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以后，那位律师又来了。“您看上去很糟糕，”他哑着嗓子说，“您怎么了？”
“全是因为希望，”我嘲讽地说，“它比不幸让人沉沦得更快。这您应该知道的，莱文先生。”
“您总是开这种流亡者玩笑！您没什么真正的理由苦恼。我给您带来了新消息。”
“什么新消息？”我小心地问。我始终怕自己的护照会露出什么破绽。
莱文笑着露出他的满嘴大马牙。他笑口常开，我想，对一个律师来说他笑得太频繁了。“我们为您找到了担保人！”他说。“这个人保证，您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一位保证人！您还有什么话说？”
“是希尔施吗？”我心存疑惑地问道。
莱文摇了摇他的光头。“希尔施早就没钱替别人担保了。您认识银行家坦嫩鲍姆吗？”
我默不作声，不知该如何应对。
“也许认识。”我说。
“也许？什么叫也许呀？您总是躲躲闪闪！您肯定认识他！他为您担保呢！”
突然有一群海鸥尖叫着，在窗前掠过动荡而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不认识什么银行家坦嫩鲍姆，我在纽约举目无亲，只认识罗伯特·希尔施一个人。此事肯定是他安排的，就像他在法国以西班牙领事身份安排这类事那样。
“我极有可能认识他，”我说，“在逃亡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所以不可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
莱文满腹狐疑地望着我。“连坦嫩鲍姆这样的名字也记不住？”[12]
我笑了。“坦嫩鲍姆也记不住。为什么不可以忘呢？正因为是坦嫩鲍姆才记不住。谁如今愿意记起德国的圣诞节呢？”
莱文擤了擤鼻涕，他的鼻梁很高。“您认不认识他无所谓。关键的是他替您担保！而他这样做了！”
他打开公文包，几张报纸掉了出来。他把报纸递给我。“都是晨报！看过了吗？”
“没有。”
“什么，还没读过？难道这里没有报纸吗？”
“有，但我今天还没读呢。”
“怪事！人们都以为恰恰是您该每天急着读报呢！难道这里的人不都是如此吗？”
“很有可能。”
“您不这样吗？”
“不，我不这样，我的英文程度也不行。”
莱文摇了摇头。“您真是个怪人！”
“也许吧，”我说。我懒得向这位希望得到直截了当回答的人解释，只要我被关在这儿，我就不会抢着看什么战事报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因为毫无必要的情绪波动而耗费自己本已有限的精力。要是我告诉他，自己不读报，而是在夜间读一本从苦路上带过来的德国诗选，那他大概会认为我是精神病，并从而放弃为我辩护。“谢谢！”我边说边接过报纸。
莱文继续在他的包里翻找。“这是两百美元，是希尔施先生交给我替您办事的，”他解释道，“是给我的预付酬金。”他边说边取出四张纸币，像玩牌那样把它们排成扇形，马上又把它们装了回去。
看着那四张纸币消失后我问：“希尔施先生给您的钱全部是为了用来预付您的酬金吗？”
“这倒不见得，但我即使把钱给了您，您也会把它付给我的，对吧？”
莱文又笑了起来，这回不光露出大牙，带动了满脸的皱纹，而且连耳朵也被牵扯进来，它们动来动去就像大象的耳朵。“您不会想让我为您白干吧？”他温和地问道。
“这不会。不过您不是说过，我那不到一百五十美元办入境手续太少了吗？”
“有人担保就不一样了！坦嫩鲍姆改变了一切！”
莱文喜形于色。看他那高兴劲儿，好像现在就在打着我手中这一百五十美元的主意似的。我决心在重新拿到带入境签证的护照前一毛不拔。莱文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我现在把担保材料交给核查官员，”他客观地解释说，“如果一切顺利，几天之内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就会来办理其余的手续。”
“沃森？”我问道。
“对，沃森。”他答道。
“为什么非得沃森办呢？”我怀疑地问。
令我惊奇的是莱文变得有点儿窘。“沃森家族几代都是美国人。最早来美国的。”他解释说。“他们家是乘‘五月花号’来美国的，在美国这就几乎等于是贵族了。这是一种无害的偏见，我们必须利用它。特别是在您这个案子上，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吃惊地说。大概沃森不是犹太人，原来这儿也讲这一套。
“他出马会让这一切更加无可挑剔，”莱文胸有成竹地说，“这对以后的申请也有好处。”他站起来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祝您一切顺利！不久您就会置身纽约的！”
我没搭腔。他的所有言行都不招我喜欢。我像所有靠偶然生活的人一样迷信，觉得他预言未来的那种信誓旦旦不是什么好兆头。他第一天就这样做了，当时他问我将住在纽约什么地方。在流亡者中本不该这么问的，这会带来不幸。我不止一次经历过，最后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有坦嫩鲍姆，这事难道不奇特和令人激动吗？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此事。罗伯特·希尔施的钱不就让这位律师立即私吞了嘛！这笔钱希尔施肯定不是给他的！两百美元，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啊！我花了两年才攒下我那一百五十美元。也许下回莱文还要打我这笔钱的主意呢！我唯一能相信的是：这个贪婪的人——犹如一只长着太多獠牙的鬣狗——是罗伯特·希尔施派来的。
