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完人，有其所长，必有其所短，而扬长避短就是人的经验总结和处世良方。我的父亲年轻时所长应是司药员的技能，而他反而放弃了这一所长回家务农了。在柳青所说的人生关键点上犯了战略性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个人和家庭的悲惨命运和自己在生产队没有地位、尊严、人格的境遇以及他屈辱可怜、胆小忍让、保守悲观的人生观。
如果他当年一直坚守司药员的职业，一个月有七八块银圆的稳定收入，这在当时已属中上等收入，也绝对不会有后来生活的困境。
但是历史不能假设，生活既不相信眼泪，更不需要幻想。窘迫的日子会如影随形般缠绕着勤劳善良的父亲。
高中上了一学期，终于放暑假了，我回到家里。放下行李，吃了饭。父亲收工回来一见我，马上问：
“放假了？”
“放了。”
“放几天？”
“一个月。”
“好，好，好！”
“有啥好的？”
“我正愁没有人陪你大哥去黄岭呢，干脆你去吧。你去我最放心，你准备一下，可能就这几天走哩。”然后父亲一边吃晚饭，一边给我说这次去黄岭的前因后果：
“唉！这十年来就是忙着给你大哥问媳妇了，你知道咱家穷再加上你大哥有点缺陷，可把人难为扎了。求爷爷告奶奶寻媒人，对象介绍了一河滩，没有一个愿意的。好不容易在黄岭找了个哑巴，条件是招赘到女方家。礼过了，结婚证扯了，户口也开上去了。结果你大哥上去不到一年，自己跑回来了，说‘山里太苦，受不了’。
“我只得给介绍人说好话，求人家想办法。介绍人说，人家女方又没有赶你儿子走，怪就怪他自己跑回来的。你如果给厚命说通了，只要他愿意回去，我们就再跑一趟。我回来和你妈给你大哥说了几天，他终于同意了。可是我最近腿疼得不行，到医院看，大夫说是‘风湿关节炎’。可能是打窑时落下的，一时三刻过不去。你二哥去耀瓷县做民工了，只有你跑一趟了。”
最后他说：“把你大哥送上去，给人家好好说说，不要难为你大哥，再问人家啥时结婚呀。你大哥把婚结了就好了。”
又气愤地对一块儿吃饭的大哥说：“我和你妈前一辈子欠你多少啊？”
大哥回来后，也没闲着，跟父亲去队上干活了。听父亲这样问他，只是怯怯地看了父亲一眼，红着脸低下了头，只是吃饭，没吭气。
二姐、妹妹吃着饭，没人说话。母亲好像吃完了，不知是擦汗还是擦泪。过去有关大哥婚事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眼前。
大哥在十五岁以后，父母就开始张罗找媳妇。给亲戚、朋友、邻家不断地托付，央求媒婆、媒汉费心寻找，甚至请客送礼。终于有媒人上门提说张家的矮子，父母热情款待，少不了炒鸡蛋、干捞面条。然后约定见面日期，届时招待一番，结果女方不愿意，拉倒了。又有媒婆提说李家的秃子，热情招待——约定见面时间、地点——见面招待——女方不同意。再有亲戚提说王家的拐子，仍然是以上程序，结果还是女方不同意。
十年下来，父母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熬了多少不眠之夜。我现在挥之不去的一个场景就是：
在一个下面有三个腿支撑、上面有开口的泥炉子上，一根铁棍搭在炉子顶上，铁棍上担着两个不知装什么药的长方形、带着铁丝襻襻的旧铁盒。铁盒上方有一个小圆口，用于加生水，圆口上有盖。圆口旁的角上有一小口，用于倒放烧沸了的开水。父母忙完了一天的活儿，坐在炉子旁，用父亲捡拾的干柴，烧着炉子，喝着茶水，议论大哥的婚事。
