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从来就没打算过放弃荆州。在某种意义上说，荆州是他事业的转折点，是他事业腾飞的起点。荆州给了他诸葛亮、庞统这样的良辅，荆州给了他与孙吴联合的资本，荆州给了他借以发展力量的第一块基地。
刘备从来就没打算过放弃荆州。这里有他付出的心血和代价。为了在荆州立足，他曾与孙吴联合对曹兵浴血奋战；为了在荆州立足，他曾冒险只身前去孙吴；为了在荆州立足，他曾花费极大的精力，一次又一次与孙吴平衡双方在荆州的利益与均势；为了在荆州立足，他甚至错过了争夺关陇地区的好时机。
刘备从来没打算过改变“隆中对”战略方针。自从遇到诸葛亮以后，自从以“隆中对”作为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以来，刘备感到自己的行动自觉性多了，计划性多了，成功的多了。他从未怀疑过“隆中对”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刘备的心情如此，诸葛亮呢？
史书对诸葛亮是赞成伐吴夺回荆州还是反对没有明确记载，因此，很多人从伐吴失败的后果出发，认为诸葛亮当初是反对伐吴的。
清人黄恩彤说：“外结孙权，隆中之对早策及此矣，乃荆州之失，伐吴之举，顿与初策相左，当亦武侯所扼腕太息者也。”
有人说刘备伐吴是“拒绝诸葛亮的劝告”，“是他的独断专行”。
有一首诗说：“刘备无远识，关张短乾坤，自坏联吴策，统一志难伸。”也责备刘备没有政治远见，不该发动夷陵之战，破坏了诸葛亮的联吴政策。
还有人认为，诸葛亮是主张把为汉献帝复仇作为第一要务，暂缓伐吴的。但他看到刘备正在盛怒之际，再加上胞兄诸葛瑾在东吴做官，曾给刘备写信劝他勿与吴为敌，为了避嫌，不敢直言极谏，只好缄口不言，始终没有发表过主和或者主战的言论。
诸葛亮的确主张东联孙吴，而且还是联吴抗曹的实践者。但是，主张联吴就不支持刘备伐吴吗？诸葛亮提出的东联孙吴，是为刘备集团制定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是从属于整个政略方针的，而实现统一、兴复汉室是根本政略，联吴不过是实现根本政略的一种手段。从“隆中对”的观点出发，如果不夺回两大战略据点之一的荆州，统一的事业就无法完成，联吴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意义。这和东征孙吴以前，刘备既要联合孙吴又要同孙吴进行荆州之争是一样的道理。
东征孙吴对于蜀国来说是件大事。在这件大事面前，蜀国内部有过激烈的争论。做为蜀国主要决策者之一的诸葛亮不表示自己的态度是不可能的。
诸葛亮是赞成刘备东征孙吴的。我们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四点理由。
第一，诸葛亮是“隆中对”战略方针的制定者，荆州的丢失，使“隆中对”战略方针受挫。这是“隆中对”方针取得重大进展情况下首次遇到的挫折。由于在此以前，“隆中对”的贯彻取得了跨有荆益、打通汉水、兵逼襄樊的辉煌成果，首次受挫并未引起诸葛亮对“隆中对”本身的缺陷做深入思考。诸葛亮对“隆中对”的正确性没有怀疑，按照他的个性，不会因为初次受挫而放弃对“隆中对”战略方针的贯彻。
第二，从史籍里看不见有诸葛亮反对伐吴或在伐吴失败前修改既定方针的记载。从事实发展角度看，反对伐吴的主张是正确的，赵云、秦宓、黄权三个人，一个从政治角度反对伐吴，一个从天象角度阻止东征，一个从军事角度劝谏刘备，史书都给予明确记载。如果诸葛亮也反对伐吴，史家一定会大书特书的。
第三，在伐吴战争失败以后，诸葛亮忽然提起了法正。他说：“法孝直（法正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这个感慨，非常值得玩味。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经过夷陵之败的惨痛教训，诸葛亮开始对“隆中对”的错误因素真正醒悟，并承认法正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另一层意思是，他对夷陵之战的失败，荆州彻底丧失，仍带有惋惜的余意，而且还有责怪刘备指挥失当，以致造成败局的味道。
第四，诸葛亮在蜀汉决定伐吴时，以为是会胜利，至少会像三分荆州那样获得双方的妥协，而完全没有料到会有惨败的结局。他在《后出师表》中曾说：“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其中的“秭归蹉跌”，就是指夷陵惨败。正因为诸葛亮认为伐吴符合“隆中对”的战略方针，对伐吴是赞成的，而且预料伐吴不会失败，所以，在回忆夷陵兵败时，说了内心话：“难可逆见”。
急于夺回荆州，重新配置进攻中原的双钳，使“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排除阻力，继续贯彻，是诸葛亮与刘备的共同心态。这种共同心态，决定了他们在伐吴问题上的共同态度。
刘备与诸葛亮，一个是蜀汉帝国的君主，一个是蜀汉帝国的丞相。两个最高决策者的态度如此，其他人的阻拦劝谏能起多大作用呢？看来，蜀汉对于失去的荆州是非要夺回来不可了。
然而，刘备、诸葛亮在下决心夺回荆州时，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孙吴方面力保荆州不失的决心。
翻开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荆州的绝大部分版图都在今天湖北、湖南两省境内。荆州的州治江陵，就在今湖北沙市西北的长江边上。而孙吴的首都建邺，即今天的江苏南京，也在长江之滨，地处荆州下游。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代军事家欲求制胜的三大因素，其中地利的因素不可忽视。对于孙权来说，处在上游的刘备既是盟友，也是一柄不知什么时候就劈下来的宝剑。没有荆州，孙权西部虽有门户，但钥匙却不在自己手里，孙吴没有安全感。
