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战败之后国民道德已丧失殆尽。这么说是想要恢复战前“健全”的道德吗？这种战前道德的恢复是应该额手相庆吗？我认为正相反。
我生长的新潟市是个石油产地，因而也是石油暴发户的产地。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叫中野贯一的暴发户，他发家之后仍然非常节俭。由于觉得在火车站坐人力车价钱有点贵，所以他总是步行走到万代桥边，再从那里叫一辆便宜的人力车。这个故事我们在校长先生训话的时候听了不知多少次。可是前几天听老家来的人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如今又变成了一个叫新津什么的新的石油暴发户，但这个故事现在仍然是新潟市民日常生活的训诫和规范。
百万富翁把五十钱人力车费杀到三十钱算是美德吗？我们平日应该以他为榜样生活吗？我不是在质疑这个故事，而是在就这个故事中贯穿的精神和我们应取的生活态度发问。
战争期间，我是日本电影公司的特聘人员。同样的特聘人员中有个人叫O，好像是什么新闻联合会的理事。他派头十足，高谈阔论，开口便是“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才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之类，听上去很权威。有次会议上他发表意见说：“要是把这部电影拍出来，大概很不错。”他说的电影，是要刻画老农民布满老茧、骨节粗大的手和补了又补的衣服，将它象征的农民世代相传的吃苦耐劳精神在银幕上反映出来。因为他认为日本文化必须是农村文化，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是日本的堕落所在，是今日的悲剧所在。
这番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专务董事（事实上的总经理）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转过身来冲着我问道：“你把它写成剧本怎么样？”我费尽口舌才推掉了这份差事。战争时期，这大概并不是只会在那种场合发生的噩梦，因为战争中不停地鼓噪“回归农村文化”“回归农村精神”，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精神。
“农村文化”说得轻巧，然而原来农村有文化吗？也许是有盂兰盆舞、祭奠风俗、吃苦耐劳、本能的储蓄精神之类，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中却看不到丝毫与进步相关的影子。那里有的只是排他、疑神疑鬼和防范之心，发达的只有利害得失的斤斤计较。“农村淳朴”这句奇怪的话被毫无反思地使用至今，而农村自其出现之始，就不带有所谓淳朴的性格。
大化改新以来，所谓农村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钻研如何逃税的精神。出门流浪逃税，户籍作假逃税，这种种恶战苦斗的逃税行为尽管不起眼，却正是日本经济的症结所在。由此导致的是庄园兴衰、贵族灭亡和武士兴盛。农民们与税负的斗争、他们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政治和历史不断变迁。“见人必疑为盗”是王朝的农村精神。那时候群盗肆虐，庄头又是能捞则捞的高手，所以对别人的防范之心和排他精神才是农村的精神。他们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不说、也不知怎么说自己想干什么，只能以自己独特的狡猾来应对强加给他们的事情。正是这种被动的狡猾，一直不停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
如今日本的农村也仍然与奈良时期无甚不同。现在各地农村都在进行着相似的民事审判：有的侵占邻人土地，把地界田埂每次向外挪动三五寸；有的背弃亲朋好友，不立文契借地不还。他们不是一直在干着背叛亲友邻里的事吗？利害得失的精打细算是他们的生活根基，至于追求崇高精神、进行自我反省和发现新鲜事物，在农村的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没有新鲜发现的地方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没有自我反省的地方不可能有文化。
