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在中枢议事上拿出了自己的决策。
秋收结束，大军渡淮作战，攻克寿春，夺取淮南，饮马大江。如果战局许可，大军马不停蹄，继续渡江作战，杀进江东，彻底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
这一决策得到了中枢大臣们的一致赞同，而这一决策的出台，也表明秦王政迫于形势，不得不否定了武烈侯所主张的“稳定”战略，放弃了以暂停统一战争为代价进行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的设想，转而全力支持“发展”战略，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
接着秦王政宣布，假如渡江作战困难太大，大军短期内无法越过大江天险，那么在大军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东南主力大军迅速越过南岭，远征西南，开辟西南战场，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另外，咸阳开始直道修筑，集关中、河东、北地、上郡、太原等京畿和西北郡县的力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子午岭和白于山段的直道修筑，以加强北疆防御实力，同时也加强中央对北疆的控制。
这一决策当即遭到了很多中枢大臣的质疑。
秦王政竟然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选择了“中庸”之道，既想缓和与功臣们之间的矛盾，把统一战争进行到底，又想得到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支持，决定在渡江作战之前开始直道修筑和远征西南，这完全出乎中枢大臣们的预料。
这一决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矛盾转移，本来朝堂上最激烈的矛盾是秦王政和功臣之间的矛盾，现在秦王政通过这一决策，迅速把矛盾转化为武烈侯和功臣之间的矛盾。这一招“乾坤大挪移”太厉害了，直接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们之间的冲突，事情愈发复杂了。
武烈侯提出的“稳定”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北疆，北疆将因此战略而稳步发展，如果直道修筑完成，北疆的发展速度将大大加快，这都有助于武烈侯在北疆割据称霸。
“发展”战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功臣们，功臣们将利用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竭尽全力控制地方力量，继而形成与中央的对抗。
目前中央的财政非常有限，而远征江东耗费巨大，功臣们若想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必须集中中央财政全力支持统一战争。而秦王政的这一决策迫使功臣们不得不与武烈侯争夺有限的中央财政，谁能夺得中央财政，谁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谁就能在未来形势的发展中占据绝对优势。
这时候，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权威体现出来了。你想要中央财政，可以，妥协吧，你妥协了，让步了，我就给你财政支持。
武烈侯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功臣们也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双方各有各的打算，而秦王政和咸阳宫在事关大秦未来的利益上绝不妥协，结果就有了这么个决策，秦王政以中央财政为诱饵，挑起了武烈侯和功臣们之间的斗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秦王政要做渔翁了。
豪门贵族分裂了，既得利益集团分崩离析，其实力必然大打折扣，在与咸阳宫的对抗中必然处于下风，这是豪门贵族们事先根本没有想到的结果。
那么，武烈侯和功臣们有没有互相妥协握手言和的可能？现在反击秦王政和咸阳宫的唯一办法，就是武烈侯和功臣们联手结盟，最起码要维持过去的那个利益联盟。
然而，武烈侯绝不可能妥协了。
宝鼎有自己的理想，但他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毁，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唯一可以自我救赎的办法就是帮助秦王政阻击豪门贵族对“分封”的攫取，帮助秦王政尽快实现中央集权，帮助秦王政实施休养生息之策，让帝国赢得永久的统一，让中土世代安享和平。
当初，宝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要崛起和壮大，于是结盟于豪门贵族，借助豪门贵族的力量而崛起，现在，他崛起了，也壮大了，这时他发现豪门贵族是自己实现理想的最大阻碍，于是他不得不与豪门贵族反目成仇，拔剑相向。
事实上，现在的宝鼎也不敢与豪门贵族妥协结盟了。
秦王政这一决策，等于把大秦朝堂上鼎足而立的政治格局彻底挑明了。秦王政和咸阳宫、武烈侯和北疆、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就是今日大秦朝堂上的三股政治势力，任何两方携手，都能击败另外一方。
在这三股政治势力中，武烈侯和北疆是最弱的，尤其致命的是，北疆的生存和发展直接控制在咸阳手中，只要咸阳中断给北疆的财赋支持，北疆就岌岌可危。
