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半年之间，世道就变了。
“我等天皇卫士，慷慨奔赴疆场”“唯愿死在君侧，绝不顾虑生命”——青年们曾经血染战地，而他们之中的幸存者则成了黑市商人。“不求活百岁，但愿结连理；送郎上战场，征战为天皇”——女人们曾经深明大义送郎从军，而半年之间，祭拜亡夫牌位也越来越徒具形式，她们心中思念新情郎的日子也已为期不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本就是如此，变了的只是世道的外皮。
当年幕府拒不理会众人求情，断然对四十七义士[1]处以死刑，据说原因之一是出于慈悲心，即不能让他们当中有人忍辱偷生，玷污难得的好名声。现代法律中不存在这样的慈悲，但人的感情大概还有这种倾向，即希望美好的事物以美好告终。这似乎是一种人之常情。十几年前在大矶的一个地方，有个男学生和一个姑娘一同自杀，为的是以童贞与处女之身结束他们爱的一生。世人对他们寄予了莫大同情。几年前有个跟我非常亲的二十一岁的侄女自杀时，我也觉得她还好死于芳华之年，因为这姑娘长得秀美靓丽，令人担心她有失身的危险，难保不会坠入地狱，我忍受不了看着她那样将自己的一生走下去。
这次战争期间，文人被禁止描写寡妇的恋爱。军人政治家禁止挑唆战争中丧夫守寡的女人生活放荡，他们大概希望那些女人余生过得像个圣女。军人们对违反道德的行为颇为敏感。他们并非不了解女心易变，而正是因为太了解了，所以才想出了这些禁令。
经常有人说，自古以来日本的武夫就不了解女人的感情，这其实是只知其表。他们想出了武士道这种严厉无情的法规，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防范人性的弱点。
人说武士为了雪恨，必须不惜沦为乞丐四处巡游，千方百计寻找仇人的踪迹。但是，真的有满怀复仇热情紧追仇敌踪迹的忠臣孝子吗？他们知道的只是报仇的法规与这法规赋予的名誉，而日本人原本仇恨心最小，是一种不会永远记恨的国民，那种“昔日之敌是今日之友”的乐天开朗大概是真诚的。不仅向昨天的敌人妥协，就是对昨天的敌人掏心掏肺也是家常便饭。正因为是昔日的仇敌，所以愈加以诚相待，立刻希望为新的主人服务，希望为昔日的敌人服务。说是说“不得蒙受被敌人生俘之耻”，但如果没有这条规定，都不可能将日本人赶上战场。我们顺服规定，但我们的真实心情是与规定相悖的。日本的战争史与其说是武士道的战争史，毋宁说是权谋术数的战争史。这一点无须期待历史佐证，只要叩问我们自己的本心，想必就能明白历史上的那些套路。就像现代的军人政治家禁止写关于寡妇的恋爱小说一样，古时的武人也必须通过武士道来克服自己和部下的弱点。
小林秀雄将政治家称为不懂独创、只会管理和统治的人种，但事实未必像他说的那样。虽然大多数政治家通常如此，然而少数天才在管理、统治方法上独具创意，成了平庸政治家的楷模。这种独创以一种贯穿各个时期、各个政治领域的历史形式展示出巨大生物的意志。从政治上来说，历史不是个体连接组合的产物，而是囊括所有个体而诞生的另一个巨大生物。在历史的演进形态中，政治也在进行着巨大的独创活动。进行这场战争的是谁？是东条英机？是军部？是他们，但无疑也是历史这个贯穿日本的巨大生物无奈的意志。日本人在历史面前只不过是顺服于命运的孩子。即使政治家没有出色的独创，政治在历史形态中也会有独创，也会有欲望，也会犹如大海的波涛一般，以无法停止的步伐前行。是谁想出了武士道？这大概也是历史的独创、或曰嗅觉吧。历史总是闻得出人性来。武士道是对人性和本能的禁令，所以是背离常理、违反人性之物。但它是参透人性和本能之后得以形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完全是符合常理之物。
我认为天皇制也是极为日本式的（因而或许也是独创性的）政治作品。天皇制不是天皇创造出来的。天皇虽然也曾自己搞过阴谋，但总的来说都一事无成，那些阴谋无一得逞，天皇不是被人流放孤岛，就是自己逃进深山，其存在说到底都是由于各个时期政治上的需要才得到承认。即使在被社会普遍遗忘的时候，他也会被推向政治的前台。天皇存在的政治原因可以说是出于政治家们的嗅觉。他们对日本人的癖性洞若观火，从这种癖性中发现了天皇制。这并不是说非天皇莫属，可供替换的也可以是孔子的儒教、释迦牟尼的佛教、列宁的共产主义，只是没能换成罢了。
