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许之地
三周来，我眼前的这座城市看上去仿佛就像在另一个星球上。它与我相距仅有几公里，中间那条隔开我们的海峡窄得我几乎可以游过去，尽管如此，它对我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犹如有成群的坦克拱卫着它。保护着它的是二十世纪最坚固的堡垒：由各种有关证件、签证的清规戒律和官僚主义那冷漠而非人道的法律条文构成的壁垒。我置身在埃利斯岛[1]，时值1944年夏，眼前的城市是纽约。
埃利斯岛是我经历过的最温和的拘留营，人们在这里既不挨打也不受刑，不会因做苦工被折磨死，也不会被用毒气杀害。这里的伙食甚至也不错，还免费，也有能让人睡觉的床铺。虽然到处设有岗哨，但站岗的人几乎都很友好。移民美国的人但凡身份证件可疑或是不合格，都要先被扣留在埃利斯岛。光有美国驻欧洲使领馆的入境签证还不够，入境前还要经过纽约移民局的再次验证和确认，此后才有资格入境。倘若经检查不合格，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得坐下趟轮船被遣返。然而遣返已经早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欧洲在打仗，美国也参战了，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围追堵截，现在已鲜有客轮驶往欧洲港口了。对遭到拒绝的移民来说，这也可能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样一来这些数年来到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就有希望能在埃利斯岛多逗留一段时间。但这种安慰却被许多其他传言削弱了，如传说中的载满了绝望的犹太人的幽灵船，数月来这些船在洋面上到处游弋，无论它们想在何处靠岸，都遭到了拒绝。有些移民在古巴和南美港口亲眼看见了那些绝望者的面孔，他们在破败的轮船栏杆旁挤作一团、在关闭的港口前喊叫着祈求怜悯，他们是一群无望的现代的“漂泊的荷兰人”[2]，他们希冀躲过的是潜水艇和人类的无情，他们是一群虽生犹死的人和受到诅咒的灵魂，他们唯一的“罪行”就是生成了人并且想活下去。
拘留营中，精神崩溃已是屡见不鲜。奇怪的是，在埃利斯岛上，这种情况要比法国拘留营面临德国部队和盖世太保大兵压境时严重得多。这大概与法国当时严峻的死亡威胁有关，这种威胁如此之大，以致它能阻止精神崩溃的发生。相反，当已经近在咫尺的获救突然又变成海市蜃楼时，人们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者的数量继而剧增。然而在这里不像在法国有那么多自杀的，因为尽管有绝望相伴，希望还是足够大的。但是，哪怕是一位和善的核审员的审问都可以导致精神崩溃——流亡年代养成的不信任和警觉只要在瞬间稍有松懈，就会立即引起审问者的怀疑，这时被审问者就会为自己的疏忽而恐慌。而发生精神崩溃的人当中，男性总是多于女性。
这座近在咫尺而又难以企及的城市变为一种酷刑，它折磨人、引诱人，许诺而又食言。有时它仅仅是个面目不清的怪物，四周云雾缭绕，到处喧嚣着轮船的噪音，轮船就像是一群钢铁的鱼龙目古兽。夜深时，它又变换成一片惨白的月光笼罩之地拒人于千里之外，那成百上千的塔楼令它成为一座如幽灵般的巴别塔。然而，当万家灯火在傍晚相继点燃时，它又变为一块悬挂在地平线上闪烁的地毯，与欧洲那一片漆黑的战夜相比，令人感到异样和错愕。这时，休息室中常有流亡者起身离床，他们是被睡眠者的抽噎、呼噜和叫喊吵醒的，后者在梦中仍被盖世太保、宪兵和党卫军的杀手们追捕着。醒来的人三五成群聚在窗口，他们或喃喃自语，或一言不发地凝视着美国这片应许之地[3]那光怪陆离的灯光全景。此刻，他们那灼热的目光中所流露出的兄弟情谊和共同感受只能源自痛苦，而绝不可能出于幸福。
我有一本德国护照，有效期还有四个月。护照上的名字是路德维希·佐默，护照几乎可以说是真的。它是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来的，两年前那位朋友死于波尔多。因为我们俩的身高、头发和眼睛的颜色都恰巧相符，从前的数学教授、现在在马赛[4]从事伪造护照工作的鲍尔劝我不要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尽管流亡者中不乏出色的平版印刷工人，他们能为没有身份证的难民制作可用的证件，我还是听从了鲍尔的建议，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姓名。我的本名反正也快不能用了，它上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废弃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的护照几乎是真的，只是我本人和照片中的并非一人。这方面的专家鲍尔给我讲过这样做的好处：一本改动太大的护照，即使做得天衣无缝，也只能经得住粗略的检查。任何设备稍好的警方实验室都能查出这类护照的破绽，而一旦露出马脚，等待我的只有监狱、驱逐或是更可怕的事。相反，一本真护照，即使拥有者是冒名顶替的，要想弄清真相也要花费数倍的调查时间。首先得与出具护照的机构联系、查明事实，但开战以来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所有与德国的联系都中断了。自那时起，专家们普遍建议最好改变身份，在印章上做手脚要比在名字上容易得多。我护照中唯一较大的差别是宗教信仰，佐默是犹太人，而我不是。鲍尔认为这不碍事。