孙吴所占的江东地区，只有江浙一带还算富庶，其他地方在当时尚未开发，经济十分落后。而当时的荆州，土地肥沃，士民殷富，有了它，就可以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从经济角度讲，孙吴也需要得到荆州。
孙吴所在的江东地区，北有强大的曹魏，就实力对比而言，向北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它只有向西发展，占领荆州，才有可能全据长江天险，北拒曹魏。
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强弱，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安危，荆州关系到孙吴的存亡。
荆州对下游南京的重要，东晋人何充有一段话说得非常精彩。他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所谓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
荆州对孙吴如此重要，所以，争夺荆州是吴国政略和战略的基本方针。
早在建安五年（200）十月，比“隆中对”还早七年的时候，鲁肃便向孙权进献“鼎足江东”之策。他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唯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竞长江所及，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建安十三年，鲁肃又对孙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同年，大将甘宁也向孙权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指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赤壁之战后，周瑜曾向孙权密献计说：“今曹操新折助，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指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碱操，北方可图也。”
吕蒙接任鲁肃之职后，也主张夺取荆州，“全据长江”，派一支兵驻江陵，一支兵驻白帝，他自己进据襄阳，以争中原。
直至孙吴后期，名将陆逊及其儿子陆抗，仍然坚持争夺荆州的战略方针。吴凤凰三年（274），陆抗临卒前上疏说：“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
从上述一系列言论中可知，孙吴军政最高层主要决策人物及有眼光的战略家，如周瑜、鲁肃、甘宁、吕蒙、陆逊、陆抗等人都把荆州看作是吴国生存与发展的命脉。
蜀汉对荆州是势在必夺，孙吴对荆州则势在必保。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吴、蜀双方对荆州势在必争，然而胜者只能有一个。
究竟是谁胜谁败呢？
三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不同的理论。
“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这是从政治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这是从军事力量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从经济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是从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孙、刘夷陵之战，双方都是为了巩固与扩大封建割据地域和进一步实现统一，因而从战争性质考察双方的胜负意义不大。对双方胜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外交政策等因素，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对双方情况做一考察。
先看政治方面。
夷陵之战时，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已经经历了三世，如果从孙坚任长沙太守时算起，已有三十二年的历史；从孙策夺取会稽等五郡时算，有二十五年；从孙权开始执政时算也有二十二年了。早在黄巾起义时，孙坚就在淮水、泗水一带招募精兵，“合干许人”，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以后又被任为长沙太守，为孙氏割据江南奠定了基础。
