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出生于1891年，他很早就进入到20世纪初期处于所谓“白银时代”文化浪潮中的俄罗斯文学界。
这个犹太裔孩子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的童年，并在捷尼舍夫学校接受教育，这都促成他成为一个深受希腊和欧洲文化影响的人。他最初的抒情诗，显示出他对那时典型的象征主义式的彼岸世界观的被动接受，这种接受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对普遍文化的渴求。
曼德尔施塔姆自己从未拒绝过象征主义，更多地趋向了一种对称性，建筑原则不仅被确立为诗歌的持久标准，而且还是超越诗人个人局限的方法。
曼德尔施塔姆不同于其他的阿克梅派诗人，他已经成为一个新古典主义者，他把地中海世界重新阐发为一个永恒的想象之源。到1913年，曼德尔施塔姆已经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者和成熟的诗人。他的诗学中所隐含的东西诗人跨越时间、用新的语言重塑过去经验的能力在一系列大胆的智力突袭中显现出来。
很少有俄罗斯诗人通过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来躲避灾难：实际上，古米廖夫是唯一一个将自己暴露于枪林弹雨中的诗人。阿克梅派诗人是那样倾心于统一的欧洲文化，因而面对几个世纪以来的交流和统一体的瓦解，他们只能感到恐惧。1914和1915年的凶兆，彼得格勒周围闷烧的泥炭沼泽，俄罗斯第一位贝多芬的挑战者斯克里亚宾的死亡，似乎都是一场大灾变的预示：战火，太阳和天才的毁灭。在彼得格勒上演的蕾切尔表演的拉辛的《菲德尔》，令人惊愕，难以忘怀，仿佛那不仅仅是一个神秘的女王，还是太阳女神和整个文化的消亡。从更深的层次上说，也即俄罗斯最具有政治性的诗人。
如同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勃洛克和几乎每一个有服役义务的俄罗斯诗人一样，曼德尔施塔姆也被免除了兵役。曼德尔施塔姆也开始洞察到俄罗斯诗歌的周期性：1917年和1918年的事件使他回到十八世纪的诗歌先驱那里。
他后来再未被命运或当局允许立足于彼得格勒：而对于他的后半生来说，正如同罗马之于奥维德，那里是他垂死的故乡，一个失掉的帝国的中心。曼德尔施塔姆的忠诚也宣判了他的无家可归，也就是最终被判流放。在苏维埃当权者的眼中，他是一个影子，甚至是一个影子的化身，在他的诗歌中，“阴暗”“影子”等词的频繁使用一定有其重要的意义。
曼德尔施塔姆对精确性、音乐性和连续性的关注，使他成为俄国最值得翻译的诗人之一。
曼德尔施塔姆是最出众的谈话者之一，他不像今天的这些人，只是倾听和回答自己。在谈话时他彬彬有礼，反应敏捷，并且总是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从没有听到他重复自己，或是在那里“老调重弹”。他学起外语来毫不费力，他可以用意大利语背诵整页的《神曲》。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让娜佳教他一点也不会的英语。他谈论诗歌的方式是令人眩晕的：充满了激情，有时也很偏颇，显得有点不公平，例如对待勃洛克的诗。他这样谈到帕斯捷尔纳克：“我是如此多地想到他，以至于我自己都累了”“我确信他一句都没有读过我的诗”；关于玛丽娜他则这样说：“我是反茨维塔耶娃者。”
奥西普在家里时总是开着音乐，这一点很少见。他最害怕的就是变得无声，他称之为“窒息”。当这种无声抓住他时，他会惊恐万分，他会想出荒谬的理由来解释这样的灾难。另一个经常令他失望的是他的读者。他总是认为喜欢他诗歌的是一群错误的读者。他熟悉并能记得其他诗人的诗，他常常为某一行诗着迷，他读到的他都能轻易记住。
1933年秋天，曼德尔施塔姆终于在纳晓金路有了一个住所，两个小房间，在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上。流浪的日子似乎是结束了。在那里，奥西普第一次有了一些藏书，主要是一些意大利诗人的老版本书。
虽然那个时期相对比较平静，但不详的阴影和厄运仍然笼罩着这所屋子。简言之，他们那时没有什么能够维持生活只有靠一点翻译，一些评论，和一丝希望。他的抚恤金仅仅只够支付房租和买口粮。这一时期曼德尔施塔姆的外表变化很大。他的体重增加，头发变得灰白，呼吸也开始吃力了。他看上去像一个老头，但是他的眼睛仍像从前一样炯炯有神。他的诗越写越好，散文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