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传敌方就要发动进攻了。我们开往前线，比往常早了两天。路上经过一所被炮弹轰击过的学校。沿着那比较长的一边，堆叠着两层高高的东西，那都是崭新的没有抛光过的浅色棺材。它们还发出一股树脂、松木和森林的气味。至少有一百具。
“这是为这次进攻做的很好的准备。”缪勒惊奇地说。
“都是为咱们准备的。”德特林牢骚满腹地说道。
“别胡说。”卡钦斯基呵斥他。
“如果你居然还能弄到这么一具棺材，那可值得庆幸了，”加登龇牙咧嘴地笑着，“他们还不是把你的这副臭皮囊用一张帐篷布包起来，就算完事了！”
别的人也在开玩笑，一种不愉快的玩笑，可是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棺材确实是为我们准备的。像这一类事情倒干得很出色。
前面，到处都在沸腾着。第一个晚上，我们试着搞清楚自己的方位。四下里相当沉静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在敌人的火线后面，运输车辆不断地滚动着，一直持续到黎明。卡钦斯基说，它们不是在开回去，而是在往这里运送部队——部队、军火和大炮。
英国的炮兵部队，力量有所增强，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侦察出来了。农场右面，至少增加了四个中队的20.5厘米口径的大炮，白杨树后面，又部署了迫击炮。除此以外，还运来了一些法国造的装有瞬发引信的杀人机器。
我们的士气都很低沉。在掩蔽壕待了两小时以后，我们自己的炮弹开始落到战壕里来了。在四星期之内，这已经是第三次。如果这仅仅由于瞄准上的错误，那么谁也不会说什么，可事实上却是由于炮筒坏了。打出去的炮弹往往毫无准确可言，竟会落在自己的阵地上。今天晚上，这里已经有两个人就被这种炮弹误伤了。
前线是一个笼子，我们不得不在里面担惊受怕地等待着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躺在那沿着弧形飞过去的炮弹交织的网络底下，生活在茫然难知的悬念之中。偶然性在我们的头顶上徘徊。要是有一颗炮弹打过来，可以低下身子去闪避，可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至于这颗炮弹会落在什么地方，既没法知道，也不可能决定。
正是这种偶然性，使我们都有点毫不在乎了。几个月前，我正坐在一个掩蔽壕里玩牌。不一会儿，我站起身来，走到另一个掩蔽壕去看望一个朋友。等我回来的时候，原来那个掩蔽壕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被一颗直接命中的炮弹炸得粉碎。我又回到那第二个掩蔽壕，正好赶上帮助他们把坍塌的壕堑挖掘出来。在我一来一回的那段时间里，这个地方也全被掩埋了。
我被炸死，或者我仍然活着，这两者同样都出于偶然。在一个防弹的掩蔽壕里，我也许会被压成肉酱，而在一片空旷地上，我也许能经受十小时的炮轰而丝毫不受损伤。没有一个士兵能逃过一千次的偶然而仍然活着。但是每一个士兵都相信而且信赖这种偶然。
必须照料好面包，近来老鼠繁殖得很多，因为战壕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井然有序了。德特林说，这是危险就要来临的可靠征兆。
这里的老鼠特别惹人厌恶，它们长得那么肥大。我们称作“死尸老鼠”的，就是这一种。它们的脸丑恶、阴险、光秃，人们看到它们那裸露着的长尾巴，就要作呕。
它们看起来似乎饿得发慌。差不多每个人的面包都被它们咬过。克罗普把自己的面包用帐篷布包起来，放在头底下，可是他无法入睡，因为它们净在他脸上跑来跑去，想搞到那块面包。德特林想出了个巧计：他把一根细铁丝系在房顶上，将他的面包凌空吊在那上面。到了夜里，他打开手电筒一照，看见那根铁丝在摇来摆去。那面包上骑着一只肥胖的老鼠。
最后我们总算把这个局面结束了。那块面包，我们仔仔细细地将那被动物啃过的地方切掉，面包绝对不能丢弃，因为第二天早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了。
切下来的面包，我们就将它们放在地板中央。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铁铲拿出来，躺在地上，准备围打。德特林、克罗普和卡钦斯基都拿着手电筒做好了准备。
几分钟过后，我们听到第一阵窸窸窣窣的拖动的响声。这声响越来越大，这会儿已经有许多细小的脚步声。于是，每一个人把点亮的电筒对准那黑乎乎的一堆打下去，这一堆东西便吱吱直叫，一哄而散了。结果是好的。我们把那些死老鼠撂到壕沟外面，重新躺下来等待。
这种打击的方法，我们重复做了好几次。后来，那些动物也变得懂事了，或许它们已经闻到了一股血腥味，从此就不来了。尽管如此，地板上那点吃剩的面包碎屑，在第二天早晨以前还是都被它们拖走了。
在隔壁一段战壕里，它们袭击了两只很大的猫和一条狗，把它们咬死，随后将它们吃光了。
第二天分发了埃德姆干酪。每个人差不多领到四分之一块。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埃德姆干酪味道美极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又是坏事，因为这种红色油脂球体久已被认为是大难临头的前兆。后来又分发了朗姆酒，我们这种不祥的预感就更加强烈了。这酒我们自然是喝的，可是心情就不是那么舒畅了。
白天，我们比赛打老鼠，还到处闲逛。子弹和手榴弹越发充裕了。我们把刺刀都检查了一遍，就是那种在钝的一面有锯齿的刺刀。如果敌方的什么人抓到一个手里拿这种刺刀的人，这个人可就没救了，他一定会被杀死的。在靠近我们的那一段战壕里，几个我们的士兵的鼻子被割去了，眼睛被挖掉了，用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带锯齿的刺刀。他们的嘴里和鼻子里还被塞满了锯屑，就这样被闷死了。
有几个新兵拿着这样的刺刀。我们把它们收掉了，换给他们普通的刺刀。
