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我们送到比往常更远的后方的一所野战兵站，这样我们可以再次进行改编。我们这个连需要补充一百多名士兵。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是不值班，便到处去闲荡。过了两三天，希默尔施托斯到我们这里来了。自从他来到战壕以后，他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倒是被打掉了。他表示愿意同我们和睦相处。我很乐意，因为我亲眼看见海伊·韦斯特许斯背上受伤的那一回，是他把海伊送回来的。此外，他也非常通情达理，当我们手头没有钱用的时候，他还在兵营食堂里请过我们的客。只有加登，仍然对他怀疑，采取保留态度。
可是，他后来也被争取过来了，因为希默尔施托斯告诉我们，军厨炊事长请假回去，他正在代行他的职务。作为一种表示，他当场就给了我们两磅糖，还特别给了加登半磅黄油。他甚至想办法在此后的两三天里，分派我们到厨房里去干削马铃薯和萝卜的勤务。在那里他给我们吃的伙食，是地地道道的长官吃的东西。
就这样，作为一个士兵的幸福所需要的两样东西，那一阵子我们全都有了：吃得好和休息得好。一个人要是仔细想一想，那本来也算不得什么。如果在几年以前，我们一定会非常瞧不起自己。可是现在，我们却十分满足。这完全是一种习惯，即使在前线也不例外。
为什么我们似乎忘却得这么快？原因也就是这个习惯。昨天我们在枪林弹雨下，今天我们却傻气十足，到农村里去搜索粮秣，而明天，我们又要到战壕里去了。说真的，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忘记。不过，只要我们非在这战场上待下去不可，那么火线上的日子一经过去以后，便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这种阅历过于惨痛，我们没法马上进行深思熟虑。如果我们那么做了，那我们早就完蛋了。因为我发现了这么一点：一个人只要干脆顺从，恐怖是忍受得了的；一个人要是左思右想，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正像我们一上战场就都变成野兽一样，因为这是能使我们保全性命的唯一办法，我们一下火线休息时，又都变成了爱说笑话的有风趣的人和懒虫。别的事情我们也没什么好做的，这纯粹是出于迫不得已嘛。我们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因此我们不能让感情来加重我们的负担，这种所谓的感情，尽管在太平年月可能有点装饰作用，可在这里却是不合时宜的。克默里希已经死了，海伊·韦斯特许斯处在弥留状态，汉斯·克拉默的身体要挨到最后审判日，人们还得好好操心一番呢，他偏巧被命中了一弹；马滕斯的腿没有了，迈耶死了，马克斯死了，拜尔死了，哈默林死了，还有一百二十个受伤的人在这里或在那里躺着。这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眼下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反正我们还活着。假如我们能够救援他们的话，那么人们会看出我们是多么不在乎，我们动手干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会丧生。因为我们若是愿意，我们也不会一句牢骚不发的。害怕吗？我们从不害怕。怕死，可那就是另一码事，那与肉体相关。
可是我们的伙伴死了，我们没法帮助他们，他们得到了安息。谁知道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只有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睡觉，吃饭，我们的肚子能够装多少就尽量地吃多少，还有喝酒，抽烟，不让时光白白地浪费。生命是短促的。
前线的恐怖，只要我们不予理睬，它就会从地面上消逝，那时候我们便拿它编成一些猥亵和愤恨的笑话。一个人死了，我们就说他把大便夹起来了，其他的种种事情，我们也都是这么说笑的。这样做才使我们不至于发疯，只要用这个方法去面对，我们便能够进行抵抗。
可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他们在战地新闻里讲到部队的珍贵的幽默感，说是差不多就要出发上火线了，还在安排跳舞，这都是胡说八道。我们绝不是因为有了幽默感才那么干的，我们之所以会有幽默感，是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完蛋。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支持不了多久，我们的幽默感已经一个月比一个月辛酸了。
而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有这些事情，如今我们还在作战的时候，都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在我们的心底，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才会重新醒悟过来，而到那时才会开始关于生死问题的探讨。
在这里度过的日子、星期和年月，会重新回来，我们那些死去的伙伴会重新站起来，跟我们一道行进，我们的头脑将会清醒，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就这样我们将迈步行进，死去的伙伴走在我们的旁边，前线的岁月落在我们的后面——可我们在和谁搏斗，和谁呢？
没有多久以前，这一带地方有过一家前线剧场。五光十色的演出海报，仍然贴在广告牌上。克罗普和我站在它前面，瞪大眼睛看。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一个姑娘穿着一身浅色的夏衣，腰间围着一条红色的漆皮带子。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抓着一顶草帽。她穿着白色的长筒袜和白色的鞋，一双纤巧的有着带扣的高跟鞋。她背后，一片波涛起伏的蓝色海洋在闪闪发光，一抹港湾挨在旁边显得明晃晃的。她是一个十分姣美的姑娘，优雅的鼻子，喷红的嘴唇，细长的腿，难以想象的整洁，而且保养得很好，她肯定一天要洗两次澡，指甲缝里一点污垢也没有。充其量，也许只有海滩上的一些沙粒罢了。
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穿着一条白裤子，一件蓝色短上衣，戴着一顶水手的便帽，可是我们对他的兴趣却要少得多了。
广告牌上的这个姑娘，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神奇事。我们完全忘记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甚至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几年了，我们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光景，没有看见过这样快乐、美丽和幸福的光景。那是太平时世，太平时世就应该这样。我们不禁情绪激动起来了。
“不过只要看一看这双轻巧的高跟鞋，她不可能穿着它行军走出一公里路的。”我说道，随后开始觉得自己很愚蠢，因为像这样站在一幅图画前面，只想到行军啊什么的，简直是荒谬透顶。
“她能有多大年纪？”克罗普问。
我估计道：“至多二十二岁，艾伯特。”
“那她要比我们大。让我告诉你吧，她不会超过十七岁！”
这句话叫我们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挺好，你觉得怎么样？”
他点点头。“我家里也有一条白裤子。”
“白裤子，”我说，“可是像这样的一个姑娘……”
我们相互斜睨了一眼。这里是找不出多少可以夸耀之处的，一身破破烂烂、油腻腻、脏兮兮的军服。要竞争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我们就动手，把那个穿白裤子的年轻人从广告牌上撕下来，仔细着不要损坏那个姑娘。那是一件可以做到的事情。接着，克罗普建议：“我们不妨把虱子搞掉一点。”