“就是流点涎水、人瓷笨点，咋就这么难寻象啊？”是母亲的声音。
“关键是咱家穷啊。谁也不愿意把娃往咱这火坑里推呀。”是父亲的声音。
“十年啦，把两个女儿都搭进去了，还没着落。他都二十五六岁了，可咋办呀？”母亲说。农村家庭给儿子结婚娶媳妇都是靠女儿出嫁得的彩礼。一般嫁一个女儿，差不多能顶一个儿子结婚的费用。父母为了较高的彩礼硬着心把大姐、二姐小小年龄就订婚到山畔畔，结果还没有把大哥的婚事弄零干。
“两个女子成天对我有意见，背后骂我爱彩礼，这我也清白。这里边的实情你一概皆知，我为了啥呢？”父亲说。
“给的太远了，那里也太苦焦了。难怪两个姑娘骂你，是我我也不愿意啊。”母亲说。
“骂一骂，叫娃娃出出气。我能理解，毕竟娃要在那缺水的半坡坡地方住一辈子啊。”父亲说。父亲不时地给母亲的茶碗里加倒茶水。茶水已经很淡了，父亲还舍不得把喝过的茶叶渣渣倒掉。有时还把喝过的茶渣晾在筛子上，干了以后包起来。在没有茶叶的时候，父亲就会把旧茶渣放入茶壶中，在炉子上煮熬很长时间……
父亲的茶壶、茶碗都用铁丝箍着，可能是我们小时候打闹不小心打了的，父亲没有钱买新的，就箍一箍继续用着。铁锈与茶垢在茶碗上已经融为一体，整个茶碗成了黑黄色。两个铁桶桶也已变形，底下和周边被火烧燎得墨黑墨黑。炉子上方的窑墙已经被烟熏得发黑。暗淡的煤油灯光在炉子对面的窑墙上映照出一高一矮、有点驼背的两个影子。在我们睡觉的炕上，刚好能看见这对影像，每每看着他们的影像，我们会安然地慢慢进入梦乡。
但是今晚我又想起了大姐的婚事，继续不能入眠。
出生在贫苦家庭的女孩子命运是极其可怜的。虽然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推翻两千多年的以男权为主导的封建专制革命已经五十多年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婚姻自由的政策也十几年了。为什么在落后的农村，男尊女卑、养儿防老、养女得“彩礼”的意识依然浓厚？
女孩子不能像男孩子一样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许多家庭压根就不让女孩子去学校，认为女子就是别人家的，迟早要嫁出去。“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让她们读书划不着。同时在婚姻上女子完全受制于父母，自己没有追求幸福婚姻生活的权利。大多数女青年在自己还不懂事时就为了给哥哥、弟弟结婚的“彩礼”而被父母包办性“订婚”或者“结婚”。结婚以后，女子离开娘家，无权在娘家获得财产继承权。
我的大姐是出生在解放初，不知为什么，竟然是文盲。十几岁就订婚，所得“彩礼”全部花在大哥的婚事和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上。等到大姐自我意识有点觉醒，与家里、父亲的矛盾必然发生。
“你把我嫁到山畔畔，一出门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你为了四百元的‘彩礼’，就把我朝火坑里推。我不是你的亲娃吗？你不是我的亲大吗？”大姐的哭诉声。
“没有人家的四百元，你们早饿死了，还能等到今天由你发火。你今天能弄到四百块钱，你想嫁谁由你。弄不到，你就乖乖准备结婚。就是这话。”父亲的反驳。
“我在哪儿弄钱去？你把我当骡子马卖哩，我告你去。”大姐开始反抗。