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孙策童年时，便与庐江舒县（治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周瑜有“总角之好”，“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升堂拜母，有无相通”。孙策进兵江东，周瑜带兵加入孙策的队伍。后来，两个人分别娶了乔公两个漂亮女儿，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成了连襟。彭城人张昭，自幼好学，少年时便在当地出名。汉末大乱，张昭避乱渡江，来到江东。当时正值孙策创业，便任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升堂拜张昭母，与张昭“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全部交给他办。张昭常常接到北方士大夫写来的书信，信中把治理江东的成绩归于张昭身上，对他大加赞美。这使张昭感到很为难：如果保持沉默，不把书信内容报告给孙策，则害怕别人误认为自己与北方有暗中来往；报告给孙策吧，又怕信中内容不合时宜。孙策知道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国官员请示事情时，齐桓公总是说去问仲父，去问仲父。如此，齐桓公不但威信未减，反而受到霸主们的尊崇。如今张昭贤能，我能使用他，他所建立的功名岂不归我了吗？”东莱黄县（治今山东龙口东南）人太史慈，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为将。孙策进击刘繇，太史慈曾在神亭（今江苏金坛西北）与孙策对战。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又顺手摘下他脖子后面的手戟，太史慈也摘下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战败，太史慈被孙策活捉。孙策亲自为他解缚，拉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我俩恶斗之事吗？那时候你捉到我会怎样呢？”太史慈说：“那很难说呀！”孙策哈哈大笑，深爱太史慈的直率，说：“今天我当请你共成大事。”后来，刘繇逃往豫章，他手下还有万余人未有所附，太史慈便要求前去招抚。孙策手下人都认为，太史慈是刘繇旧部，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孙策却对太史慈深表信任，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拉着他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太史慈说：“不过六十日。”后来，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孙策对周瑜、张昭、太史慈等人的做法，反映了他在团结士人、取得他们的支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周瑜、张昭、太史慈、程普、韩当、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操等一大批江南江北士人。史载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孙权继承兄孙策之业，在团结士人方面更超过了他的父兄。
首先，孙权爱才爱得深切，爱得感人。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待吕蒙的事例。当吕蒙病重时，孙权派人把他接人自己宫中住下，采用一切方法为他治疗救护。又向全国通告，有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赏金一千。每当医生在吕蒙身上针刺治疗时，孙权便为之惨戚。他想常常看看吕蒙的病情，又怕过多地打扰他使其劳累，便在墙上挖个小洞，从洞中偷偷观看。当他看到吕蒙稍微能吃东西时就感到欢喜，如果看到吕蒙病重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发布大赦令，当吕蒙病情加重时，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视，还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吕蒙祈祷。当吕蒙病故时，孙权特别悲伤，为之削减膳食，停止音乐。当然，吕蒙受此待遇，与他所立功劳有关，但孙权的表现，也不能不使其他人感动，从而激励他们为孙吴政权尽忠竭诚。
第二，孙权在团结士人方面，范围也比其父兄广。孙坚起家长沙，在北方征战，他所依仗者，多为淮、泗地区的人士。孙策依靠淮、泗人士进兵江东，还没来得及对江东人士进行笼络便死去了。孙权即位后，除了一方面坚决依靠父兄所留下的淮、泗人士外，还对江东士人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吴郡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顾雍，被孙权任为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孙权又派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并把孙策的女儿嫁给顾雍的儿子。吴县陆氏也是江东大族，陆逊年轻时就受孙权重用，并娶孙策的女儿为妻。陆逊有大功于孙吴，孙权对他也非常信任。史书记载，蜀汉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与孙吴连合，“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氏一族，在孙权时有二人为相，五人封侯，十余人为将军，可见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位置。吴县人朱桓，在任前将军时，因与督将发生矛盾，滥杀部下，又假托是因狂病发作。孙权明知是假，却以假作真，让其子朱异领其部曲，令医生对他看护诊治，用这种方法让他摆脱罪责。顾、陆、朱、张是江东的着名姓族，孙权对他们的信任和依靠当时人是有目共睹的。孙吴后期，陆凯上书给孙皓说：“先帝（指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