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
我的父亲王子英，前半生经商，在他的第二故乡周家硷镇，是方圆几十里地既有名气又有信誉的买卖人。后半生从农，在故乡苗家坪镇，当了二十多年农业合作社的会计，是苗家坪公社三十几个大队中数一数二的好会计。不论是经商还是从农，他都是那么倾心、认真。他为人正派，说话有信用，做事干练又沉稳，深受众人的尊重和信任。我很崇拜父亲，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那非常熟练的噼里啪啦打算盘的声音。
清末年间，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五岁那年失去母亲。本没上学的可能，可是爷爷看他聪明又精灵，就想法托人让他去本村的一家有钱人家的私塾学校去伺候先生。本意是想让他捎带识几个字，懂一些道理。结果他很争气，仅仅两个冬天，那时叫冬书，他长进不小，不仅认识了好多字，还读会不少经书、诗文。十二岁那年，爷爷又托人把他带去几十里路外的周家硷镇上的一家字号里做小伙计。因他勤快好学，品行端正，很受字号里掌柜们的赏识，不几年就被提升为账房里的管账先生。待到父亲有了一些资本，就自个儿单独做起了小本生意——在镇上逢集遇会时摆一个小杂货摊，卖一些棉、布、麻、油盐调料等日用品。后来又在家里安了一个大架织布机，请人做起了织布的营生，以棉花换线线，织成布再卖。父亲的生意虽小，但一直还很兴隆。新中国成立后，成立商务会时，政府依据商行的推举，委任他为商务会的会长。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父亲积极响应号召，愿将故乡的土地全部加入农业社。再则，年近五十岁的父亲有一种“叶落归根人老归故里”的思想驱动，毅然放弃了他从事几十年的商务，带着全家人于1953年的春天，返回了故乡苗家坪。刚刚成立起的苗家坪农业合作社，不仅很欣然地接纳了我们这户新社员，而且还把合作社会计的重任交给了父亲。
父亲天资聪明，勤奋上进，自学成才，改变了命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娘的娃娃格外勤。”父亲小时候的精灵和勤奋，大概就是应验了古人的这一说法。按理说，七八岁的孩子正是贪玩最淘气的时候。老人们不是说：七岁八岁惹人嫌，猪狗见了还瞅两眼。可是父亲七八岁时早已帮大人干起活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时身高只有一米左右、体重不到五十斤的他还做起非一般孩子能做得了的营生——伺候人。他给先生沏茶端饭，寻长递短，打扫卫生。同时自己悄悄地开始学习，先生教别人的时候他捎带着听，先生休息后，其他学生回家去，他更抓紧时间专心致志地学，有不懂的地方就问先生。先生看他比别的学生还学得好，很喜欢他，也乐意教他。他不顾其他孩子对他的讥笑或欺负，除了干活，抽空就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就是这样在伺候先生的过程中，为自己以后的前程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十二岁，应该是踏入中学阶段的年龄，父亲却离乡背井去了一个好远的举目无亲的地方谋生，开始了又一种伺候人的生活——为字号里的掌柜们提茶壶倒夜壶，铺床叠被，烧水做饭……整天像人家的孩子们玩的风葫芦一样不停地转。总是做在人家的前头，吃在人家的后头。早晨第一个起床的是他，晚上最迟睡觉的还是他。累得有时候干活直打盹，一坐下就做梦。一次失手打碎了掌柜的陶瓷大夜壶，挨了打骂不说，还罚他跪了一个下午。还有一次，烧水烫伤了脚，没敢告诉任何人，自己悄悄忍受着，偷偷地在凉水盆里泡，在雨水潭里浸。他受了委屈伤心时，眼泪只往肚里流，从不向别人表露。他知道自己的地位，不过是个伙计，没理可讲。人们常说：掌柜打烂瓮，上下都有用；伙计打烂蒜钵子，上下挨头子。他也明白，只有自己勤奋努力，有了本事，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尽管那么忙、那样累，他还是分秒必争，努力学习，力求上进。一有空就学打算盘、写毛笔字，把掌柜们用过的旧笔、废纸、烂算盘拿进自己的房间里，深更半夜还在练。还爱借别人的书看，在别人谈论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时，他很留意听，把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记下来，慢慢在学习中再搞懂。在别人歇晌午睡觉时，他却用个盆子和些泥糊糊，拿一把旧锅刷子在院子里石板地上练字。晚上读书常常忘了脱衣服，连身打连身睡上一阵。赶掌柜们起床前，必须把夜壶给倒掉，刷干净。就这样他苦熬苦练好几年，终于熬成了账房里的管账先生。
在账房里，他更有充裕的时间学知识、钻业务，全心全意地为字号里管好财务，深得掌柜们的器重。渐渐地也学会一些经商的门路，时不时地出去进些货呀，推销一些商品，偶尔也和掌柜们探讨一些“生意经”。
