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惨剧“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纪念日，然而，恐怖气氛却并未在华尔街股市出现。可在地球的另一端，由于国家投机者的冲击，香港股市开始下跌。直至23日，一直牛气冲天的香港股市，竟然如山洪暴发一般，狂流直下的连泻了4天。自20日到28日，短短7个交易日中，香港股市缩水30%，下跌4539点，无数投资者转眼间已一名不文。港人愕然了，世界愕然了。
一位香港证券交易员回忆到：
“这天，香港德累斯顿·本森银行（Dresdner Kleinwort Benson）研究部仍同往日一样平静。我只受到几个客户的电话，谈论当日股市骤然下跌。接听电话的时候，从怡和大厦的环形玻璃窗望向外面，我突然联想到自己会不会看到有人跳楼。记得一次在W.I.CARR证券公司，一位投资策略分析员曾阐述过这样的理论：只有到有人从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时候，股市才可以说是跌倒见底了。时至今日，对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到底有多少，我仍然不得而知。可能这只是早期市场崩溃时的写照。而今时今日情况显然已经大不相同了。所有与我通电话的人对今次的股市大跌显得很镇定，全无激奋之情，虽然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投资价值在一日之内跌去了40%之多。有些人甚至告诉我，早已感觉到市场的崩溃将要来临。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那一刻，很难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根本无法预测哪怕是24小时之后的事。”
由于有中资及外地资金入市，一番对攻之后，港股终于在连续下跌中止住脚步，可香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香港股市暴跌中，损失最惨重的也许是在世界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香港大亨们。香港李兆基家族损失了52亿美元，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兄弟损失了42亿美元，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损失了21亿美元。97而普通股民在这次股灾，有60%以上的被套牢，损失一半以上的人比比皆是，这令无数香港市民通过投资股票迎接“九七”回归，分享内地改革开放成果的美好幻想顷刻间灰飞烟灭。
这场较量虽说以香港金管局的艰难取胜而告终，但它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却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场危机本身，它迫使更多的人去思考。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公开表示，港府将尽快进行内部检讨，并约晤学者和商界人士，总结这次金融风潮，寻找更好反击之法，以防范港币再受到外汇投机的狙击。
震荡韩国：IMF危机
韩国的问题仅是短期的资金周转不灵，跟开放金融市场和废除进口限制有何关系？
——韩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李沁山
香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韩国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韩国虽然是东南亚地区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加入“富人俱乐部”——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简称OECD）的国家，但该国经济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直不顺，早有隐患。因此，韩国的经济在金融风暴中所面临的问题，是内忧外患。
内外交困
在亚洲金融风暴开始的前30年中，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中最咄咄逼人的一个，其大企业集团是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掠池的利器。然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在政府产业政策和银行贷款无限制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国际市场份额日重的同时，自身的负债率却越来越高。在韩国前30位大企业集团中，自身资本的比率占资产结构的比重只有18.2%，它们在国际和国内市场扩充的资金完全来自国内和国际商业银行的贷款。1997年，在韩国1100亿美元的外债中，向国外商业银行借入的短期贷款就占了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一年内到期的就有640亿美元。而此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甚至不够支付3个月的进口，处于国际警戒线的危险范围。1997年1~9月，韩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虽然比1996年同期的172.8亿美元有所减少，仍然维持在123.8亿美元的高水平，不得不继续大举借债。
从1996年开始，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韩国出口增长率下降到8%以下，国内市场销售不景气，令大企业的扩展性战略受到打击，1997年中前30位大企业的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90%之多，企业都出现严重的流动资金不足。而国内政党政治斗争加强，使传统的银行和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大企业集团的倒闭案。
1997年初，韩国名列14位的韩宝集团宣布破产，其中的政治丑闻涉及到总统金泳三的次子和他的高级助手。随后，三美、大农、真露、起亚、海天、纽科等一系列大财团，相继陷入严重的经营危机，或者宣布倒闭，或者申请破产保护。到11月初，韩国前30位大企业中有7家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或者倒闭。在775家上市公司中，有50家倒闭，其他倒闭的中小企业则有15000家，实际失业率上升到10%。
由于企业和银行的密切关系，企业经营不善，倒闭之风不止，韩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也随之迅速恶化。从1996年底到1997年7月底，韩国银行坏账比重从4.1%上升到6.8%，此举导致韩国基础薄弱的银行举步维艰，第一银行、汉城银行和众多的信贷机构陷入了困境。企业倒闭，银行坏账累积，引发人们经济危机的预期，这股压力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波及到股票市场上的国外投资者，人们开始抛售股票，抢购美元。
应该说，1997年韩国金融风暴的起源来自起亚集团。该集团是韩国第八大企业集团，以生产汽车为主，涉及钢铁、贸易等多方面的经营。1997年的资产负债率超过300%，负债超过105亿美元，于7月14日成为政府的“破产协议对象”。韩国政府并不希望起亚倒闭，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安排其主要债权人韩国发展银行将其贷款转成三成股份。新股东要求重组，解雇原来的管理层。但是，起亚管理层拒绝接受辞职，反而向法院申请特殊保护，允许公司在寻求债务宽限期间，可以保留原有的管理层，争取由法院重新调解偿债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开始冻结起亚下属企业的资产。紧接着，工会为了保障工人的利益，策动属下两万名工人全面罢工，保护起亚集团不被收购。这一举动终于引发了汉城股票市场和汇率市场的下跌趋势。
9月22日，在汉城法院冻结起亚汽车公司与起亚集团另外两家公司财产的当日，汉城股市综合指数下降了11点，跌到667点的半年新低。在其后的几天里，随着起亚集团越来越多的子公司资产被法院冻结，汉城股市和汇市不断下滑。很快，股市跌到540点以下，而汇率则从7月初的890韩元兑1美元下降到9月25日的913.7兑1美元。