至少日本的政治家们（贵族和武士）嗅出了这种需要，他们需要一个绝对的君主来作为确保自己永远兴旺（虽然不会永远，但他们势必梦想着能够永远）的手段。平安时代的藤原家族擅自拥立了天皇，自己不疑不厌地甘居天皇之下。他们借天皇处理家族纷争，使弟弟镇住哥哥，儿子打败父亲。他们是本能的实用主义者，只图自己这辈子志得意满。不过他们又特别喜欢组织盛大的朝仪，沾沾自喜于这种拜贺天皇的奇妙形式，因为这既能显示自己的威严，也能感受自己的威严。
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很愚蠢。战时规定电车在靖国神社那儿拐弯时乘客要躬身致意。对这种愚蠢规定我们甚为无奈，但是某种人只有那样才能感受到自己。我们虽然嘲笑这种愚蠢行为，但自己却也会在其他方面做出同样愚蠢的举动，只是还没有意识到罢了。宫本武藏在赶往一乘寺垂枝松的比武场途中路经八幡宫时，虽然下意识地要祭拜神灵却旋即又打消了念头，那句“我不靠神佛”的警世训诫是他发自内心的性情之言，也是对这种癖性的深深悔恨。我们正在自发地敬拜无聊至极的东西，只是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道学先生一上讲台，总是恭恭敬敬地高捧书本，想必此举能使他感受得到自己的存在和威严。我们在某些时候也正做着相似的事。
对像日本人这样专事权谋术数的国民来说，不管是为了权谋术数还是大义名分，都是需要天皇的。各个政治家即便未必感觉到这种需要，但在历史性嗅觉方面，与需不需要天皇的感觉相比，他们更不会怀疑自己所处的现实。丰臣秀吉恭请天皇到聚乐第[2]来，自己却在盛大的仪式上哭泣起来。他在这仪式上感受到了自己的威严，同时也看到了宇宙之神。虽然此事只发生在丰臣秀吉而不是其他政治家身上，但就算权谋术数使用魔鬼的手段，魔鬼如同幼儿般敬拜神灵也未必无法想象。因为什么样的矛盾都是可能存在的。
总而言之，天皇制和武士道都是同种东西。因为“女心易变”便订立“贞女不更二夫”的戒律是背离世俗、违反人性的，然而它是参透真理后的产物，因而又是符合世俗之物。同样，天皇制本身不是真理，也不是自然天成，然而它是历史性的发现与领悟的产物，因而又含有难以轻易否定的深刻意义，光凭表面性的真理和自然法则是无法对它下结论的。
希望美好的东西能够美好地终结，是一种卑微的人之常情。或许我也应该希望侄女不要自杀，要继续活下去，然后下地狱，在黑暗的旷野徘徊。其实我为自己生活制定的文学道路，就是在那样的旷野上徘徊。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消除希望美好的东西能够美好地告终的卑微愿望。未完成的美不是美。也许只有在必将堕入的地狱里经历过各种体验，沦落本身已经能够成为美的时候，我们才能称其为美。可是，我们非得总是按照六十岁丑陋老太婆的标准来审视二十岁的处女吗？这一点我无法理解。我还是喜欢二十岁的美女。
有道是：“人一死万事空”，然而事实究竟如何？有人认为打了败仗之后，最终可怜的就是那些战死的英灵。我虽然碍难苟同这种观点，可是一想到那些六十多岁的将军被带上法庭时尚且眷恋着人世，又完全糊涂了：什么是人生的魅力啊？但我也不禁想象，假如自己是个六十岁的将军，大概被带上法庭时也会对人生依依难舍吧。所以，我对“活着”这个奇怪的力量只感到脑子中一片茫然。我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老将军也喜欢二十岁的美女吗？认为那些战死的英灵可怜，是否也是从喜欢二十岁的美女这个意思上说的？假如事情那么清楚的话，我就可以放心，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猛追二十岁的美女了。然而“活着”要比这难以理解得多。
我非常忌讳见到血。有一次看见汽车在眼前相撞，我赶紧转身逃走了。不过我喜欢伟大的破坏。虽然炸弹和燃烧弹吓得我簌簌发抖，可是狂暴的破坏却使我激动亢奋。尽管如此，我却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样热爱、眷恋人世。
