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了好几天。第一批飞机在天空中出现了。我们超过了运输车队，运的全是大炮。我们搭上了一列军车。我寻找我的团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天早上，我就在那里弄到一点口粮，得到一些含糊其辞的回答。就这样，我带着背包和步枪，又重新上路了。等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那个被毁坏的地方了。我听说我们已经被改编成突击师之一，哪里情况最棘手，就往哪里插进去。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高兴。他们还告诉我，我们遭受了重大的伤亡。我便打听卡钦斯基和克罗普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进一步搜寻，到处乱闯。一夜又一夜，我露宿在外面，像一个印第安人似的。后来，我终于得到了一点确切的消息，那天下午可以到连队办公室去报到了。
那上士就把我留住在那里。连队两天之内就会回来，此刻把我派出去是没有意义的。“假期过得怎么样？”他问。“很好吧，呃？”
“有一段还好。”我说。
“是的，是的，”他叹了口气，“要是一个人用不着再回来就好了。后半个假期，往往就是因此给搞糟了。”
我四处闲逛，直到有一天早上连队开回来，他们面色灰暗，一身尘土，又厌烦又忧郁。我跳起来，挤进他们中间，眼睛一路搜索着，那里是加登，那里是缪勒，在擤着鼻涕，那里还有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当我望着他们的时候，心里有种负罪的感觉，其实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在我们上床睡觉以前，我把剩下的油炸马铃薯饼和果酱都拿了出来，让他们每个人都尝一点。
有两块放在外面的煎饼已经发了霉，不过还是可以吃的。我就把这两块留给自己，把新鲜的分给卡钦斯基和克罗普。
卡钦斯基一边嚼着，一边问道：“这些大概都是你母亲给的吧？”
我点点头。
“很不错，”他说，“我一尝味道就知道了。”
我差点哭出来。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了。可是回到这里又跟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在一起，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我是属于这里的嘛。
“你算是运气，”在我们大家还没入睡之前，克罗普低声说，“他们说，我们就要开到俄国去咧。”到俄国去。那边算不得有什么战争。
远处，前线雷鸣般地轰响着。营房的墙壁格格地颤动起来了。
我们做了大量的清洁工作。我们处处都受到了检查。凡是破损了的东西，样样都给换上新的。我从中弄到了一件毫无污渍的崭新的上衣，不用说，卡钦斯基甚至还弄到了全套崭新的制服咧。谣言正在到处流传。说是也许就要和平了，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更加可能一些：那就是我们正要开到俄国去。可是，在俄国我们又要这些新东西干吗呢？最后，消息走漏出来了：德国皇帝要到我们这里来巡视。怪不得搞了这么多次检查。
整整八天，大家还以为是在新兵营里，竟有那么多的作业和操练。人人被弄得又暴躁又激动，我们对过量的清洁工作已经没有好感，更别提这种分列前进的检阅式操练了。这些事情比上前线更使一个士兵恼火。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我们立正姿势站着，皇帝驾到了。我们都很好奇，想看看他的外貌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沿着我们的队列昂首阔步地走过去，我实实在在觉得有点失望：从他的相片上看来，我想象他模样还要雄伟些，身材还要魁梧些，还有雷鸣般的洪亮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跟这个人讲几句，又跟那个人讲几句。随后我们齐步走开了。
后来我们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加登惊讶地说：“原来这就是皇帝陛下。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都得在他面前立正站着！”他暗自沉思着。“哪怕是兴登堡[19]，他也一样要立正站在他面前，不是吗？”
“正是。”卡钦斯基证明说。
加登话还没有说完咧。他寻思了一会儿，随后问道：“那么一个国王是不是也得在一个皇帝面前立正站着呢？”
关于这一点，谁也说不准，不过我们认为那是不会的。他们两个人都是那样高贵，大概不会坚决要求对方规规矩矩以立正姿势站在自己面前咧。
“你胡说些什么呀？”卡钦斯基说，“主要的事情是，你自己得立正站着就是啰。”
可是加登却完全着了迷。他那一向枯燥无味的幻想这会儿又活动起来了。
“可是你瞧，”他大声说道，“我简直不能相信，皇帝也得像我一样上厕所。”
“你尽可以完全相信这件事。”克罗普笑了起来。
“疯子加三等于七，”卡钦斯基补充说，“你的脑袋瓜里钻进了一个虱子，加登，你赶快跑到厕所里去，把你的头颅弄弄干净，免得再像一个两岁娃娃那样说话了。”
