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出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比苏轼小三岁。苏轼苏辙兄弟相知相勉的一生，堪称中国文化史的传世佳话。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虽有不少富有才华的兄弟或者父子，如“三张”，即西晋诗人张载、张协、张亢兄弟，再如“二陆”，即西晋陆机、陆云兄弟，再如“三曹”，即魏晋建安时期着名诗人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等。但如苏轼兄弟一般，一同为当世的大文学家，一同在政坛上大放光彩，一同经历宦海沉浮，彼此志趣相投，又都视对方为知己的兄弟，实是绝无仅有。这种可贵而难得的手足之情，为苏轼兄弟的人生增添了无限的精彩。
苏轼苏辙之间的深情厚谊，是在从小一起读书、一同成长的过程中培养而来的。苏辙在《祭亡兄端明文》中写道：“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而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他们俩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日日在一起刻苦攻读；学成之后又跟随父亲出川，一起考进士、应制举，双双得中同榜进士、同榜制举，一直到人仕之后才不得不分开，开始了聚少离多的生活。他们不仅是兄弟，也是同窗知己，在同一个文化层次上成长。在苏辙眼中，苏轼的身份是兄长更兼师长，“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对兄长的依恋信任之情溢于言表。苏轼也把懂事持重的弟弟当作挚友看待：“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初别子由》）
苏轼兄弟在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黄庭坚对他们有“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的赞誉。苏轼的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词之豪放一派。而苏辙沉稳执着，老成持重，文章虽“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淡泊，遒逸疏宕”（茅坤《苏文定公文钞引》），亦是自成一家。
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秋，苏氏兄弟服完母丧，由苏洵带领从四川移居京城。一路上山川之秀、人文之美令父子三人“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苏轼《南行集前叙》），作诗百余篇，后结为《南行集》。其中，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有大量的同题诗作，显露出二人杰出的诗歌才华，也显示出兄弟二人的不同才性。例如，经过岷江边的村落“牛口”时，苏轼兄弟二人都以《夜泊牛口》为题作诗。
苏轼诗云：
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
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
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
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
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
儿女自咿嗳，亦足乐且久。
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
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
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
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
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黄昏时分，夕阳西下，长江岸边有座小小的牛口村，村民们三三两两地靠在柳树旁。樵夫在笑嘻嘻地向客人们兜售着柴禾。这里的村民虽然无酒无肉，破壁败屋，却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伦之乐。在苏轼的笔下，乡村虽然潦倒贫穷，却呈现出陶渊明诗中特有的清贫恬静的田园生活氛围。在诗歌的结尾，苏轼表达出留恋乡野生活的愿望。
苏辙的是：
行过石壁尽，夜泊牛口渚。
野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
见我各无言，倚石但箕踞。
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股。
日暮江上归，潜鱼远难捕。
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
安知城市欢，守此田野趣。
只应长冻饥，寒暑不能苦。
同样的村落，同样的人物，在苏辙笔下却显得萧瑟荒凉、穷愁凄苦。与苏轼的诗相比较，苏辙的诗更注重细节的写实，更具有一种质朴厚重的生活气息。它没有苏轼诗歌那种安贫乐道的氛围，却充满了对民生疾苦的关爱与悲悯。
苏洵曾撰写的《名二子说》就从取名的角度，比较了苏轼苏辙二人在性格上的差异。他指出，苏轼的缺点是“不外饰”，这样的性格必然使他一生遭遇波折磨难；而苏辙则“善处乎祸福之间”，这样的性格常能让他免于灾祸。父亲的评价恰是苏轼兄弟一生命运的准确注脚。
苏轼和苏辙兄弟俩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才华，他们互相的评价往往最为中肯。
苏辙非常敬重自己这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哥哥。苏辙在为兄长所作的墓志铭中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在祭祀嫂夫人的文章中也说：“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祭亡嫂王氏文》）他认为苏轼不仅是自己的兄长，更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诗文成绩不如兄长。