“要是被德国人抓住了，您就把护照扔了，”他解释说，“因为您没割过包皮，[5]也许找个借口就能蒙混过关，而不必被用毒气杀害。而反过来，犹太人的身份在逃亡的路上对您又会有益处。至于不懂相关习俗，您可以解释说您父亲和您一向就是无神论者。”
三个月后鲍尔被捕了。持有西班牙领事身份证件的罗伯特·希尔施曾试图营救他出狱，但他晚到了一步，头天晚上鲍尔已被押往德国了。
在埃利斯岛，我遇到两位流亡者，以前我们见过几次面，都是在“苦路”[6]上。这条苦路是流亡者逃避希特勒政权的路程，它经由荷兰、比利时、法国北部至巴黎，在那儿，苦路就分了岔，一条经里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经波尔多、马赛、比利牛斯山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最后到达里斯本的港口。苦路的名字是那些走过这条路的德国流亡者起的。他们不仅要躲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还不能让所到国家的宪兵抓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有效证件，也没签证。要是被宪兵抓住，等待他们的就是关押、监禁和驱逐。许多国家至少还足够人道，不把他们遣返回德国境内，在德国，他们肯定会死在集中营里。只有少数逃亡者持有效护照，剩下的许多人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疲于奔命。没有证件他们也无法正大光明地工作，大多数人都要忍受饥饿、痛苦和孤独，所以他们把这条逃亡之路叫苦路。他们驻足的地方往往是城里的邮局和公路旁的白墙，他们希望在邮局里得到亲友在那里留给他们的信件[7]，公路旁的墙壁和房舍成了他们的报纸，上面有彼此失散的人用粉笔和煤块写下的寻人启事，还有警告、提示以及身处这一冷漠而惨无人道的时代的无助呐喊。战争即将接踵而至，而在战争中盖世太保与宪兵常常狼狈为奸。
埃利斯岛上那两位流亡者中的一位，是我当年在瑞士边境结识的，那里的海关人员一夜之内四次把我们赶往法国境内，而法国的边境人员又把我们赶了回来。天气很冷，最后拉比诺维茨和我终于说服瑞士人把我们关进监狱。瑞士监狱中有暖气，那简直就是天堂，我们真希望整个冬天都能在狱中度过。但瑞士人却如现实一样的冷酷，不久之后他们就从提契诺州[8]把我们赶到了意大利，在那儿我们俩分了手。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有亲戚，亲戚替他们出了经济担保，所以几天后他们就被释放，离开了埃利斯岛。告别时拉比诺维茨向我保证，会在纽约寻找苦路上认识的其他熟人替我想办法。对此我不抱任何希望，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许诺，一旦他自由了就会把这种许诺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不感到不幸。几年前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博物馆学会了打坐，可以毫不惊慌一连几小时静坐在那里。那时，我能够控制自己以进入无意识状态，这几乎与自我暗示类似。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这样，我才没有被漆黑斗室中的孤寂压垮，我在那里躲藏了数月。当盖世太保对布鲁塞尔进行地毯式排查来搜捕流亡者时，那家博物馆的馆长把我藏在了馆中。我只有早晚能见他片刻，他给我带来些许食物，晚上闭馆后他放我出来。白天那间斗室上着锁，只有馆长才有钥匙。每逢有人走过走廊时，我不能咳嗽、打喷嚏或是弄出别的响动。做到这些并不难，但一旦危险真的临近时，恐惧引起的精神焦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令人惊慌失措。所以我防患于未然，练静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出足够的精神力量以抵抗震惊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再看手表，以致我有时辨不出白天黑夜，特别是星期天馆长不来博物馆的时候。但不久之后，我又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我这样太容易失去仅有的一点心理平衡而陷入自暴自弃的泥沼了。我反正一直离自暴自弃不远，没有走这一步，不是因为对生活尚存信心，而是期盼着复仇。