“你告去，我这穷日子早过够了，巴不得进监狱消停消停。况且‘养女收彩礼’不是我一家一户是这样。我如果不收‘彩礼’，我拿啥给你大哥问媳妇呀？”父亲的辩解。
“我的命好苦啊。我不活了，我跳井呀。”大姐站起来朝井口扑去。二姐眼尖手快，早把大姐抱住。母亲也拉着大姐的双手声泪俱下：
“不要胡说！这都是命啊。”
父亲走过去对着大姐“啪啪”两个巴掌：“你还翻天呀，把你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养到这么大，你要死，可以，先把养你的费用交了，再去死。谁也不拦你！”
最终大姐还是嫁给距离我家二十里路桥山脚下的王家坡。好在姐夫王德来是个高中毕业生，知书达理，对大姐很好，对我们家也竭尽全力支持。后来大姐夫在野鸡洼煤矿工作，经常周济我们家。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四人出发了。先是步行四十里到县里。我背的是干粮，父亲说路上需要走两天，多带点馍。给两个介绍人也带上，人家是给咱办事嘛。大哥主要带的是母亲给他做的衣服和二姐做的鞋。听说那哑巴啥都不会做，衣服还是她大给洗的。妈让二姐多做几双鞋，山里上坡下沟的费鞋。
另外两个介绍人，一个是我们队南窑的、带一点亲戚的黄耀祖，是个爱干净的四五十岁农村老汉，是我们这边的介绍人。另一个是六队的王老八，是个年龄比黄耀祖小一点的方脸盘老汉，是女方家的介绍人。他没有住进大堡子，在堡子北边的埝头挖窑居住。可能是因为王老八的老家在黄岭吧，他熟悉路径，我们一路都听他的。
渭北县在秦川与桥山之间，靠南是平原，有南川河、温泉河、顺阳河流过。北边是与同官接壤的山地，有赵老峪河从山里流出与顺阳河相接。好像只有一个公社在山里的赵老峪河畔。在山与平川之间是斜坡地带，有二十里左右。我们窑堡公社街道刚好在这个分界线上，所以我们红苕窑就是靠埝头居住，而我们南边就是以房为主的堡子居多。从窑堡往南略微下坡十里，就到频阳镇了，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在街上喝了杯水，歇了一会儿，王老八说：“不忙，我们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的，早到了还得等。”
又走了十里就到老槐树下了，这儿有卖水的，我们又歇下来。我拿出麦面掺了玉米面的馍馍，分给大家泡水吃。我看见老槐树，想起第一次去县城的故事。
那是两年前，为了给大哥凑彩礼，家里实在没有东西卖了，父亲就想把麦草拉到县造纸厂卖了，还把大姐夫王德来叫来帮忙。前一天装好麦草，像两个小麦草垛一样。当天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想到大哥经常讲去县里要经过老槐树。就问大哥：
“那老槐树有多大？”
“树中间能走过去一个人，你想有多大。”大哥说。我当时咋想也没想明白“中间能走一个人”的树有多大。
第二天，大哥、二哥拉一个架子车，我和大姐夫拉一个架子车。也是沿着这条路，也在这儿歇了。看到老槐树，原来树中间空了，人能走过去。后来把麦草拉到县城，一斤麦草含运费卖不到三分钱，两个架子车的麦草卖了二十几块钱。
“走，他们走了。”大哥的声音把我的从回忆中拉了回来。果然他们两个老汉已经走了两三丈远，我立即背起馍布袋，与大哥快追了上去。
看到馍布袋，我又想起了我们弟兄三个去金黄山煤矿卖红苕的事情。
那是在卖麦草之前的冬季，一个月亮很亮的晚上。还是为了给大哥凑彩礼，父亲让我弟兄三个去矿上卖红苕。我就问大哥：
