽的范围内散布愈来愈强的烦闷——人的生存变得索然无味和无法忍受。有了物质文明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生存是多么没有意思和无法忍受，只有理解力更强的人才已经理会到这一点。那些某种才能和理解力不相一致的人对这种理解的反应是一种想摧毁一切的渴望，对创造的某种内心冲动是强烈的憎恨。这种仇恨一切的聪明的典型人物曾被安德烈·马尔罗[5]在他的小说《征服者》中令人赞叹而又使人害怕地刻画过。我向所有的社会学家推荐这部作品。
全人类而不只是少数格外聪颖的个人自觉地认识到在目前的政体下生活基本上没有意思，这不是遥远的事情。那么以后怎样呢？去向马尔罗求教吧。那时爆发的革命将不是共产主义的——不需要这样的革命，如我已经表示过的，此外，也没有人相信人类会改善，或别的什么信念。那将会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革命。为了破坏而破坏。仇恨，普遍的仇恨，一种漫无目的的，因而也是完全彻底的砸烂一切。通过加速扩大普遍的机械化而把收入拉平（全部机器是代价高昂的），将仅仅加速这个普遍的虚无主义大高潮的来临。我们愈是富裕，物质文明的程度愈高，它就来得愈快。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它不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到来。
注释
[1]作者在本文中所理解的某些概念，跟我们理解的不完全一致，但为我们观察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开拓思维，这一点是有价值的。
[2]英文为chattel staves.
[3]理解作者的这句话应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比如当时的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正积极向外侵略扩张，其军火生产当然是用来屠杀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的。
[4]乔治·伯纳·萧（1856-1950），英国剧作家，同时也是费边社社会主义者，他写过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
[5]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小说家、艺术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