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由“人”和“言”两个字根组成，是中国汉字中的一个会意字，英文里通常译为“sincerity”。在中国人所推举的“五德”中，它位居第五。
在许多中国通看来，“信”是中国这个天朝上邦最少见的一种美德。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的“信”这一教条后说：
假如在（旧）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选择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与他们现有的实际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在实践中遭到蔑视，那么这一美德一定是“信”。中国人公开或者私下表现的品质与信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他们的敌人讽刺他们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详细考察下面这些事例后，再来判断这些评论是否符合事实，还是在某些程度上符合事实。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多少差异。我们不但觉得这一点推测完全合理，而且我们还相信，有资历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信的标准是很不相同的。一个思想敏锐的学者，当他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能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直率有着很奇特的看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直率到了没有分寸，就成了无礼”。
《论语》中有一段关于孔子和孺悲的故事，西方人觉得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而儒家学者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等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这种做法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孔子不愿意见孺悲，却不会直接说出原因。
古代中国人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要远远高出同时代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的史书冗长而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赞赏不已，言辞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他们记录的绝对信任。
1788年7月，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据科学考证，我们很早就认识并且证实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新一代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一些人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
历史的精确性可以由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呈现出来：一是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是通过对事件的特点和动机的分析，来对事件做出解释。一些广泛地研究过中国历史的学者认为，就前一条思路而言，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时代的水平；但是从另一条思路来说，它们绝没有基辛格博士所认为的严谨。
对于这一我们不是很了解的事件，我们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民族缺乏信义，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那种使其他国家的历史遭到扭曲的倾向，在中国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发挥作用的因素，在中国就会失效吗？
莱格博士重点研究了孔子编撰《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而并不是盯着“圣人生平的瑕疵”不放。《春秋》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包括孔子死后两年的这段历史。下面是引自莱格博士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的一段关于儒家思想的演讲：
孟子把《春秋》看做是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感到害怕。作者自己也这样认为，并且说，人们因为《春秋》而了解他，同时，他也会因为《春秋》而遭到谴责。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不知道孔子在谈到世人因此而谴责他时，心中是否充满了疑虑。
《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我曾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以此解决这个疑惑。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这是证明《春秋》真实可信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而且，孔子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方法，看不到这个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真实性是孔子的弟子一直倡导的，但是，《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中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我们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曾经背信弃义的最有力的证据。
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我的朋友曾接待过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要求教他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目的是为了增加词汇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对此毫不掩饰地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是不会伤害人的，就像说“你骗人”一样。
1857年，库克先生在做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到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和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的俏皮话’一样。”
中国人虽然还没有达到作伪的程度，但是他们所说的事几乎不是真相。在中国难获得的是真相，每个人都无法保证自己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即使他向你寻求帮助，你也不可能知道全部事实。比如打官司，他要你全权代理，但是，还是会向你隐瞒重要事实。
这显然并非故意，而是中国人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无论你是从哪一点开始着手的，只有到了最后，事情的全貌才会呈现出来。因此，一个熟悉中国人的人，会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
你会发现，经常是和中国人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诚信，再加上天性猜疑。中国人的虚伪，使他们在外国人眼里显得很不可理喻。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寻求什么，只是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
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面前，神秘地对你耳语，说要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实，你往往会感到心里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人所说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这个很容易阐述的命题，让商人、旅行家和外交官很是烦恼。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预料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即便是被告知了，也不能确保知道的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便是那些没有受到过教育的人，也会很擅长保护自己，就像一头狡猾的乌贼一样，受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在旅途中，有人拜访你，并请求你捐款给一些穷人，好让他们开发新的土地。这时，你的仆人不会像我们的做法一样，很干脆地说：“随你怎么做，这是你的钱，你愿意怎么花跟我没关系。”而是会“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说，你口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了。这样，你就免于捐款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看大门的中国人，会像外国人那样，对不能进入的一群中国人直接说：“这儿你不能进去。”而是悄悄地在一边看着，如果他们进去了，就让狗咬他们。
能自觉守约的中国人很少，这与他们的误解能力，以及时间观念淡薄有关。你会有趣地看到，不管真正的失约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出来。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中国人被指责失约时，他会说，这个约会无关紧要，要是约会很重要，他会守约的。如果你谴责他的某一个缺点，他会很快，而且不停地向你说保证改正的话，就像流水一样。他对错误的承认是很全面的——事实上，是太全面了，让你除了真诚之外，就再也不能期待他有别的了。
一位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的中国先生，曾在一条古代精辟的格言后这么注解：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并不想帮忙，表面上也要答应下来。“应付他，把事情拖到明天，然后是又一个明天，这样，你至少从心理上安慰了他。”债务人一般也用这种方法来搪塞债权人。没有人能指望一次就可以把债全部讨回。因此，账无法一次收上来，债权人也不会失望。而债务人每次都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下次收账的时候，他还会这么说，然后再下一次也是如此。
一些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虚伪。无论是孩子自己，还是施教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了不诚实。当孩子还在咿呀学语，只能朦朦胧胧听得懂大人说话的时候，大人们就告诉他，一定要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他们也经常把外国人比做未知的怪物，因此，那些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而且，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当他们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已，怎么会不在街上轰赶我们呢？