可是，刺刀这种东西其实已经失去它的重要性了。发动强攻，眼下时兴的方式，往往只用手榴弹和铁铲。磨快了的铁铲是一种使用更为方便、用途更为多样的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往人们的下巴底下刺戳，而且由于它的分量极重，更适宜于对人们进行捶击。如果在脖颈和肩膀之间吃上一铲，那就很容易一直到胸脯都被劈开。而刺刀往往一戳进去就被卡住，于是你非得在那个人的肚子上猛踢一脚，否则就拔不出来。而在这段时间里，你自己也很容易吃到对方的一刺刀。再说，刺刀的刀刃还常常会断裂咧。
晚上，他们施放了毒气。预料的进攻就要开始了，我们便戴上防毒面具，躺下来，准备在第一个人影出现的时候，就把这副面具揭掉。
天逐渐亮了，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在敌人的前线后面，那种始终不断、叫人心烦的辚辚声，火车，火车，汽车，汽车。可是他们正在把什么东西集中起来呢？我们的炮兵中队持续地向那边发射，可是那个声音却仍然没有停止，它仍然没有停止——
我们都满面倦容，大家避免互相正视。“要跟索姆河那次一样了，在那里我们连续遭到七天七夜的炮轰。”卡钦斯基忧郁地说。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他的风趣完全消失了，这件事情倒很不妙，因为卡钦斯基是一个老兵，他闻得出将要发生的事情。只有加登，因为这份好的军粮和朗姆酒，看来似乎很高兴。他以为一直到我们回去休息时，可能一点事情都不会发生咧。
情况看来差不多是这样。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到了晚上，我就蹲在听音哨的掩体里。在我头顶上空，火箭和伞投照明弹一会儿蹿上去，一会儿又落下来。我既谨慎又紧张，一颗心兀自在跳动。我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瞟向我的夜光表盘，那指针就是不愿意移动。睡神吊在我的眼睑上，我在长筒靴里扭动着脚趾，以免睡着。在我换班以前，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只是不断从那边传来隆隆的响声。渐渐地，我们比较镇静了，便没完没了地玩纸牌和打扑克。说不定我们会鸿运当头呢。
整整一天，天空里吊着许多侦察气球。有谣言说，敌方这次进攻会在这一带动用坦克和低空飞机。可是这个传闻，没有当初听到的新式喷火器那样使我们发生兴趣。
半夜里醒来。大地隆隆地响着，猛烈的炮火向我们这边轰过来。我们蜷缩在角落里，能够辨别得出各种口径的炮弹的声响。
每个人都抓着自己的东西，时不时去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还在。掩蔽壕在震颤，黑夜在咆哮，在闪烁。我们就着瞬息即逝的闪光，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灰白，嘴唇紧闭，兀自摇着头。
人人都感觉到沉重的炮弹正在打破战壕的胸墙，把战壕的内坡连根翻了起来，摧毁了最上面的那些混凝土预制板。每当一颗炮弹在战壕里炸开的时候，我们发觉那窒闷的、强烈的爆炸气浪，简直如同一头狂暴的猛兽用爪子直扑过来。天快亮了，有几个新兵脸色发青，不断呕吐。他们太没有经验了。
慢慢地，那灰蒙蒙的光令人生厌地流进了坑道，使炮弹的闪光也变得惨淡了。天亮了，这时候，地雷的爆炸和炮火混合在一起。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剧烈震动。凡是它们掠过的地方，都成了一座集体坟墓。
接班的人出去了，值完班的观察员踉踉跄跄地走进来，满身污泥，瑟瑟发抖。有一个人一声不响地躺在角落里吃东西，另外有一个增援部队里的后备兵，在那里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两次被爆炸气浪冲击到坑道胸墙的外面，可是除了脑震荡以外，也没有受什么伤。
新兵都在瞅着他。这种情况很快就会传染给别人，我们必须注意好，有几个人的嘴唇早已在哆嗦了。幸而白昼已经来临，说不定在中午以前，进攻就会开始。
炮火并没有减弱。它也落到了前沿阵地的后面。尽我们目力能看到的，泥块啊，铁片啊，如同一股股喷泉一般直往上涌。一条非常宽阔的地带像是被耙过了一般。
进攻还没开始，可是炮轰仍然在继续。慢慢地，我们的耳朵听不见了。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反正我们相互间谁也没法听清对方的话。
我们的战壕差不多全完蛋了。有好多地方只有半米高，它被窟窿啊，弹坑啊，山似的土堆切断了。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我们的坑道前面，顿时一片漆黑。我们都被埋在里头，得挖掘才能出去。一小时以后，坑道的出入口重新清出来了，我们才算镇定了些，因为大家都有活在干。
连长爬了进来，告诉我们两个掩蔽壕全被摧毁了。那些新兵一看见他，心就定了。他说，今天晚上想去试试弄点吃的东西来。
这句话听起来可让人安心了。除了加登，谁也没有想到过吃东西的事。现在，仿佛外边的世界跟我们又稍稍靠拢了些。如果吃的东西可以送来的话，那么情况确实不是那么坏，新兵都这样想。我们并没有说服他们别存这种想法，我们知道食物是跟弹药一样重要的东西，也正因为是这样，才非让送点来不可。
然而，尝试失败了。又派出去了第二批人，他们也退了回来。最后，卡钦斯基自己去试了试，结果连他也是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谁都没有穿过去，要穿过这样的炮火，即使苍蝇也嫌小得不够。
我们将裤带束得更紧些，把每一口东西，咀嚼到比原来多出三倍的时间。即使是这样，也还是维持不下去。我们都饿得发了慌。我拿出剩下的一片面包，先把白的吃了，随后把硬皮放回背包，不时地拿出来啃这么一小口。
黑夜真叫人受不了，睡不着觉，只能眼睁睁瞪着我们的前面打一会儿盹。加登感到惋惜，悔不该在老鼠身上浪费了那些块被咬过的面包。我们早该把它们好好地藏起来的。现在要是再能吃到它们就美了。水，我们也缺少，可是还不太严重。
将近早晨，天色还很昏暗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纷扰。从入口处冲进来一大群奔逃的老鼠，试图爬到墙上去。火把照亮了这个混乱场面。人人都在叫嚷，咒骂，追杀。多少小时来郁积着的暴怒和绝望，都在这一场围剿中发泄出来了。脸变了样，胳膊伸出来，而那些小动物则在吱吱直叫，大家弄得难解难分，后来总算停手了，差一点发生一场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攻击。