人们说农村的美德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吃苦为什么是美德？需要是发明之母。不愿忍受困苦、不愿忍受不便，从而去进行追求，这样才会出现发明、文明，才会有进步。日本的士兵是能吃苦的士兵，他们不要便利机械、甘受肉体驱使的吃苦精神一直受到讴歌赞颂。但武器落后则缺乏根本的作战基础，所以现在才会一败涂地。然而这岂止是军队的失败！日本的精神本身就是吃苦的精神，不求变化，不求进步，只憧憬赞美过去。即便偶尔出现某种进步精神，只要受到这种崇尚吃苦的反动精神一击，日本总是立刻就被打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需要是发明之母。但是对需要的追求在日本被称为懒汉精神，而吃苦耐劳则被称为美德。“五六公里的路嘛，走着去！”“五六层楼还坐电梯？好逸恶劳的东西！”“有了机器就忘了勤劳精神，是要亡国的！”所有一切都颠倒了。然而真理是不会撒谎的，所以日本遭到了真理的报复，难道不是由于依赖吃苦耐劳的精神才招致了现在亡国的悲惨结局吗？
按按电钮、转转方向盘就能解决的事，偏要忙忙碌碌辛苦一整天，还要说些“汗水的结晶，勤劳的喜悦”的傻话。而整个日本、日本的根基本身就是如此荒唐至极。
时至今日，议员诸公还在喋喋不休地满口“皇室尊严”之类荒唐之言。天皇制是贯串日本历史的一种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却一直不过是利用天皇者的工具，它并不曾真正存在过。
藤原家族和幕府将军为什么需要天皇制？为什么自己不掌握最高权力？那是因为他们懂得自己掌握政权不如借助天皇制更便于统治。与其自己号令天下，不如让天皇号令，然后自己率先表示服从，这样便能更容易号令天下。而那个天皇号令并非出自天皇本人意志，而是他们的号令。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然后强迫人民效仿自己这个率先服从号令、服从天皇的榜样，以此来推行自己的号令。
自己不可能称自己为神，并要求人民承认自己的绝对尊严。但可以通过叩拜天皇使天皇成为神，然后强加给人民。因此，他们随心所欲地拥立天皇，跪倒在天皇面前，再通过自己这种跪拜强迫人民承认天皇的尊严，然后利用天皇的尊严来号令天下。
这种故事并非仅仅发生在历史上的藤原家族、幕府的时代。请看，这场战争不就是那样的吗？实际上天皇并不知情，并未命令，那只是军人的意志。“满洲有个地方发生事变了！”“华北局部开火了！”非同寻常的是连总理大臣都还未被告知事情真相。军部是何等独断专行啊！那些军人如此藐视天皇，彻底亵渎天皇，却又盲目地崇拜天皇。荒唐！荒唐至极！而这正是贯串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正是日本历史赤裸裸的真相。
自藤原家族的时代以来，最冒渎天皇的人就是最崇拜天皇的人。他们真的是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也随意摆布天皇，将其作为自己便利的工具，干尽了冒渎之事。及至现代，甚至现在，议员诸公都言必称天皇的尊严，国民也大都支持他们这种态度。
去年8月15日，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结束战争，人们说是天皇救了他们。然而看看日本历史的例证便可明白，天皇每次都是日本历史为了处置这类非常事态而创造的独特作品、对策、绝招。军部本能地知道这个绝招，我们这些国民也本能地等待着这个绝招，就这样，军部和国民合作演出的最后一幕便在8月15日上演了。
天皇说：“朕欲耐其难耐，忍其难忍，尔等听从朕的命令！”于是，国民哭着说道：“既然是陛下的御令，我们虽然难以忍受，但还是忍辱认输吧。”但这是撒谎！撒谎！撒谎！
我们国民不是对停战梦寐以求吗？不是对拿着竹枪冲向坦克再像泥人一样不断倒地死去深恶痛绝吗？国民殷切渴望的就是战争结束，可是这话却不能说，而得说什么“大义名分”“天皇的命令”“忍其难忍”，多么巧妙的招术啊！这不是悲惨无情的历史大骗局吗？而且我们竟未识破这个骗局。如果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已经真的用身体去撞坦克，已经极不情愿但勇敢地像泥人一般倒地而死了。就像最冒渎天皇的军人也崇拜天皇一样，我们国民虽然不那么崇拜天皇，但已经习惯利用天皇。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狡猾和那张“大义名分”的滑头招牌，还在讴歌天皇尊严的恩惠。多么巧妙的招数，多么狡猾啊！我们被这历史的巧妙计谋附体，丧失了人的、人性的正常姿态。