“大哥，你还记得前年咱三个去金黄山煤矿卖红苕吗？”
“记得。我背了80斤，你背了50斤，你二哥只背了30斤。把人挣扎哩。”
“那为什么要跑到七十里外的矿上卖呢？”
“矿上一斤红苕一毛钱，土木镇街上才七分。还不是为了卖个好价钱。”
“那一共才卖着十几块钱呀。”
“可不是。那一天山里还下了雪，咱们卖完红苕，舍不得进饭馆。吃着冻硬的窝窝头，就着雪。衣服淋湿了，又被跑热了的身子暖干。一跌一滑地跑回来，天都黑了。唉！为了给我问个媳妇，把家里拖累扎哩。”大哥说。
“大哥，你为啥不到一年，就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大哥。
“唉！山里太苦了。水稻咱务弄不了，其他活儿都在山上。咱平原待惯了，上山太危险，几次把我摔下来。山里人也欺生……再就是想妈，想大，想咱家里的人，也想咱队上的人啊。这次去，我就安心了，好好过呀。赖好就这回事了，再难我也认了。不让家里再给我操心了。你二哥也不小了，今年都二十二三了。”
“大哥，大哥，你不要委屈自己，实在不行，你还是回来吧。赖好咱们在一起，也有个照应……”我装着擤鼻涕，实在说不下去了……
到了县里，从火车站后门进去。走到货场，看着空空如也的轨道，王老八说，火车还没来。我们就坐在旁边的木头上等着。
过了一会儿，随着“轰隆，轰隆，轰隆”的声音，钢轨震动着，从东边过来一辆铁家伙，突然“哞——”一声叫，比牛的声音要大很多。火车头两边冲出两股白色的水蒸气，跟牛冬天鼻孔喷出的白气柱一样，但要猛烈壮观很多。
我正看得发呆，火车头已经呼啸而过，后边的车厢一节一节地跟过去，慢慢停下来。王老八他们过来拉了我俩，朝后边车厢跑去。在倒数第三个车厢的连接处爬上去，然后翻入空空的车厢，行李取下来找个地方与大哥坐在一起。听王老八说：“这是到上坪矿拉煤的，咱一下子就坐到上坪了。”
“娃，悄悄坐下！这是拉炭的火车，不许坐人。我们是偷偷坐哩。如果发现了被赶下去，你就走不了啦。”王老八见我寻找朝外看的地方就着急地说着。
又一声“哞——”叫，“轰隆——轰隆——”火车开动了。
由于看不到外边，窄长车厢的单调，加上走了四十里路的疲倦、乏困，随着“哐当，哐当，哐当”的节奏，我靠在车帮上很快睡着了。
突然，我向大哥倒去，大哥也向前倒去。火车停了，我们爬起来，“到了，到了。下车吧！”王老八吆喝着。
下了火车，已经傍晚了，太阳光被西边的山坡挡住了，是个川道。两边山坡上长满了松树、柏树、桦树、洋槐树和低矮的山草，凉爽的山风吹来，真舒服啊，“山里就是凉快啊。”跟着王老八从工业广场出来，到了生活福利区。他在打听一个姓徐的人。
当找到徐大夫宿舍时，路灯和房灯已经亮了。被煤和灰尘染成黑黄色的我们一行进入一个不大的宿舍，一个说着渭北话的漂亮的热情女主人，一边指挥着我们放行李、掸衣服尘土、洗脸、坐下、喝水；一边听王老八介绍，一一对号认识。啊，她是六队的姑娘，经王老八介绍嫁给家在四队由部队转业到煤矿工作的徐大夫。此时徐大夫还没有下班，不过已经打过电话了。
突然，有人敲门，是徐大夫，提了一网兜馍，端了一盆烩菜。吃饭时，徐大夫还打开了一瓶酒，敬王老八叔给他介绍了好媳妇。
王老八的方脸盘都喝红了。
饭后，徐大夫把我们安排在两个上夜班的工人宿舍里。看着宿舍外边的灯火通明，每个灯光里就是一个宿舍，要住多少人啊！这些人都是吃“国家饭”的。唉，我啥时也能成为其中一员呢？……
第二天，热情的主人又招待了早饭。少不了白馍夹辣子，炒土豆丝、稀饭等等。