这一次突发事件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我们重新躺下来等待。这可是个奇迹，我们这个掩蔽壕竟没有一个人伤亡。它是挖得不太深而至今还安全无恙的坑道之一。
有个下士爬了进来，他随身带着一个面包。三个人出于侥幸，在夜里穿了过去，带了一点食物回来。他们说，那边的炮火以持续的强度，一直轰到了我们的炮兵阵地。这倒是一个谜，这么多的大炮，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们只好等啊，等啊。到了中午，我估计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新兵突然发作了。我已经观察了他好半天，看他磨着牙齿，忽而捏紧忽而松开他的拳头。这种像被追杀一般瞪出的眼睛，我们了解得太充分了。在最后几个小时里，他仅仅在表面上保持了平静。这会儿，他已经像一株腐朽的树木，颓然崩塌了。
此刻他站起身来，悄没声息地爬过这一块地方，迟疑了一会儿，随后朝出口处溜去。我把他拦住了，问：“你上哪儿去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着，想把我推开后走出去。
“等一下，炮火马上就要停止了。”
他谛听着，一刹那间，他的眼睛变得清澈了。随后，他又现出那双疯狗似的浑浊双眼，他一言不发，把我往旁边一推。“慢着，老弟。”我喝道。卡钦斯基注意到了。正当那个新兵把我推开的时候，卡钦斯基跳了进来，我们两个人就将他紧紧地抓住了。
他马上开始闹起来：“不要管我，让我出去，我要出去！”
他什么也不肯听，只顾猛打乱踢，嘴里喷着唾沫，吐着话语，都是些半吞半吐、毫无意义的词句。这是一种幽闭恐惧症的发作，他仿佛觉得自己在这里就要闷死了，便不顾一切地要实现这样一个愿望：走出去。如果我们让他走出去，那么他就会不顾掩蔽，到处乱跑。这样的人，他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尽管他高声怒骂着，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他痛打一顿，使他清醒过来。我们打得既迅速又狠毒，弄得他最后总算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其余的人脸色都发白了。但愿这样做能够吓住他们。这样密集的炮火，对这些可怜的家伙来说，可真是受不了。他们从新兵征募站直接被送到这种极度的混乱中来，这种局面也能使一个老兵的头发都急成灰白的咧。自从这一事件发生以后，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对我们神经的影响便比过去更大了。我们仿佛待在自己的坟墓里，只等着被掩埋起来。
蓦然间，又是吼声，又是闪光，简直吓人，一颗炮弹直接命中了掩蔽壕，弄得所有接缝的地方都嘎吱作响，幸而这只是一颗轻磅炮弹，混凝土的底座还能承受得住。发出一种可怕的金属叮当声，墙壁在摇晃，步枪、钢盔、泥土、污泥和尘沙在到处飞舞。一股硫黄的浓烟渗透进来。假如我们不是待在这个坚固的掩蔽壕，而是待在最近修建的那种轻巧的坑道里，那我们就谁也不会是活着的了。
纵然如此，可那影响也已经是够糟的了。那个新兵又像刚才那样乱闹起来，还有另外两个也要学他的样。一个人跳起来，冲了出去。我们就去对付那另外两个人。我朝那个逃跑的人扑去，心里在捉摸，是不是要拔出枪来打他的腿。可就在这时候却传来一阵嘘嘘的嘶啸声，我马上扑倒，等我站起身来的时候，坑道的墙上已经粘满了冒着烟的碎片，一块块的血肉和一片片的军服。我于是爬了回来。
那第一个新兵看上去真是疯了。当我们放开他的时候，他竟像公山羊一般把脑袋净往墙上撞。今天夜里，我们一定得设法把他送到后方去。眼下还要将他捆绑起来，而且要捆得妙，做到万一遭到攻击，他就可以马上被放开。
卡钦斯基建议玩一会儿纸牌。一个人有点事干，心情也许会轻松些。可是这竟没有用，我们谛听着每一声离得很近的轰击，把该吃的牌都算错了，把该出的花色也跟错了。我们不得不就此散局。我们如同坐在一个轰轰烧着的锅炉里，这锅炉外边四面八方都在被捶打着。
夜又来临了。我们由于心情紧张已经神经麻木了。这是一种致命的紧张，它像一柄有钝口的小刀，顺着脊髓在刮擦着。我们的腿不能移动，我们的手瑟瑟发抖，我们的肢体成了一张薄薄的皮，艰难地绷在被克制着的癫狂上面，绷在几乎不可遏止而又漫无穷极的突然爆发出来的吼叫上面。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皮肉和肌肉了，我们不敢互相审视，唯恐发生什么估计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们就把牙关咬紧，心想：会过去的，会过去的，说不定我们会安然无恙咧。
近处的爆炸蓦然间静止了。炮轰还在继续，可是全都打在后面，我们的战壕已经太平无事了。我们抓起手榴弹，把它们扔到外头我们的掩蔽壕前面，大家跟在后边跳出去。密集炮火已经停止，猛烈的拦阻射击这会儿落在了我们的后面。进攻开始了。
谁也不会相信，在这片坑坑洼洼的荒地上还会有人。可是现在，钢盔在战壕外面四面八方露出来了，而且离我们五十米的地方，一挺机关枪早已架设在适当的位置，嗒嗒地扫射起来。
铁丝网已经被打成了碎片。不过它们毕竟还造成了若干障碍。我们看见冲锋部队过来了。我们的炮兵部队这就开火了。机关枪嗒嗒地扫着，步枪砰砰地响着。那冲锋部队一步一步悄悄地走近了。海伊和克罗普开始掷手榴弹。他们能掷多快就掷多快，我们把手榴弹递给他们，柄上的引爆线事先都拉开了。海伊能掷六十米，克罗普五十米，这都是量过的，距离相当重要。敌人在奔跑的时候是不能干什么的，只有到了三十米以内才能有所作为。
我们认出了那些扭歪的脸，扁平的头盔，那都是法国人。他们冲到残余的铁丝网那里，已经遭受了可观的损失。在我们的机关枪前面，他们整个行列都倒下了。随后我们的机关枪一再卡壳，而他们逼得更近了。