苏轼则认为兄弟二人各有所长，弟弟苏辙也有胜出自己的地方。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写道：“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认为苏辙的文章胜过自己，但世人并不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苏辙为人低调，所以他的文章风格也很低调。其实他的文章一唱三叹，汪洋淡泊，很有秀杰之气。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辙擅长各种文体，尤以策论最为出色，其文纵横捭阖，雄辩宏博，说理透辟，感染力极强。苏辙的记游之文清新明快，刻画入微，也有很高的成就。
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虽然彼此欣赏，但从不互相吹捧，反而常给对方提意见。
苏辙屡屡指出兄长口无遮拦，容易招致祸患。对苏辙的缺点，苏轼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他认为苏辙为人处世的大节毫无问题，但有时候不大注意细节，而这往往却会坏了大事。要注重小节，避免影响大局，这恐怕是苏轼遭逢文字之祸后忧惧心理的反映，是他从自身经历得来的经验教训，以此来劝戒弟弟，自然是十分恳切的。
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在诗、文上均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诗文便成了他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翻开《苏轼诗集》和苏辙的《栾城集》，其中属于兄弟二人寄赠唱和的诗歌均不下百首，诗中有他们对少年生活的珍贵回忆，有他们对彼此的思念和牵挂，也有他们关于政治思想和人生态度的沟通。苏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都会寄书给苏辙，晚年遭贬时更是如此。从这些诗词书信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兄弟之间的情意是那样深厚。其中，苏轼兄弟关于“夜雨对床”的约定是最让人感动的一段佳话。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冬，二十六岁的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二岁的儿子苏迈前往凤翔任官，子由送兄嫂出汴梁，走了百里多路，到郑州西门外才依依话别。这是二十多年来他们兄弟之间的第一次离别，苏轼登上高坡目送弟弟渐行渐远，他第一次感受到人生聚散的无常与感伤，写下了着名的诗篇《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诗的大意是：当你的身影渐渐远逝，我忍不住登上高坡张望，只见你头上的乌帽在山丘间时隐时现。想着你此刻衣衫单薄，骑一匹瘦马，在寒风残月中独自向前，怎不让人牵念！快乐的人们永远不能理解我的感伤与悲切。无奈的人生总有太多聚散离别，可是我总是担心岁月匆匆，美好时光难以再现。今天晚上我们寒灯独对，你可曾记得怀远驿中我们彼此相约的誓言？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次聚首？再次凭窗挑灯听夜雨？荣华富贵不过一时，不值得贪恋，子由啊，不要忘了彼此深厚的兄弟情缘！
诗中“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一句点明了兄弟二人曾有的“夜雨对床”的约定。在与兄长的诗歌唱和中，苏辙有“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赋后篇次韵》）等句，多次提醒彼此曾有的功成辞官的约定。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投人狱，在最为困厄绝望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与苏辙的约定，写下了绝命诗《狱中示子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在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苏轼并未直接抒发自己的悲痛，而是想像自己死后，弟弟将会多么孤单，他也许会在多年后的某个雨夜，因兄弟之间的约定而黯然伤神。
然而人生在世，总是聚少离多。自从和弟弟苏辙一同走上仕途之后，他们经常是天各一方，难晤一面。在最初的时刻，“夜雨对床”这一约定唤起的是兄弟二人对往日美好岁月的回忆，在浮沉不定的宦海当中，这一约定又成为支撑他们走向人生彼岸的精神期待。当他们身处困境，难以挣脱羁绊与牢笼的时候，这一约定又多少带给他们一点精神的慰藉。然而，这个约定最终却没有实现，它成为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永远存在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理想之中。苏轼死后，子由将他与王闰之共同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并命子孙在自己百年后，也将自己的遗骸葬于兄长墓旁，小峨眉山处遂有“二苏坟”之称。也许，只有在美好而永恒的天国里，他们的约定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吧……
苏轼苏辙兄弟虽然性格各异，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多于他们的不同之处，他们情深意切的原因，正在于他们的志趣相投。每当遭遇政治困境时，苏轼和苏辙兄弟俩经常为对方开解心中的郁闷不平。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在杭州做通判，苏辙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做学官。苏轼在写给弟弟的诗中以谐谑的方式抒发愤懑不平之气，排解子由与自己仕途受挫的烦闷：“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帏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戏子由》）