我并不十分起劲，因为这样做对衣服没有什么好处，要不了两小时，一个人身上又都是虱子了。可是当我们把那幅招贴画又深入考虑一番的时候，我宣告说我是愿意那样做的。我甚至还想得更远。“我们不妨再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找出这么一件干净的衬衣……”
克罗普的话倒也颇有道理，他说：“最好能够弄到短袜。”
“短袜，或许也可以弄到。咱们好歹出去找找看吧。”
这时候，勒尔和加登晃晃悠悠荡到这里来了。他们朝那张海报瞅了一眼，于是谈话就马上变得相当下流了。勒尔是我们班上第一个跟女人发生过关系的人，他就把那种叫人兴奋的详情细节统统讲了出来。他自得其乐地欣赏着这幅图画，而加登便在一旁得力地附和着他。
这倒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感。谁要是不下流，谁就不是一个士兵。不过那个时刻不太适合我们，因此我们就侧着身子走开，向除虱站齐步行进，心里怀着一种感情，仿佛那是一家出色的男子服装商店似的。
我们宿营的那所房子，坐落在一条运河附近。运河的一边有几个池塘，侧边栽着白杨，运河的另一边也有一些女人。
靠我们这一边的房子里，都已经没有人住了。不过在另一边，偶尔还看得见几个居民。
傍晚时分，我们便出去游泳。有三个女人沿着河岸在溜达。她们慢慢地走着，也没把视线转开去，尽管我们都没有穿游泳衣。
勒尔向她们打招呼。她们便笑了起来，还停住脚步瞅着我们。我们用不太连贯的法语跟她们搭讪，讲的是心血来潮的闲话，全是急急匆匆、乱七八糟想起来的，为的是不让她们离开。她们并不出众，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还有这样的人呢？
其中有一个是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她嫣然一笑，就可以看见她的牙齿在闪烁发光。她行动敏捷，裙子在她腿四周宽宽松松地飘动。虽然河水很冷，可是我们还是十分高兴，而且竭力使她们发生兴趣，为了让她们留在这里。我们试着说些笑话，她们也给我们以回答，她们的话我们可无法理解。我们笑着，招着手。加登更加机灵。他跑到屋子里，拿了一个军粮面包，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一下可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她们又是点头，又是招手，要我们游过河去。可是我们不敢那么做。到对岸去是禁止的。所有的桥上都布着岗哨。没有证件，不准通行。因此我们就想办法让她们懂得，要她们到我们这一边来。可是她们却摇了摇头，朝那座桥指了一指。她们也是不准过桥来的。
她们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到运河旁边，一路沿着坡岸走去。我们在水里游着跟住她们。过了几百米，她们拐了个弯，指指一幢房子，那房子离得远些，掩映在树木和灌木丛中。勒尔问她们是不是就住在那边。
她们笑了。是的，那正是她们住的房子。
我们向她们喊道，我们会上她们那里去的，等岗哨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晚上，今天晚上。
她们举起双手，将它们合在一起，让脸搁在上面，把眼睛闭了起来。她们懂了。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踏着舞蹈的步子。有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妞儿还叽叽喳喳地叫着：“面包，好。”
我们热情地向她们保证，这面包我们一定会带来。而且还有别的好吃的东西，我们转动着眼珠子，还试图用手势来解释。勒尔为了想说明“一条香肠”，差一点给淹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还会答应把军需仓库里的东西统统都拿给她们咧。她们走远了，还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爬上自己这一边的坡岸，老远注意着她们是不是走进那幢房子里去，因为她们说不定会欺骗我们。随后，我们又下水游了回来。
没有证件谁也不准走过桥去，因此我们非得等到晚上泅水过去不可。我们兴奋极了。不喝点东西，简直没法等待下去，我们这就去了营房食堂。那里正好有啤酒和一种潘趣酒[14]供应。
我们喝着潘趣酒，互相胡扯着各自的美妙经历。大家都高兴地相信别人讲的故事，不过要轮到自己讲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故事来压倒别人时，等得却有点不耐烦。我们的手安静不下来，我们抽了不知有多少支烟卷，直到克罗普开言了：“其实我们还不妨给她们带几支烟卷去。”就这样，我们把几根纸烟放在军帽里头保存起来。
天空绿盈盈的，像是没有成熟的苹果的颜色。我们一伙有四个人，可是只能去三个，因此我们必须把加登摆脱，于是又是朗姆酒，又是潘趣酒，灌得他脚步踉跄，醉醺醺的。天色黑了，我们才返回营舍，让加登走在我们中间。我们都热辣辣的，满怀着想干风流韵事的欲火。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是我的，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分配决定好了。
加登往他那个草垫上一倒，就打起呼噜来。有一回，他醒了过来，龇牙咧嘴地发出狡猾的笑声，叫我们都大吃一惊，以为他是在戏弄我们，那点潘趣酒简直给他白吃了。可后来他又往下一倒，沉沉睡去了。
我们每个人拿了一整块军粮面包，用报纸包好。纸烟也包在里面，另外还有那天晚上分发给我们的三份上好的配给品肝浆灌肠。这份礼物就很体面了。
我们把这些东西小心谨慎地塞在长筒靴里，这长筒靴我们是非带不可的，免得到了河岸那一边，我们的脚踩在铁丝和碎玻璃上。又因为我们必须泅水过去，所以也不能带别的衣服。好在天已经黑了，而且路也不远。
我们就这样出发了，把长筒靴拎在手里。我们迅疾地滑进河水中，仰泳过去，把装东西的长筒靴举在水面上方。
到了对岸，我们小心翼翼地爬上岸坡，把包裹拿了出来，穿上长筒靴。我们把东西夹在胳膊底下。就这样，大家湿淋淋、赤条条的，只穿着一双长筒靴，我们便撒腿小跑起来。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幢房子。它隐伏在树丛中间。勒尔被一个树根绊了一跤，把胳膊肘都擦伤了。“没关系。”他高高兴兴地说。
百叶窗都关着。我们悄悄地绕着房子打转，想从隙缝里窥看。后来我们觉得不耐烦了。克罗普突然犹豫起来：“万一有位少校跟她们在一起，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只好溜之大吉，”勒尔龇牙咧嘴地笑着，“他可以在这里看出我们团队的番号。”说着他拍了下自己的屁股。场院的大门开着。我们的长筒靴发出很大的响声。屋子的门开了，射出来一道亮光，一个女人吃惊地叫了起来。我们用蹩脚的法语说：“嘘，嘘，伙伴，好朋友。”一边还央求地高高举起我们的包裹。另外两个姑娘这时候也出来了，屋门大开，亮光直往我们身上照着。她们认出了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光景，三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她们在门框里前仰后合，笑得毫不克制。她们的举动多么美妙啊！
“等一下。”她们用法语回答，然后就进去了，扔出来了几件衣服，我们便高高兴兴地将它们裹在身上。这样，她们才允许我们进去了。屋子里点着一盏小小的灯，里头很暖和，稍稍还有一点香水的味道。我们把包裹打开，将东西递给她们。她们的眼睛闪闪发光，一望便知她们全饿坏了。
这时候，我们全都有点不知所措。勒尔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她们这才重新活跃起来，便拿出菜盘和餐刀，扑向那些东西。在吃之前，她们总要把每一段肝浆灌肠举得高高的，加以赞赏一番，我们坐在一旁，也颇为自豪。
她们叽叽喳喳地跟我们讲个不停。她们的话我们懂得不多，可是我们都倾听着，觉得语气是友善的。不用说，我们看起来都很年轻。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抚摸着我的头发，用法语说了句所有法国女人都在说的话：“战争——大灾难——可怜的小伙子——”