加登消失不见了。
“可是，我很想知道的是，”克罗普说，“如果皇帝说一声‘不’，是不是仗就不会打了？”
“我敢相信仗肯定还是会打的，”我打岔说，“据说他反正起初就完全不赞成打仗。”
“那么，如果不光是他一个人，而是也许世界上有这么二三十个人都说‘不’呢？”
“那大概就行了，”我表示同意，“可惜他们恰好都说要打。”
“这样的事，你想想也真怪，”克罗普接着说道，“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是法国人在那边，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那么，到底谁是对的呢？”
“也许两方面都对。”我说，可我自己却并不相信。
“好吧，就算是这样，”他追问下去，我看得出他的意思是想把我逼入困境，“可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巴不得是这样。可是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却说他们是对的，这又该怎么说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说，“不过不管怎么样，战争还是在进行，而且参加战争的国家还在每月增多咧。”
加登又来了。他仍然很兴奋，马上又加入了谈话，他想了解一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
“大多是由于一个国家严重地侵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答道，稍稍带着点优越的神气。
于是加登装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一个国家？这我可不理解。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去侵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说一条河流，一片树林，一块麦田，都不可能去侵犯别人家的。”
“你是真的那么愚蠢，还是在戏弄我呢？”克罗普喃喃地抱怨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民族……”
“那么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事，”加登答道，“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人侵犯了我。”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克罗普没好气地说，“这根本不取决于你这样的乡下佬。”
“这么说，我就马上可以回家去啰。”加登坚持说，我们大家都笑了。
“啊呀，你这个人哪，他说的民族是指一个整体，是指一个国家——”缪勒嚷道。
“国家，国家，”加登鄙夷地把手指掰出响声，“宪兵，警察，捐税，那就是你们的国家。如果你讲的就是这些东西，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卡钦斯基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祖国，这其间有着很大的区别。”
“可它们总是连在一起的，”克罗普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了国家，也就不会有祖国。”
“对，可是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大家差不多全是普普通通的人。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也是工人、手工业者或是小职员。那么，为什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一定要攻打我们呢？不，那不过是一些统治者罢了。来到这里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法国人，而大部分法国人也完全一个样，他们没有看见过我们。他们也跟我们一个样，不会有什么人去征询关于战争的意见的。”
“那么，战争究竟为的是什么呢？”加登问。
卡钦斯基耸了耸肩膀。“一定有一些人，战争对他们有好处。”
“好吧，我可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加登龇牙咧嘴地笑着。
“你不是，这里的任何一个都不是。”
“那么，他们又是谁呢？”加登追问着。“那对皇帝也没有什么好处。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样样都有了。”
“那我就不好说了，”卡钦斯基答道，“他到现在为止，还不曾有过一次战争。而每一位卓越的皇帝至少得经历一次战争，否则他就不会有名了。你们去看看学校课本吧。”
“还有将军们，他们也是经过战争才出名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都更有名咧。”卡钦斯基作证道。