我看见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跌落在装着带刺铁丝的栅栏里面，脸抬得老高。他的身体已经崩塌了，一双手却还耷拉着，仿佛在祈祷。随后他的身体完全倒了下去，只有一双手连同那被打折的两段胳膊，依然吊在铁丝上。
我们正要撤退的霎时，三张脸从地上抬起来。在一顶头盔下面，露出一抹尖尖的黑色胡须和一对紧盯着我的眼睛。我举起手臂，可是我甩不到这对古怪的眼睛上去。在疯狂的一刹那间，整个战役如同马戏一般在我周围飞速旋转，而唯独这一对眼睛却纹丝不动。接着，那个脑袋抬起来，随后是一只手，一个动作，于是我的手榴弹就往那边飞过去，把他打中了。
我们向后方奔跑，把装着带刺铁丝的栅栏拉到战壕里面，把引爆线都拉开了的手榴弹留在我们的后边，这样可以保证在火力掩护下撤退。机关枪早已在下一个据点打响了。
我们已经变成了危险的野兽。我们不是在战斗，而是为了免遭毁灭而保护自己。我们投掷手榴弹不是对付人，在伸出双手、戴着头盔的死神正在追逐我们的这一瞬间，对于人，我们知道些什么呢？三天来，我们第一次能够看见死神的脸，也是三天来第一次能够抵御他，我们怀着满腔疯狂的愤怒，我们再也不是无能为力地躺着，在绞刑架上等待，而是能够破坏和杀戮，来拯救我们自己，不仅拯救自己，而且进行报复。
我们蜷缩在每一个角落里，蜷缩在每一道装着带刺铁丝网的栅栏后面，在奔跑之前，还把一束束炸药投向正在挺进的敌人的脚下。手榴弹的轰响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胳膊和腿，我们像猫一样低着头奔跑，被这样一股浪涛冲走了，这股浪涛驮载着我们，让我们充满残暴，使我们变成拦路行劫者，变成凶手，变成我所知道的那种恶鬼；这股浪涛用恐怖、疯狂和贪生来增强我们的力量，仅仅为了拯救而寻找着和战斗着。要是你的亲生父亲跟着他们一起跑过来，你也一定会毫不迟疑，把手榴弹朝他的胸口掷去！
前面的战壕已经放弃了。它们仍然是战壕吗？它们早已被炸得粉碎，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战壕的零星断片，由通道串联起来的窟窿，一窝窝的弹坑，仅此而已。然而敌人的伤亡人数在增加。他们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顽强的抵抗。
快到中午了。太阳热辣辣地灼晒着，汗水蜇得我们的眼睛作痛，我们用衣袖把汗水抹掉，却常常发现还有血。我们首先来到一条战壕，条件看来比较好些。那里已经驻扎了部队，准备反攻，他们允许我们参加进去。我们的炮兵发射出猛烈的炮火，把敌人的进攻给挡住了。
我们后面的队伍停了下来。他们不能再向前进。攻势已经被我们的炮兵摧毁了。我们窥伺着。炮火拉远了一百米，我们便又突围前进了。在我旁边，有个一等兵的脑袋被打落了。他又跑了好几步，鲜血才像泉水一般从他的颈根里喷出来。
还没有到真正进行肉搏战的阶段，对方已经非掉头回去不可了。我们重新来到那段给打得七零八落的战壕，并穿过这里一直向前开上去。
啊，这种退却之后的重新掉头啊！我们走到掩蔽起来的后备部队的阵地，真想爬进去躲起来——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转过身来，重新投入恐怖中去。如果在那一刹那我们不是像机械般行动的人，那我们就会继续躺在那里，筋疲力尽，意志全无。可是我们又被裹挟着冲到前面去，我们全无意志，而且发疯似的野蛮和愤怒。我们要杀戮，因为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死敌，他们的步枪和榴弹仍然直对着我们，而且，要是我们不去消灭他们，那么他们就会来消灭我们！
这片褐色的大地，这片支离破碎、到处开裂的褐色的大地，在阳光照耀下发出乌油油的亮光，这片大地乃是这些毫不休息、抑郁沉闷、像机械般行动的人的世界的背景，我们的喘息像是羽毛在搔扒，我们的嘴唇很干枯，我们的脑袋如同夜间宴饮以后那样的昏昏沉沉。就这样，我们踉踉跄跄地向前走着，而钻进我们被刺穿、被粉碎的灵魂里来的，是这样一幅令人痛苦、使人感动的图景：照耀着乌油油阳光的褐色的大地，还有那抽搐垂死的士兵，他们无助地躺在那里，每当我们从他们身上跳过去的时候，他们便号叫着抓住我们的腿。
我们已经失去了彼此之间的一切感情，当那追猎的视线落到另一个什么形象上去的时候，我们简直控制不住自己。我们是毫无感觉的死人，由于耍了一个什么花招，用了一种什么可怕的魔法，居然还能够奔跑，能够厮杀。
一个年轻的法国兵掉了队，他被我们赶上了，便举起双手，一只手里还抓着一支左轮手枪——他是想开枪呢，还是想投降？——一铁锹抡下去，把他的脸劈开了。第二个法国兵看见了，试图继续往前跑，一刺刀就往他的脊背上下去。他往上一跳，两条胳膊伸得好远，嘴张得很大，放声号叫着，他跌跌绊绊，刺刀还插在他脊背上颤动。那第三个法国兵把步枪扔了，往下一蹲，用双手捂着眼睛。于是他跟其他几个俘虏一起被留下来，运送伤兵。
蓦然间，我们在追击中冲到了敌人的阵地。
我们紧紧地跟在撤退敌人的后面，因此到达那边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这样，我们所受的损失就很少。一挺机关枪嗒嗒地吼了起来，可是一颗手榴弹就把它解决了。尽管如此，几秒钟的工夫也已经够使我们五个人的腹部受了伤。卡钦斯基用步枪柄把一个没有受伤的机关枪手的脸打了个稀巴烂。其余的人，我们趁他们还没来得及把手榴弹拿出来的时候，就用刺刀把他们刺倒了。然后，我们便端起他们用来冷却机关枪的水贪婪地喝了起来。
到处都有钢丝钳在咔嚓地响着，木板横搁在铁丝网上，我们从狭窄的入口处跳进了战壕。海伊一铁铲劈进一个魁梧的法国兵的脖颈，还扔出了他的第一颗手榴弹。我们在一道胸墙后面，俯着身子躲避了几秒钟，随后我们前面那笔直的一段战壕都变成空荡荡的了。那第二颗手榴弹在一个角落上方嘘嘘地斜掷过去，把一条通道给扫清了。我们跑过去的时候，一路就把手榴弹抛进掩蔽壕里，大地颤抖着，它在爆裂，在冒烟，在呻吟，我们被一堆堆滑溜溜的人肉，被一个个软绵绵的躯体绊跌着。我一跤摔进了一个开裂的肚子里，那上面还搁着一顶崭新干净的军官帽子。
战斗停止了。我们跟敌人脱离了接触。我们不能长久待在这里，而必须在我方炮兵的掩护下，退回自己的阵地。我们一知道这一点，便马上冲进离得最近的掩蔽壕，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能够看到的任何罐头食品，特别是一听听的咸牛肉和黄油，在撤回以前统统带走。