我紧紧地抓住她的胳膊，将我的嘴唇贴在她的手掌上。她的手指便把我的脸搂住了。紧挨在我上面的是她那双迷人的眼睛，那柔软的棕色皮肤，以及那张殷红的嘴唇。她的嘴说着我所听不懂的话。我不能充分理解她的眼睛，这双眼睛仿佛说出了比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所预料的更多的言语。
隔壁还有别的房间。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了勒尔，他跟那个金黄色头发的小妞儿紧紧地搂在一起，还大声地笑着。他是个精于此道的老手。可是我呢，我却完全陷入一种未曾体验过的、模模糊糊的、急不可耐的感情冲动之中，一任这种感情摆布。我的愿望跟渴求和沉思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觉得头有点发晕，在这里没有一样男人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我们把长筒靴留在门外，她们给我们换上了拖鞋，就这样，凡是使我回忆起士兵的安全与胆量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了：没有了步枪，没有了腰带，没有了军服，没有了军帽。我让自己掉进那浑然无知的境界中，管他出现什么情况。可是，尽管如此，我多少还是有点害怕。
这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思考的时候，眉毛总是一动一动的。但说话的时候，那两条眉毛却纹丝不动。而她的嗓音，往往还没有变成一个词，就已经闷住，或者道出了一半，就在我头顶上飘走了，好像一座没搭成的拱桥，好像一条小径，好像一颗陨落的星星。我从前知道什么呀，现在我又知道什么呢？这种外语词汇，我一点也不懂，而它们却使我沉沉欲睡，把我引入一种寂静的氛围，于是，屋子逐渐昏暗，随后消失在半明的光线里，只有俯向我的那张脸还富有生气，而且清澈明亮。
一张脸的模样能多么善变啊！一小时以前它还是陌生的，而现在却已经带有温柔的色彩，这种温柔不是来自脸蛋，而是来自黑夜，来自尘世，来自沸腾的热血，而所有这些东西，仿佛都集合起来在这张脸上闪闪发光。屋子里的物件也受到它的感染而发生了变化，都变得很奇特。当灯光投在我那浅色的皮肤上面，那只棕色冰冷的小手打它上面摸过的时候，我差不多浮起了一种崇敬的心情。
这一切跟军妓院里的情况又是多么不同啊，那里我们是准许进去的，不过非得排了长队等候不可。我巴不得不去想起那里的情形，可是情欲却使我不自觉地想到那上面去了，而且我还感到害怕，因为再要摆脱那些经历，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的嘴唇，便把自己的嘴唇紧贴上去，我闭上了眼睛，我但愿这一切都被抹掉，战争啊，恐怖啊，卑鄙啊，以便让青春和幸福苏醒过来。我想起海报上那个姑娘的画像，瞬息之间，我竟然以为，只有把她弄到手，我才能活下来。而且，假如我往那双搂着我的胳膊里贴得更紧些，奇迹说不定就会出现咧。
就这样，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了。勒尔非常高兴。我们穿上了长筒靴，跟她们亲切地告别。夜风吹凉了我们热乎乎的身体。高大的白杨矗立在黑暗中，发出瑟瑟的声响。月亮在天空中、也在运河的流水中浮动。我们没有奔跑，我们并排大踏步走着。
勒尔说：“花这么一份军粮面包，是值得的。”
我没有能够下决心讲话，我一点也不觉得快乐。
这时我们听到了脚步声，便躲到一株灌木后面。
脚步声越来越近，已经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士兵，脚上穿着长筒靴，跟我们完全一个样，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包包，向前飞奔。原来，是加登在全速行进。一转眼他早已走得踪影全无了。我们都笑了起来。明天早晨，他准会把我们责骂一顿咧。神不知鬼不觉地，我们又都回到了自己的草垫上了。
我被传唤到了办公室。连长交给我一张休假证和一张通行证，还祝我一路顺风。我看看到底给了我多少天假期。十七天，十四天休假，三天路程假。这就太少了，于是我问，是不是可以给我五天的路程假。伯廷克指了指我的通行证。从那上面，我看到并不需要马上回前线。休假期满以后，我就得往一个野外营地去报到，参加一门课程的训练。
大家都向我祝贺。卡钦斯基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要我尽量想法找一个基地的差使。“如果你机灵，你还可以把这个职位一直干下去。”
我其实宁可过了八天再走，我们在这里本来也会住这么久的，何况这里生活又挺好。
当然，我还得在营房食堂请大家喝酒。我们都有点醉醺醺了。我心情忧郁；我要离开六个星期，那当然是鸿运临头，可是在我回来之前，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是不是还会见到这里的这些人呢？海伊和克默里希早都已经不在了，下面又会轮到谁呢？
我们喝酒的时候，我挨个将他们看过去。克罗普坐在我旁边抽着烟，他一声不吭，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对面蹲着卡钦斯基，耷拉着肩膀，大拇指很粗壮，说话不紧不慢；缪勒露出了牙齿，大声地哄笑着；加登睁着一双耗子似的眼睛；勒尔长着一把稠密的胡子，看去至少像有四十岁了。
我们头顶上飘浮着一股浓重的烟气。凡是有士兵的地方，不会没有烟草的！营房食堂是士兵的避难所，啤酒绝不只是一种饮料，而且还是一种表示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动活动四肢、伸伸懒腰的标志。我们干这些事，倒像举行仪式似的，大家把腿伸在前面，无拘无束地随地吐着痰，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一个人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怎么会种种事情一下都出现在了面前！
到了晚上，我们又到运河的对岸去了。我几乎很害怕，当我告诉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说我就要走了，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我们再也不会重新见面了。她只是点着头，并没有太动声色。起初，我不能很好地理解，随后我突然明白了。勒尔说得对：要是我上前线，她又会叫我“可怜的小伙子”，可是这回仅仅是休假，对这个她并不爱听，也不是那么很有趣。让她这个叽叽喳喳的饶舌女人见鬼去吧。一个人梦想着一件奇迹，醒来时却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粗面包。
第二天早晨，捉好虱子以后，我就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跟我同去的有克罗普和卡钦斯基。在停车站，我们听说还有两三小时火车才会开。他们两个人还得回去值勤。我们便相互道别了。
“祝你幸运，卡钦斯基；祝你幸运，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一两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一次举步和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不管离多远，我也认得出他们来。随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蓦然间，我心里急躁得要死，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我在多少个车站月台上躺过，我在多少家流动厨房前站过，我在多少张木板长凳上蹲过。随后，那景色终于变得使人感到不安、神秘而且熟悉了。从西边的车窗外面，掠过一座座村庄，那里的茅草屋顶如同帽子一般盖在墙上刷了白灰、一半用木料建成的房子上，一块块农田如同珍珠母似的在斜阳中闪烁，还有一片片果园、一座座谷仓和一株株老菩提树。
车站的名字开始有了意义，我的心也便颤抖起来。列车颠簸着向前行进，我站在车窗旁边，抓住了窗框。这些名字标志着我青年时期的界限。
