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驻地的临时营房我是早就熟悉的。正是在这里，希默尔施托斯曾经“教育”过加登。可是此刻在这里，我却一个人也不认识。跟往常一样，一切都改变了。只有很少几个人，我以前偶尔碰到过。
我机械地执行着日常的勤务。每到晚上，我几乎总是到军人俱乐部去，那里摆着一些杂志，不过我是不看的。可是那里有一架钢琴，这我倒是很喜欢去弹弹。有两个姑娘负责招待，其中的一个年纪很轻。
营房四周，围着高高的有刺铁丝网。如果我们从军人俱乐部回来得晚了，就得掏出通行证来。不过，谁要是跟值岗的人相识，那当然可以通行无阻了。
在荒地上那些刺柏和桦树中间，我们天天要进行连队的操练。要是一个人不存什么奢望，那是可以忍受的。大家跑步前进，卧倒，呼吸的气息把草茎和野花吹得左右摇摆。这样贴近地面一看，那细沙原来是由几百万颗最微小的卵石组成的，纯净得如同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一般。这光景委实罕见，它吸引人们把手挖进里面去。
可是最最美丽的，要数那栽着一行行桦木的树林。它们的色彩时刻在变化。这会儿，树干闪出一片纯洁的白色，而在它们中间，软绵绵、轻飘飘地挂着树叶那柔和的绿色；过一会儿，一切又都变成了带着乳光的蓝色，原来从树林边缘掠过一阵银色的微风，把绿色都给擦去了。可是，又一下子，当一朵浮云遮住了太阳的时候，有一处地方的颜色又加深了，差不多转成了黑色。而这团阴影，活像幽灵似的这会儿穿过那暗淡的树干，飘过荒野一直浮向天边，这时候，那些桦树便重新挺立出来，如同白旗杆上华丽的旗帜，树上还有那被秋色染过的殷红金黄的叶片。
我常常悠然神往于柔和的光芒和透明的阴影的嬉耍，差点连口令声都没有听到。一个人只有在孤孤单单的时候，才会开始观察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在这里，我跟别人没有太多的接触，也不希望超过一般来往的程度。大家都太不熟悉，最多也不过说说废话，到晚上打打纸牌、掷掷骰子罢了。
我们的营房旁边，有一所很大的俄国战俘营。它跟我们之间虽然隔着一道铁丝网栅，但是那些俘虏却仍然能够走到我们这边来。他们似乎又畏缩又害怕，虽然他们一般都蓄着胡子，而且很高大。因此，看起来他们都好像是驯顺的、低声下气的瑞士雪山救生犬。
他们偷偷地溜到我们的营房那里，从垃圾桶里捡东西。人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在那里要找些什么。我们的伙食，量既不够，质又极差，一根萝卜切成六块煮汤，一点胡萝卜头都是脏兮兮的，霉烂的马铃薯已是一道了不起的佳肴，而珍馐美馔要数那稀薄的米汤，里面漂着几丁细碎的牛肉。不过那牛肉切得实在太小，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找到。
尽管如此，样样东西当然都被吃掉了。要是确实有人那么阔气，居然不需要吃光他的那一份，那么就会有十来个人站在旁边，他们都乐于替他代劳。只有长柄勺子舀不到的残余渣滓，才被冲洗出来倒在垃圾桶里。有时一起倒掉的，还有一丁点儿萝卜皮，发霉了的面包皮，以及各种各样的垃圾。
这种稀薄的、粗劣的、肮脏的汤水，正是那些俘虏寻找的目标。他们贪得无厌地把这些东西从臭气冲天的桶子里拣出来，藏在制服上衣底下就溜走了。
真是怪事，能这么近看到我们的这些敌人。他们的脸发人深思，都是些老老实实的农民的脸，宽宽的额头，肥肥的鼻子，阔阔的嘴巴，粗粗的双手，还有厚厚的头发。应当让他们去耕种、收割和采摘苹果。看样子，他们跟我们弗里西亚的农民一样善良。
看着他们的行动，看着他们讨东西吃，叫人心里很难过。他们全都相当衰弱，因为他们得到的那么一点东西，仅能使他们免于饿死。就连我们自己，也已经很久得不到足够的东西吃了。他们闹痢疾，有些人带着怯生生的眼色，偷偷地把他们沾着血水的衬衣角拉出来让别人看。他们的脊背、他们的脖颈是伛偻的，他们的膝盖是弯曲的，他们的脑袋朝下耷拉着，当他们伸出双手，说着他们知道的仅有的几句德语讨东西吃的时候，他们乞求着，用那种深沉轻柔的男低音，听了不免使人想起温暖的火炉和家里舒适的房间。
有些人踢他们一脚，他们就摔倒了。不过这样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行动，只是对他们不理不睬。不过，有时候他们实在表现得太卑躬屈膝了，看着叫人冒火，这样才会有人踢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这样望着人家就好了。在两个这么小的地方，还不及一个拇指那么大的所在，在他们的两只眼睛里，隐藏着多少悲愁啊。