希尔施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马加比[13]。法国实现停战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以西班牙副领事的身份出现在普罗旺斯。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没人知道他那护照是真是假，人们猜测他是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手中弄到它的。对此，希尔施自己从未露过一点儿口风，但人们都知道，当他如彗星般突然发迹时，他也为法国地下组织工作。反正他拥有一辆西班牙牌照并贴有外交使团标签的车，他身着高雅的西服，在汽油像金子般珍贵的时候，总能搞到足够的汽油。这一切他只可能从地下抵抗组织那里得到。他也为这些人运送武器、传单和双页小册子。当时正是德国人不遵守局部军事占领条约，为追捕流亡者而向法国的自由地区进军的时期。希尔施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能营救的人。他的汽车、他的护照和他的胆识令他如虎添翼。一旦遇到检查，他就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与德国友好的另外一位独裁者的代表。他痛斥巡逻队，援引自己的外交豁免权，并立即搬出佛朗哥[14]与希特勒的关系来吓唬人。德国巡逻队往往会放过他，不愿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德国人天生的臣属感令他们尊敬头衔和护照，他们被训练出来的服从同时也意味着怕担责任，低级军官尤其如此。即使是党卫军成员，希尔施冲他们大声咆哮时，他们也会恐慌不安。他料到了任何一种独裁都会在自己内部制造畏惧，因为这种政体把权力变成主观的东西，如果其追随者对不断变化的规章条例不是了如指掌的话，那么权力对他们而言也就意味着危险。这么一来，他就利用怯懦来解救苦难，因为任何暴力统治的必然结果都不外乎与残酷并存的怯懦。
有几个月，他在流亡者中几乎成了传奇人物。有些人的生命是他用空白证件解救的，他不知从何处搞到这类证件，并填上了相应的姓名。尽管盖世太保已经在追捕这些人，他们还是用伪造的证件经比利牛斯山逃脱了。另一些人被藏在外省的修道院中，直到人们能将他们转移。有两个人被他从拘留地解救出来，成功地远走高飞了。他公然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成捆的地下读物。那时，他也把我和另外两名政治家从拘留营救了出去，那次他是穿着党卫军军官服干的。每个人都明白，他这么单枪匹马地与暴力抗争，最后只能死于非命。突然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传说他被盖世太保枪杀了。甚至一直有人说亲眼看到他被捕了。
我被从拘留营救出来之后常与他见面，有时我们的相聚通宵达旦。最让希尔施受不了的是：犹太人让德国人像逮家兔一样轻松地抓住，他们不做任何抵抗，大批大批地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运牲口车送往死囚集中营。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几乎从来没有试图反叛或反抗，而是顺从地去赴死？既然知道反正是一死，为什么甚至没有部分人起来抗争，哪怕是抓几个凶手当垫背的呢？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如恐惧、最终而绝望的希望或是怯懦那些表面化的概念能解释清楚的。还不如用相反的概念来解释，默默地接受死亡，看来要比最后模仿条顿人[15]的复仇去乱拼一气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如此，自马加比以来，两千年间这场最大的听天由命还是令希尔施抓狂。因此他恨自己的民族，同时又怀着一种痛苦的爱理解它。他单枪匹马挑战强权暴力不仅仅出于人道的原因，他也是在反叛自己。