“在后方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靠战争发了财。”德特林含含糊糊地嘟囔着。
“我认为那是一种疫病。”克罗普说。“没有什么人特别需要它，随后它却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并不需要战争，别人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半个世界依然都卷进去了。”
“可是他们那边撒的谎，比我们的还多咧，”我反驳道，“只要想一想俘虏身上的那些传单吧，那上面竟说我们吃比利时的小孩子。写那种东西的家伙，应当把他们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缪勒站起身来。“不管怎么样，仗在这里打总要比在德国打好多了。你只要看一看那些弹坑！”
“话说得对，”加登表示同意，“可是根本不打仗，那就更好啦。”
他很自豪，因为这一回他毕竟胜过了我们这些只须服役一年的应征士兵[20]。而他的意见在这里确实也很典型，人们可以一再听到这种说法，而且也没法加以反驳，因为大家对所牵涉的其他一些因素，了解终究是有限的。军人的民族感情就在于：他来到这里了。可是那也正是这种感情的终结，其他的一切他就以实用的观点来评价了。
克罗普气恼地往草地上一躺。“最好还是别谈这一套无聊事。”
“谈了的确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卡钦斯基附和道。
更加糟糕的是，我们得把新发的东西几乎统统都退还，而把原来有的那些破烂衣服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检阅用的。
我们没有开到俄国去，却重新上了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可怜的树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在好几处地方，还有特别大的窟窿。“好家伙，是个什么东西把它打中了。”我对卡钦斯基说。
“迫击炮。”他答道，随后朝一棵树指了一指。
那树枝上挂着好几个死人。有一个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头上还戴着一顶钢盔，要不他便是一丝不挂了。坐在那上面的是他的半个肢体，是他的上半身，两条腿都已经不见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他的衣服都给炸掉了。”加登嘟嘟囔囔地说道。
卡钦斯基说：“说也奇怪，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已经看见过好几次了。要是迫击炮把你打中了，那它确实会把你的衣服炸得干干净净的。那是气浪冲击的结果。”
我向四周搜索着。情况确实是这样。这里挂着一片片军服，另外一个地方粘着一块块模糊的血肉，原来都是人们的四肢。那边又躺着一个躯干，一条腿上套着一片衬裤，颈项里围着一个军服上衣的领子。要不然他就赤身裸体，衣服都吊到周围的树上去了。两条胳膊都已经不见，好像给拉走了似的。我发现一条胳膊落在二十步开外的一个灌木丛里。
那尸体伏在那里，脸朝着地。胳膊受伤的地方，泥土都叫血水染黑了。脚底下的树叶也给抓得很乱，仿佛那个人曾经用脚踢过似的。
“那可不是开玩笑，卡钦斯基。”我说。
“炮弹碎片打在肚子里也不是开玩笑啊。”他答道，耸了耸肩膀。
“心肠不要变软啊。”加登说。
看来，所有这些事都是不久前发生的，因为血还是新鲜的。我们既然看到那里的人统统都已经死了，也就不再耽误时间，而是马上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最邻近的一个医疗站。把那些抬担架的勤务抢过来自己做，那毕竟不是我们干的。
必须派出一个巡逻队去侦察敌方的阵地到底配备了多少兵力。我因为休过假，对别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自己报名要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议定了一项计划，悄悄地溜出铁丝网，随后分散开，各自向前爬行着。不大一会儿，我找到一个很浅的弹坑，便爬了进去。从这里，我朝前面窥视着。
这个地带只有中等的机关枪火力。它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不太猛烈，但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程度，使你没法直起身来。
一颗照明弹爆开了。大地僵硬地躺在它的惨白光芒里。随后，黑暗又笼罩下来，四周比先前还要黑。在战壕里，有人告诉我们，前面有黑人部队。那可麻烦，你不容易看见他们，而且他们干侦察工作也很在行。说也奇怪，他们常常又相当愚蠢。不只是卡钦斯基，而且还有克罗普，有一次居然打死了一个敌军的黑人巡逻队员，因为那些人在匍匐前进的时候，熬不住烟瘾竟抽起烟卷来了。卡钦斯基和克罗普只要对着烟卷那燃亮的一头瞄准就成。