饭后我们又向北步行约四十里的山路。沿着一条石子公路，翻过几个沟梁，最后进入一个川道，终于到达一个叫孟家台的村子。大哥的岳父姓姚，一个单眼的河南人，五十几岁。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出嫁时也说的是招赘女婿上门的。结婚以后，大女婿有文化，担任了生产队会计，几年下来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重新盖了房子。还说通了妻子便与岳父分家另过。老姚闹了几回，终究敌不过大女儿两口子，只好和哑巴女儿过日子。
王老八上来提说大哥，听说人老实就同意了，“彩礼”也不过分。必须要招赘女婿，将来要给他养老送终。当我们家过完了180元钱、200斤粮食、50斤棉花、两床被面、两条单子、三身衣服等“彩礼”后，老姚提出，让大哥把结婚证、户口带上，人先上来过一段日子，好了就结婚。结果大哥上来过了半年多，就跑了，挡也挡不住。
老姚一见大哥，就生气地问：“你不是跑了吗？跑回平原去了吗？咋又跑回来啦？哎——”又把王老八他们让进窑里。
王老八说：“娃想家啦，回去住了几天，再回来，有啥错？新媳妇还熬娘家哩，况且娃还没有结婚。”
“你为老，他为小。咱老的不能和小的一般见识嘛。”黄耀祖也劝说。看见大哥愣在门口，又对大哥说：“厚命！你还当客人呀？这是你家，快去看看有水没有？给我们弄水来，让我们先洗洗嘛。”大哥终于找到了解脱尴尬的事由，拎起两个木桶担水去了。
我也跟着大哥去担水。看见川道里有水稻，我好奇地蹲下看着稻田里的水，问大哥：“这水稻在水里泡着淹不死？”
“淹不死，没有水才死哩。”大哥说。
“锄草咋办哩？”我又问。
“插秧、锄草都要下水。咱是红苕窑长大的，泡在水里不是抽筋就是起痘痘，时间长了还落下风湿性关节炎。”大哥无奈地说。
说话间到了小河边，我俩先洗了脸，再挑水。我把扁担抢在手里，担起两桶水，朝回走。大哥不说话，跟在后面。上了斜坡，远远看见个个子矮矮的、穿着格子布上衣、两条细辫子的女人“哇哇，哇哇”叫着，大哥说：“就是她。”我回过头再看了看，很单薄的身子，脸上没有血色的一个小女人。
进了窑门，他们话语已经很融洽了，不停地有笑声传出来。看我俩进来，王老八说：
“厚命，已经和你叔说好了，赶快把窑打好，赶年上就给你们结婚同房。”
“厚品，你反正放假着哩，不要急着回去，帮你哥打窑。打好窑，年上你哥好结婚。”黄耀祖也说。
第二天，王老八带着黄耀祖跑了一天。晚上回来说，他们明天就回家。他们原打算，到黄岭林场来，想着能够打些松子好卖钱。结果今天转了一天，松果太稀疏了，所以就改为立即返程。
他们回去了，我和大哥继续打窑。这里打窑简单多了，大哥把土挖下来，我用架子车装上，平平拉到外边倒下去就行了。老姚和哑巴女儿一共住一个窑洞，吃饭、睡觉都在一块儿，大哥前一段来也和他们在一个炕上凑合。大哥打的新窑在老窑的北边，已经打了一丈深。我就给大哥说：“我们暂时在新窑里凑合吧。”我把在踅梁上我们几个小孩住在敞口窑的经历说给大哥，大哥说“好”。晚上，我俩把架子车轱辘取下来，将车厢支平，在辕上放一块薄板，铺一些稻草，上面再铺一条布单子。我俩合盖一条被子，很舒服。
窑打了五六天以后的一天下午，我推着一架子车土，从窑里出来，经过一段上坡，低头使劲推车往上冲。当车子快到坡口时，我猛然把架子车辕朝上一抬，满满一架子车的土和土疙瘩就沿着斜坡滚落下去。突然，坡下面响起一片小孩子的哭叫声。
原来有五六个小孩子在坡上玩耍，快速滚下的土块砸倒了他们！惊慌失措的我，愣了一阵后，便从坡上下去救孩子，把他们一个一个从土里抱出来。不知是孩子伤重，还是孩子怕生人，凡是我抱过的娃娃，哭声更大了。