父亲独自经商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那时候的他已经是尝过不少酸涩苦辣、经过许多磨炼后较为成熟的一个人。这时候的他已为人之夫、为人之父，是顶天立地的一家之主和掌柜了，他也开始在社会上东奔西闯，广泛结交各方面的生意人。而且算得上是同行里、同等年龄人中的佼佼者。
爷爷常来我们家小住，总是高兴地说：“我这个二儿子争气、有出息。真没想到，我们穷家薄业的几代受苦人家里出了这么个做生意的人。怪不得人常说好苗苗不要科。”真的，他五岁上没娘，十二岁上出了门，没人心疼和关照他一下，全靠自己搏搔得闹下了这么个世事，怎能不叫人稀罕哩！
父亲谦和善良，宽厚待人，做事既认真又富有责任心。
也许是因为身世和过早失去母爱的原因，父亲从小就形成了与人为善、能忍能让的秉性。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好共事，能信任。周家硷镇是子洲县西川上头较大的一个贸易中心，逢集遇会时，镇上的人特别多，常常还有邻近一些县，如米脂、横山、定（边）靖（边）等县的人们来进行物资交流或者是咨询行情。父亲始终没有租赁铺面，一直就是在街上摆个小摊摊做生意，不过还挺红火的，逢集遇会时顾客很多，平时也常有人上门来买东西，这足以说明他的为人和做生意的信誉。他卖东西向来是货真价实，从不给人家高打冒算，秤头和尺寸上总要让人三分。卖布时，量够了尺寸又给顾客让二三分；用秤称东西时，要给人家扬头分量；算钱时，遇上有毛二八分的零头，他决不会要。他常说，宁可自己吃点亏，不能让顾客不高兴。
他很同情穷人。那时，有很多妇女都以纺线换棉花赢利过日子，有些想做这个营生，可是开始买棉花没有资金。父亲知道后很大度地将棉花先支付于她们，让她们慢慢赚下钱再来还这个本。一下子吸引来了很多纺线线的妇女，大大地促进了父亲织布、卖布的生意。还有些乡下人想买东西又没钱，父亲就赊给他们，有的一连赊几次，他都能容忍。时间长了，欠他债的人很多，有的最终都没有还清，父亲也就不了了之。记得有一年腊月里，有一个乡下农民来到我们摊前，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仅有的一些钱递给父亲，说要买二斤麻油过年吃糕用。父亲打好后交给那人，可不知怎搞的他一转身，油瓶掉在地上打破了，油自然全流在了地上。那个可怜的农民急得脸煞白，眼睛盯着打破的油瓶，既说不出一句话来又像呆了似的一动也不动。父亲看到这种情景，二话没说，打发我赶快回去找来两个烧酒瓶，又给他打了二斤，并安慰了他，再三叮咛让他路上小心。那个农民感动得说不出话，咯噔跪下给父亲磕了个头。
父亲对自家的兄弟姐妹就更不用说，谁有困难，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去帮助。家乡苗家坪是和周家硷连在子洲东西大道沿线的两个大乡镇，相隔七十华里左右，苗家坪在东头称下川。当地人有句话说：上川里吃厚，下川里穷。说的就是周家硷一带地方富裕，特别是粮食多。因此家乡的亲戚、自家们常常来上川驮粮食，父亲总是把我们家仓子里存的粮食一驮一驮地给打发。我记得很清楚，每次都是我和二姐跳进仓子里往外递，这些粮食都是乡下人赊了父亲的货物，没有钱给抵的。1948年是饥饿史上很可怕的一年，下川里的人们饿得比上川里还严重。我的二姑携小女儿沿路乞讨，来到了我们家，一直度过了那个灾年才回家，回去时父亲用毛驴送，还又给驮了些粮食。后来二姑常说：不是他二舅，我们娘儿俩早没命啦！伯父和叔父家若有娶亲或嫁女的事，父亲不是给粮食、布匹，就是给钱。
搞财务工作是相当费脑筋而又很烦人的事情，很多人都不愿干，父亲却一生多半时间就搞这项工作。不管在商号里当管账先生，还是在农业社里当会计，他都很投入，既有能耐又负责任，从不马虎了事。商号里的掌柜们常夸他账管得好，说他是：“日清月结，常有交代；清汤利水，分文不错。”农业社里的账项又多又杂，父亲在他住的炕上占去三分之一的地方，除了摆一张小炕桌之外，堆放的全是账。什么明细账、分类账、综合账，什么记工分册、分粮表、分红表，等等。好多人来我们家看见父亲挖弄那些账本无不皱眉头，说他好有耐心，很多社员说：“我宁可受苦，也不干你那营生。”可他却几十年如一日地陷在那些繁杂的账目表格堆里，不厌其烦地写呀算呀，忙个不停。老花镜换了一副又一副，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常常为父亲不辞辛苦地干这个工作而心疼，但他的心一直很诚，头脑也一直很精明。
夏秋两季分粮和分红，是社员们最盼望的一件事，然而这时父亲是最忙的一个人。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加班加点赶着算，为的是让社员们早点儿分到钱和粮食，全家人高兴。一年夏天，父亲为了赶着算账，没顾得收割自留地里的庄稼，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了个精光，气得母亲埋怨了他几天。他却说：“咱家受点儿损失是小事，大不了听你一个人的唠叨，耽误了队里的事是大事，那恐怕要挨多少人骂哩！让队里受损失，那更不得了。”