平坦的草地，田野，农场，孤零零的一对套着车的牲口，映衬着天空，沿着与地平线并行的道路移动。铁路过道处的拦路木栅，它前面站着的农民们在等候，姑娘们在挥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还有通往村子去的道路，平平整整的、没有炮兵部队的道路。
已经是黄昏了，如果没有列车的响声，我准会叫喊起来。平原豁然开朗，山脉那柔和的蔚蓝的剪影开始在远处显现了。我认得出多本伯格独特的轮廓，一柄锯齿形的梳子，从树林的顶端陡峭地矗立起来。城市大概就在那后面。
可是这会儿，阳光流遍大地，把一切东西都熔化在它那金红色的光辉里，列车嘎啦嘎啦地转了个弯，又转一个弯。老远老远，一株接着一株地挺立着长长的一行白杨，那白杨看去是那样模糊，那样不稳，那样漆黑，犹如由暗影、光亮和渴望构成的一幅景象。
田野慢慢地旋转过去，列车绕着它行驶，于是树木之间的空隙消失了，它们变成了一大块，一刹那间我只看见一棵树。随后，它们又从那最前头的一棵树后面重新出现了，映衬着天空，突现成长长的一行，直到那第一批房屋把它们给遮住了。
一个与铁轨交叉的道口。我站在车窗旁边，舍不得离开。别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了。我自己嘟嘟哝哝一遍遍默念着经过的街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下方经过的有自行车、马车、行人，这是一条灰蒙蒙的街和一条灰蒙蒙的地下通道。这条街使我心情无比激动，我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后来，火车停下来了，到了一个又喧嚣、又充满喊叫声、又有岗哨的车站。我抓起背包，扣紧肩带，将步枪握在手里，跌跌绊绊地走下了梯级。
我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在这些匆匆来去的人群中间，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个红十字会护士给我一点东西喝。我转过身子，她朝我微微一笑，笑得太傻，而且一心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瞧，我在给一位军人喝咖啡呢。她管我叫“同志”，可我偏偏一点也不想要咧。外面，车站前头有条小溪在街边潺潺地流着，这是从磨坊桥的水闸里喷着泡沫冲出来的。那边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方形瞭望楼，它前面是那株高大斑驳的菩提树，背景则是一片暮色。
这里，我们是常常来坐的——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们走过这道桥，便闻到这潭污水那冰凉腐朽的气味。我们就在水闸的这一边，朝那死水弯下身去，从这些桥墩上，悬垂着藤蔓和藻类。到了大热天，我们还在水闸的那一边，欣赏喷涌出来的泡沫，唠唠叨叨地谈论我们那些老师的事情。
我走过了桥，向左右观望着，河水跟从前一样浮满了藻类，而且始终射出亮闪闪的弧形往下奔流。在那所瞭望楼里，洗熨衣服的女工也与往常一般，光着臂膀站在雪白的干净内衣前面，而熨衣的热气正从开着的窗子里飘散出来。狗在狭窄的街上踽踽地走着，人们站在门口，当我走过的时候便眼瞪瞪直盯着我，看我身上这样脏，背的东西又这样重。
这家糖果店，我们常常来吃冰，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抽烟。顺着这条街走去，我每一家铺子都熟识，什么食品杂货店啊，药材店啊，面包店啊。后来，我终于在一扇把手已经损坏的褐色的门前站住了，我的手觉得沉重起来。我把门推开，迎接我的竟是一种古怪的冷漠，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了。
楼梯被我的长筒靴踩得嘎嘎作响。楼上，有扇门砰的一声开了，有个人凭着栏杆向下张望。被打开的是扇厨房门，她们正在煎马铃薯薄饼呢，屋子里弥漫着这股香味，今天肯定是星期六，而那位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的准是我的姐姐了。有一会儿，我觉得怪不好意思，便低下了头，随后我摘下钢盔，抬起头来一看。一点不错，果然是我的大姐。
“保罗，”她叫道，“保罗！”
我点点头，我的背包跟栏杆扶手撞了一下，我的步枪才重得厉害呢。
她把一扇门拉开了，唤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钢盔和步枪。我用尽平生之力把它们紧紧抓着，可就是一步也没法前进，楼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用枪托撑在脚边支住我的身体，把牙齿狠狠地咬紧，可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姐姐的一声呼唤竟使我浑身没有了力气，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苦苦地挣扎着，想要笑一笑，说句话，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又悲愁，又困惑，不由得一阵剧烈地痉挛，而且不由自主地，泪珠扑簌簌从我腮帮上滚落下来了。
姐姐又走回来，问道：“你怎么啦？”
于是我振作一下精神，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楼梯口。我把步枪倚在角落里，把背包靠在墙上，把钢盔搁在上面。我还把皮带什么的也解下来跟那些东西放在一起。然后我激动地说：“给我拿一条手绢来！”
她从小橱里拿出一条来给我，我把脸擦干。我头顶的墙上，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是我从前收集的一些彩色蝴蝶。
这会儿我听到母亲的嗓音。那是从卧室里传过来的。
“她还没起床吗？”我问姐姐。
“她病啦……”她答道。
我走进她房里，把手伸给她，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回来啦，妈妈。”
她在苍茫暮色中静静地躺着。随后她提心吊胆地问我，我也感觉到她那种搜索的目光，她问：“你是不是受了伤啦？”
“不是，我是准假回来的。”
我母亲脸色很苍白。我不敢点灯。“现在我躺在这里，流着眼泪，”她说，“本来应该高高兴兴的。”
“你是不是病了，妈妈？”我问。
“今天，我打算起来一会儿，”她说着，又朝我姐姐转过脸去，姐姐进进出出地老往厨房里跑，怕把饭菜给烧焦了，“把那罐越橘果酱拿出来。你不是喜欢吃的吗？”她这样问我。
“是的，妈妈，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这种东西了。”
“我们简直好像早已知道你要回来似的，”我姐姐笑着说道，“正好有你喜欢吃的东西，马铃薯煎饼，甚至还有越橘果酱呢。”
“而且又是个星期六。”我补上了一句。
“坐到我旁边来。”我妈妈说道。
她朝我瞅着。她的一双手，跟我的相比，显得又苍白，又虚弱，又瘦削。我们没有谈什么话，多谢她什么也没有问我。我该说些什么呢？凡是我能够指望的事情，样样都已经实现了。我平平安安地走了出来，坐在她的旁边。厨房里，我姐姐正站在那里，一边做晚饭，一边唱歌。
“亲爱的孩子。”母亲轻声地说。
在我们家里，感情向来都不是很外露的，凡是穷苦的人，得辛勤操劳，满怀忧虑，一般感情都不外露。他们不会这样行事，他们不会把反正已经知道的事明确说出来。当我母亲跟我说“亲爱的孩子”，它的意义要比别人这样说的时候更加深刻得多。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罐越橘果酱是几个月来他们仅有的一罐，而这一罐却由她专门为我保存了下来，同样还有那些多少有点变味的饼干，她也留给了我。这些东西，她准是凑巧弄到了手，而统统为我保留下来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对面饭店主人家花园里的栗树，从窗子里映进来褐色和金色的光芒。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自语着：“你是在家里了，你是在家里了。”可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并没有让我摆脱掉，在这一切的事物中间我还没法感觉到舒适自在。那里是我的母亲，那里是我的姐姐，那里是我放蝴蝶的镜框，那里还有一架桃花心木的钢琴，可就是，那里我还不是我自己。我们之间有着一段距离，隔着一重帷幕。