进入11月，韩国金融形势继续急剧恶化，股市持续低迷，韩元汇价创新低。11月13日，面对韩元进一步下挫的压力，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当天，中央银行向市场提供30亿美元的外汇，满足包括投机者在内的各种需求。但是，这使韩国股市出现了恐慌性抛售。外国投资者不断卖出股票，并将所得韩元换成外汇汇出，令韩国金融市场陷入股市、汇市双市齐跌的恶性循环。
10日，韩元大跌到999。韩国财政部表示，将尽一切努力化解金融市场动荡的忧虑，以稳定韩元。11月17日，由于政府金融改革法案未获通过，韩元兑美元的比价突破1000：1大关，股票综合指数跌至500点以下。11月20日，韩国中央银行决定将韩元汇率浮动范围由2.25%扩大到10%，至此韩国开始成为亚洲金融风波的新热点。
进入12月份以后，在人们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金融风暴渐趋平息之际，韩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截至12月11日，韩国已有14家商业银行和商人银行被政府宣布停业。12月15日，韩国宣布韩元自由浮动。12月22日，美国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外汇债务的信用等级下降了4个等级。12月23日，韩国政府公布，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标准，截至9月底止，韩国外债总额已达1197亿美元，其中约800亿美元为1年内到期的短期货款，而外汇储备不足又超出预想，致使当天韩元汇率又暴跌16.4%，较之7月1日，韩元已经贬值了54.8%；当日韩国股票市场综合股票价格指数也下滑了7.5%，下浮幅度之大创下历史之最。
IMF疗法
在救市的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干预还是央行入场，都显得那么无力。最终只有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接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美日各国总计57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绝不是免费的午餐，其援助的条件苛刻至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政府必须达到以下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目标：
将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从原定的7%下调到3%；
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加税来达到实现财政预算盈余的目的，包括政府将维持从紧的财政政策，以减轻货币政策所受的压力，同时为金融环节的改革提供资金，调整政府开支项目的先后次序等；
将1998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
将1998年和1999年的经常帐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1%一下，相当于从今年的150亿美元降低到50亿美元。
货币和外汇政策：
中央银行收缩货币政策，允许利率短期内上升，舒缓韩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
修订韩国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独立权力，而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物价；
加强对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否认监管；
维持现行的外汇交易制度，容许汇率每天波动10%的幅度，政府对汇市的干预必须符合市场的运作方向；
公开政府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的期货合约和银行的坏账记录。
开放金融市场，重建金融体系：
1998年中开始容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或附属机构及经纪行；
外国投资者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到50%，1998你进一步调高到55%；
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短期债券市场；
大型金融公司必须由国际认可的会计事务所进行核数；
重组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建立一套制度来协助这些机构关闭业务或进行合并，允许本地和外国机构来收购这些机构；
加快注销金融机构坏账；
所有的银行必须制定一套自我援助的计划，以符合巴塞尔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
政府给予任何金融机构的支持，都必须在严格的条件下进行；
以有限度的存款保障计划取代目前无限度的存款保障计划。
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政府必须逐步削减政策性贷款，终止以补贴方式拯救私人企业。
加快贸易自由化：
履行向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承诺，取消进口限制，取消出口补贴。
增加劳工市场的弹性：
向失业人士发放失业救济金，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传出后，韩国舆论一片哗然。各种报刊指出，韩国为了得到经济援助，已经为这次空前的经济危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韩国的金融自主权拱手让给外资，这种情况令韩国中长期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韩国为了这次获得国际货币基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实际已经摧毁了原有的经济体制，按照这个规定去做，韩国的整个经济都会伤筋动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条件，韩国必须马上开放原来封锁较严的金融市场，紧缩财政政策，彻底切断政府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结果肯定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企业加速倒闭，失业人数越来越多，韩国经济内部需求停滞，进而又打击企业经营，形成恶性循环，并可能引发政治危机，更不用提韩国政府公布的财政预算、外汇储备等，需要经过国际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才能有效的侮辱性条款了。因此，市场上不少经济分析员都怀疑韩国政府有无能力认真履行这些条款。看来，持续了30年的韩国经济发展的“汉江奇迹”要消亡了。
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定去做，尽早恢复国际投资者和国内对经济的信心，所有大企业因为负债累累，内部资金积累极为有限，流动资金短缺的状况无法改善，可能都面临倒闭的威胁。因此，韩国经济真正处在两难危机之中。当务之急，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韩国不得不大规模收缩。
IMF：救援还是掠夺
面对IMF开出的足以摧毁韩国经济的援助条件，我们不得不怀疑其真实动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因为说了太多真话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示下被“强制退休”的经济学家，通过2000年4月《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了IMF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什么。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更为困惑的是，这位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转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发现，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他写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