父亲是平民百姓，虽谈不上是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可是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好人。搞财务从来都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办事情公私分明，从不爱沾集体的光。他也算是大队委员会的人，从没为自己谋过什么私利。他最看不惯那些贪图毫毛小利的人。生产大队每年都有集体种的菜园、瓜园，父亲从没因个人去踩了脚踪。一个专门负责照小瓜的人，有一次提着一大筐熟透的小瓜送到我们家，说父亲这个人太耿直，人家其他队干部常来地里吃，有时还带上家里的人，你怎么就那么一片真心？冬天，队里用洋芋推芡漏粉，一是卖钱，二是给社员们分。队干部们有时晚上开完会，爱做得吃点儿烩粉汤什么的，父亲一般是不吃的，为此还遭受了一些人的讥讽。母亲常说他是个没吃禄、不聚财的人，挣了一辈子，什么也没攒下，全好活了众人。亲戚、朋友、弟兄谁不欠他的，桃三杏四都借过他的。真的，父亲从来没有过一点儿积蓄。他常对我说，银钱是勾命的鬼，攒得多了没好处。再说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攒它干啥？现在想来，父亲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大度胸怀，还真算得上是一个开明的人。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孝子，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贤夫、良父。
他对老人特别孝顺。爷爷后来又续了亲，他总是按时给老两口捎去钱和粮食。特意在苗家坪街上给爷爷指定一个饭馆，让爷爷想吃什么好饭就去吃，记在账上，一年下来由他结算；还常接爷爷来我们家一年半载地住，爷爷来了后他常亲自下厨为爷爷做好吃的，一有空就陪爷爷坐下拉家常。爷爷去世后，他花了不少钱为爷爷办了葬礼。丧事上用的孝布、纸张、油肉、粮食等，都是他从周家硷带回去的，就连吃用的面都是我们推好后带回去的。丧事办得隆重又排场，吃了三天“八碗席”（陕北人每逢婚丧嫁娶时吃的宴席），庄客们全待，知道的人无不夸赞他孝顺老人，有能耐。
母亲只比父亲小一岁，本是同龄人，但因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平素又很少走出家门，对世事理性可以说不懂，因此，很多方面与父亲格格不入。加之母亲个性较强，是个急脾气的人，常常和父亲闹矛盾，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父亲总是忍让、宽容她，还瞅空顺着她的脾气给以引导和帮助。为了息事宁人，父亲往往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回到家里，父亲帮母亲什么活都干，打扫卫生收拾家，下厨做饭洗碗等。从小伺候人的他做得一手好饭，凡是当地人们过年过节吃的上等好饭，他都会做，什么猪肉钻鸡、红烧肉、清蒸羊肉、麻辣牛肉等，蒸包子、捏饺子、煎烙饼、包粽子，他做得又快又好。就是宴席上吃那五簋、八碗、十六件，他都能做成。
记得大姐的大儿子和二姐的儿子结婚后回来看望他和母亲，他都亲自做了八碗为他们树喜请客人，客人一致认为，父亲的手艺不比正式厨师逊色多少。平时来了客人或者逢年过节，家里当厨的人主要是父亲。母亲不爱外出走动，凡是外出干的活，推磨、滚碾、自留地里摘瓜、割菜的事情都是父亲，但他从不因干家务活而埋怨母亲。他常说，生活总得有人做，谁做了都一样。
我们姐妹自小都很怕父亲。其实，他从不打骂我们，即使我们有什么缺点毛病，或者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他当时并不斥责，顶多不言语，用他那双睿智而又严厉的目光盯两眼，这就足以让我们无地自容了。事情过后，他才慢慢地给我们打比方、讲道理，说服教育。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父亲的威严和慈祥。
在我们的抚育上，他和母亲同样地温柔细心，我们一旦有点儿疾病，他不是像母亲那样求神、问卦、“陌送”，而是赶紧找医生。我小时有个气管炎的毛病，父亲领上我没少看医生。晚上一咳嗽，他就坐起来抱着我轻轻地给我拍背摸胸，直到我睡着了他才放心。大姐婚后第二年得了精神病，胡说八道，哭笑无常，神志不清，婆家庄里人传话说，那是鬼病，因为姐姐结婚时，他们家雇的是一班刚送过丧的吹鼓手迎亲。还说那个死者是屈魂，缠上了姐姐的身……父亲并没相信这些，也没埋怨和依靠她公婆家里的人，亲自去山西请来了一位名医，住在我们家，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了三个多月，直到姐姐基本恢复正常。
