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定的互相信任，人就无法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一个无须置疑的事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高度严密的组织的复杂社会来说，这更是一个真理。人们都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这些现象对于了解中国人有很大的帮助，尽管它们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
我们所要谈到的是中国人的互相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它在所有的东方民族中都存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天才的中国人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掌握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但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事情，会引起别人的很多猜疑，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是这样，其他的民族也是一样。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最引人注意的标志就是存在于中国各地的高耸的城墙。“城墙”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围着城的墙。这就像拉丁文中的“军队”在拉丁文中有训练、操练的意思一样。
中国法律规定，每个城市都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但是，和其他法规一样，因为没有付诸文字，要求坚决执行，所以，即使很多城墙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受到很大损坏，人们也不闻不问，任其毁坏。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的时候，起义者曾经攻破一个城市，并在那里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是遭到那样的破坏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
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都反映了中国的贫困。在中国，无论何时出现危险信号，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修城墙。而这也是官吏或暴发户敛财的一个最便捷的方法。
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城墙，源于政府对它的子民的不信任。在理论上，皇帝是大众之父，他的属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如同说“加”或者“减”一样，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人民与统治者之间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
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义、暴乱一直层出不穷，如果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很多这样的起义或暴乱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也许是因为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是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总之，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行动。政府也知道起义在悄悄地准备着，但是政府官员们躲在现成的防御城堡里，就像乌龟把头缩进壳里，或者说像刺猬团成球那样，他们只会把动乱留给军队去处理。
中国居民的住房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互相猜疑的另一种表现。这点在其他东方城市也存在。外国人和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时，如果你告诉中国人这些都是“没有围墙的城市”，他们就会感到很困惑。让一个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是件不容易的事。他们会立刻毫无根据地认为，这表示那个国家没有多少坏人。
还有一个可以说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事例是，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都拥挤地住在一起。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缩了的城市，其防御对象不是外来的敌人，而是互相防御。据我们了解，中国人唯一不聚集居住的是山区。那里土地贫瘠，无法同时供养两户以上的人家，那里的人非常贫穷，根本不用怕贼。
巴伯先生曾描绘过四川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这种不同于一般情况的居住方式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待和平。它也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这一观点。
中国人互相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这点也包括其他东方人。其理论众所周知，在这里，即使用一整章的篇幅都难以解释清楚其中一点。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假如她们订婚了，那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因为再小、再单纯的事情都有可能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
中国有句公认的社会真理，叫“寡妇门前是非多”。相对于印度、土耳其的妇女来说，中国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这并不表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普遍遭到歧视。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然而在西方，尊重妇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在中国，你可以随处听到一些由长期经验总结出来的对妇女看法的俗语。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下贱、目光短浅、不可信任，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女人最善嫉妒。”这里的“妒”想传达的意思，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毒”，有一首古诗可以体现这种观念：
竹林里的毒蛇口，
黄蜂尾上的刺儿，
这些狠毒比不过，
妇人心肠更狠毒。
中国文字也能体现出他们歧视妇女的观念。作为一种客观的表现形式，这点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曾向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询问过这个问题，他经过仔细研究核实，证明在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汉字中，有十四个表示褒义，比如“好”“妙”等；有八十六个为中性，含义可好可坏；其余的三十五个全表示贬义。
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三个“女”字组成的“姦”字，表达了“私通、通奸、诱奸”等含义。
据说，人们互相不信任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双方互不了解；二是彼此太了解。原因不同，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就像化学原子化合一样，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因而，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能很容易地发现，他们之间的不信任是用含蓄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媳妇会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
不在这里讨论家庭生活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够写上整整一章。现在我们讨论那些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里的仆人，如果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中立、互不干涉的。但是假如仆人中有一个的劣迹被传到了主人那里，即使他很清楚可能是有证据证明是自己做的，他也肯定会首先问：“谁告诉主人的？”而不是问自己：“主人是怎么发现的？”他的第一想法仍然是有别的仆人对他有恶意，敌视他。