一颗炸弹之类的东西落在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我没有听到它飞过来，因而大吃一惊。在这同一刹那，一种无意识的恐惧攫住了我。我在这里孤零零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是束手无策的。说不定另外有一双眼睛从我前面的另一个弹坑里注视了我很久很久，一枚手榴弹早已安放好，准备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振作起精神。这不是我第一次担任巡逻，而且这也不是特别危险的一次。不过这倒是我休假以后的第一次，再说，这一地带对我来说还相当陌生。
我对自己说，我的恐惧是毫无意义的，在黑暗中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在注视我，因为，不然的话，他们的射击就不会这样低了。
这样想也没有用。在一片混乱之中，各种念头在我脑袋里面嗡嗡作响：我听到母亲警告我的声音，我看见胡须飘拂的俄国兵贴在铁丝网栅上，我对摆着安乐椅的营房食堂和法国瓦朗谢讷[21]的一家电影院有着鲜明而美妙的印象。我痛苦又害怕，在想象之中看见一支步枪那灰色无情的枪口，不管我的头试着转向哪一边，它总是毫无声息地在我面前跟着移动。汗水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渗出来了。
我仍然俯伏在我的浅槽里。我看了看时间，才过去了几分钟。我的额头湿漉漉的，眼窝潮乎乎的，双手在瑟瑟发抖，人在微微地喘气。这不是别的，只是一阵可怕的恐怖的发作，一种简单的兽类共有的畏惧，怕把脑袋伸出来，怕让自己再往前面爬行而已。
我的一切努力仿佛稀粥一般溶成一个愿望，但求一直能待在那里。我的四肢粘在地面上了，我做了一次徒劳的尝试，它们没法松开。我索性把身子紧贴在地面上，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下定决心待在那里。
可是一股浪潮马上又将我冲刷了一下，一股羞惭、悔恨同时又混合着安全感的浪潮。我稍稍把身子抬起一点，往四周瞭望着。那样凝视着黑暗，我的眼睛都灼痛了。一颗照明弹直蹿上去，我又俯伏在地上。
我展开了一场无意识而混乱的战斗，我要走出这个浅槽，可又滑了回来。我说：“你一定要出去，这是你的伙伴们，不是什么胡说八道的命令，”然后又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有一条命好送咧……”
都是这次休假造成的后果，我愤慨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可是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变得十二分软弱无力了，我慢慢地抬起身子，把两条胳膊伸向前面，后边拖着我的躯体，就这样伏在弹坑的边缘，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面。
在那里我听到一阵响声，便又缩了回来。可疑的声响，尽管有炮火的轰鸣，还是可以准确地辨别出来的。我仔细谛听，那响声在我后面。那是我们的人在战壕里走动。这会儿我听到压低了的嗓音。根据语调来判断，很可能是卡钦斯基在说话。
马上有一股巨大的暖流通过我的全身。这些嗓音，这几句轻声的话语，这些在我背后战壕里的脚步声，猛一下把我从那差一点让我毁掉的可怕的孤独和死亡的恐惧中拉了回来。对我来说，它们比生命还要重要，这些声音，它们比母爱，比害怕都更有意义，它们是到处都有的最强大、最能抚慰人心的东西：它们是伙伴们的嗓音。
我再也不是孤零零处在黑暗中的一个颤颤巍巍的生存的东西了，我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我，我们分担着相同的忧虑，分享着相同的生活，我们已经以一种简单而又艰难的方式紧密地连在一起了。我可以把我的脸埋在它们里面，埋在这些嗓音，这些曾经拯救过我、以后还会援助我的话语里面。
我小心翼翼地溜出弹坑的边缘，像蛇一样蜿蜒前进。我擦着地面向前爬行了一会儿，我探测着方向，环顾四周，注意好炮火的分布，以便能找到回去的道路。随后我试着跟别人取得联系。
我仍然有点害怕，不过这是一种理智的恐惧，一种特别提高了的警惕性。那天夜里刮着风，在一阵阵的炮火闪光中，黑影在这里那里晃动。你所看到的，既太少又太多。我常常凝神注视，然而往往什么也看不见。因此我就向前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随后绕了一个大弯又转了回去。我没有跟别人取得联系。走近我们战壕的每一米，都使我更加充满了信心，也使我更加快了速度。要是现在被打中，那就糟了。
于是又有一种新的恐惧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我再也记不起那个方向来了。静静地，我蹲在一个弹坑里，想弄清自己的方位。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有人高高兴兴地跳进了一条战壕，结果发现他原来跳错了。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仔细谛听。可是我仍然摸不准确。迷宫似的弹坑这会儿似乎显得那样的错综复杂，竟使我在激动之中再也说不出该走哪一条路。也许我正在和战壕并行地爬着，那我就要永远地这样爬下去了。因此我便再一次绕了个很大的弯，把方向改变了。
这些该死的照明弹！它们好像亮了有一个小时，人一点也不能动弹，否则子弹就会在你周围嘘嘘地呼啸起来。