我们顺利地撤回来了。敌人没有进一步发动攻击。我们躺下来喘气，歇息，整整一个小时没有人开腔。我们已经那样精疲力竭，虽然大家全饿得厉害，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吃那些罐头食品。然后，我们又逐渐变得像一个人的样子了。
敌人的咸牛肉，在整个前线是非常有名的。我们这边偶尔向他们发动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的营养一般说来是非常差的，经常在挨饿。
我们总共装来了五个罐头。那边的那些家伙的伙食可好呢，他们吃得很讲究，对比之下，我们这批挨饿的可怜虫，吃的是萝卜酱，可他们，要多少肉就能弄到多少肉。海伊搞到一块薄薄的法国面包，就把它拴在腰带后面，如同一柄铁锹。那面包的一个角上还沾着点血水，不过那是可以切掉的。
这倒是运气，终于有好东西吃了。我们花了那么多力气，毕竟还是有用的。有足够的东西吃，正像一条好的掩蔽壕那样有价值。这也就是我们所以那么贪吃的道理，因为它能够拯救我们的生命。
加登虏获了两个盛满干邑白兰地的水壶。我们轮着喝过去。
傍晚的祈福开始了。夜已降临，从一个个弹坑里升起来一团团迷雾。看起来，这些坑坑洼洼里仿佛满藏着精灵鬼怪的秘密似的。白茫茫的水汽在四周怯生生地爬行着，随后它放大胆子，越过边缘溜走了。就这样，弹坑与弹坑之间就连成了长长的一条。
天很凉爽。我正在放哨，定睛往黑暗中瞅着。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每次出击回来往往是这样，因此要我单独跟自己的念头做伴也很困难。说是念头，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念头，那是一些回忆，在我虚弱的时候就会袭上心头，而且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情绪。
伞投照明弹往空中直蹿上去。于是，我看见一幅图景，是一个夏天的薄暮，我正在一所大教堂的十字回廊里，望着小小的回廊花园中央那几株盛开的高大的玫瑰树，大教堂的一些圣职人员就埋葬在这个花园里。沿着四周的围墙，都是耶稣受难的石雕图像。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一种深沉的寂静控制着这一处盛开着玫瑰花的四方院落，阳光暖暖地躺在沉重的灰色石头上，我把手搁到上面，便感到一阵温暖。在石板瓦房顶的右侧角落里，绿色的大教堂塔尖高耸在傍晚那黯淡的浅蓝色的天空中。十字回廊的亮闪闪的支柱中间，有一种教堂所独有的凉丝丝的黑暗气氛，我站在那里，暗自思忖，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会不会经历那种使人腼腆的恋情。
这幅图景近得令人吃惊，它拨动了我的心弦，随后它就在下一颗信号弹那冒起来的光焰中熔化了。
我抓起步枪，看是不是准备就绪能用了。那枪管有点潮，我将它抓在手里，用手指把水汽擦去。
在我们的城市后面，几片草地之间，有一条溪流，旁边矗立着一行长了多年的白杨树。老远老远就可以望见它们，虽然只长在溪流的一边，我们却管它叫作白杨大道。还在儿童时代，我们对这些老树就非常喜爱，它们会不可思议地把我们吸引过去，整天逃学，跑到它们旁边去玩耍，倾听树叶沙沙作响。我们坐在树下的溪流坡岸上，让脚荡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水里。水流的清香以及风吹奏白杨的旋律，支配着我们的幻想。我们非常喜爱它们，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的心不免还要激烈地跳动一阵。
说也奇怪，所有浮现出来的回忆都有这样两个特性。它们总是十二分宁静的，这是它们当中最占优势的一点。即使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达到宁静的程度，可总是会变成那种样子。它们是默无声息的幻象，它们用神色和手势来跟我说话，一言不发，一声不吭；它们的沉默中存在着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它迫使我挽起衣袖，抓起步枪，以免自己受不住诱惑，沉湎在这种宁静之中，以免我的身体跌倒，舒舒服服地消融在往事回忆的无声的巨大的力量里。
它们是这样的宁静，我们觉得简直不可理解。在前线，宁静是压根没有的，而前线的魔力又扩展得那么遥远，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即使在偏僻的军需库和休息营地，那炮火的嗡嗡声和低沉的隆隆声也总是回旋在我们的耳际。我们从来没有走得那么远，可以听不到这些响声。可是最近这几天，那实在是受不了。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宁静，这些关于往日的回忆唤起的与其说是愿望，毋宁说是悲伤——一种无比巨大、无法克制的忧郁心情。这种愿望，我们是有过的，可是它没有再回来。它已经过去了，它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世界对我们来说也已经逝去了。在兵营里，对往日的回忆还在我们心里唤起过一种叛逆狂暴的愿望，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仍然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属于它，它也属于我们，尽管我们早已跟它分离了。它在军歌中出现，这些军歌，每当我们在清晨的曙光和乌黑的树林剪影之间齐步行进，到荒野里去操练的时候总是要唱的，它是藏在我们心中、发自我们心里的强烈的怀念。
可是在这里，在战壕里，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怀念。它再也不会在心中出现了。我们已经死去，而它也远远地站在天边，它是一种幻象，一种神秘的反映，它老是萦绕着我们，而我们却又是害怕又是毫无希望地爱着它。它很强烈，而我们的愿望也很强烈。可是它是无法得到的，我们也都知道。那跟你要成为一位将军的愿望一样，都是徒劳的。