我出去把背包拿到了床边，将我带回来的东西都取了出来：一整块荷兰干酪，是卡钦斯基给我弄到的，两条军粮面包，四分之三磅黄油，两罐肝浆灌肠，一磅猪油和一小袋米。
“这些东西我想你们都用得着。”
她们点了点头。“这里的粮食供应是不是很差？”我问。
“是的，数量不太多。你们在前方够吃吗？”
我微微一笑，指指我带回来的东西。“当然不是一直都有这么多的，不过我们生活得相当过得去。”
厄娜把吃的东西拿走了。我母亲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颤颤巍巍地问道：“在前方是不是过得很糟啊，保罗？”
妈妈，这句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你不会懂得，你永远不可能理解。你也永远不必要理解。是不是过得很糟，你问。你，我的妈妈啊。我摇了摇头，说道：“不，妈妈，不那么太糟。我们常常大伙在一起，所以也不是那么糟。”
“哦，可是海因里希·布里德迈耶最近回到这里来，他说在前方，眼下可怕极了，毒气啊，还有各式的花样。”
说这句话的是我的母亲。她说：毒气啊，还有各式的花样。她并不知道她自己说的是什么，她只是为我担心罢了。我该不该告诉她，有一回我们发现三条敌人的战壕，里面的守军一个个都像中了风似的僵直待在那里呢？有的靠在胸墙上，有的钻在坑道里，这些人都待在原来的地方，有站着的，也有躺着的，脸孔发青，全都死了。
“没有的事，妈妈，那不过是谣传罢了，”我答道，“布里德迈耶说的话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你看，我不是很健壮很结实嘛……”
面对着母亲那种心惊胆战的忧虑，我恢复了镇静。现在，我能够走来走去，说长道短，回答问题，不怕自己因为世界会变得橡皮一样柔软、我的血管会变成火绒一般而突然之间非得倚靠在墙上不可了。
我母亲要起来，所以我就到厨房里我姐姐那里去了一会儿。“她怎么了？”我问。她耸了耸肩膀：“她病倒都已经两个月了，可是我们不想写信告诉你。好几位医生来看过她的病。其中有一位说，说不定又是癌症。”
我到地区指挥部去报到。我慢悠悠地在街上溜达着。偶尔有人同我说话。我总是停留得不久，因为我不太愿意跟人聊天。
从营房里回来，路上有个很大的嗓音向我吆喝。我依然在沉思之中，马上转过身去，才发现对面站着一个少校。他怒气冲冲地向我说道：“你就不会敬礼吗？”
“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慌张地说道，“我没有看见您。”
他嗓音更粗了：“你难道不知道怎么样把话说得礼貌一点吗？”
我真想抽他一个嘴巴，可是我毕竟克制住了，因为这可关系到我的假期，于是我碰响脚跟，立正说道：“我没有看到您，少校先生。”
“那么把你的眼睛睁大一点！”他气鼓鼓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他那红彤彤、胖乎乎的脸仍然是怒气冲冲的。“哪一个部队？”
我按照规定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即使这样，他还觉得不够。“你们驻扎在哪里？”
这会儿我可真是忍受不下去了，便说：“在朗厄马克和比克斯朔特之间。”[15]
“怎么？”他问，有点发愣了。
我向他解释，我这是休假回来，才到了一两个小时，原以为这样一讲他就会走开的。可是我完全错了。他甚至越发狂暴了：“你以为你可以把你们前方的那一套规矩带到这里来，是吗？我们才不吃那一套！谢天谢地，我们这里还有纪律！”他发出命令：“向后二十步，齐步走！”
我火冒三丈。可是我一句话也不能跟他说，要是他高兴，他可以马上把我抓起来。因此我就跑步退回去，随后开步朝他走，到了离开他六步的地方，我一挥手行了个敬礼，直到我走过他六步之后才把手放下来。
他又叫我回去，和和气气地告诉我，要我明白这一回他很高兴，可以从宽处理了。我装作对他非常感激。“解散！”他发出命令。我咔嚓一声转过身来，开步走了。
这一下弄得我整个晚上都兴味索然了。我动身回到家里，把军服往角落里一撂，反正我早该把它换掉的。于是我从衣橱里拿出一套便服，就把它穿上了。
我觉得非常不习惯。这套衣服相当紧，也相当短，我在军队里块头长大了。衣领和领带给我添了点麻烦。结果还是我姐姐替我打了个领结。可是这套衣服多轻啊，使人感到好像身上什么也没有，只穿一条衬裤和一件衬衫似的。
我往镜子里照了一照。那模样可真古怪。一个晒得黝黑、长得过大、将要受坚信礼[16]的青年愕然地直瞅着我。
看见我穿上了便服，我母亲感到很高兴。这样一来，她觉得我格外亲切一些。可是我父亲却宁愿我穿上军服，这样他可以带我去看望他的熟人。
可是我拒绝了。
能够静幽幽地坐在一个什么地方，譬如说在饭店主人的花园里面，九柱戏球道旁边的栗树底下，是很有乐趣的。树叶飘落在桌上和地上，只有那么几片，最初的几片。面前搁着一杯啤酒，我在部队里已经学会喝酒了。酒杯空了一半，可是杯子里还有美味凉爽的几大口，尽够我喝的，再说，只要我乐意，还可以随时来他个第二杯，第三杯。这里既没有号音，也没有炮击，主人家的几个孩子在九柱戏球道上玩耍，一只狗将头搁在我的膝盖上。天空蓝漾漾的，栗树叶中间，矗立着圣玛格丽特教堂那绿盈盈的尖塔。
这很好，我挺喜欢。但是跟人们我却处不来。我母亲是唯一百事不问的人。可我父亲就不是这样。他要我把前线的情况讲给他听，他的那种好奇，我发现既动人又愚蠢，后来我跟他再也没有真正的接触。只要这么听着，往往比什么事都更叫他喜爱。我知道他并不懂得，一个人不能够说这些事情，而我本来倒是愿意讲的。可是要把这些事情变成语言，对我来说那是一种危险，我害怕那样一来它们会变得十分庞大，叫我制服不了。如果前线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们样样都很清楚的话，那我们还不知道会变成个什么样咧。
因此我约束自己，只把一些有趣的事情讲给他听。可是他倒问我，我有没有经历过一场肉搏战，我说了声“没有”，便站起身来往外走了。
不过那也于事无补。到了街上，电车的嘶吼声听上去真像一发正在直射过来的炮弹的呼啸，这响声把我吓了几跳之后，有个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原来是我的德文老师，他冲着我净问那些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啊，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可怕吧，可怕吧，是不是？是的，那是吓人的，可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不管怎么说，我听人讲，你们在那边至少吃的东西还很不错。你气色很好，保罗，身体也结实。这里自然要差多了，这也很自然，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凡是最好的东西总要留给我们的战士！”
他把我拉到一张照例围坐着许多老顾客的桌子那里。他们热情地接待我，一位校长跟我握了握手，说道：“原来你是从前线回来的？那边的士气怎么样？了不起吧，了不起吧，是不是？”
我做了说明，回家嘛，人人都是乐意的。
他哈哈大笑：“这话我完全相信！不过，你们首先得把法国佬打个痛快！你抽烟吗？这里，你不妨来一支。服务生，也给我们的年轻战士来一杯啤酒。”
我悔不该接受那支雪茄，弄得我只好留下来了。他们都洋溢着一片盛情，要推却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非常懊恼，便使劲地抽烟，简直像烟囱似的。为了至少要表示一点领情，我就一大口把那杯啤酒喝干了。可马上又为我要来了第二杯。人们都知道，他们受了军人多少的恩惠啊。他们争论着我们应当吞并哪些地方。系着钢表链的校长，认为至少要比利时的全部，法国的煤矿区，以及俄国的一大块土地。他提出我们一定要这些地方的理由，而且还一个劲坚持他的意见，直到别人最后都对他让步了才罢。于是他开始解释，突破口一定要挑在法国的某个地方，随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道：“现在，用你们那种持久的阵地战，在那边稍稍向前移动一点。赶走那些鬼家伙，到那时和平就可以来到了。”
我回答他，按照我们的想法，突破也许是不可能的。敌军的后备部队也许是太多了。此外，战争也许跟人们想象的并不都一致。
