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及其命运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中国的诗人和读者们。第一次将普希金之后俄罗斯诗歌的“白银时代”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他所引用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诗，也像珍贵的种子一样落在了北岛、多多那一代人的心中。正因为这种挥之不去的“情结”，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收集和阅读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的英译本。曼德尔施塔姆已经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者和成熟的诗人。他的诗学中所隐含的东西诗人跨越时间、用新的语言重塑过去经验的能力在一系列大胆的智力突袭中显现出来。
正是以这种诗学意识和艺术表现，他既与同时代的“未来主义”先锋派拉开了距离，也摈弃了象征主义的梦呓及其对超验世界的迷恋，他使诗歌回到了具体可感的现实中来。正是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如布罗茨基所指出的那样，他还要运用亚历山大诗体这种“记忆载体”去呼应和沟通另一种“记忆载体”奥维德的六音步诗体，以把俄国的语言和诗带回到他所说的“世界文化”之中。
这就是曼氏早期的诗歌抱负。在朝向一种新古典主义诗学的同时，曼氏还愈来愈专注于语言和形式，称“诗即手艺”。
而这样一位诗人的命运不能不注定了是悲剧性的。却不幸生于一个历史的大灾变年代。从那时起，这种洞见就使他成为最具有当代性的诗人，从更深的层次上说，也即俄罗斯最具有政治性的诗人。
这样的诗，不仅表现了诗人的“奥维德情结”，也令人惊异地预示了他自己的命运，我相信很多中国诗人和读者都曾为它的悲剧性音调所震撼，并体会到这里面的巨大冲动。当然，诗人对此的反应是同情而并非谴责，正如他对世纪野兽也有几分哀怜。曼德尔施塔姆拒绝让诗歌成为任何政治的工具。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诗人心中与时代争执、抗辩的那个声音愈来愈强烈了，他对于“悲剧必然性”的体味也愈来愈刻骨。
对于曼氏作为诗人的一生，已有很多研究，让我们记住布罗茨基的描述：这是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这体现在他那“俄国版本的希腊崇拜”中，同时体现在他对时间主题的处理中。
现在看来，曼德尔施塔姆的选择，使沃罗涅日从此成为俄罗斯文学地图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座标。这是直接卷入了与命运的搏斗，而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与他的语言一种幽灵般的语言也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正是在沃罗涅日的三年期间，在艰难绝境中，曼迎来了自己一生创作的巅峰期。他在这期间的诗有近百首，编有三册《沃罗涅日诗钞》，其数量之多，占了他全部诗作的近三分之一。的确，沃罗涅日带给了诗人艺术上的新生，他在这里所写的诗，不仅更直接，也更新奇，更富有独创性，充满了词的跳跃性和“句法上的突变”。正是与大地、苦难和死亡的深切接触，诗人拥有了他的“最后的武器”。而随着经验的沉淀和感受力的深化，这片流亡者所“耕耘”的黑土地，也愈来愈令人惊异了。
曼氏在沃罗涅日的日子，曾被阿赫玛托娃准确地概括为“恐惧与缪斯轮流值守”。既有创作的兴奋，大自然的抚慰，也有无望的挣扎，以及焦虑的等待。但是，真正让一个诗人不朽的，却是那与死亡的抗争，那种灾难中的语言迸发和闪耀。曼氏流放后诗风的变化，是主题上的、意象和词语上的，也是句法上的、发音上的、语言姿态上的。这就是说，即使身处逆境，曼氏依然是一个存在意义上的诗人，他要力图穿过个人的苦难经历来为事物重新命名，并对世界进行勘探和测量。
从很多意义上，曼德尔施塔姆是幸运的，因为有娜杰日达这样的女性在陪伴他，有阿赫玛托娃这样的伟大对话者在关注他，有那么一种神圣女性的“低部沉重的高扬歌声”在伴随他，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最后的诗中会深深透出那种“知天命”的坦然和超然。诗人最终达成的，仍是对爱、信念和苦难的希望本身的肯定。他最后所做的，仍是要这首诗的接受者和他一起向远方抬起头来，因为那即是命运最终的启示。
曼德尔施塔姆最后的诗，就这样展现了他与他的时代的剧烈的冲突。但它们不仅仅是牺牲者的文献，它们是血的凝结，也是语言本身所发出的最后痉挛，是深入到了存在的内核中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诗篇。
诗人的悲剧性命运，他的“永久的心跳”和为此付出的全部代价，为这种“真实”提供了永久的保证。前些年，在我翻译策兰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也必须去翻译这位被策兰视为亲人和精神先驱的诗人。在那里，围绕一个提供形式和真实的中心，围绕着个人的存在，以其永久的心跳向他自己的和世界的时日发出挑战。这显示了从被毁弃的一代的废墟中升起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与我们的今天是多么相关。
为此，有时一首诗的翻译我参照了多种英译和研究资料，也经过了再三的修改或者说“聚焦”过程。
在本雅明看来，正是通过这种伟大作品才具备的“可译性”，原作将自己授予译作，而译者也有可能以充满创造性的翻译，使其本质得到新的绽放。不管怎么说，只有以这样的“再创造”，才配得上曼德尔施塔姆在语言上的创造力，也只有这样来译，才能给我们自己的汉语诗歌带来一种灼热的语言上和精神上的冲击。显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多位英译者都谈到了在英语中再现俄语诗歌特有的音乐性的巨大困难。希尼称赞了默温的翻译，但也委婉地指出在将曼氏的格律诗翻译成自由诗时弱化了原诗“雕塑般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看，曼德尔施塔姆几乎不可翻译，但诗的生命就在于翻译。诗的不可译性也在召唤着翻译。而我作为一个汉语译者，也必须找出其音律、节奏方面有效的替代方案，以这样的汉语句法来译，不仅强调了意象本身，也形成了一种节奏和张力。我只是想更深刻、也更有力地传达出来自汉语世界和我个人生命中的共鸣，只是想通过翻译刷新和深化人们对这位天才的悲剧性诗人的理解，并尽力把他最闪光的东西揭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