晚上，他们到营房里来做生意。他们拿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换面包。往往进行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有极好的长筒靴，而我们的长筒靴却很差。他们那种高及膝盖的长筒靴的皮子软得出奇，仿佛小山羊皮似的。我们中间有些农民，接到家里寄来的一些好吃东西，倒有可能做成这种交易。一双长筒靴的代价，相当于大约两三块军粮面包，或者一块面包，再加上一条又细又硬的火腿香肠。
可是，大多数的俄国人早已跟他们自己所有的东西分手了。现在他们只穿着最可怜的衣服，想试试拿他们利用炮弹弹片和子弹壳做成的小小雕刻品和其他物件来换取一些东西。不用说，拿这类物品他们也换不到多少东西，尽管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也许花过很大的心血，但他们换来的也不过是一两片面包。我们的农民，做起买卖来倔强又狡猾。他们拿着一块面包或是一条香肠尽量凑到那个俄国人的鼻子底下，一直到他嘴馋得脸色发白，眼珠凸出，于是那个人便什么东西都愿意拿出来交换了。这些农民摆出一副精细周到的架势，把他们的战利品包起来，随后掏出一柄厚厚的小刀，又缓慢又谨慎地从他们的存粮中为自己切下一片面包，每吃一口，还咬一段又硬又好的香肠，就这样饱餐一顿作为给自己的酬报。看着他们吃这顿午后小餐，心里好生难受，真恨不得往他们那厚厚的脑瓜上敲这么几下。他们什么东西都很少给人。我们彼此之间了解得太少了。
我常常被派去看守那些俄国人。在黑暗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在移动，好像是一只只有病的鹳鸟，又像是一只只很大的飞禽。他们走近铁丝网栅那里，把脸贴在上面，用手指钩住网眼。时常是许多人并排站着。他们呼吸着从荒地上和树林里吹来的风。
他们不大说话，说起话来也不过很少几句。依我看来，他们彼此之间，要比我们之间相处得更近人情，更加友爱。可是，那也说不定只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比我们更为不幸罢了。不管怎么说，在他们看来，仗已经打完了。可是等着染上痢疾，也算不得是什么有意思的生活。
据负责看守的志愿军说，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活跃的。他们相互之间，照例也常常会发生纠纷，弄到最后往往又是抡拳头，又是动刀子。但是现在，他们都相当迟钝，相当冷淡，大多数人不再手淫，他们是那样的虚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整个营房都会搞起这种玩意儿来的。
他们站在铁丝网后面，有时候一个人走开了，另一个人马上就占了他那一排中的位置。他们大多数都默不作声，难得有个人要讨一个纸烟的烟头。
我看见他们黑黝黝的身影。他们的胡须在夜风中飘动。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俘虏，而这也正是使我激动的事情。他们的一生既默默无闻，又清白无辜。如果我对他们的情况能够多知道一点，知道他们的名姓，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有什么愿望，有什么烦恼，那么我的感情就会有一个目标，也许可以同情他们。可是像眼下这样，在他们背后，我只感受到众生的痛苦，人生的无比忧郁，以及人们的冷酷无情。
一道命令使这些默默无言的身影变成我们的仇敌，一道命令说不定又会使他们变成我们的朋友。在某一张桌子上，有某几个我们谁也不认识的人签署了一项文件，于是多少年间，从前一向受到全世界鄙视和最严厉处罚的罪恶，便变成了我们的最高目标。可是当一个人瞅着这些一脸孩子气、蓄着信徒式胡子的默默无言的人，谁又能够认清敌友之间的差别呢？任何一个士官在一个新兵看来，任何一个高级教师在一个学生看来，都是一个凶恶的敌人，而他们这些人在我们看来，则是更凶恶的敌人。然而他们一旦获得了自由，我们却又会向他们射击，而他们也会向我们开枪。
我觉得害怕。我不敢再往下想了。再这样下去会堕入一个深渊。现在还不是时候，可是我不会丢弃这些想法，我会将它们保留下来，锁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我的心在跳动：这难道就是那个目标，那个唯一的伟大目标，是我在战壕里曾经想到过的，也是在人类的一切感情经历了一场灾难之后，我作为唯一赖以生存下去的生物而追求过的吗？这难道就是一项任务，一项将使后来的生活不致辜负这几年可怕岁月的任务？
