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岁至十七岁的那些年里，我们家住在白下路附近的一座大院里。这座院子共有22幢一模一样的三层住宅楼，当时堪称蔚为壮观。我们家住的是最前面一座楼的三楼，夏天所有的人家窗户洞开，从我们家的窗里一直可以看到最后一幢楼外池塘边的绿树。
大院里的孩子各个都为自己的院子感到骄傲，因为我们除了这么多的楼房，还拥有一个大操场、一个大池塘、两座带防空洞的假山，以及大大小小若干个花园。我们在院子里打球，捉迷藏，疯跑，采浆果和蘑菇，种不需要悉心照料的毛豆和向日葵。有一年我的摩登外公从上海来，“老夫聊发少年狂”，跑到操场上西装革履地放他自制的马褂风筝。风筝飞上天，大家都看见糊风筝的纸是当时控制很严的《参考消息》，因为这件事，父亲还挨了组织的批评。
这座大院归属戏剧学院，教工宿舍与学生宿舍混杂，我们家对门的单元就一度是话剧班女生的宿舍。有一天忽下雷阵雨，父亲冲到公用阳台上去收衣服，淋得眼镜片都往下滴水。母亲递毛巾给他的时候表情有些复杂，因为父亲稀里糊涂地没发现，收回来的衣服里面，有很多是话剧班女生的内衣。后来对面的单元改住一对新婚的教员夫妇，男的回来敲门，女的一开门，男的撒了欢地上去咯吱，两人笑得不可开交。再后来住过三位京剧系不怎么团结的男旦教师，他们各自用小手绢提回吃食，各人使用各人的茶壶，彼此什么话都不说。一楼的单元不住人，放了钢琴供学生练声，就连只能放下一琴一凳的厨房里，也整天有学生在不厌其烦地唱《金瓶似的小山》。
我们的房子据说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木结构，从我们住的三楼可以骑着楼梯扶手一直滑到底楼。夏天的夜里我们在干净的木地板上睡觉，胳膊和腿上很快就出现一溜一溜的红疙瘩，坐起来一看，地板缝里是一排臭虫的小尖嘴。我喜欢看天花板上的水渍，它们有时候像奔跑的仙女，有时候像直立的狗熊。
每晚临睡之前，父亲会用一根铁棍扫荡床底。有次一只被穷追猛打的老鼠奇迹般失踪，后来才发现藏在父亲大衣的口袋里。
我们的住宅单元不知为什么不配备厕所，位于二楼的公用厕所只好给每家分了一个隔间。有时候我们刚刚在自己的隔间里方便完，隔壁就进来了邻家的胖大老爷子，他门户大敞，我们一时无法出去，只好屏息蜷腿，艰难地熬完他方便的全过程。
楼下的院墙下倒是有一个用车库改建的大公厕，一条深沟环屋而筑，据说到了使用的高峰期，男厕所里大家首尾相接地抽烟看报纸。扫厕所的老头经常会站在女厕所的门口，用河南话放声大叫：“有人没有？”
有一次我的大弟在阳台上玩打游击，一脚踏空从三楼上摔下来。邻楼一位艺人老太太第一时间抱起他，胸有成竹地一手堵肛门、一手掐人中，一直坚持到救护车到来。结果我的大弟除了下巴上多了道伤疤，安然无恙。
大弟出事的当口儿，全院的大人孩子潮涌一般过来看，我哭着驱赶他们，心里痛恨他们的围观。可是数十年的时间过去，我一旦想起大院、想起他们，就觉得像是想起了老家、想起了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