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
小说家W和Y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W在Y的身上发现了商机。W找Y商量，要他写小说来赚钱：“啊你看人家唐家三少一年几千万啊，啊你看人家郭敬明也是啊。”W给Y找来很多书，让Y别看什么卡夫卡、乔伊斯了。Y看清了这些人的套路，把它告诉W。W在网上写一本玄幻小说，不停升级打怪的那种，已经更新到一百二十万字了，虽然男主角还没上过一个美女，小说却也进入月收入上万的赚钱轨道。与此同时，Y在不断地把自己写的小说稿纸做成纸飞机点燃，丢到悬崖下的虚空里。因为他写的这种小说没地方发表，写法不主流，发到网上也没人看。
这个故事取自可彦的小说《小说家》。读它的时候我问自己：“可彦是哪一个？Y还是W？”
他当然是前者，那个读卡夫卡、乔伊斯的Y。但是W其实就藏在Y的身上，如果可彦想当W，只要一个华丽转身。只是他不愿意。
我感觉，在可彦这本短篇小说集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个小说家存在，也许可以把他命名为K。这个小说家接近于可彦所称的“主流”，也就是传统写作方式。这本书里有若干K方式作品，例如《小梦》，写一个当了催乳师的女孩拒绝堕落；还有《发烧之爱》，写一对兄弟在不同境地中与各自女友相逢的故事，以俗称“大馒头”牌子的耳机联系、比照，演绎出彼此的命运与心灵；《阿光师的烘焙课》似也可以归入其列，它是非虚构的，于朴实而不动声色间，勾勒一个慈善事件，读来动人。但是K在这本书里肯定是非主流作家。具有最多数量，最具代表性，也最得可彦自己钟情的是Y方式小说，或者叫先锋小说。可彦对自己的小说不乏调侃，在他最中意的《八度空间》里，有个木水一进书店买了一本村上龙的《无限近似透明的蓝》，书店服务员找钱时还递给他另一本小说《星期八》，说是赠品。该赠品里有一句木水一常说却不知出处的话：“生活就像一条被摩托车碾过的死狗。”这本只能充当赠品的《星期八》其实非虚构，确有其书，其作者就是可彦，那是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彦拿它说事，有如拿《变形记》调侃，都出于对先锋小说的珍重与钟情。
可彦创作的这一特点让我感觉困难，因为我对当下先锋创作缺乏见识。我这种年纪的写作者都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主义的狂飙突进，当时叫“现代派”，年轻作者少有不受其影响的，我也不例外。但是我浅尝辄止，很快发觉本人不是那根草，回到原有轨道才算找到自己。后来的先锋作品让我敬而远之，读得不多，了解有限，对这类作品说三道四实不合适。但是我不能不来对可彦说三道四，因为他是我的乡党后生，我们除了用普通话写作，还同说一种被讥为“鸟语”的土话。于情于理，我都感觉自己应该来努力说点什么。
我想我可以说说可彦创作中最为突出的那些影响因素。这本书于不经意间显露出其作者宽阔的阅读面和知识范围。在文学之外，可彦应该接触过不少哲学、历史、宗教、天文类书籍，对音乐以及中国象棋棋谱似都有很多研究。不过在众多知识素养基础上，可彦当下创作中显然有两大核心元素，一方面来自卡夫卡、乔伊斯等，一方面却是来自老、庄学说。这两方面的经典文献和观点在可彦笔下反复出现，交相映衬。可彦对其了解之多，运用之自如令人印象深刻，在他这么年轻的作者中确实不太多见。
我想我还可以说说可彦对创作的敬畏与努力。我与可彦以往并无接触，因这本书才有若干联系。他给我发了数次小说稿，每一次都有所不同，为此他还颇过意不去。他在一封邮件里说，忍不住又把小说改了一遍，这应当是最后定稿了，希望没给我的阅读造成不便。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涉及他人，出于客气，只要稿子还没有付梓印刷，他都会情不自禁一遍又一遍去修改它。因为它时时在心头滚动，总会有新的感觉和想法。这让我想起巴尔扎克，据说有时他会守在印刷机边再三修改小说，让印刷工人叫苦不迭。这样的作家更多的是在跟自己较劲，他们对笔下文字的敬畏，对表达完美的追求由此可见。
我还可以来说说才情。这本书中《新聊斋志异》里有一位谭生正为参加公务员考试苦读，一女忽来纠缠，谭生终随女下地狱，冒死率正义军与企图炸地柱制造大地震的邪恶军作战，归来后赴考高中。小说构思可称奇诡，让人联想众多。《梅花谱》描绘两个下生死棋对手的情境：“在一个看不见阳光的地下世界，死神坐在我们身边，坐在一张隐形沙发上打着拍子，时不时冷笑一声，牛头和马面分别站在我们的身后。”《驽马难得》形容一位女子：“感觉面前的她是什么富豪包养的情人，她身上有一种富豪喜欢的颓废气息，一种艺术的气息，富豪无论如何用金钱买不来的，却因此而憧憬的，而她又恰恰需要奢侈的物质来喂养自己的颓废。”这类描写令我读之难忘。作者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尽在其中。类似文采不俗的文字于可彦似属寻常，书中比比皆是。可彦熟练驾驭文字，精到表达复杂思想，其才华在字里行间如繁星般闪现。
我觉得还有若干感觉似可一说，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我想或许我应该试着为这位年轻乡党开张处方？有如《范特西》里火金四的那张祖传秘籍？众所周知，受制于因素种种，时下先锋创作早已风头不再，确如可彦自嘲一般。可彦其实已经表现出众多可能，他完全可以有更多选择。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那些人一边热衷先锋写作，一边也换个名字试着写通俗小说。当时的通俗小说相当于今日的网络文学，那玩意儿不太靠谱，但是稿酬可观。可彦不需要去做W，他完全可以做K，不说他已经写出相当漂亮的这一类作品，他的先锋小说里也有着很强烈的现实关注。《白云女孩》问及水污染和酸雨；《左边》有着反右与彭德怀内容；《范特西》则触及“二战”与共产主义。保护环境、同情弱者、批判黄赌毒和坑蒙拐骗、厌恶腐败与为富不仁等内容在他笔下随处可见，他只要换个手法就能写得备受关注。
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个处方既不能开，也绝无用处。不能开是因为我心存担忧，类似处方很可能会制造出又一个“我们”，而毁掉未来一位创作个性鲜明的优秀作家。可彦已经表现出思维、感觉方面的独特性，这于他有如命定，无论是与生俱来或时运再造。这种独特品格格外需要珍惜。同时我相信可彦不会接受类似处方。他给我的感觉是个彬彬有礼很温和的年轻人，家教很好，素养很高，他显得纤弱的身体里却有一颗比常人更为坚强的心，支撑他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自己的学习与创作自强不息。显然这也让他在自己的选择上格外坚韧。我想他会对他人的任何处方报以理解的微笑，但是只会听从自己心里的声音。
我觉得这是我最应该说的：听从心里的声音。一个作家的创作会是不断发展的。随着可彦阅历的增长，生活的丰富，他可能会有新的想法，会想用另外的表现手法，那时候他写的小说可能与现在大不相同。也可能新的生活反让他越发初衷不改，继续在当下这条路走下去。不管怎样都好，只要是听从自己心里的声音，坚持自己的独到就行。
我是不是说了等于没说？可能是。无论如何，聊为可彦一说。
（序作者杨少衡，中国著名小说家，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