一周后，一位干瘦而羸弱的男子与我搭讪。他拎着一只绿色的鳄鱼皮公文包，看上去像个律师，那些穿梭于拘留营活动大厅的律师活像一群振翅飞翔的乌鸦。
“您是路德维希·佐默吗？”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他，他说的是德语。“问这干吗？”我反问道。
“您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路德维希·佐默吗？”那男子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满是褶子的灰脸上一嘴不同寻常的大白牙格外扎眼。
这时，我想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这我当然知道，”我回答说，“可您为什么要打听呢？”
那男子像猫头鹰似的眨了几下眼，终于说：“是罗伯特·希尔施委托我来的。”
我惊讶地抬头望着他，问道：“受希尔施委托，罗伯特·希尔施？”
那男子点了点头。“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罗伯特·希尔施死了。”我说。
那男子诧异地望着我。“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说，“两个小时以前我还与他说过话呢。”
我摇了摇头。“这不可能。那肯定是另一个人。罗伯特·希尔施在马赛被枪杀了。”
“胡扯！希尔施派我来这里，是为了帮您离开此地。”
我不相信他，我猜这大概是核审员们设下的圈套。“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
“有个叫拉比诺维茨的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您在这里。”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是莱文，是莱文与沃森律师事务所的。这回您终于相信了吧？您戒心可真是不小。为什么？您有许多要隐瞒的事情吗？”
我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相信他了。“在整个马赛，人们都传说罗伯特·希尔施让盖世太保给枪杀了！”
“马赛！”莱文轻蔑地答道。“我们现在可是在美国！”
“我们是在美国吗？”我望了望流亡者们所在的大厅，大厅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莱文再次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没错，还没彻底踏上美国的土地。在我看来，您还没有丧失自己的幽默。希尔施先生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您的情况。你们二位在法国一座拘留营里待过，对吗？”
我点了点头，依旧很茫然。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我捉摸着，而且他就在纽约！
“对不对呀？”莱文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又点了点头。不过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希尔施在拘留营只待了一个小时。他是化装成党卫军军官来的，要求一位法国指挥官交出两名受盖世太保追捕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当时他认出了我，他事先不知道我在拘留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要求也引渡我。那位指挥官是个胆小的预备役少校，早就对这一切不耐烦了，他只要求给他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证明。希尔施给他开了，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有真有假的空白证明信。然后希尔施行了个纳粹式举手礼，把我们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那两位政治家一年后又被捕了，他们在波尔多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陷阱。
“是的，没错，”我说，“我可以看看希尔施给你们的书面资料吗？”
莱文犹豫了一下。“当然可以。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想确证一下，罗伯特陈述的与我告诉核审人员的是否一致。我仔细阅读了那份资料，然后把它交还给莱文。
“对吗？”莱文又问了一遍。