我掏出我的纸烟，把每一根折成两段，拿来分送给俄国人。他们向我鞠一个躬，随后将纸烟点燃了。这一下，每个人的脸上都闪亮着一个红红的光点。那使我得到安慰；它看去像是黑魆魆的乡村房舍里一个个小小的窗户，显示出在它们后面有着充满了安宁的一间间屋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又有一个俄国人被埋葬了。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一个人死去。埋葬的时候，正好是我站岗。那些俘虏唱了一首赞美诗，他们是分几声部合唱的，但听起来完全不像歌声，只像远处荒野里一架大管风琴发出的声响。
葬礼很快就结束了。
到了晚上，他们又站在铁丝网栅的旁边，风从桦树林向他们吹过来。天上满是寒星。
我现在认识了几个会说一点点德语的俄国人。其中有一个是音乐家，他说他从前在柏林是个小提琴手。当他听说我会弹钢琴的时候，他就去把小提琴拿来，动手拉起来了。其他的人便都坐下，背靠着铁丝网栅。他站在那里拉着，有时候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情，那是小提琴手在闭上眼睛的那会儿往往会有的，随后他又和着节奏摆动他的乐器，朝我微微笑着。
他演奏的大多是民歌，其他的人便和着琴声一起哼唱。他们仿佛是一片黑乎乎的丘陵，歌声仿佛来自地下深处。小提琴声如同一位苗条的少女在上空亭亭玉立，既清澈又孤单。歌唱停止了，小提琴继续演奏着。在夜里，这声音那么绵弱无力，听起来像是凝冻了似的。人们必须紧靠着站在旁边，要是在室内就会好得多了。在这里，它孤孤单单地迷失在外面，这就叫人感到忧伤了。
因为我早已有过一次时间很长的假期，所以逢到星期日我就不能再休息了。在我返回前线以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我的父亲和姐姐一起来看望我。整整一天，我们就坐在军人俱乐部。还能有别的什么地方好去啊，我们不愿意待在营房里。中午前后，我们到野地里去溜达了一会儿。
这几个小时可真是折磨人，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所以我们就谈到母亲的病。现在已经断定是癌症，她早就住进了医院，而且就要手术了。医生希望她会好起来，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癌症能治好的。
“那么她如今在哪儿？”我问。
“在路易斯医院里。”我父亲说。
“住几等病房？”
“三等。我们必须等到知道了手术费要多少以后再说。她自己要住三等病房。她说，住在那里倒可以有个伴儿聊聊。再说，费用也便宜一些。”
“这么说，她跟所有那样的病人都住在一起了。只要她能够睡得好就行。”
我父亲点了点头。他神色疲惫，满脸皱纹。我母亲一直有病。虽然只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她才住进了医院，可是花掉的钱已经很多，我父亲的一生实际上都扑在那上面了。
“只要我知道手术费要多少就好。”他说。
“你没有问过吗？”
“没有直接问过，我不能那么问。医生会认为很唐突，那样问是不行的，因为他毕竟要给你妈妈开刀咧。”
是的，我痛苦地寻思着，对我们，对所有的穷人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他们不敢问价钱，可是事先却为此担心得要死。而另外那些人呢，对他们来说花钱本来就不在乎，却十分自然地先把价钱讲定了。而医生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是唐突。
“事后的缝合费用也贵得很咧。”我父亲说。
“难道病患补助金就一点也没有给吗？”我问。
“你妈病得太久了。”
“那你手头有没有钱呢？”
他摇了摇头。“没有。不过我可以干一点加班的活。”
我知道：他会站在自己的桌子前面，折叠啊，粘贴啊，剪裁啊，一直干到半夜十二点钟。晚上八点，他稍微吃一点凭票证换来的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随后他服用一点头痛粉，继续干下去。
为了使他高兴一点，我给他讲了几个刚好想起的故事，士兵们说的笑话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关于将军啊上士啊什么的。
后来，我就送他们到火车站。他们给了我一杯果酱和一包油炸马铃薯饼，都是我母亲为我做的。
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也回到了营房里。
那天晚上，我把果酱涂在煎饼上，吃了一些。可是我觉得没有味道。所以我就走出去，想把煎饼送给俄国人吃。后来我忽然想起，这些东西是我母亲亲手烘制的，而且当她站在火热的炉前的时候，说不定还忍受着疼痛呢。于是我把那包东西重新放进了背包，只拿了两个煎饼给俄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