哭喊声引来不少家长和围观的社员。家长把自己小孩抱起来走到平地上，查看着孩子伤的部位和伤的轻重。
“得去医院检查！”不知谁喊了一声。
“对，得去医院。”大家一致同意，带小孩的家长都朝医院走去。有个干部模样的人，转过来，指着我说：
“你是肇事者吧，快带上钱，去医院付检查费和治疗费吧！”
“你，你得讲道理吧。我在我哥门上打窑倒土，又没有看见坡上有小孩……”大哥已经来到我身边，神色紧张地给我小声说：“这是马队长……”
“我不讲道理，你讲道理。你说说这事咋办？”马队长十分生气。老姚已经来到坡下，一副“事不关己”的神态，蹲在路边。
“老姚叔，你给队长说说这事咋办？”我走到老姚面前，想让他解围。老姚站起来，对队长说：
“已经动下麻烦了，他还是个学生又没有钱。你们先给娃娃检查，需要看病的，有他哥哩，怕啥？”只有一只眼的老姚说话时唾沫星子乱飞。
“啊，你这娃还没钱？没钱那你张啥哩？”马队长对着我说完，生气地走了。
后来经检查多数娃并无大碍，只有马队长的小儿子左小腿肌肉受伤，敷了药，跛了几天。我和大哥买了点心专门上门探望，说了许多好话。马队长依然很生气，不搭理我们，后来干脆借故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窑打成了。老姚说，还得箍窑哩。大哥说：“这里的土质是面土，很松软，不像咱红苕窑土质是垆土硬实。不箍不行，用木头箍。需要抬一些木料，这儿是林区，到处是废旧树木，好办得很。”我和大哥在稻田的渠埝上、山梁上、沟底抬回来一堆木料。老姚叫来匠人，两三天就箍好了。
我要回家了，大哥说半夜就得走，好赶明早六点上坪的火车。上坪的火车前一天下午五六点到，经过一晚上的装车，第二天装上煤炭的火车早上六点钟准时出发。
当晚半夜，我们起床。大哥执意要送我到天亮，说山路危险不好走，我只能由他。出门走在路上，天空一片繁星，启明星还没有出来，应该还早。山风吹来，有点寒冷的感觉。远处的山坡外形，近处的树影、庄稼变得模模糊糊。石子路的轮廓清清楚楚，我们两个迈步前行。两边的模糊影像也在变换着。我问大哥：
“你们三个人以前一个炕，晚上咋睡哩？”
“那有啥哩？我和她大睡一头，她和她大一个被窝，我一个人一个被窝。”大哥坦诚地说。
“你和她没有亲热吗？”我又问。
“那咋能行？没有结婚，不能胡来。”大哥说。
“你们已经领了结婚证，国家就承认你们是两口子了。”我说。
“那不行！没办婚礼就不能同房嘛。况且我和她大一个炕上睡着，就是有那心，也没那胆量啊。”大哥又说。
“那也是。”我嘴里说着，心里想大哥就是太老实了。
天亮了，我让大哥赶快往回返，否则今天啥也干不成了。大哥恋恋不舍地慢慢跟在我后边。我招手让他停下，终于停下来，朝我看着。我又招手让他回去，他转过身，走两步，又转过来看我……我坚持不再转身！飞快地走过一个拐弯！遮挡了我们之间的视线。我怕看见那个从来不会照顾自己、令人牵肠挂肚的可怜人；怕看见那个从小就担起家里繁重体力劳动的老实人；怕看见那个去讨饭自己舍不得吃拿回家分给弟弟妹妹吃的老好人；怕看见那个流着涎水、眼光怯怯的、让谁都不怕的人。
这样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山里，与一个哑巴女人能生活吗？生产队有人欺负咋办？可是，不在这儿又咋办？
我放声大哭，哭得几乎无法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