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黄州后，苏辙也将到筠州贬所。苏辙心知这次兄弟二人同遭贬谪，也不知何时才得以再见，于是特意与女婿文务光奔驰二百余里前来陈州（今河南淮阳）为兄长送行，其实此时的苏辙本因俸少口多，已经穷困到“明日无晨炊”的窘境。自从苏轼入狱之后，他又奉养嫂侄长达一年，早已债台高筑，但他仍然亲自将兄长的家眷护送至黄州后才奔赴筠州。
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苏轼被调往朝中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此时苏辙已经位居尚书右丞。兄弟同居高位，必然遭人忌恨。因此，奉诏当天苏轼便写了一道辞免状，请求继续外任，并于四月、五月先后上了《辞免翰林承旨》第二状与第三状。而苏辙也接连四次上书请求外任，认为“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贤，不可使贤避不肖。区区愚恳，竭尽于此。伏乞圣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义。……”（苏辙《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其一）兄弟二人为了保全对方争着留高位给对方，而甘愿请求外任、屈居下僚。不可否认，苏轼兄弟彼此推让官职的根本目的在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他们之间深厚的手足之情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不能不令近千年之后的我们肃然起敬！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苏辙从门下侍郎被贬为汝州知州，苏轼从定州知州被贬为英州知州。定州距离英州千山万水，年届六十岁的苏轼年老体弱，左臂肿痛复发，此时英州的来人尚未到，定州送行的人又不肯前去，自己又无钱雇人买马。万般无奈之下，苏轼不得不绕道汝州，向苏辙寻求经济上的援助。苏辙送给兄长七千缗（相当于七百万文钱），解除了苏轼的燃眉之急和后顾之忧。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五月，苏轼被贬儋州，苏辙被贬雷州。苏轼途经广西梧卅的时候，听江边父老说苏辙刚刚经过，于是赶紧去追，并写了一首长诗给苏辙，相约在藤州相会并安慰弟弟：“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此时的苏轼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将赴遥远的海南，但他不改幽默的个性，拿自己与朝廷开玩笑，诗的大意是：琼州、雷州虽然被大海阻隔，但我们却可以隔海相望，以解除思念之苦，这不正是皇恩浩荡吗？这个洒脱的玩笑当然饱含着苦涩的滋味，此时的苏轼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这份洒脱的背后，自然有兄弟之间两心相通的慰藉做支撑。
苏轼兄弟俩在藤州会面后，在路旁找到一家小店坐了下来。两人的面色都是那么的疲倦劳顿，但这次宝贵而短暂的相聚让他们暂时忘掉了身心的困顿，甚至忘掉了自己正在贬谪的路途中。不一会儿，店家将汤饼端上桌来。苏辙勉强吃了几口，感到实在难以下咽，禁不住长叹一声放下了筷子。苏轼却满不在乎，一口气将那一大碗汤饼吃了个一干二净，还抬头对弟弟说：“吃这样的饭食，你难道还想慢慢地咀嚼品尝吗？”说罢便大笑着站起身来。
佛祖释迦牟尼曾训戒他的弟子说，饮食只为疗饥病，饭菜即是药物，人们不应该执着于饭菜的味道。苏轼所努力践行的便是这苦行僧式的饮食观念。自从南迁以来，苏轼便处处以修行人自居。处境越艰难，就越是要苦修苦行：“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只有这样方才能达到修行的目的。而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可以看出，苏轼与苏辙两人生活态度的差异，实际来源于对待苦难的不同观念。
苏轼兄弟此次在赴贬所途中相聚，实属难得的机会，因此一路上走走停停，藤州至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却走了二十五天，这似乎不合情理，但是只要细细想来，又非常合乎情理，因为按照朝廷的规定，苏轼一旦到达雷州，就必须尽快渡海奔赴儋州。兄弟二人之所以在路上拖延时间，无非是想尽可能远离在雷州迅速分离的那一刻。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二人同床而眠，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六月五日，一行人抵达雷州。三天后，苏轼离开雷州，苏辙送哥哥过徐闻至海边。当晚苏轼痔病发作，呻吟不止，苏辙也一夜没睡，陪伴着苏轼，并且为他诵读陶渊明《止酒》诗，劝苏轼戒酒，于是苏轼作《和陶止酒》一诗：“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诗的大意是：我们又要远别，带着年幼的儿子；可喜的是你有贤惠的妻子相随，而我自从朝云故去后，只能与佛法相伴了。
在困境之中，苏轼依然将自己的苦难置之度外，转而诙谐轻松地安慰一同遭难的弟弟，这份兄长的胸怀与深情真是让人感叹。十一日清晨，兄弟俩在海边依依惜别。苏轼登上舟船，回头望去，只见瘦高的弟弟向自己招手，内心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他们俩又怎么知道，这次分别竟然成为永诀！
雷州一别之后，苏轼在海南度过了三年贬谪的生活，奉召北返内移之后，定居颍昌的苏辙曾多次给兄长写信，希望两个人在晚年的时候能同住一起。但是由于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苏轼最后还是决定住在距离京城较远的常州。没想到，数月之后，苏轼就在常州一病不起，撒手西去，终年六十六岁。苏辙隐退后，七十七岁时病逝于许昌（今属河南）。