可是那也一点没有办法，我一定要走出去。我踉踉跄跄地继续前进，像螃蟹似的在地上费劲地爬着，双手都被剃刀般锋利的锯齿形碎片划破了。我常常有这样的印象，觉得地平线那头的天空正在明亮起来，然而那也许只是我的想象罢了。后来我逐渐觉察到，朝着正确的方向爬去，乃是攸关生死的大事。
一发炮弹炸开了。紧接着又是两发。就这样，战斗当真打响了。炮轰。机关枪嗒嗒地响了起来。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俯伏在那里。看来，进攻已经发起了。到处都有照明火箭发射上去，一发接着一发。我蜷缩着趴在一个很大的弹坑里，两腿泡在齐肚子的水里。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我就钻进水里去，只要还透得过气来，把脸尽量埋到污泥中间。我一定得装死。
蓦然间，我听到掩护炮火回撤了。于是我马上滑进了水里，钢盔吊在颈项上，嘴巴正好露在外面，可以吸气。
我纹丝不动地躺着。什么地方有东西铮铮地响了一下，挪挪擦擦、跌跌绊绊的脚步声愈来愈近，我所有的神经都紧张得冰冷了。那声音铮铮地在我头顶上响着，走远了，第一批队伍过去了。我心里只有这么一个支离破碎的念头：万一有人跳进你的弹坑，你怎么办？这会儿，我便迅速地抽出一柄小小的匕首，紧紧地抓住，就这样抓在手里重新藏在污泥里头。如果有人跳进这里来，我就马上向他扑过去，这念头在我的头脑里锤打着：一下子就刺穿他的咽喉，这样他就喊不出来了，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他也会像我一样的惊慌，在恐惧之中我们互相交锋的时候，那我一定会占先的。
这时候，我们的炮兵连射击了。一发炮弹落在我的近旁。这可叫我狂暴得发疯，我差点被自己的炮弹打中。我咒骂着，还在污泥里咬着牙。这是一种愤怒的发作，最后我也只能呻吟和祈祷。
炮弹的爆炸声在我的耳朵里轰响着。要是我们的人来一次反击，那我就得救了。我把头紧贴在地上，谛听那瓮声闷气的轰隆声，犹如采矿时爆破的巨响，随后又把头抬起来，倾听那头顶上嘈杂的声响。
机关枪响起来了。我知道我们的带刺铁丝网是坚固的，差不多是摧毁不了的，其中一部分还通着高压电流。步枪的火力增强了。他们并没有冲过去，他们一定会退回来的。我又蜷缩着重新沉下去，紧张到了极点。东西碰撞的砰砰声，举步轻盈的窸窣声，颤动作响的叮当声，都能听清了。在这些响声中间，传出一声孤单的刺耳的叫喊。他们遭到火力的还击，进攻被打退了。
天色又亮了一点。脚步在我头顶上急匆匆踩过去。第一批，过去了。又是一批。机关枪的响声，变成一条不断的链子。我刚想稍稍转动一下，有样沉甸甸的东西绊倒了，啪嗒一声，一个人体从我头顶上跌进了弹坑，滑了下来，横在我的身上……
我根本没有考虑，也没有决定，我发疯似的揍了一拳，只觉得那个人体一阵抽搐，随后四肢瘫软，颓然倒下了。等我清醒过来，我的一只手已经是黏腻腻、湿漉漉的了。
那个人咯咯地喘息着。在我听起来，他好像在咆哮，每一声喘息仿佛是一声吼叫，一声雷鸣，可是，那其实只是我的心在搏动。我想要堵住他的嘴，塞进去一块泥，随后再刺他一下，一定要他安静下来，他正在出卖我呢。现在我终于控制住自己了，不过突然变得那么软弱，竟然再也举不起手来对付他了。
因此，我就爬到最远的一个角落去，待在那里，眼睛紧盯着他，匕首抓在手里，做好准备，要是他动弹一下，就再向他扑过去。然而，他是再也不会这样干的了，我从他的喘息声中早已听出来啦。
我可以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我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要不是很快就走，天色就会太亮。现在也已经够困难的了。然而，等我试着抬起头来的时候，才看到那样做也已经不可能啦。机关枪密集地扫射起来，恐怕我还来不及纵身一跳，就会被打得遍体都是窟窿。
我用钢盔试了一次，这钢盔我摘下来高高擎起，想测量一下枪弹的高度。一会儿工夫，一颗子弹就把它从我手里打落了。火力净往贴近地面那很低的地方扫射着。我离开敌军的阵地不够远，如果我企图溜掉，就会马上给敌军的狙击兵逮住。
天色越来越亮了。我焦躁地等待着我们的进攻。我的指关节都泛了白，因为渴望着射击会停止，我的伙伴会冲过来，我把一双手抓得太紧了。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不敢再去看一眼弹坑里那个黑乎乎的人形。我努力把视线越过它，等待，等待。子弹嘘嘘地吼着，它们构成一道钢铁网，持续不断，无休无止。
于是我看到自己一只血淋淋的手，突然觉得有点恶心。我抓起一把泥土，往皮肤上擦着，这一下那只手便沾满了污泥，你再也看不到一点血迹了。
炮火并没有减弱。双方都一样的猛烈。我们的弟兄大概早就以为我失踪了。
这是个晴朗而灰暗的清晨。那咯咯的喘息声继续响着，我堵住耳朵，可是马上又把手指挪开，因为这样一来就连别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我对面的那个人形在蠕动。我吓成一团，不自觉地朝它瞅了一下。随后我的眼睛就一直死盯着它。躺在那里的是一个蓄着一撮剪齐的小胡子的人，他的脑袋倒在一边，一条胳膊一半蜷曲着，头就软弱无力地搁在那上面。另一只手放在胸口，那里血淋淋的。