武烈侯和北疆如何选择？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既然武烈侯和北疆没有选择的余地，既然秦王政利用这一决策把武烈侯和北疆与咸阳宫捆绑在一起，那么形势不言而喻，对功臣们来说是极度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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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的这一决策看上去完美无缺，似乎稳操胜券。
然而，宝鼎也罢，中枢大臣们也罢，首要关注的都是中央财政。中央财政的承担者是谁？就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无力承担沉重的赋税，那么中央财政就会崩溃。中央财政崩溃了，秦王政手里的“诱饵”没有了，他的这一计策还有成功的可能吗？他拿什么去推进局势的发展？
秦王政决策中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他给了功臣们一个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你如果一鼓作气打过大江，你就赢了，但假如你受阻于大江，那就对不起，我不可能给你足够长的时间来对抗中央，而武烈侯和北疆也不可能坐失发展壮大的时机。
功臣们有信心一鼓作气打过大江，但秦王政既然拿出了这么一个条件，那么武烈侯和北疆肯定要从中作梗，秦王政和咸阳宫也会设置障碍，可以预见，南征大军肯定要在大江北岸停下来。
这一停下来，形势就变了，秦王政和武烈侯联手，要修筑直道，要远征西南。
直道修筑毕竟受制于作业条件，工期长，属于长期性投入，每一工期投入有限，说停也就停了，但远征西南不一样，那是一次性投入，投入巨大，而且一旦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几十万远征大军怎么办？
远征西南可以说夺走了中央的全部财政，即便南征大军做好了渡江作战的准备，中央也没有财政支撑大军渡江作战了，如此一来统一大战也就暂时停了下来，而功臣们乘机壮大地方势力的步伐也就慢了下来。
远征西南的战略意义谁都知道，虽然这个战略目的能否像预想的那样实现是个未知数，但最起码在远征军开辟了西南之后，秦王政和中央的权威会有所提高，而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假如远征军在占据西南后，转而北上杀进江东，那势必破坏了功臣们利用占据江东来扩大地方势力的计策，其后果非常严重。
仔细想一想，不难发现秦王政这一决策的真正目的。这一决策看上去是挑起武烈侯和功臣们对中央财政的争夺，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拿中央财政去远征西南，从而彻底击败武烈侯和功臣们妄图壮大地方势力对抗中央的图谋。
说白了，秦王政既不想打江东完成统一大业，也不想修筑直道发展北疆，他就是想拿中央财政去远征西南，继而遏制武烈侯和功臣们壮大地方势力，继而给中央赢得足够的时间来控制更多的地方郡县，最终帮助中央成功阻御“分封”大潮的冲击。
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这是在武烈侯和功臣们都没有采取相应对策的情况下，假如武烈侯一定要修筑直道，而功臣们一定要打过大江，秦王政一定要远征西南，那么大家都要抢夺中央财政，最后就会形成最为恶劣的一种结果，那就是迫使中央加大赋税的征缴力度，拼命地“压榨”普罗大众，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到极致。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生死悬于一线了，还要不要保住统一战果？还想不想瓜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还是否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
这就是拿未来的帝国做豪赌，谁不敢赌，谁迟疑不决，谁就输了，但谁敢赌，谁就是义无反顾地去舍身赴死，还是输。
这就是一个有输无赢的赌局，唯一能确保胜算的就是“庄家”，就是秦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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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不管自己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也不管自己隶属于哪个政治势力，他首先必须站在中枢决策者的立场上考虑王国的未来。只要王国能在未来获得丰厚的利益，那么其所在的政治势力才能获得需要的利益，才能实现所追求的政治理念，否则，一切都是井中月水中花，都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现在，秦王政的决策满足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但结果是王国的利益被无限制地掠夺，中央财政肯定要崩溃，王国的未来一片黑暗。国祚岌岌可危，王国的利益得不到保证，依附于王国而生存的政治势力又拿什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未来？
中枢大臣们的质疑声越来越大，但秦王政始终保持沉默。
他拿出这个决策后，他就是旁观者了，他相信没有哪个中枢大臣会反对自己的决策。当前形势下，还有比这个更完美的决策吗？肯定没有。
至于中枢大臣们的质疑，都集中在中央财政上，而如何提高中央财政，那不是秦王政这个最高决策者的事情，而是中枢大臣们的本职工作。
中枢议事很快进入高潮。
中央两大财政官长治粟内史卿冯去疾和少府卿王戊明确表态，中央财政无法保证大军在渡淮作战后继续进行渡江作战，也就是说，即便秦军在军事上具备了吞灭楚国的能力，但因为中央财政的极度匮乏，大军也只能止步于大江北岸。
言下之意，中央财政既然无法支撑大军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战争，那就更不要说去远征西南或者修筑直道了。