有几个人劝我疏散到乡下去，主动提供住房，但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还是坚持留在东京。我打算把大井广介家废墟中的防空洞作为最后立脚点。与疏散到九州去的大井广介分手后，我在东京的朋友就走得一个都不剩了。我想象着不久以后美军登陆，自己将在四周重炮爆炸的轰鸣中屏息龟缩在防空洞里时，便做好了听命由天的思想准备。我觉得自己也许会死，但更相信自己能活下来。要说苟活于一片废墟中还有什么抱负，我则是只想着能够活下来，此外什么打算也没有。
奇迹般地活到无法预测的新世界中去——我生来第一次萌发了这种好奇心。我被一道咒文束缚住了，它告诉我：即使作为这种突发奇想的代价，我也必须赌一把——留在东京。可我是个胆小鬼。1945年4月4日那天，我第一次经历了周围长达两小时的狂轰滥炸，头上的照明弹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当时恰巧来到东京的二哥在防空洞里问我：“是燃烧弹吗？”我想回答说“不，是照明弹”，可这时才发现，要是不先往丹田里运足气，自己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我当时是日本电影公司的特聘人员，所以银座刚刚被炸之后，还在他们位于银座的大楼房顶迎头碰上过前来空袭的飞机编队。那五层楼顶上有座塔，上面安放了三台摄影机。空袭警报一响，不管是路上、窗口还是房顶上，银座所有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房顶高射炮阵地的人都躲进掩体，不见了踪影，只有日本电影公司房顶的我们这十来个人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飞机先在石川岛投下密集的燃烧弹，另一组编队接着又向我们头上飞来。我发觉自己腿脚已经失去了力气。然而，眼前的摄影师还叼着香烟，将镜头对着飞机编队，那种让人急得恼火的镇静实在令我感佩。
可是，我爱伟大的破坏。人顺服命运的姿态是出奇美妙的。麹町的所有豪宅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消失了，余火还在烧着，只见一对高雅的父女坐在护城河边草地上，两人之间隔着个红皮箱。如果旁边没有余火未尽的茫茫废墟，这情景与和平时期的郊游完全一样。道玄坂的房子也被炸光了，只有余火还在幽幽地烧着。坡道上倒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白铁皮，边上站着上了刺刀的士兵。那尸体看上去不像是被炸弹炸的，像是被汽车轧死的。出门的人、回家的人、逃难的人……蜿蜒的人流从尸体旁走过来挤过去，像极了漠然的流水。连路上的鲜血都没人注意，偶然有人看到了也只是匆匆瞥上一眼，就像看到一张废纸似的。后来不少美国人说：“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人身体虚脱、精神恍惚。”可是，那刚经受过空袭的逃难者队伍却完全看不出虚脱、恍惚，人们单纯的脸上惊人地充实淡定。他们是顺服命运的老实孩子。在笑的总是那些十五六七岁的姑娘，她们笑得很爽朗，掘开废墟瓦砾，把挖出来的陶瓷用品放进烧黑了的铁桶；她们在路上守着可怜的一点点行李晒太阳；这些正当年的姑娘大概充满了对未来的梦想，所以才不觉得现实很苦吧？抑或她们这种表现只是出于高傲的虚荣心？在烧焦的荒野上寻找姑娘们的笑脸，是我的一种享受。
在那伟大的破坏下，有命运，但没有堕落。人们虽然单纯，但很充实。那些人钻出大火逃得远远的，又聚集在燃烧着的房子旁驱寒取暖。他们离拼命救火的人只有咫尺之遥，却好像待在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世界里。伟大的破坏，那惊人的爱情。伟大的命运，那惊人的爱情。与其相比，战败后人们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堕落。
然而，人们的堕落平常得出奇，平常得理所当然。相比之下，那骇人的伟大破坏下的爱情，那人们顺服命运时的美，我感到都不过是泡沫般的幻影。