他死了，我对自己说，他准是死了，他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在那里咯咯地喘息着的，只是那具躯体。随后，那脑袋试着要抬起来。一会儿，呻吟声又响了一些，接着那前额又往胳膊上沉下去。那个人没有死，他快要死了，可是他还没有死。我朝他慢慢移动过去，迟迟疑疑地，我用双手支住身体，又往前爬了一点，等了一会儿，往前，又爬了一段三米的可怕路程，一段又长又可怕的路程。我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
这时，他睁开了眼睛。他一定已经听到我了，因为他带着一种十分惊惧的神色瞪住了我。那躯体一动不动地躺着，可是在那双眼睛里却现出那么一种异乎寻常的想要逃跑的表情，使我一时认为，它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把躯体一起给拉走。几百公里的路程，只消它一冲就过去了。那躯体纹丝不动，十二分的宁静，一点声息也没有，喘息声已经停息了，可是那双眼睛却在呼喊，在号叫，让全部的生命力都集中在那里，为逃跑做一次令人震惊的努力，对死亡，对我，表现了极度的恐惧。
我的腿关节屈曲了一下，人就扑倒下去，用臂肘撑住了。“不，不。”我小声说。
那双眼睛紧跟着我。只要它们在那里，我就连动弹一下的力气也没有。
这时候，他的一只手慢慢地从胸口滑下去，只那么很少的一丁点儿，它只落下去几公分，可是这个动作却解除了他那双眼睛的力量。我向前弯下身子，摇了摇头，喃喃自语道：“不，不，不。”我举起一只手，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我是愿意帮助他的，我便摸了摸他的额头。
我的手一伸过去，那双眼睛就缩了回来，这一下便失去了瞪着看的神情，眼皮耷拉下来，那种紧张已经过去了。我解开他的领子，把他的头移放得更加舒服一点。
他的嘴张开了一半，想要说话。嘴唇很干。我的军用水壶不在那里，我没有将它随身带着。可是弹坑底下的泥浆里有水。我爬将下去，掏出手帕，把它摊开，往下压着，舀起那渗滤在手掌心里的黄澄澄的水。
他把水吞了下去。我又去舀了一点。随后，我解开他的军服上衣，以便万一可能，想给他包扎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一定得干，那边的人如果把我俘获了，因为看见我曾有心帮助他，也就不会把我枪毙了。他想要抗拒，可是他的手太没力气了。那衬衫已被粘住，扯不开来，原来是在背后用纽扣扣住的。因此除了剪开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
我找寻小刀，又把它找着了。可是当我动手割开那件衬衫的时候，那双眼睛再一次睁了开来，那里头仍然是叫喊和疯狂的表情，所以我必须把它们蒙住，把它们闭紧，我悄声说道：“我愿意帮助你，伙伴，伙伴，伙伴，伙伴啊——”我恳切地反复说着这个词，为的是使他能够理解。
总共有三个伤口。我用急救药包把它们掩住，血从下面流了出来，我压得紧些，于是他就哼哼了起来。我能做到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现在，我们不得不等着，等着。
这几个小时啊，咯咯的喘息声又响起来了，可是一个人死起来多么缓慢呀！因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他已经无法挽救了。我虽然尽量让自己相信他会活下来，然而到了中午，这个假想却在他的呻吟声中被摧毁了，融化了。如果我没有在爬行的时候丢失那把手枪，我一定会把他打死。用刀戳死他，这我可办不到。
到了中午，我在思维的极限之外逐渐领悟过来。饥饿把我搅乱了，为了能搞到一点吃的东西，我几乎会流下眼泪，我可是不能再跟饥饿做斗争了啊。一次又一次地我舀水给那个垂死的人，我自己也喝这么一点。
这是我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卡钦斯基、克罗普和缪勒早已经历过这种事情，就在他们把一个人一枪打中的那个时刻。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特别是在白刃战中。
可是，每一次呼吸都把我的内心袒露出来。这个垂死的人有的是时间，他还拿着一柄看不见的小刀在朝我刺着：时间和我的思想。
只要他还能活着，我是会多给一些帮助的。躺在这里，又非得瞅着他、听着他不可，这可就难受了。
下午，三点左右，他死了。
我又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不过那也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不大一会儿，那种沉静比起呻吟声来，叫我更加难以忍受。我巴不得喘息声又在那里，间歇的，沙哑的，一会儿是轻声的嘶啸，过一会儿又是沙哑的、大声的。
我干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可是我总得干点什么啊。我把那个死人又扶了起来，让他躺得舒服一点，虽然他已经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合拢他的眼睛。这双眼睛是褐色的，他的头发是乌黑的，两边还有点卷曲。
他那唇髭底下的嘴，既丰满又柔和，鼻子微微有点拱形，皮肤带点棕色，这会儿倒不像先前他还活着的时候那样子苍白了。有那么片刻，他的脸甚至看起来简直非常健康，随后突然间憔悴下去，成为一张死人的异样的脸，这样的脸我经常看见，这样的脸全都是一个模样。