回望苏轼苏辙兄弟两人间的情深意长，令我们感动，令我们为之扼腕叹息，他们的这段难能可贵的手足之情也成为人们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他们兄弟二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走出了故乡眉山，一起在广阔的世界里各自奋斗，两人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晚年的时候能够重返故乡，兄弟俩相守终老。然而造化弄人，雷州分别之后，他们却终是没有能够再次聚首，这对于两个亦师、亦友、亦兄弟，同时也是最为亲密的知己来说，真是一个悲剧。
那样曲折磨难的人生经历，那样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玉成了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文学才华和人生境界，映照出他们二人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他们使得中国的文学史出现了深沉感人和光彩夺目的一段；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患难知己，什么叫休戚与共，什么叫最为真实、真诚的人心！苏轼和苏辙就像两盏明灯，能够永远照亮我们未来的路途，也能够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心。我想，这就是苏轼和苏辙手足之情给予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评论苏轼
东坡印象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相貌。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苏轼画像，这些画像虽然千差万别，但有几个共同的突出特点：
第一，身材魁梧高大，有的画像着意突出表现其肩宽背阔、大腹便便；
第二，头戴高高的“子瞻帽”，浓眉大眼、鼻直口方；
第三，脸型长且宽阔，还有一部浓密威武的络腮大胡须；
第四，多数的画像都着意表现苏轼惬意的神情、潇洒的姿态。
问题是，这些流传于民间的苏轼画像是否符合他本人的相貌特征呢？
这需要从苏轼兄弟、朋友们以及后人的诗作、笔记中寻找相关的证据。
首先，论身材。苏轼曾说自己：“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宝山昼睡》）说苏辙与他兄弟二人：“江边父老能说子，白须红颊如君长。”（《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苏轼在给表弟的诗中，甚至提到了彼此在身材、头骨方面近似的遗传特征：“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表弟程德孺生日》）
苏辙在恭贺兄长生日的诗中也说：“颀然仲与叔，耆老天所骘。”（《次韵子瞻寄贺生日》）苏轼的朋友孔武仲在一篇赋中则这样描写苏轼的身材：“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东坡居士画怪石赋》）
其次，论面部特征。苏轼在《传神记》中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孔武仲在《谒苏子瞻因寄》一诗中则说他：“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烨烨双秀眉。”至于苏轼的脸型，大画家米芾有清晰的描述：“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万里归。”（《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一）
再次，论胡须。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
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与老师开玩笑说：“君子多乎哉！”这句话出自于《论语·子罕》。有人称赞孔子多才多艺，孔子回答说，我从小家境贫寒，所以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但在孔子看来，君子的最高境界在于仁爱，而不在于掌握具体的技能。所以他自问：“君子多乎哉？”--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能吗？自答曰：“不多也”，不需要。秦观巧妙借用原话的谐音，成了“君子多‘胡’哉！”将字面意思转换成“胡须多的就是君子”。
苏轼多么聪明，他立即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这是《论语·子路》中孔子的一句话，原话是“小人哉，樊须也！”樊须是孔子的学生，他向孔子请教如何种田，孔子认为樊须只关心如何种田这一类具体的小事，不关心仁爱治国的大事，所以是小人，是没有智慧的人。苏轼也巧妙地借用谐音，转换成“小人‘繁’须也”，凡是胡须多的人都是小人。这虽然不过是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却可以看出苏门师生间平易和谐的氛围，两位大文学家的广博学识与敏捷才思。这正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所在。当然，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从反面可以得出结论：苏轼并无繁须，只有少许胡须。
综合以上的材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苏轼的身材、面貌。