他傲慢地拒绝考虑这种说法，并向我指出，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确实是这样，这是个别的情况，”他说，“可是它关系到总体。而对于这一点，你就不可能判断了。你只看见你们那小小的一段地区，因此就不了解全貌。你效忠尽职，你甘冒生命的危险，这都应该授以最崇高的荣誉——应该给你们每一个人颁发一枚铁十字勋章——但是首先，必须在佛兰德突破敌军的阵线，随后从北面席卷而下。”
他喘了口气，抹了下胡子。“那必须是全面的席卷，从南到北。随后直捣巴黎。”
我真想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样把这些事想象出来的，我把第三杯啤酒灌了下去。他马上又要了一杯。
然而我决然告辞了。他又拿了几支雪茄塞在我的口袋里，还亲热地拍拍我，放我离去。“一切顺利！希望我们不久就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按照我的想象，休假绝不是这样的。说真的，一年以前也确实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在这期间起了变化的是我。在今天和当时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当时，我对战争还一无所知，我们只是驻扎在一个平静的地带。可现在，我发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摧垮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这里，这里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人有的提出一些问题，有的什么也不问，可是人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些什么也不问的人却为他们的缄默而自豪，他们甚至常常带着一种无所不晓的神色，说这些事情根本没法谈论。他们为此而暗自夸耀。
我宁愿独自一个人，这样就不会有人来打扰我。因为他们说来说去，最后总是归结到同一件事情，情况怎么坏，情况怎么好，一个人认为是这样，另一个人认为是那样，然而，说来说去，他们总是要转到跟自身存在的意义有关的话题上去。从前，我自己也是像他们这样生活的，可是现在，我跟他们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依我看，他们话讲得太多。他们有忧虑，有目标，有愿望，可是对于这些我都不能跟他们持共同的见解。我常常跟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坐在饭店主人那小小的花园里，试着向他解释，其实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像这样静幽幽地坐着。他们当然也明白，也同意，甚至也有所察觉，但那只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是的，就是这句话——他们有所察觉，不过往往只是他们的半个人，另外的半个却从事别的活动，他们自己这样分心，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全身心地来体验这一点。我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我在这里，在他们的屋子里，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看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使我也想待在这里，把战争忘掉，可是那也同样使我反感，它是那样的狭窄，怎么能充实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把它砸个粉碎。当前线的弹片在弹坑上空呼啸，照明弹高高地往上直蹿，伤员被放在帐篷布上给抬回来，战友蜷缩在壕堑里，他们怎么能这样干！他们在这里是另一种人，是一种我所不能正确理解的人，这种人我既嫉妒又鄙视。我不能不想到卡钦斯基，想到克罗普，想到缪勒和加登，他们在干些什么呢？也许他们正坐在营房食堂里，或者在游泳，要不了好久，他们又得上前线去了。
在我房间里，桌子后面有一张棕色的皮沙发。我就坐在那上面了。
四周墙上用图钉钉着许多图片，都是我以前常常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图片与图片之间，是一些我过去喜爱的明信片和绘画。屋角里有一只小小的铁炉。对面靠墙搁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我的书。
当兵以前，我曾经住在这间屋子里。这些书，都是我用教课挣来的钱陆续买回来的。其中有许多是旧书，例如所有的经典名著就全是旧的，有一卷蓝布面精装本，还花了一马克二十芬尼[17]。我买来了全套，因为我这个人很仔细，不相信选集的编辑能够把所有最优秀的作品统统编选进去。因此我只买“全集”。我孜孜不倦地把大部分书都读了，但是真正能够吸引我的却为数极少。我宁愿读另一类书，现代的作品，这类书的价钱当然要贵得多。有几本我是用不太老实的手段得来的，我从人家那里借了，却没有去归还，因为我舍不得同它们分手。
有一格书架上放的全是教科书。它们被保管得不太仔细，已经翻得残破不堪，因为某些原因，有几页已经给撕掉了。这一格的下面是期刊、报纸和信件，跟图画和草样乱堆在一起。
我很想回忆一下我自己当年的情景。它依然留在这个房间里，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四周的墙壁把它保存了下来。我双手搁在沙发的扶手上；现在我无拘无束地舒展了一下身子，把两腿跷起，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角落里，坐在沙发的扶手中间。小窗敞开着，从窗口望出去，我可以看到那熟悉的街道景色，尽头处是那座高高耸起的教堂尖塔。桌子上放着几枝花。钢笔杆，铅笔，一个作为镇纸的贝壳，墨水瓶——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
要是我幸运，战争结束以后，回到这里，永远住下去的话，这光景一定也会是这样。我会像现在这样坐在这里，仔细打量着自己的房间，等待着。
我有点激动，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因为激动是不对的。我要重新恢复那种悠然神往的心情，我要体验那种同样有力而无法形容的冲动的感觉，这种感觉从前每逢我转向书本时往往就会产生的。当时曾经从五颜六色的书脊上升起来的希望的和风，又会将我笼住，把那块搁在我心头什么地方的沉重灰暗的铅块熔化，把对未来的焦急、思绪中的轻快的欢乐重新惊醒过来，它会把我那已经失去的青春的活力给我带回来。
我坐着，等着。
我忽然想起，我应当出去看看克默里希的母亲，也不妨去拜访一下米特尔施泰特，他应该住在营房里。我朝窗外望去：在那被阳光照耀着的街道的图景后面，显现出连绵的丘陵，轮廓模糊，仿佛悬在天边，但这景色无形中变成了秋季里爽朗的一天：我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一起坐在炉火旁边，吃着连皮烤的马铃薯。
然而，我不愿意想起这些事，我便把它们拂开了。这间屋子应当会说话，它应当抓住我，揪住我，我要感觉到我是属于这里的，我要倾听，我要知道，当我回到前线的时候：战争将会沉没，它将淹溺在回家的浪潮中间，它将永远地过去，不会再来啃噬我们，它将只是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外在力量而已！
书脊一排排立在那里。我依旧熟悉它们，而且我还记得是按着顺序排列起来的。我用眼色恳求它们：跟我说话啊，接纳我吧，你接纳我吧，我的青春的生活！你是无忧无虑的，优美绝妙的，你再把我收下吧……
我等着，我等着。
一幅幅图景从我心上漂浮过去，可是它们并没有停留下来，它们全不过是些阴影和回忆。
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开始不安起来。