陈州古称宛丘，所以苏轼戏称弟弟为宛丘先生。诗的大意是：宛丘先生高大的身材如耸立的山丘，宛丘低矮的学舍如破败的小舟。宛丘先生常常低头诵读经史，偶尔伸懒腰便会撞上屋梁碰破头。在这座漏风漏雨的学舍里，宛丘先生自得其乐，丝毫不在意旁人的讥讽。
本诗题为《戏子由》，通篇都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此诗以戏谑为表，却内含悲愤。
苏轼任密州知州时，曾经将一座废旧的城台，修葺成一处“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可以登临远眺的休闲胜地。“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常常与朋友、宾客“相与登览，放意肆志，乐趣无穷”（苏轼《超然台记》）。苏辙永远是哥哥的知音，当他听说之后，特意为这座城台取名为“超然台”，并写了一篇《超然台赋》。苏轼因此名而作《超然台记》，以表明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
宋仁宗嘉榷六年（1061）冬，苏轼途经渑池赴凤翔府任职，得到苏辙的寄诗《怀渑池寄子瞻诗》，因而和韵：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是如此难以捉摸，生、老、病、死的命运又是这般无法把握。苏轼仿佛看到在茫茫的雪原上，一只鸿雁快速地掠过，偶然在雪地上停留片刻，留下一星半点痕迹，转眼间鸿雁早已不知去向。雪花依然在纷纷飘落，鸿雁留在雪地上的爪印也渐渐模糊，天地间，依旧是苍茫一片……其实，这种深刻的人生无常之感正是由于对兄弟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过分执着而引起的，如果这就是人生无常的话，那么我们倒宁可多多地拥有这种宝贵的无常感受，因为这种骨肉亲情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感人至深啊！
显然，促使年轻的苏轼大发人生无常慨叹的是兄弟之问二十多年的深厚情谊，但是这着名的诗句又恰恰印证了苏轼此后的人生轨迹，他就像那只随处飘零的鸿雁，在大宋王朝的山水之间都留下了艰辛的足迹，也留下了智慧幽默的精彩人生，最后又回归到茫茫的自然中去。
林语堂先生曾说：“往往为了子由，苏轼会写出最好的诗来。”苏轼和苏辙兄弟之间的情谊，在诗文交往、政治磨难和生活的曲折中，上升为种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感、人文情怀。
苏轼与苏辙是同科进士，同一年考中制举，同为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同列于“唐宋八大家”之列。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基本相同，因此共同经历了仕途的辉煌时刻，也共同遭遇了政治的低谷阶段。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辙曾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助手、变法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吕惠卿政见不合，很快被排挤出来，又因上书批评新法，几乎被治罪。熙宁三年，苏辙外放出任陈州学官。从此苏辙便不再议论新法短长。这种处世原则，是苏轼无法模仿的，因为这与他的个性太不符合。对苏辙的性格，“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明道杂志》中曾说：“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辙）不曾忙……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意思是说苏辙的性格趋于沉静内敛，遇事稳重，思维周密。正因为性格稳重，虑事周全，情绪不冲动和不张扬，苏辙比苏轼更适合做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人际关系中，他不会冒冒失失地闯祸。因此，在元佑时期党争激烈的政治环境中，苏辙虽然身处政府要冲，位高权重，但所受政敌的攻击，反比苏轼轻。
相反的，苏轼则性情外露，胸无城府，他考虑问题很少深思熟虑，一般都是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心中藏不住任何不满不同的意见，因为“话之在口，如蝇之在喉”，如果忍气吞声则是辛苦自己，但说了出来，则会得罪别人。苏轼两相权衡，还是决定“与其逆己，不如逆人”，所以还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正因为如此，苏轼才会在一轮轮的政治斗争中反复起伏，历经了太多的波折与苦难。
苏轼和苏辙虽然性格各有特点，但是两人都具有独立不惧、刚正不屈、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而且无论在多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之中，彼此始终互相关照、休戚与共。苏辙一生都在为苏轼过于情绪化的性格和一张无遮拦的嘴担心，他不止一次地奉劝哥哥要少用诗歌讥讽时事，与不了解的人打交道要注意提防。但当苏轼因文字得祸以后，他又是不遗余力，四处奔走，向皇帝说情，动员各种关系营救苏轼。在这方面苏轼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总是让人操心的小弟弟，苏辙倒成了经验丰富、善于处理棘手之事的兄长。
“乌台诗案”爆发前，御史台派出干将皇甫馔去湖州逮捕苏轼。苏辙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做了两件事情，第一，连夜赶写一份奏章，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现任官职为兄长赎罪。第二，立刻派人飞马赶往湖州，希望赶在皇甫馔到达之前通报消息，让苏轼有个心理准备。因为此事，苏辙被朝廷以“漏泄禁中语”贬为筠州酒税，就是管理盐酒税务的小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