我拿上了莱文给我的报纸，我英语懂得不多，读起来很吃力。在船上，一位叙利亚人曾借给我一本法语的英文语法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英语，他获准入境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一直使用着。发音我是尽量跟着一台便携式留声机学的，那是一个波兰流亡家庭带到埃利斯岛上的。整个英语教程包含大约一打唱片，每天早晨，留声机被从卧室带到楼下的公共活动室。那家波兰人就一起蹲在某个角落里，跟着留声机练习英语，他们既虔敬又卖力地跟着朗读者那缓慢而丰富的嗓音诵读。朗读者在慢条斯理地讲述一个虚构的英国家庭——布朗一家的生活，他们有一所房子、一个花园以及儿子和女儿们。孩子们上学读书时，布朗先生就骑车去上班，布朗太太则浇花、做饭，她系着围裙，一头黑发。绝望的流亡者们就这样每天起劲地分享着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随着留声机中传出的朗读者的节奏张嘴闭嘴，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画面。在他们四周还蹲着一些其他学习者，这些人也想从中受益。朦胧中，那情景看上去就好像有人坐在池塘边，池中游动着大鲤鱼，它们慢慢浮出水面，口张口闭，等待着饲料。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人的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像在文科中学里那样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是让他们在实科中学学了英语。这些人突然之间成为很抢手的教员了，他们有时和其他人一起练习。后者坐在报纸前练习拼读，还利用有关大屠杀的报道来学习数字：一万名死者、两万名伤者、五万名失踪者和十万名被捕者。瞬间世间的苦难竟然降格为一堂语言课，学生们在课上努力想把一千这个数字中的“th”[16]音发好。那些英语尖子不厌其烦地给其他人示范“th”这个难发的音该如何发，因为德语中没有这个音，所以这个音发不好马上就能让人听出是外国佬。“th”，thousand，举例说柏林有五万（fifty thousand）名死者，汉堡有五万名（fifty thousand）死者，直到有人突然面色发白，张口结舌，忘记了自己扮演的学生角色，惊恐地喃喃自语道：“汉堡？我妈还在汉堡啊！”
我不清楚自己在埃利斯岛学会了什么样的口音，但我开始憎恶在初级班教材中看到与战争相关的资料。我宁愿使用那种白痴语法教材，学习以下内容：卡尔戴一顶绿色帽子，他妹妹十二岁，喜欢吃点心，他的祖母还能滑冰。与报纸上的血腥报道相比，这种已经不常见的教书匠的“深度”至少还能营造出一小片平淡的田园风光。看到流亡者为自己的语言感到羞愧，而且不得不如此；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笨嘴拙舌地学说英语，试着彼此间也用英语交际，不光为了学习一门语言，而且也是为了摆脱他们带过来的最后一件东西：大屠杀刽子手的语言，这反正是件让人极为伤心的事。我被释放的两天前，那本一直被我带在身边的德文诗集不翼而飞。我把它忘在了公共活动室中，后来在厕所里发现了它，被撕得粉碎，污迹斑斑。我认为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是活该，这本魔力非凡的诗集在此地不啻为一种可怕的嘲讽：同一个德国让这里的这些人遭受了怎样的痛苦。
几天以后，莱文的合作伙伴沃森真的露了面。他看上去阔绰，脸大肉多，留着修剪过的白胡须。他如我估计的一样并非犹太人，没有任何莱文式的好奇心，也没有他那种智慧。他既不说德语也不说法语，但他说话时手势颇夸张，他的微笑既能让人安心，又透着点儿傻。我们尽量彼此沟通。他什么也不问，而是用手势命令我等在那里，他则去了核审员办公室。
突然，女监中发生了一阵半克制性的骚动，看守们也赶了过去。女人们在一位妇女身旁围成了一个圆圈，那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
“出了什么事？”我问一位跑过去看热闹又回来了的老汉，“是不是又有人精神崩溃了？”
那老汉摇了摇头。“好像那儿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
“什么？生孩子？在这儿？”
“看样子是。我很好奇核审员们对此会说什么。”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早产！”一个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说。“早产一个月。在这么动荡的环境下不足为奇！”
“孩子生下来了？”我问。
那女人带着嘲讽的优越感盯着我说：“当然还没有！这才是第一次阵痛，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
“要是孩子生在这儿，那该是美国公民了吧？”老汉问。
“不是美国公民是什么？”穿红上衣的女人反问。
“我是说生在埃利斯岛。这儿仅仅是隔离和检疫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在对岸！”
“此地也已经是美国了！”那女人激动地解释说。“看守是美国人！核审员也是！”
“这当妈的有福了，”老汉说，“她马上就有一个美国亲戚了，那孩子！人们会宽松地放她入境，有美国亲戚的流亡者都可以入境。”老汉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尴尬地坏笑起来。
“要是这孩子成不了美国公民，那就该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我说。