苏轼与弟弟苏辙的身高大约都有七、八尺，这在古代算是比较高的身材了，从诗作中可以得知，高身材乃是苏家的遗传因素。苏轼腰围自然不会达到十围，但至少说明中老年后的他的确很有些发福了，头发虽然已经花白，面颊的颜色依然红润。他的脸型并不宽，而是天庭较方正下颌较尖圆的圭形。其中颧骨的特征最为明显，以至于投影在墙也能辨别出他的模样，颧骨既然如此突出，想必他的面颊是较为清瘦的。苏轼的眉毛并不浓重，但是挺秀而有英气，眼睛也不算很大，却炯炯有神。所以整体来看，苏轼的面部是比较清癯的形貌。至于胡须，按照他与秦观的对话，他不是络腮大胡子，也许就是较为稀疏的胡须，因此民间流传画像中胡须飘逸的景象是不存在的。
那么，究竟有没有一幅较为接近苏轼本人相貌的画像呢？
据说苏轼的朋友、北宋大画家李公麟曾画过一幅苏轼的画像。黄庭坚在《跋东坡书帖后》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述，他说：“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看来这幅画像表现的是，苏轼坐在一块盘石上，手按藤杖，仿佛喝醉酒时的样子。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这些相貌特征按图索骥，倒是有一幅较为接近苏轼本人真实面貌的画像。清代着名学者翁方纲曾邀请友人朱野云临摹过一幅苏轼画像。从这幅画像的情态来看，的确与黄庭坚的描述非常接近，虽然我们还无法确证这幅画的原作就是李公麟的那幅画，但是仅仅从前面所罗列的苏轼相貌的种种特征而言，这幅画也的确是比较接近苏轼原貌了。
总之，苏东坡真实的容貌印象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民间印象有不小的出入。如果仔细揣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民间流传的东坡画像与千人一面的佛陀像、罗汉像、圣贤像很有几分相似，大都身材魁梧、浓眉朗目、方面大耳、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部长髯飘洒胸前。或许，在百姓的心目中，像苏轼这样潇洒快活、风趣诙谐、才气横溢而又人情味儿十足的文人，与佛陀、罗汉、菩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吧？再说，佛陀、罗汉、菩萨本来不就是有智慧、有道德的圣人吗？苏轼既然拥有智慧与仁爱，善于反省与超脱，更兼有情趣与才华，画成佛陀像、罗汉像又有什么不对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轼的真实相貌究竟如何似乎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苏轼真实的精神气质、人格印象永远铭记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苏轼为官施政，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集中体现为诗人风采与文人情怀的高度融合，以及由这种融合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仁爱精神。
苏轼曾先后两度在杭州为官，他办公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将办公桌挪到西湖边上：“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梁溪漫志》）一边欣赏着西湖美景，一边判决审理辩讼案件，谈笑之间便完成了工作。这当然首先表现了苏轼高水平高效率的为政才能、工作作风，但也许，西湖的美景也赋予了苏轼落笔如风雨的灵气与智慧吧？
一次，两个人打上公堂来。原告是绸缎商，被告是制扇商。被告曾向原告赊了价值二万贯钱的绫绢，谁知逾期却分文未还，绸缎商于是将制扇商告上衙门。其实，这位被告也并非奸商，只因老父亲病故，办理丧事亏欠不少债务；又因当年夏天多雨，扇子的销路很差，所以债上积债，一时无力偿还。
苏轼听罢二人的陈述，觉得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道理。如果简单依法公判，虽然给绸缎商讨回了公道，但制扇商势必家破人亡；如果同情制扇商，又如何保护绸缎商的利益呢？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切实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问题。苏轼思考良久，终于有了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他让被告取来二十把上好的团扇，然后挥洒笔墨，在团扇上点染竹石花木、题写诗词短文，而且署上自己的字号，转眼功夫，这二十把团扇就成了二十幅东坡字画。他告诉被告，将这二十把团扇拿到市场上，每把按一千文出售。消息传得很快，被告刚刚走出衙门，仰慕东坡字画的人们就纷纷闻讯而来，不一会儿就将团扇抢购一空，被告的债还清了，原告的利益也得以保护（事载《春渚纪闻》）。苏轼的这桩轶事与前面曾提到的“吴味道贩纱”一案有异曲同工之处。与那些严格依法断案的循吏甚至酷吏相比，苏轼的为官之道、执法之道似乎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情代法的重大嫌疑，算不得合格的行政官员。然而我们细细考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带着浓厚文艺氛围与和稀泥味道的案件背后，却透露出苏轼处理政务、判决案件、维护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无论做什么官，办什么案，执行什么法律，必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而不能为办案而办案，为执行法律而执行法律。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切工作、生活的原则都应当坚持以人为本。
诚然，像苏轼这样“以情代法”，没有超逸绝伦的艺术才情也是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