所谓人的、人性的正常姿态是什么？想要的东西就老老实实地追求，讨厌的东西就光明正大地讨厌。仅此而已。喜欢的东西、喜欢的女人就说喜欢，什么大义名分、严禁非礼、义理人情，这些虚假的外衣全都脱掉，袒露赤诚之心。追寻、凝视这赤裸、真实的姿态，才是人复活的先决条件，然后才会有自我、人性的真正诞生与起步。
诸位日本国民，我向你们呼吁日本人与日本自身的堕落。日本与日本人必须堕落！
只要天皇制这个历史的机关道具还存续着，还缠绕并作用于日本的观念，就无法期待日本会诞生真正的人与人性。真正的人性之光将永远被遮蔽，日本就无法出现真正的人的幸福、人的苦恼、人的所有真实姿态。我呼吁日本堕落，但实际的意义正相反，今天的日本和日本式思维实际上已经沉沦于巨大的堕落之中了。我们必须摆脱充满封建诡计残余的“健全道义”，赤裸裸地站到真正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堕落，回归真实的人性。
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吃苦耐劳精神、把五十钱杀价到三十钱的美德，脱掉这形形色色的虚假装束变得赤身裸体，总之是必须重新做人再出发的。否则我们不就再次倒退到昔日那个欺骗之国去了吗？先赤身裸体，抛弃束缚我们的清规戒律，寻求自己真正的声音吧！寡妇们去恋爱，堕入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肯定是坏事，但不花真价钱买不到真货，仅凭光鲜的漂亮话无法换取货真价实的回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去赌，用真实的悲鸣去赌。该堕落的时候，必须实实在在地一头扎下去进行堕落。任其道德败坏、一片混乱吧！去流淌鲜血！去沾满毒素！只有先钻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堂攀登。任凭手脚二十个指头渗出血来，任凭指甲剥落，天堂只能一点点攀爬靠近，除此之外无路可走。
堕落本身通常毫无价值，它不过是一种恶。堕落的特点之一就是孤独，而这正是人伟大的本相。这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别人会对堕落的人不理不睬，甚至父母也会对其弃之不顾，命中注定其别无所倚只能自救。
善人活得无忧无虑，他们安睡于父母兄弟、人所共有的虚伪情义和既定规则之中，他们投身于所谓社会制度之中，然后平静地死去。但堕落者总是从那里离开，只身一人行走在旷野上。虽然背德的行为并无价值，但孤独之路是通向神的，所谓“善人尚且到得极乐世界，何况恶人”[1]，说的就是这条路。基督向一个妓女弯腰，也是因她走着那旷野中的独行之路，只有那条路是通向天堂的。尽管几万几亿堕落者总是到不了天堂，只能白白在地狱里徘徊，但仍然只有这条路通向天堂。
可悲啊！人的本相竟然如此。实在可悲啊！人的本相就是如此。这种本相永远无法因社会制度和政治而得救。
尾崎咢堂[2]被称为政治之神，他在战争结束后开始倡导世界联邦论。他说原始人是部落与部落对立的，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还没有“日本”这个观念，那时藩与藩对立，人都是藩人，不是日本人。随后，非藩人出现，破除藩的对立意识，日本人才得以诞生。现在的日本人由于是日本国人，会因国家不同而与别国人对立，所以必须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变成非日本人，通过破除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说“非日本人”是个颇为荣誉的称谓。这就是他的世界联邦论的根基。这个理论认为将人区分为日本人、美国人、中国人是原始思想残余在作祟，所有地球人都抛弃不同国籍成为国际人才是正道。此论姑且应当洗耳恭听，但他放言日本人的血统根本不该珍重保护，则令人不禁毛骨悚然。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夫人是个英国人。倘若他有个日本老婆，女儿也是日本人，恐怕就不会把话说得这么绝了。