“是第二个，”老汉回答说，“1937年我已经在一座位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桥上看见第一个了。德国流亡者被那两个国家的警察赶到了那座桥上，他们既无法前进，也不能后退，桥的两端都站着警察。他们就那么在边界桥上蹲了三天，当时有个妇女生了个孩子。”
“孩子怎么样了？”穿红上衣的女人感兴趣地问道。
“在两国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前就死了。”老汉回答道。“那还是比较人道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吞并奥地利。”他又抱歉地补充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后来，人们自然就会像杀死湿漉漉的猫一样把母子俩都干掉。”
我看见沃森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身穿浅色格子西服套装，在出口处挤成一团的流亡者中间鹤立鸡群。我飞快地向他走去，心脏突然间怦怦直跳。沃森挥了挥我的护照，“您很走运，”他解释说，“有个女人似乎要生小孩，核审员们昏了头。这是您的签证。”
我接过了护照，双手直抖。“给了多长时间？”我问。
沃森笑了。“本来他们只想给您四个星期的过境签证，结果现在给了您两个月的旅游签证。您应该感谢那位正在经历阵痛的待产妇。我想，他们是想尽快摆脱她和我。已经为那个女人要了摩托艇，送她去医院。我们可以搭她的艇一起走。您瞧，还行吧？”沃森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现在自由了？”
“那还用说！下两个月您是自由的。接下来我们得采取新的措施。”
“两个月！”我说。“那简直就是一种永恒！”
沃森摇了摇他那雄狮般的脑袋。“不是永恒！两个月！我们最好马上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等我到了对岸再说，”我说，“不必现在！”
“好吧！但您不要拖太久。还有几笔我们为您垫付的费用您得缴，交通费、签证费和一些别的零星费用，一共是五十美元。我们最好立刻结清。您欠我们的律师费余额可以等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再付。”
“还差多少？”
“一百美元。很便宜，我们不宰人。”
我没有搭腔。突然间，我只想尽快走出这个大厅，离开埃利斯岛！我害怕通往核审员办公室的门最后一刻还会打开，他们还可能把我叫回去。我飞快地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拿出五十美元给了沃森。现在算确切数目我还有九十九美元，此外还欠了一百美元债。我匆匆地想，也许这些律师的债务我永远还不清了。然而这也无所谓了，一股令人战栗而焦躁不安的浪潮淹没了一切。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我问。
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笑了。“等到孩子生下来，还要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啊！可里面那些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些核审员们！他们什么都知道，却偏偏不知道这事！我可不想给他们启蒙。每个在这儿出生的小畜生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种希望。对吗？”
“对。”我说。我看见两个人架着那个要生孩子的女人走了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吧？”我问沃森。
他点了点头。穿丝绒上衣的女人和我握了握手，那位老汉也走过来祝贺我。我们向外走去。在大门口，我必须出示护照，警察看过后立刻把护照还给了我。“祝你好运！”他边说边和我握手。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和我握手并祝我好运。这对我产生了神奇的效力——现在我才相信自己确实是自由了。
我们被塞进一艘看上去像小型救生艇的摩托艇。那位孕妇躺在摩托艇尾部，左右各有一名看守。沃森、我和其他几位被释放的人待在艇的前面。轰鸣的马达和周围船只的汽笛声盖过了那位孕妇的呻吟。风和阳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摩托艇，带来不稳定的反射，以致令人觉得小艇似乎漂浮在水天之间。我无暇四顾，只是紧紧摸着兜里的护照。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巨人般直耸入云。整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
小艇靠岸时，一位被释放者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是一名男子，双腿细长，戴一顶老式绿色毡帽，胡须在颤抖，他跪了下去，莫名其妙地举起了双手。在正午的强烈阳光下，他看上去既感人又可笑。他的妻子是位矮小的老妇人，饱经沧桑，面色黄褐，她气恼地一把拉起了丈夫。“你把西服弄脏了！你只有一套西服！”