太尉公子腾、上将军王翦、蒙武、麃公，卫尉卿李瑶、中尉卿张唐等大臣从军事角度和统一战争的形势出发，强烈要求在最短时间完成灭楚之战，为此他们建议中枢马上修改赋税政策，加大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力度。
太傅公子宝鼎、郎中令蒙嘉、廷尉卿李斯、御史中丞甘罗、内史公子成等大臣极力反对增加赋税和徭役，认为这是竭泽而渔，必将危及到国祚的安危。
这时候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四位上公大臣提出了一个折衷意见，暂时不做增赋加徭的考虑，先进行渡淮作战，假如渡淮作战顺利，渡江作战也万事俱备，那么中央就以完成统一大业为第一要务，下令增赋加徭，全力保证大军渡江作战，完成中土的统一。
反之，假如渡淮作战不顺利，渡江作战更是困难重重，那么中央就必须改变统一战争的攻击策略，就必须开辟西南战场，然后对江东实施战略上的大包围，最后以南北夹击来完成对楚国的最后一击。
也就是说，增赋加徭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逼，统一大业所必须，但实施力度不一样。假如大军在渡淮之后马上渡江作战，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统一大业，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不大；，反之，假如大军必须远征西南，必须以开辟西南战场来完成对楚国的攻击，那增赋加徭的力度就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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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大臣们旋即沉默。
这不是因为四位上公大臣的一致意见份量沉重，而是因为这明显是一个陷阱，一个反击秦王政的陷阱。
很明显，秦王政无意攻打江东，而武烈侯又一门心思要修筑直道发展北疆，那么无论功臣们如何努力，最终都会止步于大江北岸，既然如此，何不将计就计，让秦王政去远征西南？
远征西南的成功率有多大？看看楚国就知道了。楚国几百年来有不少胸怀大志的君王都有过开辟西南、拓展疆土的想法，有的甚至付诸实施，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南岭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条大渠改变不了现实，以今日大秦的国力和当前的形势，远征西南注定了要失败。
南岭大渠的开凿是武烈侯设下的一个陷阱，而西南策略更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偏偏秦王政就上了武烈侯的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竟然相信了武烈侯的西南策略，竟然要远征西南，试图以远征西南来拖延统一的进程，延缓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试图以开辟西南来增加咸阳宫的权威，打破眼前政治上的困局，这未免过于异想天开了。
秦王政的决策一出，武烈侯和功臣们的矛盾骤然突出，武烈侯和豪门贵族迅速分裂，两者因为争夺中央财政势必要大打出手，而秦王政则可借此机会渔翁得利，调集中央财政去远征西南。但贵族们不想与武烈侯反目成仇。在他们的眼里，武烈侯和他们的目标都是分封诸侯，两者利益诉求一致，何必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而大打出手，让秦王政渔翁得利？所以，干脆推动秦王政去远征西南。如此一来，秦王政和武烈侯为了争夺中央财政就要拔剑相向了，最后就算秦王政胜出了，武烈侯也必定从中阻挠，而江南控制在武烈侯手上，假如武烈侯出手阻挠，远征西南更是没有半分胜算。
形势发展到那一步，秦王政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必定以大败而结束，咸阳宫随即在政治上陷入全面的被动，可以想像，那时秦王政还拿什么来阻止功臣分封？
退一步说，就算秦王政说服了武烈侯，这对兄弟联手合作，创造了奇迹，赢得了远征西南的胜利，但远征西南的巨大耗费将把大秦拖进崩溃的绝境。
中央财政全面崩溃，秦王政拿什么统治王国？中央增赋加徭，国民不堪重负，必定引发叛乱，叛乱一起，功臣们率军戡乱，可以迅速增加对地方的控制力，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一混乱形势对抗中央，拒绝中央的命令，在所控制地区实施“轻赋薄徭”以收买人心，于是也就形成了割据的事实。
割据形成事实，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秦王政还能阻止分封？那时他若想维持大秦的统一，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分封功臣了。
但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变数，那就是武烈侯和北疆武力。
秦王政之所以敢于实施此策，就是因为他掌控了武烈侯和北疆的命脉，他可以借助北疆的强大武力威慑功臣，假如武烈侯志不在一方诸侯，而是野心勃勃要取代秦王政，那变数就太大了，武烈侯完全可以利用形势，先与秦王政合作诛杀功臣，然后再反噬咸阳，篡位谋国。
到了那一刻，秦王政固然是自取败亡，而功臣们也统统掉进了武烈侯的陷阱，最后秦王政和功臣们都成了武烈侯的口中食，为武烈侯做了“嫁衣裳”，白白把一个帝国拱手送给了武烈侯。
变数始终是未知的，秦王政会防备武烈侯，而功臣们也会更加谨慎，但现在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三天后，中枢大臣们一致通过了秦王政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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