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陌生的可怕感觉。我找不到退路，一点办法也没有。尽管我恳求，用尽力气，可什么动静也没有。我无精打采、悲愁抑郁地坐在那里，如同一个被判了罪的人，而过去却转头离去了。同时，我也不敢向它过多恳求，因为我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些什么。我是一个士兵，这一点必须要牢牢记住。
我感到很厌倦，于是站起身来，朝窗外眺望。然后我拿起一本书，翻了几页，打算阅读。可是我随即把它抛开，另外又拿起一本。里头有些段落，我曾经做过标记。我找寻，翻着书页，随后又换了一本。一大堆书已经堆在我的身边。很快又有别的东西堆了上去——报纸、杂志、信件。
我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仿佛站在法官面前。
勇气没有了。
词语，词语，词语——它们根本不能跟我的心相通。
慢慢地，我又把书放回书架。一切都回不来了。
悄悄地，我走出了房间。
我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我虽然再也不到我的房间里去，可是我却安慰自己，认为几天的工夫本来也不足以就此下什么结论的。将来——以后——要下判断嘛，时间我还有的是。因此，我就上兵营去看望米特尔施泰特，我们就坐在他的屋子里，这里有一种气氛，我并不喜欢，可是我却非常熟悉。
米特尔施泰特早就得到一个消息，准备讲给我听，这个消息使我立刻大为震动。他告诉我说，坎托列克已被征召去当志愿军了。“你只要想一想，”他说道，一边拿出几支上好的雪茄烟来，“我刚从医院回到这里，正好碰上了他。他向我伸出他的前爪子，鸭叫似的招呼道：‘嗨，米特尔施泰特，你好吗？’我瞪着他，答道：‘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公是公，私是私，这一点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跟一位上级军官说话，应该立正。’你真该看一看他的脸色！一半像没能爆炸的炮弹，一半像醋渍黄瓜。他迟迟疑疑地还想跟我重叙旧情。所以我就越发厉害地训斥了他一顿。随后他搬出他那最厉害的大炮来进攻，他满有信心地问道：‘你是不是要我利用我的影响，让你享受考试的照顾呢？’他在想提醒我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一下可惹得我火冒三丈，于是我用另外一些事情去提醒他。‘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两年以前，你鼓动我们到地区指挥部去报名参军，我们中间有个名叫约瑟夫·贝姆的，他本来不愿意去。后来他阵亡了，在他按照正常情况被征入伍之前三个月。要不是因为你，他至少可以多活那么长时间。好吧，现在：解散！我们以后还会谈话的。’我没怎么费劲，就请求分配到他所在的那个连里去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带到储藏室去，给他配上一套合适的服装。你等下就会看到的。”
我们走到外面场地上。那个连已经集合好了。米特尔施泰特叫他们稍息，自己便检查起来。
这时候我看到了坎托列克，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军服上衣。背心和袖子上都打着一大块一大块的深色补丁。这件上衣一定是个巨人穿的。而那条破旧的黑色裤子却又太短了，它勉强遮住小腿的一半。还有那双鞋，他穿着又太大，那是一双粗硬又破旧的便鞋，鞋尖往上翻，鞋带结在一边。可是，作为补偿，那军帽却又显得太小，那是一顶脏得可怕而且十分简陋的圆桶形平顶帽。总的印象就是一副可怜相。
米特尔施泰特走到他面前站住了：“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你这些纽扣算是已经擦亮了吗？看来你好像一辈子也学不会似的。不行哪，坎托列克，根本不行哪。”
我心里高兴得直想叫起来。在学校里，坎托列克经常训斥米特尔施泰特，用的正是同样的语调：“不行哪，米特尔施泰特，根本不行哪。”
米特尔施泰特还继续非难他：“你不妨看看伯特歇尔吧，那是你可以学习的榜样。”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伯特歇尔也在那里，伯特歇尔，他是我们学校的看门人。而他竟是一个榜样！坎托列克向我瞪了一眼，好像他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下去。可是我无关痛痒地对他笑了一笑，仿佛我再也不认识他似的。
没有什么东西比他那顶圆桶形平顶帽和那身军服更为荒谬可笑的了！而这就是我们从前常常诚惶诚恐地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那时候他高高在上地坐在讲桌后面，为了我们在法语不规则动词上出了错，他还用铅笔戳我们，而这些法语动词，我们后来在法国也没有派上一点用场。那仅仅是在两年以前，而现在，这里站着志愿军战士坎托列克，魅力突然消失了，他膝盖弯曲，胳膊如同锅柄，纽扣没有擦亮，还有那副荒谬可笑的打扮，一个不成体统的士兵。我没法把眼前这个光景跟讲桌后面那个吓人的形象统一起来；我确实很想知道，我这个老兵该怎么办，如果那具悲惨的皮囊竟然再敢问我：“博伊默尔，把aller的imparfait说出来。”[18]
然后，米特尔施泰特要他们进行散兵操练。算是一种好意，他指定坎托列克担任班长。
这里有个特殊的情况。原来在进行散兵操练的时候，班长一直要走在他那个班前面二十步的地方。如果一声令下：向后转——齐步走！那么，散兵队列只消向后转一个身就行，可是班长，这下子突然发现自己落在队列后面二十步远，便不得不跑步前进，重新赶到他那个班前面二十步远的地方。这样，总共就跑了四十步路。可是他刚一赶到，“向后转——齐步走！”的口令又下来了，于是他不得不再一次用最快的速度跑完那四十步路，赶到另一头去。这样，班里的人只不过向后转一个身，多走两三步路，而班长却要忽前忽后没命地奔跑，活像在窗帘木杆上放的屁一样滚来滚去。这一整套，乃是米特尔施泰特使用的许多有效的药方之一。
坎托列克从米特尔施泰特这里根本指望不到别的什么好事，因为有一回他曾经搞掉了米特尔施泰特一个升级的机会，所以在回到前线以前，米特尔施泰特如果不尽量利用这样的大好机会，那他就成了一个大傻瓜。军队只要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一个人说不定死也会死得更加甘心咧。
这时候，坎托列克像只野猪一般，来回地奔跑着。过了一会儿，米特尔施泰特结束了散兵的操练，又开始一项非常重要的爬行训练。坎托列克用双手和双膝趴在地上，还按照规定背着枪，立刻在我们前面的沙土上，移动着他那壮观的身影。他吐着粗气，他的喘息像是在奏乐。
米特尔施泰特引用当年坎托列克主任教师说过的话来鼓励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坎托列克志愿军，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克服困难。”坎托列克吐出一块卡在牙齿缝里的脏木片，他身上流着汗。米特尔施泰特弯下身子，恳切地告诫道：“在零星小事里可别忘了伟大的事业，坎托列克志愿军战士！”
这倒使我很奇怪，坎托列克一点也没有暴跳发作，特别是在上体能训练课的时候，米特尔施泰特学他的那个样子可真是学得妙极了，他在单杠上正要引体上升，米特尔施泰特便一把抓住他的裤裆，让他只能将下巴刚好高出横木，然后开始给他一番明智的劝诫。坎托列克在学校里的时候也正是常常这样对待他的。
之后便分配其他的勤务：“坎托列克和伯特歇尔，去运面包！把手推车带去。”
没过几分钟，这两个人一起推着手推车出发了。坎托列克怒气冲冲地耷拉着脑袋。可是那个看门人却很高兴，因为派给他的勤务很轻松。
面包厂房远在市镇的另一头。两个人来回走一趟，必须穿过整个的市镇。
“他们早已走过两三趟了，”米特尔施泰特龇牙咧嘴地狞笑着，“人们已经开始在等着看他们咧。”
“真了不起，”我说，“可是他有没有告发过你呢？”
“他试过！我们的指挥官听到这段故事之后，便大笑起来。他才没有兴致来管教师的事。再说，我正在向他的女儿求爱呢。”
“他会使你的考试搞糟。”
“我不在乎，”米特尔施泰特泰然自若地说道，“再说，他埋怨也没有用，因为我可以证明，通常他只被分配一些轻松的勤务。”
“你不能把他管教得稍微好一点吗？”我问。
“他太蠢啦，我可不耐烦。”米特尔施泰特庄严而高傲地答道。