而且即使把我们青年时代的这些景象重新还给我们，我们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由它们传给我们的那种脆弱而神秘的力量，是不可能复苏的了。我们也可能待在它们中间，走到它们里头去；我们也可能记起它们，爱着它们，一见它们就会激动起来。可是那好比凝神注视着一张亡友的遗像，那些是他的特征，那是他的面貌，而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在回忆中却成了一种虚假的生活。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本人了。
我们再也不可能恢复与那种情景过去那样的联系了。那倒不是对它们的美丽和它们的情绪的理解把我们吸引住了，而是那种共同的感情，那种对我们生存中的各种东西和事件的兄弟之谊，给我们划了个界限，使我们父母亲的那一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竟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温存眷顾，热烈忘情，连那最细微的东西也足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长流中去。也许那不过是我们年轻人的特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指不出一个范围，找不到哪里是一个尽头。我们的血液里有着一种期望，它把我们跟我们岁月的历程联系起来了。
今天，我们要像旅行者那样，走过我们年轻时代的历程。事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已像商人那样懂得优劣，像屠夫那样懂得屠杀的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们只是完全漠不关心罢了。我们不妨在那里生活，可是我们当真应该在那里生活吗？
我们既像小孩子一样孤独凄凉，我们又像老年人一样富有经验，我们既粗野又忧伤，还肤浅——我相信，我们是完蛋了。
我的双手冰凉，我浑身冷得直打哆嗦，但那是一个温暖的夜，只有迷雾是凉爽的。这股神秘的迷雾，在死人头上蜿蜒潜行着，从他们身上吮吸那最后的隐藏着的生命。到了早晨，他们就会变得苍白、惨绿，而他们的血也会凝结起来，变得乌黑。
照明弹仍然在往空中飞升，把那冷酷的光投在呆滞的景色上，这里满地都是一个个弹坑和一缕缕冷冻的光，如同一轮明月。我皮肤下面的血液，把恐惧和不安带到了我的思绪之中。我的思绪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畏缩不前，希望得到温暖和生命。没有安慰，没有幻觉，我的思绪就会崩溃，就会在这令人绝望的赤裸裸的景象面前不知所措。
我听到饭盒嘎啦嘎啦的响声，马上就有一种想吃点热东西的强烈欲望，那会对我有好处，也会使我镇定下来。我好不容易强迫自己耐心地等候到换班。
于是，我走进掩蔽壕，找到一大杯大麦。是用油脂煮的，味道很好，我就慢慢地吃起来。我仍然不吱声，尽管别人的情绪都比较好，因为炮轰已经静止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每个小时既是不可理解的又是理所当然的。进攻变成了反击，在双方战壕之间的弹坑里，死人逐渐堆积起来。受伤的人，凡是离得不太远的，大多数我们都能抬运回去。可是也有一些人得等上很久，我们才听着他们死去。
有一个伤号，我们搜索了两天也没有找着。他一定俯伏在地上，不能够翻身。要不，那就没法理解，为什么找不着他。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让嘴巴紧贴着地面，人家才不容易测定他叫喊的方向。
他一定是惨遭命中，受的是那样一种糟糕的伤，虽然没有严重到可以很快耗尽他的体力，让他在半昏迷状态中胡言乱语的地步，伤势也不是轻松到还能够忍受那点痛苦，指望着还可以复原。卡钦斯基以为他不是骨盆折裂，便是脊椎中了弹。胸脯还不致受伤，要不，他不会有那么点叫喊的力气的。假如是其他任何种类的伤，那就有可能看到他在移动。
他的嗓音越来越嘶哑了。那调子十分凄厉，听起来仿佛到处都有这种嗓音似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有几个弟兄到外面去找了他三次。可是，当他们以为已经断定了方位，正在爬行过去的时候，不一会儿却又听到他的嗓音，好像根本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传过来似的。
我们一直寻找到黎明，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整整一天，我们用望远镜仔细搜索那个地带，可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第二天，那个人的喊声更加微弱了。大家估计，他的嘴唇和嘴都已经干了。
我们的连长许诺，要是有人能够找得到他，下回轮休时额外再准他三天的特别假。这是一种有力的刺激，可是即使没有这个，我们也会竭尽一切可能去找的。因为那个喊声太可怕了。卡钦斯基和克罗普甚至在下午都出去寻找。克罗普的耳垂也为此给打掉了一个。结果仍然是徒劳，他们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回他这个人。
他叫喊些什么，是听得很清楚的。起初，他只是叫喊求救。第二夜，他一定在发烧说胡话，跟他的妻子和孩子交谈，我们常常听到伊丽泽这个名字。今天，他只是哭泣。到了傍晚，他的嗓音细弱下去，成为一种嘶哑的声音。可是，这个声音却持续了整整一夜。我们听得这样清楚，是因为风正向我们这边的战壕吹。到了早晨，我们都认为他早已长眠了的时候，却有最后一阵咕噜咕噜的痰喘声传到我们这里来了。
天气热，死人都躺在那里没有埋掉。我们不可能把他们统统都运回来，要是运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炮弹会埋葬他们的。很多死人的肚子都鼓鼓地隆起来了，活像一个个气球。他们发出咝咝的响声，打着嗝，还在微微地移动。他们身子里的气体，放出种种的响声。