“对。”我边说边向周围扫了一眼。我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变了样子。我不再是孤独一人，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我曾以为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一切都变了，什么也没有失去。
“您有多少钱？”律师问。
“大约一百五十美元。”我小心翼翼地答复。
莱文摇了摇他的秃脑袋。“稍微少了点儿，即使是办短期的旅游签证，为了继续前往墨西哥或加拿大也不够。但这还可以想办法。您明白吗？”
“不明白。我去墨西哥或加拿大干什么呢？”
莱文一张嘴又露出他的大马牙。“不干什么，先生。重要的是，您得先进入纽约，而最容易的就是申请短期的过境签证了。等您一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您可以生病，生了病就无法旅行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申请滞留签证了，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当务之急是把脚先伸进门！现在您明白了吧？”
“明白了。”
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从我们身边走过。莱文从包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角边眼镜戴上，看着她走远。“待在这儿日子肯定不好过。”他说。
我耸了耸肩。“还可能更糟。”
“更糟？为什么？”
“更糟的情况多了，”我说，“可能出不去了，并患上胃癌。如果埃利斯岛在德国，那就会有人会把您父亲钉在地上，好从您嘴里逼出口供。”
莱文凝视着我。“您真是有一种令人觉得十分恐怖的想象力。”他说。
我摇了摇头。“不，”我说，“只是有十分恐怖的经历。”
律师掏出一块大花手帕，像吹号一样把鼻涕擤得震天响。然后他把手帕细心地重新折叠好，收了起来。“您多大年纪了？”
“三十二岁。”
“流亡多久了？”
“快五年了。”
这并不符合事实，我流亡的时间还要长，但根据我所拥有的路德维希·佐默的护照记载，流亡是从1939年才开始的。
“犹太人？”
我点了点头。
“您看上去可不怎么像犹太人。”莱文说。
“可能吧。难道您认为希特勒、戈培尔[9]、希姆莱[10]和赫斯[11]看上去就特别像雅利安人吗？”
莱文又沙哑地大笑起来。“不像，确实不像！这也无所谓。如果您不是犹太人，何必要说自己是呢？特别是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对吧？”
“可能对吧。”
“您在德国集中营待过吗？”
“待过，”我不情愿地说，“四个月。”
“您有相关证明吗？”莱文有些贪婪地问道。
“没有证明。我被释放，后来就逃亡了。”
“真可惜！我们现在其实挺需要这类证明材料的。”
我注视着他，我明白他的意思。但赤裸裸地用这种东西做交易令我反感。做交易那种经历实在是太可怕了，可怕得我自己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让它们沉淀下去。不是忘却它们，而是在我用不着它们的时候，仅仅在自己的内心抹去它们的痕迹。我不是指现在在埃利斯岛，而是指在德国。
莱文打开公文包，掏出几张纸，说：“我这里还有一些资料，是希尔施先生给我的，是一些认识您的人提供的证明和说明。已经全部公证过了，为了方便，是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公证的。您不想也看看吗？”
我摇了摇头。这类声明我在巴黎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罗伯特·希尔施搞这些可谓行家里手。现在我不想看这些东西。我有些奇怪地感到，尽管这一天福星高照，似乎我还是应该给机遇留出足够的空间。流亡者大概马上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那些一直必须为百分之一的机遇而奋斗的人，也因此不在乎多等待幸运一会儿。想给莱文讲清楚这些，那是白费力气。
律师踌躇满志地把这些材料又放回包里。“现在我们还得为您找到什么人出具一份担保书，保证您在美国逗留期间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您在这儿有认识的人吗？”
“没有。”
“也许罗伯特·希尔施认识什么人？”
“这我不知道。”
“他肯定能找到的，”莱文信心十足地说，“在这种事上他很有办法。到纽约后您住什么地方？希尔施建议您住劳施旅馆，他以前也在那儿住过。”
我沉默了片刻。“莱文先生，”我说，“您是说，我确实能离开这里？”
“怎么不能呢？我不是就为这事来的嘛。”
“您确实相信我能出去？”
“当然。难道您不相信吗？”
我把眼睛闭上了一会儿。“是的，我也相信。”
“这不就得了。永远别放弃希望！还是流亡者都不是这样？”
我摇了摇头。
