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思想的，每个人的思想是由环境决定的。由许多人组成的人群共同体如社团、企事业单位、家庭、班级等等，也是有核心思想、主流意识的。他们的思想、意识也是随着环境影响而改变。这与年龄大小、人数多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内部不断进行着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较量、争斗、分化、重建。
拿我们班来说吧，我们班大多数人是穷苦的农民子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创造条件让我们本来没有机会上学的人能够读书。我们普遍对党和政府有朴素的感恩情怀，自觉地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思想健康、上进、坚持公平、正义，学习认真刻苦；但是，受农民保守思想影响，自私、胆小怕事的人也为数不少。
一进学校，在赵老师指定下，我们班的班干部都是年龄较大、个子超高的几个女生担任。班长是我二姐、副班长是穆端迎。到了三年级，苏老师继任班主任以后，让原来的班干部继续负责。因为二姐不来上学了，就由副班长临时负责全班工作。
穆端迎比二姐还大两岁，是窑堡街道即十队的。她母亲当时给赵老师的儿子小哲做奶妈。穆端迎因此就非常张狂。特别是当上班长以后（实际是临时负责），更加肆无忌惮。凡是老师不在的教室，就是她的天下。谁说话声音大一点，她过去就是一脚。她收作业时，如果有人没有完成，她就会骂：“你的作业不交，还要老娘等，耽误老娘的时间，你还想不想活？”如果值日生把地没有扫干净，她会叫他们全部站在教室后边，谁动作慢一点，她一骂二打。如果谁给她一点从家里带来炒玉米豆、红苕泡[7]，她就网开一面。后来干脆明码标价：迟到一次罚玉米豆两把（以她的手为准），作业未交罚红苕泡一把，教室说话一次玉米豆一把等等。如果谁没带这些东西，下次补来的就翻番。
有不服她管理的，轻的告老师，重的就回去给自己当“街肋子”[8]的哥哥一说，她就带着“街肋子”在街道等你。见了面，就是拳打脚踢一顿暴打，同学们对高出我们一头的“班长”，敢怒不敢言，更加助长了她的嚣张气焰。
一天中午上学，焕义来晚了，穆端迎就给焕义使她的“家法”。焕义家在窑堡一队，是红苕窑偏北的地方，应该是距离学校最远的。所以虽然他一路小跑，还是常常迟到。而穆端迎不管这些。她看焕义没有交东西的意思，就一个巴掌打在焕义脸上，同时一脚把焕义踢倒，嘴里还骂：“我把你个‘地老鼠’[9]，让你天天迟到！”
在我们大队，除了六至十队分别住在堡子里，基本上是住房的，属于老住户。而其余红苕窑的五个队，都是因为无钱盖房而挖窑洞居住。据县志记载：红苕窑上的住户，基本上是清朝光绪年间和民国十八年两次灾荒后陆陆续续从各地逃荒来的客住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住在堡子的老住户一般瞧不起住窑的客住户，往往把客住户叫“地老鼠”，是极具侮辱人的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基本没有人叫了，今天在我们班上称王称霸的穆端迎竟然喊出这个称谓。我实在忍不住，就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对着她喊：“穆端迎！向他回话（道歉）！”朝倒在地上的焕义一指。
穆端迎一愣：“你算老几？”朝着我扑了过来，我一闪，把右脚放到她脚下，顺势猛推她一掌。凶猛、高出我一头的穆端迎就像一截木桩子一样，面朝下直直倒下去。这时我站起来，一只脚踩在她背上，左手抓起她的头发，“你回不回话？”右手第二拳已经落在她的头上。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回话！回话！回话！”这时教室里吼声一片。国为已经把焕义扶起来。