天空蓝漾漾的，一丝云彩也没有。到了傍晚，一片闷热，热气从地面直往上升。风朝我们这边吹的时候，带来一股血腥的味道，浓重并有点使人讨厌的甜味。从弹坑里发出来的这股死人的气息，仿佛是氯仿和腐烂物的混合，闻得我们恶心，老想呕吐。
暗夜沉寂下来，于是出去搜寻炮弹上的铜质传动带和法国照明弹的绸降落伞的工作开始了。为什么要搞到这种传动带？谁都不十分清楚。收集的人仅仅宣称，那东西是贵重的。有些人捡到了很多很多，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在那么多东西的重压之下，人都搞得弯弯曲曲、歪歪斜斜了。
可是，至少海伊提出了一个理由：他打算把这些东西送给他的未婚妻，当作吊袜带。一听这些话，那班弗里西亚人不用说就发出一阵欢笑。他们拍拍膝盖，好一个笑话，好家伙，这个海伊，可真会动脑筋咧。特别是加登，他怎么也忍不住，他把最大的一个环子拿在手里，时不时往自己的大腿上套，看看还留有多少空隙。“海伊，老兄，她的腿一定是有我两条腿粗，两条腿……”他的念头转到了略微上边的部位。“她一定还有个屁股，就像是——就像是一头大象。”
他还不肯就此打住。“我倒很想跟她打一次篮球呢，好家伙……”
海伊喜气洋洋，因为他的未婚妻居然得到大家这样热烈的赞赏，便带着满意的神情，简单地说：“她是个壮壮实实的妞儿呢！”
降落伞有着更加实际的用途。根据女人胸围的大小，三个或者四个就可以制成一件短上衣。克罗普和我把它们拿来当作手帕。别人就拿来寄回家里去。如果那些女人能够知道，弄到这几块薄薄的布片常常要冒多大的危险，一定会大惊失色咧。
卡钦斯基对加登感到惊讶，他正在十分镇静地试图从一颗没有爆裂的炮弹上敲下那个环子。任什么别人要是这样试的话，那东西一定就会炸开了，可加登运气总是很好。
有一天，有两只蝴蝶在我们的战壕前面蹁跹戏耍了一上午。那是两只柠檬黄的蝴蝶，黄色的翅膀上有些红色的斑点。它们飞到这里来能找到些什么啊？到处都没有一株植物，也没有花草。它们停在一个骷髅的牙齿上。鸟儿也是一样的无忧无虑，它们显然早就习惯战争了。每天早晨，云雀从真空地带飞起来。一年以前，我们看着它们在筑巢，现在鸟雏都已经长大了。
战壕里的老鼠不闹了，这一阵我们倒觉得清静了。它们都到了前面的真空地带，我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它们都长得很肥，我们看见一只，就砰的一枪打死一只。到了夜里，我们又听到敌人那边重新响起了隆隆的滚动声。整天我们都受到普通的炮击，所以还能够修补战壕。娱乐，也常常有的是，这方面，飞行员倒很照顾。每天总有无数次的战斗，吸引大家去观看。
战斗机我们还能够容忍，可是侦察机，我们却像憎恨瘟疫一样地憎恨它们。它们把炮火指引到我们头上。它们出现以后，不消几分钟，榴霰弹啊，榴弹啊马上就往我们这边轰过来了。就这样，一天工夫就损失了十一个人，其中五个是担架兵。有两个给炸得稀烂，加登说你可以用一柄汤匙把他们从墙上刮下来，葬在一个饭盒里。另外一个，他的下半身连同两条腿都给炸断了。人死了，他的胸脯还靠在战壕一边，脸呈柠檬黄色，络腮胡子中间仍然燃着一根纸烟。它一直发着微光，烧到唇边才熄灭。
我们把尸体放在一个很大的炮弹坑里。一共三层，一层叠在一层上面。
突然间，炮击又轰隆隆地开始了。我们很快又坐起来，怀着茫然等待时的那种紧张和麻木的心情。
进攻，反攻，冲锋，反冲锋——这些字眼，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损失了很多很多的人，大部分是新兵。又有增援部队派到我们这个地区来了。他们是新编的团之一，差不多完全是由最近征召入伍的一批年轻人组成的。他们几乎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只懂得一点理论知识就被送上了战场。手榴弹是个什么东西，他们确实都知道，可是对于掩蔽，却知道得很少，首先是这些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识别。地面上一个隆起的地方，得有半米来高，他们才看得见。
虽然迫切需要增援兵力，可是这些新兵给我们增添的麻烦，几乎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用处。在这个严酷的作战地区，他们一点没有帮助，都像苍蝇一般纷纷跌了下去。今天的阵地战需要知识和经验，一个人对于地形必须有了解，对于炮弹的响声和性质必须能分辨，必须能够事先断定它们会落在什么地方，它们会怎样爆炸，以及人们怎样躲避。
年轻的新兵对这些事情当然一点也不懂。他们之所以被炸死，只是因为辨别不出什么是榴霰弹和榴弹；他们之所以被扫杀，是因为只管提心吊胆地谛听那些远远落在后方的大口径炮弹的咆哮，却没有去注意那些低低地在地面上炸开的榴霰弹那轻微的嘶啸声。他们不是分散开，而是像绵羊一般拥挤在一起，甚至受伤的人也像兔子一般被飞行员扫射死了。
他们那苍白的萝卜似的脸，那可怜的、握得紧紧的双手，这批可怜的狗崽那悲惨的勇气，这批勇敢而可怜的狗崽那拼死的冲锋和进攻，他们被吓得不敢大声号叫，眼看着被炸裂的胸脯、肚子、胳膊和腿，只好轻轻地哭喊着亲娘。一有人望着他们，他们马上就不哼了！
他们那死沉沉、尖棱棱、长着细细茸毛的脸，有着夭折的孩子那种可怕的面无表情。
看着他们怎么样冲过去，奔跑，倒下来，一个人的喉咙真的会被哽住。你恨不得把他们痛打一顿，因为他们实在太傻了，也恨不得抓住他们的胳膊，将他们拉开，因为这里没有他们的事。他们穿着灰色的上衣、裤子和长筒靴，可是大多数人的制服都太大，空荡荡地吊在他们肢体上晃动，他们的肩膀太窄，身躯太小，没有一套军服是按照这种小孩子的身材裁制的。
老兵死去一个，新兵要死去五到十个。一次出其不意的毒气进攻，使他们死去了一大批。他们还没学会该怎么样预防。我们发现一个掩蔽壕里，满满的全是他们的尸体，发青的脑袋和发黑的嘴唇。有几个人躲在一个弹坑里，防毒面具揭开得太早了，他们不知道毒气在凹坑深处停留得最久，他们一看见别人在上头已经不用防毒面具了，便把他们自己的也摘了下来，于是吸进了那么些毒气，足够把肺烧伤了。这种情况是无法救治的，他们只好在出血和窒息中死去。
在一段战壕里，我突然撞见了希默尔施托斯。我们一起俯下身子闪进一个掩蔽壕，上气不接下气地肩靠肩躺着，等候着投入冲锋。
虽然我十分激动，可是当我们又冲到外面的时候，头脑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我没有再看见希默尔施托斯啊。我赶快跳回掩蔽壕，发现他躺在一个角落里，稍微擦破了一点，却装作受了伤。他脸色阴沉，好像挨过一顿打似的。一副惊慌不安的样子，原来他也是初次上阵咧。可是那些年轻的新兵都已经冲出去了，而他却还待在这里，这可叫我恼火了。