他妻子肯定还在想念他，她不知道已经出了什么事情。看样子他好像常常写信给她。她还会收到他的信——明天，一星期之后——说不定甚至过一个月还会来这么一封辗转投递的信。她会看这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会跟她说话。
我的情况越来越糟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他的妻子长得怎么样？就像运河对岸那个肤色浅黑、身材纤细的姑娘吗？她是不是还属于我呢？现在这样一来，也许她就属于我了！我真希望坎托列克就坐在我的身边！如果我的母亲能够看见我的话……这个死人说不定可以多活三十年，只要我把回去的路记得更加清楚一些。只要他向左边多跑两米远，说不定这会儿他正坐在那边的战壕里，又在给他妻子写信咧。
可是我不能再这样往下想了，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只要克默里希的腿往右偏这么十公分，只要海伊再往前屈下五公分……
沉寂在蔓延。我要说话，而且一定得说话。因此我就跟他说起话来了，我对他说：“伙伴，我本来并不想杀死你。如果你再跳进这里来，我是不会那么干的，只要你也通情达理的话。可是从前，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活在我头脑里的逻辑联想，使我下了那样的决心。我刺向的，正是那个联想。可是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同我一样的人。以前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和你的步枪，而现在我才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你我之间共同的东西。原谅我，伙伴！事情我们看清时总嫌太晚。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说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些可怜的人，你们的母亲也和我们的母亲一样在着急，我们都一样怕死，也一样会死，一样会痛苦。原谅我吧，伙伴，你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要是我们把这些步枪啊制服啊统统都抛掉，那么你也会像卡钦斯基、克罗普一样是我的弟兄。把我二十年的生命都拿去吧，伙伴，站起来，再多拿一点也行，因为我还不知道，有了这条命我该去干些什么。”周遭很宁静，除了啪啪的步枪声以外，前线一片沉寂。子弹密密地飞过去，他们不是漫无计划地乱放一气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了射过来。我这就跑不出去了。
“我会写信给你的妻子，”我急促地对那个死人说，“我会写信给她，她一定会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我会把我告诉你的事情统统都讲给她听，她不会受苦，我会帮助她，还有你的父母和你的子女……”
他的军服上衣敞开了一半。皮夹是容易找到的。可是我踌躇着，没有去打开它。那里头有个本子，上面有着他的姓名。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许我还能把他忘掉，时间自会把它、把这种情景消灭的。可是他的姓名却是一根钉子，它会打进我的心里，永远也拔不出来。它有一种力量，永远能唤起这种情景，这种情景常常会回来，站在我的面前。
我犹豫不决地将皮夹拿在手里。它从我手里滑了下去，掉在地上打开了。几张照片、几封信散落出来。我把它们捡起，想要重新放回去，可是我所承受的压力，十分捉摸不定的情况，饥饿，危险，跟死人在一起的几个小时，使我丧失了信心，我要快一点解脱，要加剧这种痛苦，从而结束这种痛苦，正像一个人用一只痛得难受的手去猛击一棵树，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有几张照片，里面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是那种业余摄影者拍摄的狭小照片，背景是一堵爬满了常春藤的墙。除了照片，还有几封信。我把信抽出来，试着看一看它们的内容。大部分我都看不懂，它很难辨认，而法语我也不怎么懂。可是被我翻译出来的每一个字，却像一枪打进了我的胸膛，又像一刀戳到了我的胸口。
我的头脑受到过度的刺激。但是这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怎么也不敢像我原来打算的那样写信给这些人。那不行。我再一次看了看那些照片，她们分明不是有钱的人。我不妨不具姓名寄点钱去，要是今后我能够有点收入的话。我就抓住这一点不放，至少这是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嘛。这个死人跟我的一生已经联系了起来，因此我必须每件事情都做到，每件事情都应承，为了拯救我自己。我不假思索地立下誓言，说我只是为了他和他的一家人而生存下去。我苦口婆心，试着去抚慰他，而在我内心深处却怀着这样一个希望，用这个办法我可以赎救自己，也许还可以开脱这个罪责，这是个小小的计谋，只要能让我逃生，以后我会来照办。所以我就把本子打开，慢慢地念道：杰拉尔·杜瓦尔，排字工人。