我左手一用劲，把端迎头提起来，满脸的灰尘，鼻子已经出血，“回不回话？”右拳在眼前晃着。
“回话——”她已经哭了。我放下脚，把她拉起来，走向讲台，让她站在台下，面向坐在前排的焕义。我站在台上，左手放松了以前一直抓着的头发。
她对着焕义说：“对不起。”头低一下。我又问：“今后还骂同学吗？”
“不了。”
“还打同学不？”
“不打了。”
“再向——没有住房的同学回话！”我故意强调我的用词。
她一愣，不解地看着我，又马上明白了：“对不起大家。”向全班同学低头。
大家鼓起掌来。
最后，我走到她面前，对她说：“我打你——也不对，对不起。”向她点了一下头，就回到我的座位。此时教室里响起了持久热烈的掌声。
这时苏老师走进教室，他先让端迎去他办公室洗脸。然后对同学们说：“今天我一直在教室外边看着。唉——我应该向大家检讨，因为我指定的班级负责人是极其不合格的！让大家受委屈了。”这时穆端迎红着脸走进教室。苏老师接着说：
“根据我一个月来的观察、了解，对咱们班我已经基本掌握，所以决定举行班委会的选举组建工作。同学们从今天开始，酝酿讨论班委会人选，三天后举行正式选举。为了在此期间班级工作的照常开展，我建议取消穆端迎同学临时负责人资格，继续她的副班长身份。由李厚品同学临时负责全班工作，直到新的班委会成立。大家同意的举手。”他数了一下，宣布：“全部通过。”
当天放学，国为、焕义还叫来二哥一些高年级老乡，保护着我，预防穆端迎“街肋子”哥寻衅滋事。结果一连三天一切正常。
三天后，举行了班委会选举。在已经选举我为班长以后，选举副班长时，我第一个提出副班长由郭雪红同学担任。郭雪红就当选为副班长，而穆端迎连组长也没有选上。她哭了，这次哭得很伤心。
选举后第二天，下午放学。穆端迎的“街肋子”哥哥从学校门口的土壕走到路上，挡住我问：“你欺负我妹妹了？”
“对，是我打了她，是我没有选她当干部。”我说着。国为、焕义包括我们班朝北路走的同学都停下来。
“不要打人！”这时从西路走的人群中飞奔过来一个人，好像是穆小社。穆端迎有一个兄弟，左手残疾，也在我们班，平常很少说话。他出人意料地跑来，而且不让他“街肋子”哥哥动手打我。
“滚一边去！”凶狠的“街肋子”并不听残疾弟弟的话。抡起右拳，朝我打来。我把身子一蹲，头发梢上一阵风，“街肋子”的拳头扑了空，身体向左边倾斜。这时穆小社扑过来，把没有防顾的“街肋子”哥哥竟然扑倒了。穆小社一边转过来对我说：“班长，快走，朝回走！”一边抱着哥哥的右腿，死活不松手。嘴里不停地喊：“不怪人家，不怪人家。”
“街肋子”还要扑着打我，右脚却迈不开步子。只是嘴里不停地骂：“我看你活腻歪了，竟然敢打我妹妹。我今天要你认识一下马王爷[10]几只眼！”
我被国为、焕义一边一个架起来朝北边走去，“你跟他说啥哩？”后边的同学们一边推着我们走，一边说：“那是个啥货？半吊子货！咱跟他说话脏咱嘴哩。”
我们防备了几天，“街肋子”再没有动静。后来，穆端迎也没有来学校。听小社说她不念了，准备结婚呀。她给我们的影响很快就被其他的事件所取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停止了。一夜之间我们尊敬、爱戴的老师成了“臭老九”，一向被认为安身立命的知识成了“反动”的原因，学习好不是优点，反而成为坏学生“小绵羊”的特征。学校里原来的几个“街肋子”称王称霸。我们迷惑了，这是我们热爱的学校吗？
学校没有意思了，我就应付一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家里的事上。看到家里大人们因为全力以赴建窑洞，顾不上锄玉米，我们家的（自留地）玉米地里，长满了麦青、杂草，我就在中午午睡时向苏老师请假，自己承担这个任务。
农谚讲：“种成的麦子管成的秋。”只要把麦子种好，就能有收成。而玉米、谷子等秋作物，播种以后，如果不管理好，就可能颗粒无收。我们是如何种玉米呢？是趁墒情好时在收完麦子的麦茬地上，直接挖坑点种的。当玉米长到一乍多高时，如果不及时深锄，把灭茬、除草、保墒和定苗一次做了，就会因干旱、野草蔓延、玉米长荒而影响玉米生长。玉米对水分十分敏感，有水就能成活生长。农谚还说：“杈下有火，锄下有水。”说明锄地保墒对玉米特别重要。