“快出去！”我吼道。
他没有动弹，嘴唇哆嗦着，唇髭在抽动。
“出去！”我又吼了一声。
他把两腿一缩，靠着壕壁又蹲了下去，像一条狗一样龇出了牙齿。
我抓住他的胳膊想把他拉起来。他便尖声号叫。这可使我实在按捺不住。我就一把揪住他的脖子，如同皮囊一般将他直摇直晃，他的脑袋也便跟着摇来晃去，还冲着他的脸喝道：“你这个废物，你出去不出去？你这条狗，你这个卑鄙小人，你想逃避，是不是？”他双目无神，我把他的脑袋往坑壁上撞着：“你这只畜生！”我往他的肋骨上踢着。“你这头猪！”我把他推向坑道门口，让他头先脚后地冲了出去。
我们的进攻部队刚刚又来了一批。有一名中尉跟他们在一起。他看见了我们，便喊道：“前进，前进，全上来，全上来——！”这几句话，把我用打骂也没做到的事全做到了。希默尔施托斯听到这一声命令，便如大梦初醒似的向四周打量了一下，随即就跟上去了。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跳上前去。这一下他又是练兵场上那个勇猛泼辣的希默尔施托斯了，他甚至还冲在中尉前面，而且远远领先。
密集炮火，拦阻射击，弹幕射击，地雷，毒气，坦克，机关枪，手榴弹——这些词，这些词啊，却包含着全世界的恐怖。
我们的脸上沾满硝烟和污泥，我们的思绪被搞乱了，我们都疲乏得要死。每当攻击来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用拳头殴打许多人，让他们清醒，要他们跟我们一起前进。我们的眼睛发了红，我们的手被撕破了，我们的膝盖流着血，我们的臂肘也都皮开肉绽了。
这样已经有多久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其实，才不过几天呢。我们看见时间在垂死的人那没有血色的脸上消失，我们把食物塞进自己肚里，我们奔跑，我们投掷，我们射击，我们杀人，我们随地躺下来，我们身体虚弱，精力衰竭，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在支持我们，只知道还有比我们更虚弱、更衰竭、更无能为力的人，他们眼睁睁地望着我们，把我们看作无数次死里逃生的神祇。
在没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我们教导他们。“那里，你们看见那个晃动着的尖头了吗？那是一颗迫击炮弹，正在轰过来了！赶快蹲下，它会打头顶上飞过去。可是，假如它朝这边打过来呢，那就得赶快逃跑！迫击炮弹是能躲避的。”
我们磨炼他们的耳朵，使他们能够听出比较小型的炮弹那不容易听出来的凶恶的蜂鸣声，这种炮弹是很难辨别清楚的。他们一定要从一般的喧嚣声中辨别出这种虫鸣似的微响。我们向他们解释，这种炮弹比起那些老早就能够听到响声的大型炮弹来要危险得多。我们向他们示范，遇到敌机怎样隐蔽，攻击中被敌人追上怎样装死，要让手榴弹在着地之前半秒钟爆炸的话，该怎样算准时间。我们教他们在瞬发炮弹落下的时候怎样闪电一般地扑进弹坑里去，我们指点他们怎样用一束手榴弹来炸开一条战壕，我们向他们说明敌人手榴弹和我方手榴弹雷管长短的区别，我们还使他们知道毒气弹的响声，给他们指出使他们免于死亡的各种巧妙办法。他们倾听着，他们都很驯顺，可是等到又一次攻击开始的时候，他们在激动之中却把样样事情都做错了。
海伊·韦斯特许斯撤走了，他背上负了重伤，每呼吸一下，从伤口里甚至可以看见他的肺在搏动。我只能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什么都完了，保罗。”他呻吟着说。由于剧痛还咬着自己的胳膊。
我们看见有人还活着，而他们的头盖骨已经给炸开了；我们看见有的士兵在奔跑，而他们的两只脚已经被炸断了，他们靠着炸剩的残肢一颠一颠地拐进了下一个弹坑。有个一等兵，拖着自己被炸烂的膝盖，用手在地上爬了两公里路。还有一个一等兵，赶到了急救所，突出的肠子堆在他一双交叠起来的手上；我们还看见一些没有嘴、没有下巴、没有脸孔的人；我们看见一个人把他胳膊上的动脉用牙齿咬住了两小时，为了不让自己失血致死。太阳下去了，暗夜跟着到来，炮弹又在呼啸，生命到了尽头。
可是，我们躺在上面的这一小块翻腾着的土地上，在敌人的进攻优势面前岿然不动。我们仅仅放弃了几百米阵地。然而，每一米的土地上却都躺着一个死人。
我们调防了。车轮在我们下面滚动，我们呆呆地站着，传来一声呼喊“留神——电线！”的时候，我们便屈一屈膝盖。我们当初来到这里，正是夏天，树木还是绿油油的，而今却已是秋季，夜色灰蒙蒙、潮乎乎的。汽车停了，我们便爬下来。乱七八糟的一大堆，许多部队的残余。两边都有人站着，黑乎乎的，在叫团和连的番号。每叫一次，就有一小伙人分离出去，小得可怜的一伙肮脏而苍白的士兵，小得可怕的一伙人，小得可怕的一些残兵剩卒。
这会儿，有人在叫我们这个连的番号了，是的，那正是连长，他也死里逃生又回来了，一只胳膊用绷带吊着。我们走到他那里，我认出了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我们便站在一起，相互偎倚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后来，我听到我们这个连的番号，被一次又一次地叫着。他将会叫很长一会儿工夫，那些在医院里和在弹坑里的人才不会听到他的叫声咧。
又叫了一次：“二连，到这里来！”
随后更轻声地叫道：“二连再没有别的人了吗？”
他不再吱声了，随后他粗哑地问道：“就这点人了吗？”于是他下命令。“报数！”
早晨灰茫茫的，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夏天，总共一百五十人。现在我们感到很冷，已经是秋天了，树叶簌簌作响，嗓音有气没力地飘动着：“一——二——三——四——”报到三十二就没有了。于是沉默了好一阵子，那个嗓音才问道：“还有没有别人？”又等了一会儿，随后低声说：“成小队——”话又中断了，好不容易把口令说完。“二连——”十分艰难。“二连——便步走！”
一行，短短的一行人步履艰难地往晨曦中走去。
三十二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