因为车上拉的是外国人，所以一群顽童高声喊叫着跟在黄包车后面。车夫被激怒了，向孩子们大吼，说要抓住几个，然后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同样的情况也会这样吓唬，他们会说，要用开水浇他们。对已经懂点事的中国孩子来说，“我揍你”、“我砍死你”之类的话就相当于“别这样做”的意思。
要想做一个“懂礼”的中国人，就必须掌握一大堆表示自谦的词汇。中国人说话必须要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突出听话者的尊贵。“礼貌”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称呼自己的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其他意思相同的比较文雅的谦称。农村人一般称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这虽然不算是文雅的称呼，但是也算抓住了讲“礼貌”的精髓。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可以很精辟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个人到朋友家去做客，穿了自己最好的礼服。客人正襟危坐地在客厅等待主人的到来。这时，一只正在房梁上嬉戏的老鼠刚把鼻子伸到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逃跑时，不巧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被这场突发事故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出来了。于是，一阵寒暄之后，客人这样解释自己的窘态：“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样的招待方式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行，比如作为主人，当你走向宴席时，需要热情地向所有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诸位请坐，请用膳。”或者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
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他们用“磕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以及“我对你拜服”，而且是各种场合都这样。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忽略了小细节，没有照顾周全，请你原谅。或者骑马走到半路，如果遇到熟人，他们就会停下来对你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管你正打算往哪里走，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
中国人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即使是缺乏教养、无知的中国人也是如此，这使得最冷漠的西方人对此赞叹不已，因为中国人会这样，而他们自己不会。我们不断在各种场合看到这种小小的礼仪，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是一种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拒绝这种礼仪的人则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比如停车问路的车夫如果忘了把辫子从头顶上拿下来，就有可能被别人指给一条错误的路，此外，还有可能遭到辱骂。
在东方，以什么方式接受礼物最合适，也是一门学问，也许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另外一些东西则是不能全部接受的。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这点上乱做主张，就一定会做错事的。一般情况下，接受礼物时要慎重对待，尤其是比较出乎意料地收到礼物。这一点，即使在生儿子这样的喜庆日子，也要慎重对待。中国有句歇后语可以说明送礼背后的文章，叫做“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换句话说，就是回报的肯定要比接受的多。
相信这种送礼的虚伪性，很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已经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体验了一次送礼的全部细节。一个小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决定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外国人应该设宴表示答谢才合情理，这点谁都明白。可是村民们执意拒绝，只要求外国人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以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外国人答应了。但没过多久，又一个村子，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显然，这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这些村子的来人都很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的。每个代表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把问题全部转移到捐款问题上，理由还是公共设施建设。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在这方面受到困扰的不只是外国人，当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他的邻居就会拿着礼物前来祝贺，当然，这些礼物基本都是不值钱的，比如为新生婴儿买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在中国，作为一种固定的礼貌，主人必须设宴答谢。为了不丢“面子”，主人的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里，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因为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要严重得多。这时，即使是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俗语的精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
这让我们看出，中国人的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而做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当你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就很容易发现，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对待雇主的大部分礼节，都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据说，有一位在外国人家教书的中国先生，当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时，他的行为可以被奉为遵守礼节的楷模，但是，如果他与自己的外国主人在北京街头相遇，他就会怒目而视他的主人，好像要“杀掉他”。
不打招呼的目的在于不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才有饭吃。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表面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是不能承认的。常有这样的事，几个中国人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他外国人的存在。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对语言的领悟能力很强，而且能很快超过其他同学。但是同时，他们也会嘲笑这位外国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一般来说，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汉语的老师是最有权力决定汉语语音是否准确的人。
另一个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礼貌只是表面现象，具有虚伪性的事情是，他们总是口头上答应做某件事，而实际上并不去做。因此，假如提议者的提议并没有被采纳，也不需要灰心丧气，因为早就知道提议是不可能被实施的，但是提议者的面子已经保住了。同样，如果在饭店里，你和老板为了付款的事情发生争吵，这时你的车夫可能会出面调停，他可能说，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从你的钱袋里拿所缺的钱。即使他掏的是自己的钱，这笔账最后也一定会算到你头上。如果你提醒他，是他自己要求付钱的，他就会说：“难道你认为参加葬礼的人会一同被埋葬吗？”
尽管表里不一，但是仍然有一些中国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定也有不少人是假谦逊。经常会有一些人在不愿意直说某件事的时候，会叙述得吞吞吐吐，或者说那事没有办法叙述等，这其实表明那件事对他来说是不愉快的。然而即便是这些谈吐高雅的人，一旦惹急了他们，再难听的话他们也骂得出来。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都是由空话组成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中国人加以谴责，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财富来维持对别人的同情。但那种空洞的同情还不是最让人觉得难受的，更倒人胃口的是有些人在对死者假装同情的同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
巴伯先生曾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阡道上看到两条野狗在吞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跟我们讲，说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心爱的孩子死了，做父母的很是悲痛，但长时间下来，他们的表情就会变得麻木。但是，这种沉默的悲痛与前面的情况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它们是一种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
正如前面所说，中国人的商业信誉，在他们与西方人实行贸易往来的数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多次验证。为了使这一点的论据显得更加牢靠，我们列举一些其他的事实。下面就是这类验证的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高标准的贸易原则，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也不落后。事实上，没有什么人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但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在过去二十五年内，做了很大一笔生意，总额达数亿两白银，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