“我们到美国了！”他喃喃自语。
“是，我们到美国了，”她尖声回复道，“可约瑟夫在哪儿？萨慕埃尔呢？他们在哪儿？米尔雅姆又在哪儿？他们都在哪儿？我们到了美国，”她重复道，“可其他人都在哪儿啊？站起来，注意别把西服弄脏了！”她用那双死甲壳虫般毫无生气的眼睛依次扫视了所有人。“我们到了美国！可其他人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
“她说什么？”沃森问。
“她很高兴到了美国。”
“这我相信。这里是应许之地。您也高兴，对吗？”
“很高兴！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我望了望四周。马路上似乎正在进行汽车大战，我还从未同时看到过这么多辆汽车。欧洲开战以后马路上很少看得见汽车，因为那里几乎找不到汽油。“这儿怎么看不见士兵呢？”我问。
“士兵？为什么？”
“美国不是参战了嘛！”
沃森咧嘴微笑。“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进行，”他慷慨地解释道，“不在这儿。美国本土没有战争，这里只有和平。”
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和平。”我说。
“与欧洲完全两样，是吧？”沃森骄傲地问。
我点了点头。“截然不同。”我说。
沃森指着一条侧街说：“那儿有一个出租车站。对面则是一个汽车站。您不想步行吧？”“想啊！我愿意走走。我被关的时间太长了。”
“噢，是这么回事！那就悉听尊便吧。此外，您在纽约也不会迷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是有编号的，很方便。”
由于我的英语知识有限，我走在纽约大街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我在令人亢奋的喧闹的生活之流中穿行，到处五光十色，扑面而来的是喧嚣、话语、车辆、欢笑和呼喊，这一切虽然还与我无关，但它们像风暴一样盲目地冲击着我的感官。我只知道这是喧嚣，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就像我只知道光，却不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穿行一座城市，这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普罗米修斯，他正在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做着熟悉的手势，而他使用的语言又是我根本不懂的。因为我不能掌握这种语言，所以这一切都可能有我不理解的多种含义。这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那里只有唯一一种我明白的意思。我觉得自己犹如行走于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上，周围的行人、侍者、司机和售货员彼此在上演一出费解的戏剧，我既置身于这部戏的中心，同时却又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不明其意。我领会到，这将是个绝不会再重复的一次性瞬间。明天我就会参与其中，其实今天就得参与。一旦我到了那家旅馆，就必须重新开始与各种现象展开战斗：屈服、造假、讲价以及一大堆半真半假的谎言，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可眼下，在这个瞬间，这座城市还没有接纳我，它展现给我的面孔是粗暴、喧闹、陌生与疏离，所以它也是清晰、客观和强大的，同时它像用金银丝编织的饰物那般透明，犹如一个发光的巨大圣体匣[17]。在此重大转折关头，我觉得似乎时间也停顿了一分钟，这时一切都有可能，什么抉择都可以做出，万事万物都失去了重力和方向，好像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论他是否选择了沉沦。
我悠哉游哉地穿行于这座喧闹的城市，置身其中，却又似乎对它视而不见。长期以来，我满脑子都想着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即如何活下来，因此而导致对另一种生活的漠然，也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求生本能，就像一艘轮船在沉没之前因恐惧而产生的唯一愿望：不能丧命。可眼下，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我感到生活可能会重新开始，它像扇面一样再次打开。生活将会重新拥有未来，尽管未来的期限还如此短暂，随着未来，过去也会重现，带着它那股血腥和坟茔的气息。我模糊地感到，我所经历的过去会轻易地置我于死地，但现在我不想咀嚼它了，起码不在此刻：眼下我看见的是店铺那反光的橱窗，呼吸的是自由那带着野性的气息。中午时分，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潮，无名的喧嚣和贪婪，艳阳普照。