“您看这就对了！永不言弃——这是美国一个古老而有益的原则！您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我懒得向这个不谙世事、只会背法律条文的小子解释“希望”是多么具有破坏力。它可以吞噬一颗脆弱之心的抵抗力，就像一名濒临失败的拳击手，那些没有击中目标的出拳会耗尽他的最后气力。我见过的死于希望破灭的人，要远远多于像刺猬那样蜷缩着听天由命的人，后者的全部注意力都仅仅放在存活下去上，所以无暇他顾。
莱文合上公文包。“我现在把这些材料存放到核审员那儿。过几天我再来。振作起来！事情会办成的。”他四面嗅了嗅说：“这里的气味真难闻！就像在一家没有好好消毒的医院。”
“那是贫穷、官僚机构和绝望的气味。”我说。
莱文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绝望，”他嘲讽地问，“它也能散发气味吗？”
“您要是不知道这一点，那可真是个有福之人。”我回敬道。“哎哟，您对幸福这一概念的见解可够深刻的。”
我没接他的话茬。不深刻地讲是无法向他解释清楚幸福这一概念的，甚至活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莱文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大手与我告别。我本想问问他办这事一共得花多少钱，但我忍住没问。人很容易就会因为问题太多而乱了大谋。希尔施派他来了，这就够了。
我站起身来，目送律师离去。对他那句事情会办成的诺言，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方面我的负面经验太多，常常上当受骗。尽管如此，我仍感到内心一阵激动，而且越来越激动，激动得要失控。这不光是因为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还活着——还有别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希望，几分钟之前我还抵抗过它，并用不幸的傲慢将它驱走。现在它突然悄声而至，在此刻跳了起来，一种迷茫的、无理的、野性的希望，一种几乎没有目标的匿名的希望，这不过是对一种模糊的自由的向往。但是这种自由的目的何在？它将把我引向何方？我要这自由又有何用？我不得而知。这是一种莫名的希望，在我内心中，我所诉求的这种希望并没有拔高我自己，在这种原始的求生本能中，这种希望已经几乎与我本人没有什么干系了。我的听天由命哪儿去了？我的不信任哪儿去了？我那可怜可叹地营造出的人为优越感哪儿去了？这一切我都不复知道。
我转过身看到刚才痛哭的那位妇女。她手上现在牵着一个红头发的孩子，孩子在吃一根香蕉。
“他们对您做了什么？”我问。
“他们不想让我的孩子入境。”她小声说。
“为什么？”
“他们说，孩子……”她犹豫着，“孩子脑子有些慢。”然后她忙解释说：“可这孩子肯定能康复！在我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不是傻子！他只是有点儿迟钝！他会恢复的！他们必须给他时间！他不是精神病！可里面那些人不相信啊！”
“有医生在场吗？”
“我不知道。”
“您必须要求医生到场，一位专科医生。他会帮助您的。”
“我怎么请得起专科医生？”这位妇女喃喃自语道。“我很穷。”
“您得申请，在这儿是可以申请此事的。”
小男孩吃完香蕉后把香蕉皮理顺，然后放进了裤兜里。
“他很注意整洁，”母亲小声说，“您看他办事多么井井有条啊！他怎么可能疯癫呢？”
我凝视着小男孩，他好像没有听母亲在说什么。他的下嘴唇向下耷拉着，他在搔自己那发亮的头发。阳光照射到他的眼睛上，眼睛看上去像玻璃假眼。“为什么他们不想让他入境？”母亲嘀咕着。“他就是比别人更可怜嘛。”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们允许许多人入境，”我最后说，“几乎所有的人。每天早晨都有人被释放，您得有耐心。”
我说这话的时候十分蔑视自己。我感到自己这么做的时候，真想从这位母亲眼前逃走，她在困境中仰视着我，就好像我真能给她出什么主意似的。我没主意。我尴尬地从兜里掏出点儿钱，塞到那个看上去有些自闭的男孩手中。“拿着，去买点儿什么吧！”
这是流亡者的一种古老迷信，试图用一种愚蠢的姿态来贿赂命运。我立刻感到羞愧。我想，这是在用几个硬币的人道来换自己的自由。还有什么？难道希望那腐败的孪生姐妹——恐惧，也随之一道前来了？还有它那更加谄媚的女儿——怯懦？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在窗前站立良久，边观看窗外北面的纽约城闪烁的灯火，边回忆自己那穷途潦倒的一生。拂晓时一位老先生昏倒了，激动的人影在他床边忙来忙去。有人在找硝酸甘油，老人把他的药盒弄丢了。“他可不能病啊，”家属们小声说，“那可就全完了！明早他必须得站起来！”他们没找到药盒，然而一个留着长胡子的忧郁的土耳其人帮助了他们。早晨，老人又能步履蹒跚地走进公共活动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