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刚在公司餐厅打好饭找到位置坐下，一个小老头儿就满面笑容地坐到了我对面，“你不介意我和你一起吃午餐吧？”
“不介意，马克先生。”我说，然后看到我的午餐小伙伴们都“知趣”地选了另外的桌子坐下并对我使了个眼色——他们从来不想跟马克这样级别的人打交道，而作为公司的前CEO现任的董事会成员，马克通常也不会跟我这样级别的人打交道——我们不过在电梯里碰到过一次然后微了个笑而已。远处桌子上有几个西装革履的高管试图叫马克去他们那桌，他居然扬起手。拒。绝。了。
Holy moly smoky。我虽然不计较跟大人物打交道，但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跟他聊什么，况且我的英文本来就不好，“与人沟通能力尚待提高”（罗琳和罗伯特联合给我的实习评定书下的评语）。
“所以您每个星期一过来开董事会？”我说。这是我从罗琳和罗伯特闲聊时听到的八卦。但我对他的了解也仅止于他曾在公司当了二十年的CEO和已经快要七十岁所以不得不退休的事实。另外我还听说他决定兼并国内一家公司时提出的辩论观点是“让他们融入我们会很容易，因为他们已经在生产我们的产品了”。但我总不能说“听说您对于造假的企业十分宽容”，尽管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那么宽容的——难道就是因为他在chinatown买的假名表比他的真名表走得还要准时与不出毛病？
“是啊。”他用叉子扎起一叠碧绿的叶子，高兴地说，“要处理的事太多，累死我了。”
“话说您不是都已经退休了，怎么还要回来工作啊？”我说。
“因为我很穷啊。”马克先生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见过哭穷的，没见过当了20多年世界500强CEO还要哭穷的。
“要是您还穷，那我是什么？”我带点好笑地问。
“更穷。”他狡黠地笑了。
“才不是呢——您回来工作肯定不是为了钱，”我热血上涌强烈地想将他一军，“我看报纸上说像你们这种大人物，一旦没有了权力加持就会很不习惯，所以需要回来工作找成就感，是吧？”
“什么报纸会写这个，”马克先生的笑容魔术般消失了。我也有点尴尬，有点后悔自己说过了头——那也确实不是份英文报纸，是我许多年前无聊看到的浙江晚报而已。
“以后不要再跟级别太高的人打交道了。”午饭后，阿朱带我绕洛克菲勒中心散步消食，“在公司里，越级是很不妥的。”
“嗯——为什么？”我说。
“因为你的直接老板会不高兴，因为你可能会说错话……”阿朱温柔地说——她是我的学姐，天生就是一副学姐样儿，让你不得不想要听她的话。
于是我舔舔嘴唇说：“也是……好吧。”
跟马克的尬聊并没有困扰我多久，因为在公司和学校之间不尽的穿梭让我有一种混乱感，我猜想大抵就是脚踏两条船的感觉——无可无不可，无不可无可。翻译成人话就是：我反正也不是很憧憬将来留在这里过朝九晚五一只蟑螂也要研究半天的生活，但如果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留下来的话也挺好的。我现在也差不多懂work-life balance的意思了，虽然我还没搞明白到底是公司算life还是学校算life。
“你知道吗？周一和Sharon都要提前毕业了。”从公司下班急匆匆赶到管理会计课教室坐下时，周单纯告诉我。由于教授还没出现，教室里一如既往的吵吵闹闹。“哈？”我说。“她们打算提前半年毕业啦。”周单纯重复，“好像杰夫也跟她们一起毕业。”“真的假的？”我说，这时空气突然安静——是教授抱着教材走进来了。“当然是真的。”周单纯压低声音，冲我眨眨眼睛。
“去年工作签证到后面都要抽签，所以提前毕业就可以尽早拿名额了。”放学后，Sharon肯定了周单纯的“小道消息”。
“早工作早赚钱啊。”背着双肩包的杰夫一本正经地说。
“我不用搞签证的事，但是我老公已经帮我安排好去IBM了，”周一开心地说，“我现在只要顺利毕业就可以啦！”
“真羡慕你们啊。”周单纯和袁泉说。
“但我会想念你们的。”我止不住感到一阵忧伤——作为一个从小有分离焦虑的人，我对于很多人很多事都有FOREVER的不切实际幻想，但也深刻明白历史的长河是滚滚向前的是永不回头的。
“没什么好想念的啦！”郭襄兴高采烈地说，“反正大家都还在纽约嘛，有空聚会就是了！”
“好啊好啊！”Sharon说，满脸焕发出解放的神采，“在那之前我们可以搞个毕业party，去酒吧一醉方休！！！”
“好啊好啊！”大家开心地应和，我也高兴起来了——我还没有去过酒吧呢。
然而酒吧毕业party还未规划好，又出了个大事件：老曹要海归了。看起来像一时冲动，又看起来不像一时冲动。作为他的室友，我们只知道他不快乐——他的微笑都含着一种湿嗒嗒的哀伤感觉，从来看房的第一天就没变过。
“为什么突然想回国了？”我跟易萌靠在门口看老曹一个人收拾小房间里的行李——他把大学时的球衣，phd时的车牌，还有一些旅游纪念品之类统统从墙上取下来。
“这个机会挺好的。”老曹说。
“钱多吗？好玩吗？”我问。
“说是底薪五十万吧。”老曹回答，看起来心中一丝波澜也无，“工作能有什么好玩的。”
“哇，好多钱了！”易萌说，“老曹你可以哎！”
“国内这些offer听听就算了，回去之后什么都会变的。”老曹把球衣叠好放进箱子，拿着车牌想放进箱子，想想又扔进了垃圾桶。
“那你还回去？”我不解，“是因为你父母吗？”
“也是为了他们吧，”老曹说，“但要说完全为了他们也是借口——我其实只是为了我自己，感觉美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只可惜我的工作签证没法传给你，感觉有点浪费了。”
“老曹你人真好，我们肯定会想念你的。”易萌说着就哭起来了。
Sharon、周一、杰夫的毕业party最终只有我们四个参与——中国学生本来就志不在party，火锅趴和拼餐趴除外。由于我们对于学校周边的认知仅限于吉米家的三菜一汤和cafeteria，找了半天才终于找到了一家小酒吧。而拿到酒单后我们才发现“一醉方休”可能过于奢侈——这里一杯鸡尾酒就要十四美元了，所以我们每人只点了一杯鸡尾酒，把刚到美国时说的那些蹩脚英语笑话和Sharon的跑步机事件重述了一遍，期间还拒绝了一个来我们桌推销一瓶红酒的金发美女。
酒过三巡，我们出了酒吧，装作已经醉酒的样子在23街上尖叫与狂笑。
“你们是中国人吗？”街旁一个不知名小店的帅哥好像被我们感染了，兴奋地蹿出来问。
“不我们是日本人！Sumimasen！！！”我们笑着大声回答他，然后又为这个小伎俩开始狂笑。
到了地铁上，一杯鸡尾酒的功效就散得一干二净，连装也装不出来醉了。Sharon还是摸不到脚尖，周一过了两站就去换乘了其他车。然后杰夫也去换乘了。我和Sharon一起坐到爱姆赫斯特，在街头道别。
“恭喜毕业啊。”我说。
“谢谢。”Sharon说，“再见。”
“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