我们午睡是一个半小时，我路上来回用二十分钟，保证在地里干一个多小时。在夏天中午的阳光下，一个少年，挥汗舞锄，像农民一样干着自留地的活儿。不一样的是这个少年比一般农民多了一个信念：我一定要吃上国家饭！
当我估摸时间差不多时，又急忙返回学校，并没有为此而迟到。同学们并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只是看我晒黑了。经过四五次的请假，终于把我家里二亩多玉米地锄完了。当我看到一尺多高绿油油的玉米苗在黑黄的土地上迎风成长时心里十分高兴。
我听母亲抱怨干重活的人吃不上麦子身体会受不了。无意中听到我们班的学习委员王建设家有陈粮时，我专门去他家里，向他父亲诉说家里打窑的实情。他家终于答应借给一百斤麦子，我保证说新麦下来马上归还。
我们窑后生产队还分了几分猪饲料地，由于这儿是旱地，只能栽红苕。入秋以后红苕蔓把地遮严了，毛毛草、爬地龙从红苕蔓中伸出来，需要给红苕翻蔓了。我利用下午放学时间来到窑后的红苕地，看到郁郁葱葱的红苕长势良好。就开始给红苕翻蔓，先把红苕蔓翻向一边，然后用锄头锄草，再把红苕蔓翻过来。经过翻动把红苕蔓上生长的斜根拔断，红苕蔓的营养就会集中到主根，秋后结出很大的薯块。
当然我尽量多地参加建窑的工程，有时还试着代替大姐去搅辘轳，大姐说我比二哥有劲。
我们班的同学特别团结，干什么事大家都抢着干。当学校要求拾麦子时，我们班最早超额完成了任务。学校要求搞创收，我们班同学筹钱买了一只小羊。同学们每天割草喂养，到节假日大家争着要拉回自己家里喂养。特别是郭雪红同学，对羊十分关心，几乎每个假期都把羊拉回她家里饲养。到年底小羊长成大羊，卖了净赚九元钱，作为班费。遇到同学得了急病，我们马上送医院，用我们攒下的班费垫付医药费，同时设法通知家长。苏老师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教育我们不要荒废美好时光，学习知识总没有错。
学校经过教育改革，把高级小学变为七年一贯制初级中学。把原来的小学六年缩短为五年，初中三年缩短为两年。把原来的秋季生改为春季生，我们班等于多学了半年。我们几乎没有淘汰就全部升入初中。
二哥他们班在学校待时间最长，一直到了八年级才与王增新的七年级一块毕业。每班推荐了几个同学去高中深造，大部分同学回家务农。二哥说推荐他不行，若是考试他肯定能去频阳上高中。父亲说，现在学校也学不上啥知识，回家也好，还能挣工分。后来父亲悄悄对我说：“咱家能不能吃上国家饭，现在就只看你了。”我看着父亲满怀期望的目光，我点了点头，暗暗下决心以实际行动绝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争取吃上国家饭，要让厚调的预言破产！
我们初中一年级共有甲乙两个班，把我们原来的班一分为二，再加上东村、南西两个大队几个完全小学毕业生组成两个班级。我和焕义国为郭雪红等分到甲班，王建设李满堂他们分到乙班。班主任由教语文的刘迪德老师担任，苏老师又折回去给新的小学班带班主任了。我们都很留恋这位严格认真、处事公道，面容清瘦、高个子的好老师。
在新的班级中我又被选为班长，继续团结班委会一班人，为同学服务。只是在选举前，郭雪红的行为令我不解。
那是个中午我去学校的路上，走到南埝十字口，她像早已等着，急急地给我说：“厚品，谢谢你以前对我的信任。”白里透红的脸上是高兴的神色，两条乌黑粗壮的发辫在发育凸起来的胸前摆来摆去。
“那有啥谢的？你本来学习好，遵守纪律，又热心为同学服务，就该当班干部嘛。”
“我给二姐买了一个手绢，你捎给她吧。”
“你为啥不直接给她呢？”
“唉！我碰不到她嘛。她再不用你就用吧。”说完红着脸跑了。二姐虽然不上学了，但是郭雪红一直和二姐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在新班级的干部选举中，我没有再提议郭雪红当“副班长”，心想应该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当副班长。结果她依然当了副班长。