不过我还是要请教尾崎咢堂，你说原始人是部落与部落对立，后来逐渐进化到藩与藩对立、国与国对立，这种对立归根结底是因为文明开化程度低。真的如此吗？你是忘记了人这个重要的因素。
尾崎咢堂说对立感情是因为文明开化程度低，但即使国与国的对立消失了，人们之间的、个人与个人的对立也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毋宁说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这种对立只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在原始人的生活里，家庭这种形式还没有确立，由于是多夫多妻混居，没什么嫉妒，个人之间鲜少对立。随着文明开化的进展，家庭形式变得明确，个人之间的对立便越来越激烈、尖锐了。
忘记人的对立这个最基本、最大的沟壑来谈论对立感情，倡导世界联邦论，论述人的幸福，这是念的哪门经啊？忽略家庭对立、个人对立来谈论人的幸福，本身就荒唐至极。不过，政治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共产主义说到底也是一种世界联邦论，他们在论及对立、人、人性时，也暴露出与尾崎咢堂大同小异的疏忽。或许，政治是不可能触及人与人性的吧。
政治、社会制度是一张网孔很大的网，人是永远网不住的鱼。即使破除天皇制这个机关道具代之以一个新制度，其命运也免不得只是这种机关道具的一个进化。人总是会从网中逃脱，堕落，然后对制度进行报复。
我原来也觉得世界联邦很不错，就像尾崎咢堂主张的那样，也认为根本没有值得珍视的日本人的血统。但这样一来，人就会变得幸福吗？那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人的幸福，并不存在人的真实生活。日本人变成世界人不是不可能，反而出奇地简单，但人们之间的、个人与个人的对立不会永远消失，而人的真实生活始终只存在于这种个人对立的生活之中。这种生活是世界联邦论、共产主义无论如何也难以撼动的。从这种个体生活中吐露出来的心声便是文学。文学通常是对制度、政治的反叛，是对人类制度的报复，又通过这种反叛与报复帮助政治。反叛自身就是帮助，就是爱情。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与政治绝不会改变的关系。
人的一生渺茫无常，人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乐天派、不着边际的冒失鬼。那场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大半东京人都是家屋被毁，身住壕沟，头淋冷雨。或许也有人埋怨自己想走也无处可去，但肯定还有不少人从这种生活中体验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沉稳和难以割舍的爱情。虽然淋着冷雨，被炸弹炸得战战兢兢，但仍有不少乐观主义者在欣然迎来新的每一天。我附近一个老板娘在与街坊邻居闲谈时冷不丁漏出一句：“没有轰炸的日子真冷清啊！”被大家笑过后，她又赶快岔开了话题。然而我猜那些笑的人是没想到自己的心里话被这老板娘说出了。街娼虽说是社会制度的缺陷，但她们许多人自己也许觉得这比被强征到工厂每天在机器旁干活有意思。她们那种穿上制服、在号令下工作的生活，我无法认为是健全的。
与人类生生流转、漫无止境的无限未来相比，我们的一生不过如同朝露一般短暂。如此渺小的我们对绝对不变的制度、永恒的幸福指手画脚，对遥远的未来进行规划，只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稽之谈。这难道不是对无限、永恒的时间和人类进化的可怕冒渎吗？我们能够做的只是一点一点改善。人能够堕落的程度实际上出奇地有限。人并不具备足以无止境地彻底堕落的顽强精神，势必会不得不通过某种机关道具来阻止堕落。人制造出这种机关道具再摧毁之，如此得以前行。堕落是制度的母胎，我们丝毫不可忽视的，正是人这种痛苦的本相。
【注释】：
[1]语出镰仓时代后期佛教书《叹异抄》（唯圆著）。
[2]尾崎咢堂：指政治家尾崎行雄，咢堂为其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