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得过乳腺癌。”
听到这句话，不管正在为我绘制家族病史的是谁，他都会抬起头来。“20世纪70年代，他接受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他的妹妹也得了这种病，五十几岁就去世了。得这种病的还有他的侄女和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
我坐在遗传咨询室的办公室里，遗传咨询师正在纸上快速草拟出我的家谱，上面有四方形，也有圆形。得癌症的亲属名字标着X，纸上有好多好多X。
我母亲这边的亲戚：她的父母都得了癌症，不过不是乳腺癌。她的妹妹得了早期黑色素瘤。在这次咨询过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我妈妈将死于一种叫作多发性骨髓瘤的血癌。
我发现遗传咨询师正在绘制的图表，跟我七年级科学课上学的庞纳特方格法很相似。那时长大成人似乎唾手可得，却又遥不可及。庞纳特方格法类似占卜算命，比通灵板或“东南西北”折纸游戏更高级。随便从班上选个男孩，你就可以预测出自己跟他会生出棕色眼睛或手指、脚趾上长棕色细毛的宝宝。比如此刻，遗传咨询师的图表显示我会得癌症。
我记得当时的庞纳特方格法上写有两个孩子——麦克·亨宁格和克里斯蒂塔·斯泰普尔顿，他们俩百分之百会生一个蓝眼睛的宝宝。他们的未来已然确定。七年级时的我看到这个结论不禁为之一振。当然，前提是克里斯蒂塔跟麦克相爱，并且愿意跟他生孩子，并且克里斯蒂塔会怀孕，并且宝宝会平安出生。
至于我父亲这边的亲戚，他的姊妹携带乳腺癌2型易感基因突变。20世纪90年代，她在被确诊患有乳腺癌后做了测试，是我们之中第一个接受这种测试的亲戚。她的女儿没得癌症，不过她的身上也有这种突变基因。父亲还在世的三个兄弟中，至少有一人也携带这种突变基因。
结果显示我身上没有这种基因，但37岁的我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可我并没有携带乳腺癌易感基因啊！
“我待会儿发你一份研究资料。”遗传咨询师告诉我，“鉴于你的情况，你也许会对其中的发现感兴趣。”
研究资料显示，在一个家庭中，如果经鉴定，有一人携带乳腺癌基因突变，1型或者2型，即便其他家庭成员身上没有这种突变基因，他们患乳腺癌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说，我们的图表可能漏掉了某些基因。”遗传咨询师说道，“这只是冰山一角，并非全貌。”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于很多事都没十足的把握。
据我们所知，是否罹患乳腺癌，基因仅占比11%，剩下的89%如同天外飞来的横祸，会随机地飞向我们。
祖母去世两年后，患有乳腺癌的祖父在我7岁时也去世了。他们两人都死于癌症，祖父的乳腺癌可能转移到其他部位了，也许是死于其他类型的癌症。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还无法确定具体是什么类型的癌症。
“你看过他乳房切除后的疤痕吗？”一位叔叔在我确诊后问我。
我看过一次，不过当时我以为那是祖父在战场上受伤留下的。那时是夏天，我只有五六岁，我们家在科德角有一栋避暑别墅，别墅下面是一片岩滩。祖母养了匹马，叫作酋长，当时它的腿卡在两块巨石之间，它使劲往外挣脱，结果腿咔嚓一声断了，无奈之下，大人只好将它射杀。马的尸体过于庞大，我们无力挪动，就将石头摞在马身上。大家都累得大汗淋漓，那个石堆堆得比我还高。
祖父十分瘦削，肌肉发达，但身板僵硬，我们家都是这样的体格。不过他裸露的胸口却是另一番模样，狰狞扭曲的疤痕下面便是胸腔，好像凿空木头做成的小船。
“大人的生命真是充满惊奇，”我当时这样想，“但谁又能想象得出当大人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数年以后，我们沿着岩滩往远处漫步，经过陡峭的悬崖，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海湾，发现了酋长白森森而凌乱的骸骨。刚看到时，我以为是什么远古巨兽的骨头，那么大一块。我们将其中一块骨头置于壁炉架旁的桌子上，上面还有一个张着大嘴的竹荚鱼下颌、一只王蛇蜕下的皮、好像一碰就会碎的无数海螺卵附着形成的螺旋体，还有两座木牌，上面刻着祖父母的生卒年月。
有些事情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身边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