听说比我们高一级的毕业班又恢复了考试升高中的制度。学校一下子变了，特别重视学习了。去掉或者大大减少了不考试的课程，恢复了晚自习。晚自习后住在远处的同学回不去，学校又没有男生宿舍，咋办呢？
我们就在教室后边留出两米空地方，垒起三层砖和教室隔开。然后在砖与教室后墙之间的地上铺了一些麦草，在教室的墙上贴了一圈报纸，就是我们男生宿舍了。第二天我们特意买来塑料薄膜，盖在折起来的被褥上，以防扫地时尘土脏了被褥。看着我们的“宿舍”，要比在踅梁上住敞口窑洞好多了。乙班同学看着我们的样子，也照着做了。
第二年夏收，学校放夏忙假。我回到生产队，队干部通知我，说队上决定由我和郭雪红两人领着队上的学生娃给生产队拾麦子。我满口答应，不知为什么，内心还十分高兴。
第二天，我们都到南窑与北窑之间的打麦场上集合。我看到郭雪红，头戴白洋布凉帽子，洋布帽红带子从耳边垂下，绑扎在下巴下，把一个富态的瓜子脸映衬出来，白白的底子上罩着一层粉红。一件粉红的的确良上衣装入蓝裤子中，一双白袜子露在一双蓝鞋口上。
我问：“你的脸咋红了？”
“红了吗？”她把帽子带子解开，拿在手中。
“又不红了。哦，原来是红上衣映衬的。你今天真精神。”我说。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俩领着三四十个大小不等的学生，经过七八天努力，基本拾完了生产队的麦子。天下了一场透雨，进不了地。与郭雪红约好，今天在她家里把学生们拾麦子的斤数汇总一下。
吃了早饭，我出了村，朝南窑走去。北边桥山上的沟壑一条条、一道道，清清楚楚，近在咫尺。蓝天上没有一丝云彩，雨后太阳实在红啊。
郭雪红父亲在同官当医生，常年不回家。她母亲特别能干，已经出嫁了三个女儿，给三个儿子娶了媳妇。三个结婚的儿子已经分家另过。现在家里还有一个哥、一个姐共四口人，住的是砖箍窑。我敲了门，郭雪红已经在门里：“快进来，客气啥哩。你吃了？”
“吃了。”没有带白洋布帽子的脸蛋白里透红。我跟着她进了一个窑洞。
这是面向南的砖窑洞，干净明亮，窗子不大，窗花贴地很漂亮。一进门左手边是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单子铺得平平展展。脚地是砖铺的，扫得干干净净。右边靠墙放了一个小桌子。桌子上放了学生们的麦子流水账，码了一摞，还有一个算盘。桌子旁放了两个小凳子。我在外边一个凳子坐下，顺手拿了一个账本。
“先喝水，急啥哩？”她把账本拿了去。
“厚品来了，吃了吗？”一个高个小脚的老太太走了进来。
“婶婶好。”我站起来，与郭雪红母亲打招呼。
“听说你大把新窑打好了？你妈好吗？”
“打好了，只是没有安门；我妈好着哩。”
“妈，我昨天不是给你说了，我俩要汇总麦子斤数嘛？”郭雪红怪怨着母亲。
“妈来与厚品说说话都不行？好，好，妈走呀。你们汇总！”高个老太太有点生气地出去了。
我坐下，又拿起算盘，说：“汇总吧？”
“你坐过来，坐里边。”我们换了座位，在我与她靠近的时候闻到一股雪花膏的香味。又听她说：“你算盘比我打得好，你就打算盘吧。我唱斤数、记账。”
我坐在里面，面对窑门口，看算盘清楚一些。郭雪红唱斤数，我打算盘。不到两个小时，把所有学生拾的麦子斤数汇总完，并且按麦穗二斤一分工、麦秆五斤一分工折算成工分，把每个学生在三夏中挣的工分算清楚了。
我马上告辞回家，不愿停留片刻。因为我发现在不到两个小时里，高个老太太从打开的窗户外朝里边就看了三次，每次不少于五分钟！那是一对和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是充满担心害怕的眼睛，目不转睛，我实在受不了，就赶快朝家里跑去，远远看见自家的香椿树茂密的树冠，翠绿翠绿的，泛着阳光，很亮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