我们姐妹成家后，日月都不太好，父亲竭尽全力地扶助，特别是不辞劳苦地为我们抚育孩子。大姐的大儿子三岁上父亲接到身边，一直抚育到十八岁参军去了新疆。二姐死后丢下五岁的儿子也留给了父亲，一直抚育到十七岁上，参加工作去了陕南。父亲供他们从小学念到初中，从没向他们的父亲要过一分钱，从小到大的吃穿费用，全是父亲支撑。待到我有了几个孩子时，父母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但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还是含辛茹苦地帮我拉扯着几个孩子。直到他们能上学时，才离开了父亲。忘不了父亲因腿疼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身影，他不顾自己，为了乖哄孩子们，常常背着他们满世界转。小三对我说过，一次外爷背着他，没注意被脚下一块小石头绊倒了，把他撂在一边，吓得他直号。外爷坐在地上乖哄着他，并且捡起那块小石头扔得远远的，还说，“坏东西，害得我们爷儿俩跌了一跤”，他一下子破涕为笑，外爷也笑了。我和丈夫那时挣的钱不多，只能有计划地给他们。父亲总说：“你们外面费钱，家里好凑合，多少都行。”我生老大和老二时都在榆林，母亲因晕车不能前来，都是父亲前来为我守月子。尤其是生老二时，正遇“文革”武斗时期，父亲冒着枪林弹雨，辗转来到榆林，一个人用人力车把我们母子从医院里接到丈夫的办公室，在心惊胆战中将我们母子呵护了半月多，就在满月的那一天，又护理着我们回到了家乡。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终生的良师，我最早认识的一些简单字和算数，都是来自父亲，他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和写毛笔字。他常给我说一些字谜：一字上有牛（生），立日在心头（意），西下有一女（要），女子好风流（好），一口吃了个牛尾巴（告），等等，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父亲不仅传授给了我很多知识和学问，还教我如何清清白白做人和靠自己的努力奋斗生存。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的言传身教是我一生中取之不尽、用之有余的宝贵财富。
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向做事稳重、考虑问题周全的父亲，一生中在两件大事上决策失误。一是二姐的婚姻。二姐十五岁那年，他轻信媒人之言将二姐许给了一个家庭比较富裕、公婆为人不错的人家，却忽视了对女婿的了解，婚后才知道女婿很不成器。致使二姐婚姻失败、早逝，留下了一个大的后遗症——丢下五岁的儿子没人管，只好由父亲把他抚育成人。这件事给父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使他很失威信。二是父亲后半生不该从农。这倒不是说农业就不好，更不是咱不热爱农业生产，而是对他来说，显然隔行不取利。他十二岁进商行，一直经商，而且也很擅长，临近知天命之年的他，可以说，在事业前程上基本定型，就是后来回到苗家坪也完全可以干他的老本行。然而他却改为从农，农业社里的账项不比商务上，又复杂又繁多，对他压力太大。更让他吃不消的是种地，从小没干过农活的他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自家山里川里的自留地全要他种，又没个好帮手，加之岁数又不饶人，致使他腿疼越来越严重，后来成了不可治愈的老腿痛。唉！真是逼得鸭子上架哩，有时我和母亲拉起话，还为父亲的失策而感到遗憾。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谁也不长前后眼，人嘛，活着做遍，死了无怨，顺其自然吧，累又累不死人。最终他的离去还是吃了腿病的亏。要不然，他再多活十年八年完全可能。
其实，父亲一生最大的心病，他总认为自己与人家不同——没个儿子。尽管他也承认我们姐妹对他的关照和赡养不比别人的儿子差，而且他也因为我们姐妹一连生下九个外孙，其中七个是男儿喜不自禁，平时他也确实把女婿和外孙们当自己的儿孙看待，还常自慰地说，真稀罕，现在咱家里男人大大地超过了女人。然而，我最了解和理解父亲，在他那心灵深处始终有一点儿抹不掉的阴影，虽然他从未表露或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是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是主观上的失策，还是客观的缺憾，他都能正确面对，从不怨天尤人或是后悔不已。我从没见过他愁眉苦脸，哀声叹气，相反，他常表现得乐观豁达，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信心，一向是拿得起放得下、有钢有骨的人。人们常说海洋最广阔，海绵含水量最强，我认为，我父亲的胸怀比海洋还宽广，涵养比海绵还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