此刻，我仿佛是一名非法的流浪者，正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情景类似于我置身于一部电影中，这部电影的声音与画面对不上号，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我觉得似乎生活本身想要重新接纳我，此前它迫于无奈，曾很长时间把我隔离在坚果似的硬壳中。现在它呼唤我，向我提出问题，打开了我的眼界，它让我产生了洞察力，它让我越过回忆的泥沼看到了一线难以捕捉的希望。难道有这等事吗？我边思索边呆呆地望着一家正在开门营业的大店铺，里面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镀铬游戏机，店里彩灯闪烁，游戏机叮当作响——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一切不是都已经枯萎和死绝了吗？幸存还会转变成继续生存和生活吗？有从头开始这种事吗？从头，就像有待我去学习的语言那样，既陌生又充满一切可能性，等着我去领会？我可以重新开始而不用出卖他人，不用再次杀害那些无法被遗忘的死者吗？
我继续向前走着，不是按照街名而是根据街道编号。待我找到位于偏僻地段的劳施旅馆时，街道已经变得狭窄而肮脏了。门的周围镶嵌着假大理石，有一块还裂了缝。我走进门站住了，因为街上的光线太强烈，所以进门后我仅仅能辨认出一个柜台、几把丝绒沙发和一张摇椅。有个熊一样的黑影立刻从摇椅上站了起来。“您是路德维希·佐默？”那只“熊”用法语问道。
“是我，”我惊讶地回复，“您怎么知道是我？”
“罗伯特·希尔施告诉我们您这几天会来的。我叫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是这儿的经理、领班兼打杂。”
“幸亏您说法语！否则我就要像条死鱼似的张不开嘴了。”
莫伊科夫与我握了握手。“据说鱼在水中是交际能手，”他解释道，“它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沉默。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的。您也可以跟我说德语。”
“您是德国人？”
莫伊科夫的宽脸上涌现出许多褶子。“不是。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在被占领期间，我甚至曾经是德国人。您看上去很渴，来杯伏特加？”
我犹豫着，想到我那总数在减少的钱。“您这儿房价是多少？”我问。
“最便宜的两美元一宿，当然只是个蜗居了。”莫伊科夫朝挂钥匙的地方走去。“条件算不上奢华，但在同一层走廊里有浴室。”
“我要一间。按月租是不是便宜些？”
“五十美元，预付四十五美元。”
“行。”
莫伊科夫微笑时像只老狒狒。“签约后得喝杯伏特加庆祝一下，旅馆免费赠送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味道不错。”
“我们在瑞士造过这酒，用黑醋栗花蕾果酒和酒精掺兑，各百分之五十，再加些糖。”我回答说。“一位药剂师为我们提供酒精。这样我们的伏特加就比最便宜的烧酒还便宜。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1942年的冬天。”
“在狱中？”
“在贝林佐纳[18]的监狱里。可惜只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非法越境。”
“黑醋栗花蕾，”莫伊科夫感兴趣地念叨着，“好主意！可在纽约上哪儿去弄这玩意儿呢？”
“这种味道几乎喝不出来，”我回答道，“主意是一个白俄人想出来的。您这伏特加味道真好。”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您下棋吗？”
“下监狱棋，不下竞技棋。就是流亡者下的那种棋，为了转移注意力。”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还有一种语言棋，”他说，“这儿的人常下。下棋可以让人抽象地集中注意力，所以可以用来很好地复习英语语法。现在我带您去看看您的房间。”
斗室很小，光照不足，窗子朝向内院。我付了四十五美元，放下自己的箱子。屋里有铸铁的顶灯和一个绿色的小台灯。我试了试灯亮不亮，这里可以整夜开着灯，这让我安心。自从在布鲁塞尔那家博物馆待过以后，我就厌恶在漆黑的地方睡觉。然后我看了看自己剩下的那点儿钱，我不知道在纽约靠四十九美元可以过多久，但我并不为此担忧，过去我经常身边的钱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几分之一。只要活着，就不会满盘皆输，这是死去的佐默去世前对我说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他的护照。真奇怪，这句话同时既可以是错误的，也可以是正确的。
“这儿有一封罗伯特·希尔施的信，”当我重新来到楼下时，莫伊科夫对我说，“他不知道您到底什么时候能到。您最好晚上去找他，白天他工作，这儿几乎人人都得工作。”
工作，我思索着。合法的工作，这多么幸福啊！要是能有工作该多好！我只熟悉那种偷偷摸摸打黑工的滋味，总是惧怕让警察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