休假是什么？是一种暂停，它只会使以后的一切变得更加糟糕罢了。别离的情绪这会儿已经开始闯进来。我母亲默默无言地注视着我，她正在计算着日子，我知道。每天早晨她总是很悲伤。又少了一天了。她已经把我的背包拿开，她不愿意让这东西提醒自己。
一个人苦思冥想的时候，一小时一小时过得很快。我打起精神，陪我姐姐到肉店里去买一两磅排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特别优待，人们一大早就在那里排队，站着等候。有一些人都昏过去了。
我们运气不好。轮流等了三个小时，队伍全散了。排骨已经卖完了。
幸而我领到了一份军粮。我就把它带给我的母亲，就这样，我们大家总算都吃到一点富有营养的食物。
日子越过越沉重，我母亲的眼神也越来越忧郁。现在只剩下四天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克默里希的母亲。
这件事，我没法把它写下来。这个颤抖着抽泣的女人，把我摇晃着，向我申诉道：“为什么你还活着，而他却已经死了？”她涕泪滂沱，大声呼喊，“你在那里究竟干了些什么，孩子，当你……”她颓然地倒在一张椅子里，号啕哭叫着，“你看见了他吗？那时候你看见了他吗？他怎么死的？”
我告诉她，他被一枪打中了心脏，当场就死了。她瞪着我，表示怀疑：“你胡说。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已经感觉到他是怎样惨死的。在夜里，我已经听到他的声音，感到他的焦虑。把真情讲出来，我要知道真情，我一定要知道真情。”
“不，”我说，“我当时就在他旁边。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
她轻声地央求我：“告诉我。你一定得告诉我。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可是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比你告诉我真情反而会把我折磨得更苦吗？我受不了这种无法捉摸的情况，你就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哪怕很惨也不要紧。总比你不说而我非得去那么想要好得多。”
我怎么也不会告诉她，就是把我剁成肉酱，我也不会告诉她。我同情她，可是在我看来，她一样还是傻头傻脑的。她干吗不想开一点啊？克默里希总归已经死了，不管她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一个人看见了那么多的死亡以后就再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对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悲痛。因此我便有点不耐烦地说：“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他绝对没有感觉到什么。他的脸十分宁静。”
她不吱声。随后她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愿意起誓吗？”
“愿意。”
“凭你认为神圣的一切东西来起誓吗？”
老天爷，什么东西是我认为神圣的呢？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变动得多快哪。
“是的，他是一下子就死去的。”
“假如这不是真情，你自己愿意从此不再回来吗？”
“倘若他不是一下子就死去的，我愿意从此不再回来。”
我可以凭任何东西来起誓。可是她似乎相信我的话了。她不住地悲叹着，哭泣着，要我告诉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好编造了一个故事，不过这故事就连我自己也几乎信以为真了。
我告辞的时候，她亲了亲我，还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他穿着一身新兵的军服，靠在一张圆桌子上，这张桌子的腿是用没有劈开的桦树干做的。他背后是一片画在幕布上的树林。桌子上搁着一杯啤酒。
这是在家里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很早就上了床，抓起枕头，紧紧地将它捂住，把我的脑袋埋在里面。谁知道我今后还会不会再睡在这铺着鸭绒垫子的床上！
那天深夜，我母亲来到我房里。她以为我早睡着了，我也就装作已经睡着的样子。两个人都醒着，就得说话，那可太难了。
她差不多坐到将近破晓，虽然她浑身疼痛，不时扭动。后来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又装作刚刚醒来的样子。
“你去睡吧，妈妈，在这里你会着凉的。”
她说：“以后我有的是时间睡觉。”
我坐了起来。“我并不是马上就回到前线去，妈妈。我还得在训练营里受四个星期的训。说不定在哪一个星期天我又回到这里来了。”
她没有吭声。随后她轻轻地问道：“你很害怕吗？”
“不，妈妈。”
“我倒想告诉你，千万得注意那边的法国女人。她们都很坏咧。”
啊，母亲呀，母亲！你还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子，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头伏在你的膝盖上，痛哭一场呢？为什么我一直要自己很坚强很沉着？我也何尝不想痛哭一场，得到一些安慰，其实我比一个小孩子也大不了多少，衣橱里仍然挂着我那短小的童装裤，那也不过是不久以前的事，为什么全都过去了呢？
我尽可能镇静地说道：“我们驻扎的地方，一个女人也没有的，妈妈。”
“在前线，千万得小心哪，保罗。”
啊，母亲呀，母亲！为什么我不能拥抱着你，跟你一起死去呢。我们都是什么样的可怜虫啊！
“是的，妈妈，我会留意的。”
“我要每天为你祈祷，保罗。”
啊，母亲呀，母亲！让我们站起身来，走出去，穿过逝去的时光，回到往日的岁月里去，那时我们就再也不会蒙受所有这些苦难了，让我们回到只有你和我的岁月里去吧，母亲！
“也许你能找到一个不太危险的差事。”
“是的，妈妈，也许我能调到伙房里去，那是可能办到的。”
“那你就这样去办吧，要是有人说闲话——”
“那我一点不在乎，妈妈——”
她叹了口气。她的脸在黑暗中闪出一道白光。
“你现在该睡了，妈妈。”
她没有回答。我便起来把我的被子裹在她的肩膀上。她支住我的胳膊，她身上在作痛。因此我就把她扶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我还陪了她一会儿。“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妈妈，在我回来之前。”
“是的，是的，我的孩子。”
“你不要把你们的东西寄给我了，妈妈。我们在前线，吃的东西多的是。在这里，那些东西对你们可要有用得多了。”
她躺在床上多么可怜啊，她，爱我超过整个世界。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她急急忙忙地说：“我为你买来了两条衬裤，全是羊毛的。你穿起来暖和。可你千万别忘了放在你的背包里。”
啊，母亲，我知道这两条衬裤，曾花费你多少心血去等待，去奔走，去乞求啊！啊，母亲呀，母亲，我非离开你不可，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呀！除了你，还有谁能有对我提出要求的权利。我坐在这里，你躺在那里，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可就是怎么也说不出来呀。
“晚安，妈妈。”
“晚安，我的孩子。”
屋子里黑洞洞的。母亲的喘息时起时伏地响着。时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窗子外面，风在吹着。栗树在瑟瑟作响。
在楼梯平台上，我给搁在那里的背包绊了一下，这个背包我早已收拾好，因为我明天必须一清早就动身。
我咬着枕头，双手紧紧抓住床头的铁柱子，握成了拳头。我根本不应该回来的。在前方，我对什么都不在意，而且往往不存任何希望，以后，我再也做不到了。我原本是一个士兵，而现在，却只成了一个痛苦的化身，为我自己，为我母亲，为那无法安慰而又没有止境的一切而产生的痛苦的化身。我根本就不应该回来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