我用这个死人的铅笔，把地址写在一个信封上，随后突然间把所有的东西赶快都塞回他的军服上衣里去。
我把杰拉尔·杜瓦尔这个印刷工人杀死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印刷工人，我胡乱地想着，当一名印刷工人，印刷工人……
到了下午，我镇静了一些。我的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姓名再也不让我手足无措了。那阵疯狂劲已经过去。“伙伴，”我对这个死人说道，可我说得很沉着，“今天是你，明天是我。可是如果我能够走得出去的话，伙伴，那我一定要跟这件事情进行斗争，它把我们两个人都给摧毁了：从你那里，夺走了生命，从我这里呢？也是生命。我答应你，伙伴。它将再也不会发生了。”
太阳西斜了。我又乏又饿，昏昏沉沉的。对我来说，昨天像是一片迷雾，要从这里出去我还是毫无希望。就这样我便打了个盹，起初也不知道夜幕即将降落。黄昏来临了，我似乎觉得它现在来得快了。还有一个小时，要是在夏天，那还得有三个小时。现在还有一个小时。
这会儿我忽然开始战栗起来了，担心这段时间里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再去想那个死人，他现在对我已经无所谓了。求生的欲望一下子又突现出来，原来在我脑海中充塞着的一切东西，在它面前都沉落下去。仅仅为了不让倒霉的事情发生，我机械地喋喋不休地嘟囔着：“我一定要做到一切，做到一切我曾答应过你的事。”可是我当时就知道，我是做不到的。
我忽然想起，当我爬出去的时候，我自己的弟兄说不定会朝我开枪；他们不知道是我回来了。我要尽早地大声喊叫，让他们认出来是我。在他们回答我之前，我要一直躺在战壕前面。
第一颗星星。前线依然很宁静。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在激动之中自言自语地说道：“现在可别干蠢事了，保罗，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保罗。这样你才可以得救咧，保罗。”当我用这个教名的时候，倒像是别人在跟我说话似的，有着更大的力量。
天色越来越黑了。我的激动消退了，我小心翼翼地等着，直到第一支火箭直蹿到天空中。于是我爬出了弹坑。我已经把那个死人给忘了。在我前面，横着那正在来临的长夜和白惨惨、光闪闪的田野。我眼睛盯住一个弹坑，就在火光熄灭的一刹那间，我往那里头跳了进去，向前摸索，又跳进了下一个弹坑，低下脑袋，快步向前行进。
我走得更近了。在那里，就着一支火箭的光，我看见铁丝网里有个东西在移动，随后它僵住了，我就纹丝不动地躺着。过一会儿，我又看到它了，原来是我们战壕里的伙伴。可是我还是加倍小心。直到认出了我们的钢盔，我才喊叫起来。
对面马上就传出了一个回应的嗓音，喊着我的名字：“保罗——保罗——”
我回喊着。原来是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抬着一副担架找我来啦。
“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没有——”
我们滑进了战壕。我要了一点吃的东西，便狼吞虎咽地装下了肚子。缪勒递给我一根纸烟。我三言两语把发生的事情跟大家讲了。这也没有什么新奇，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只有夜间进攻才是这一事情的特殊之处。不过卡钦斯基在俄国的时候，也有过一回在敌人的阵线后面躺了两天，才突破了防线回来。
我没有提起那个死去的印刷工人。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我再也不能隐瞒下去了。我一定得告诉卡钦斯基和克罗普。他们两个人都试着让我平静下来。“这样的事情，你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些什么呢？你到这里来，本来为的就是这个嘛！”
我听着他们说话，看到他们待在我身边，不禁感到很安全，很放心。我在那边弹坑里所说的，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的傻话罢了。
“譬如说吧，瞧瞧那边。”卡钦斯基指着说道。
战壕胸堤上站着几个狙击兵。他们把装着瞄准镜的步枪搁在那里，窥伺着敌方的阵线。不时啪的一下发出一声枪响。于是我们听到一阵喊声。“这一下可打中了！”“你们看到他怎么样跳高吗？”厄尔里希上士自负地转过身来，记下了他的分数。他毫无疑问地命中了三枪，今天的射击记录上他是遥遥领先了。
“这个你怎么说？”卡钦斯基问。
我点了点头。
“要是他继续这样下去，今天晚上他纽扣洞里准可以插上一只‘小彩鸟’[22]了。”克罗普说。
“说不定他很快就会升做军士长咧。”卡钦斯基补充说。
我们互相看了看。“这种事我不会干。”我说。
“反正都一样，”卡钦斯基说，“现在你正好看到了，那也很好嘛。”
厄尔里希上士重新走到胸堤上。他那步枪的枪口这边那边地搜索着。
“你用不着为了你干的那件事情睡不着觉啊。”克罗普点点头说。
现在，我也弄不明白我自己了。
“那只是因为我在那里跟他躺得太久了。”我说。归根结底，战争毕竟是战争嘛。
厄尔里希的步枪短促又枯燥地响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