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迪出院次日就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上学。我跟约翰走进护士办公室，手中拿着血糖监测仪、胰岛素笔、酒精棉片、胰高血糖素和护理计划书。弗雷迪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最想知道的是自己还能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吃牛肉干。但是，我眼中的他跟以往背着书包穿梭在这个世界的他已然不同。因为他的书包里装满了“注射剂、慢性病、血糖指数、酮类、医院”这些词。
之后，我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个夜晚发生的事。那晚是雷暴雨天气，爸爸开着他白色的旧卡车载着我，从波士顿北部某个地方沿着128号公路一路往南行驶，当时车子因为引擎过热抛锚了。我们被困在高速公路边上，孤立无援。
在那个年代，如果车子抛锚，人们一般会找电话亭打电话寻求救援。当时，我大概8岁，夜里留这么小的孩子待在高速公路边的卡车里有点儿不妥，所以趁着大雨暂时减弱，我们就走进又高又湿的草丛中，往出口匝道不远处星星点点的人家走去，那些房子在夜色中黑黢黢的。
由于暴风雨，家家户户都停电了，我们敲了几户人家的门才找到一部电话可以使用，爸爸马上打给肯定早已担心不已的妈妈。随之，我们又长途跋涉回到卡车里，等妈妈来接我们。
卡车电池还有电，我们放着爸爸当时最喜欢的磁带——史提夫·汪达的《会说话的书》专辑。车窗上一片雾气，我还记得当时驾驶室里的味道——混合着锯屑、橙皮、灰尘和咖啡的气味，一如爸爸身上的气息。
我懒懒地靠在刺痒的编织衬垫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耳边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我相信》（爱上你，便是永恒），听完后又会倒带再来一遍。播放到“我相信”部分时，爸爸会用假声跟着和声，而我则成了最心满意足的冒险家，因为那时候早就过了我的就寝时间，我在黑暗中看着外面车灯忽闪。很快，妈妈就开着小小的大众“兔子”赶来了，将我们安全接回家，然后上床睡觉。
现在的弗雷迪跟我那时差不多大，我打算跟他开诚布公地谈谈，告诉他他得了糖尿病，我得了癌症，如何治疗以及令我很不安的事，尽量让这些话听上去没那么可怕。或许我也无法应对最可怕的事，但应对这些不那么可怕的事情，我还是可以的。
我仔细观察他是否有创伤、痛苦或愤怒的迹象，每天问他一百次感觉如何，竭力压抑自己那乱七八糟的愧疚感和不安感。
一天，他轻轻拨弄着我手上新增的静脉输液疤痕，说道：“有时候我特别想念医院，想念到哭出来。”
医院。不断发出哔哔声的机器。凌晨3点走廊里昏暗的灯光。狭窄的乙烯基沙发和纸床单。我凌乱的头发。我胡乱堆在椅子上的杂物，粉红色的乳腺癌大托特包。我提心吊胆地盯着弗雷迪的尿液样本罐，看有没有酮体产生。儿子身上各种管和线纠缠在一起。医生认为他还患有尚未查出的心脏病，我们等了4小时零12分钟。其间，技术员、医生和护士一遍遍地过来。弗雷迪想念的是那样的医院？
“在那里，我可以一直玩电子游戏，”他说道，“而且夜里你爬上床搂着我，我们一起聊天，你还记得吗？”
哦，他想念的是那样的医院啊。他的头抵着我的下巴，我闻到了他汗湿的鬈发的气味。每当有陌生人走进病房，他都会攥紧我的手。他的呼吸声很均匀——他长大后，我再也没有躺在床上清醒地听过，那一刻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不知所措的新手妈妈。
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爸爸在深夜的暴雨中驾驶，带着孩子去敲响陌生人家的门，坐在川流不息的128号公路路肩上，最终不得不留下抛锚的卡车。有没有可能，爸爸那时跟我不一样，他并没有觉得特别刺激呢？
与此相反，他是不是既担心又疲惫，而且束手无策呢？
《我相信》这首歌，是不是也没有为他开启微光闪闪的冒险世界？现在的他还会独自在车里唱这首歌吗？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有没有觉得有很多人爱着自己？无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他都会兴奋不已？
刚才，我问爸爸还记不记得那次旅行。他说：“哦，当然记得。那晚回到家，我真是累坏了。”
我为爸爸拷贝了一张《会说话的书》光盘，换掉早就坏掉的磁带。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他在家中的厨房里播放了这张光盘。看来，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他还是会同以前一样跟着这首歌低吟浅唱。
这让我不禁想：如果你爱上自己的孩子，就会爱他们一辈子。在那个黑夜的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事，是同样的道理。在那辆抛锚的小卡车驾驶室里，循环播放着史提夫·汪达的歌，令人心安，让人相信一切都会安好。
医院单人病床上那两个依偎在一起的身影，也是一样的。那种情景好像在说，不管怎么样，孩子都会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