也许，对这段发言最好的注解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我们无法知道，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批发是否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为了使前面的论据更有力，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上述的结果是否完全归因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特点——这是西方人应该好好仿效学习的优点。我们能获得中国人最大限度的信任，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中国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有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文的观点是，普通的商业活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一般来说，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就像中国俗语所说的，是铁刷遇到了铜盆。在当时社会中曾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让一个孩子去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在中国，有些现象很难避免，比如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即使一些有名的大字号，他们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他们是“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他们也是表里不一、名不符实的。
我们并不是有意来证实在中国找不到诚实的人，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能找到诚实的人。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会毫不惭愧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但是，如果给他一本书看时，即使这本小书只值三个铜板，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偷偷藏起来，然后钱都不付就从人群中溜走。他不会对此感到羞耻，相反，他会因为自己把外国人骗了而沾沾自喜，觉得外国人很愚蠢，居然会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中国人向外国人买东西，也总是宣称身上没钱了，然后经常少付一个铜钱。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才会很不乐意地取下来给你，那情形就跟他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为了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而跟你磨蹭“老半天”，理由肯定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取出一大串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但是如果你相信了他最先的话，让他不花钱就得到东西，他必定会开心得不行，如同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社会团结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他们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事先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借”来东西，然后就拿去当铺典当，东西的主人需要时，就只好自己拿钱去赎了。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被发现偷了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他哭着解释说，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于是，他忍不住想偷老师的钱。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着许多邪恶，这些在西方毫无疑问也存在，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清两者之间本质上的区别。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人缺乏信义，尽管不是时时都会遇到，但是需要你一直提防。我们已经在讨论其他论题时列举过相关例子了，其中一些例子还做了详细的分析。
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可以写一套很有趣的书，只要你具备必要的知识。在中国，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做。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人们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离不开敲诈勒索所形成的天罗地网的笼罩。这得益于中国人注重实际的智慧。
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并且保持他“上等人”的名誉——假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的话。这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这一性格，以及因此造成的中国的现状。人们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照一般原则，都该被杀头。这些人以及和他们地位相当的人，一般和外国人的关系很特殊。外国人一般对社会风波的掀起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控制，因此，他们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然而，如果中国人内部破坏了公正原则，就只能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对事情、对人不偏不倚，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能够努力做到这一点的人，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假如我们对他们做事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中国人，这一最善于判断人性格的民族，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中人”一类。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保持佛陀涅槃时那种宁静的境界，是很困难的。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宁静的品性，也会被当成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一天他遇到一个沿街叫卖泥捏外国小人的小贩，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人。”
不用多说，中国政府是我们所知的、最能证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从整个外国与中国关系史上，以及比较有名的中国官员与人民的关系史上，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一个很独特、简明的例证就是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
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本来就不打算实施。关于这一点，从不会发生误解，因为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
无疑，中国也有清正廉明的官员，只是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如愿以偿。比较一下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是无力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的。
“你认识的中国人中，有多少是可以信任的？”这里所指的仅仅是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回答千差万别，因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但是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偶尔，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定见识和鉴别能力的观察者，很少会作出后一种回答。
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心里都很明白不信任别人的理由，因此，相互猜疑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掌握中国全部权力的是中国顽固、腐化的家伙，而不是精英分子。
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也说，蛇知道自己的洞窟在哪儿。另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中国的商人阶层极度不信任官僚阶层。他们知道，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就像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桩极为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地的资源。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只要有信心，所需要的资本也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的话，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中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我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把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这是中国人打井的一般方法。但是在当地，土质特性不好，井打好后，过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逐渐干枯了。对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与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的原理相同，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最后，整个中国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