当年德川幕府的本意，是想要通过杀死四十七义士来使他们成为永远的义士。然而，即使防得住那四十七人堕落，却防不住所有的人，因为但凡是人便总会从义士堕落为凡人，再向着地狱堕落下去。即使制定了“贞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的戒律，也无法防止人的堕落。即使刺死处女能保住她的纯洁，但当听到堕落的寻常脚步声，听到那岸边波涛般的寻常脚步声时，就会发现人为力量的渺小，发现人为所能保持的贞洁的渺小，这些人为的力量不过是泡沫般缥缈的幻象。
特攻队的勇士只不过是幻影，他们不是从成为黑市商人的时候才开始成为人的吗？圣女般的寡妇也不过是幻影，她们不是从心中思念新情郎的时候才开始成为人的吗？天皇或许也不过是幻影，真实的天皇的历史说不定会从他成为普通人的时候开始。
与历史这个巨大的生物相同，人类自身也巨大得惊人。活着这件事真是唯一令人费解的难题。那些六七十岁的将军没有切腹自杀，而是被成排押上了法庭。这壮观的人物形象图只有战争结束才会出现。日本战败了，武士道灭亡了，而人第一次从“堕落”这个真实的母胎诞生了。“生活下去，堕落下去。”除了这个合理的顺序之外，真的还能有拯救人的捷径吗？我不喜欢切腹。以前，松永弹正那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被织田信长追得走投无路，只能死守孤城。他临死前按照每天的习惯施延命之灸，然后把枪顶着脑袋，打碎自己的头死了。那时候这个恶棍已年过七十，却仍在人面前肆无忌惮地调戏女人。我赞同他自杀的死法，而对切腹不敢恭维。
战争期间，我虽然吓得浑身哆嗦，可还是对它的美入了迷。我用不着思考，眼前看到的净是美的东西，却看不到人，实际上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虽然昏暗，但战争中是一片漆黑，那时不管夜多深都不用担心拦路抢劫，人们在黢黑的深夜散步，不闭门户也能安枕无忧。战争中的日本是个难以置信的理想之地，遍地绽放着虚无的美。但那不是人类真实的美。我们假如忘记了思考，那如此安闲而壮观的景致大概算得上举世无双的吧。即使不断有炸弹的恐怖，但只要不去想它，人就总是悠闲自在的，只要陶醉在这景致中就行了。我是一个傻瓜，一直在极为天真地与战争肆意玩耍。
战争结束后，我们被准许享有所有自由。当被准许享有所有自由的时候，人大概会意识到自己不知可自由到何种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自由。人是不可能永远自由的，因为人现在活着，以后总得死，而且还会思考。政治上的改革可以即日完成，但人的变化不会一蹴而就。早在很久以前的希腊，人性便被发现并开始得到切实的研究，而时至今日，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人类。无论伴随战争而来的是何等骇人的破坏与命运，都无法奈何人类本身。战争结束了，特攻队的勇士不是已经变成黑市商人，寡妇不是已经整天想着新的心上人了吗？人不会变，他们只是又变回人了。人会堕落，义士和圣女都会堕落，既无法防止这种堕落，也无法通过这种防止来拯救人。人会活着，人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拯救人的捷径。
人不是因为战争打败了才堕落的，是因为生而为人，所以才堕落；因为活在世上，所以才堕落。然而人大概无法永远堕落下去，因为人心面对苦难时不可能钢铁般坚强。人是可怜的、脆弱的，因而是愚蠢的。想要彻底堕落，又太懦弱了，所以大概最终还是不得不刺死处女，不得不发明武士道，不得不捧出天皇来。为了刺死不是别人的、而是自己的处女，为了发明自己的武士道、自己的天皇，人就必须正确地沿着堕落之路彻底堕落。日本大概也必须像人一样堕落，必须沿着堕落之路彻底堕落，以此来发现自己、拯救自己。而依靠政治进行拯救则是愚不可及的表面功夫。
【注释】：
[1]四十七义士：指1703年为了给旧主浅野长矩复仇而杀死仇人吉良义央全家的原赤穗藩士大石良雄等四十七名武士，即赤穗义士事件。
[2]聚乐第：丰臣秀吉在京都建造的城郭式宅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