我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一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在高声谈话，马上变了脸色。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于是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事实上，院子里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而已。
如果一个仆人突然被辞退，他肯定会因猜疑自己被人出卖而满怀仇恨。他会怀疑除自己外的任何一个人，始终认为有人说了自己的坏话才导致自己被辞退的，坚持辞退他是不合理的。即使他知道在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必须要保住他的“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得到宣泄。
这种事情在雇佣中国仆人的中国家庭或者外国家庭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不敢在自己的中国主人那里这样做，而他们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主人。因此，许多外国人仍然雇佣着早该辞退的仆人，而不敢辞退他们。因为只要提出辞退就会招来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的怨恨。为了防止赶走他们后情况变得更糟，外国人一般没有勇气辞退他们。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时，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位奥地利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养的蜜蜂，于是，她立即把这些蜂箱搬到城墙上，打开蜂箱后，蜜蜂群飞，冲过去蛰那些土耳其士兵。结果土耳其人迅速败下阵来，城市被挽救了。
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他们对待骚乱就如同对待风暴一样。正如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虽然中国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孩子可以独立处理事情的时候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孩子是不需要这一告诫的，因为他们早已从母乳中汲取了这一经验。西方国家有自由、没有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在中国，处理一件事情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而在我们看来，理所应当采用最简便的方法。
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会围绕两个核心——钱和粮，因此，无论遇到什么事，他们考虑最多的都是这两个东西。中国人没有合理的分配经验，因为他们相信，一笔钱如果交到另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是很难按照既定的方案分配给大家的。
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大家分配食物也是很麻烦的。表面上看来，接受食物者并没有怀疑分配者有克扣食物的行为，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不满的情绪，他们可能是被压抑了。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个认为没有猜疑存在，确实，只有外国人才会把这个看做是问题，中国人则认为，只要是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会存在猜疑。
中国旅馆的侍者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笔款项。它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向其他侍者证实，自己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而不是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当然，实际上，每个侍者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私藏的机会的。
假如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一件接近完成的事，中国人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一封信就能够办妥这件事。当事人会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因为通过中介的话，没人敢保证事情不会被歪曲。假如拜访的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他们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当面谈好为止。
人们经常会提及中国人的团结问题。在中国，很多情况下，整个家庭或者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自己的事情。这时，作为一个明智的外姓人，应该小心行事，不要介入，以免惹火烧身。“我们自家的事情，外姓人掺和什么？多数是居心不良！”这是一句很清楚地表明外姓人的意见很难被接受的箴言。即使是朋友和老邻居也会被这样认为，更别说是局外人或者没有特殊关系的人了。
在中国，“外”人也是有远近之分的。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外国人办事不会顺利；因为来自“外乡”，所以外乡人办事也不会顺利。假如一个外来者，本身背景不清楚，又有隐藏背景的做法，那么情况一定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肯定会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假如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而天已经黑了，尤其时间太晚的话，一般他会发现，是没有人肯出来给他指路的。我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
尽管既损害自己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中国学生在上课时还是一律扯着嗓子念，这是一种“习惯”。如果有人坚持询问原因，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无法肯定学生在专心学习。老师还会以一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那就是让学生背对老师背诵。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赞同款待陌生人。在和东方人实际接触后，所罗门所有关于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都有了新的内容。中国人的谨慎已经到了很难逾越的高度。一位外国人雇佣一位中国老师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唱一支很有意思的歌谣，这支歌谣他从来没有听过，于是，他就请小男孩再唱一遍。结果小男孩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有出现。
小男孩的这种行为就是中国这种典型环境的产物。一群人在四处打听一个精神失常、离家出走的朋友，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样做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不知道。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安全的办法。因为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这样，麻烦就来了。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时，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当他找遍全村后发现，全村人一致肯定没有这个人，甚至诅咒发誓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所以，这种众口一辞的谎言显然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本能，就像北美的地拨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甚至简单的一句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乡下人经常会被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这样做，好像是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学生进入学校时，会被询问他的学历，还会被询问他写过哪些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这种方法就很容易识破骗局。
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个人是无法冒充当地人的，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一样，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甚至整个村子的人都会怀疑他。
我曾经让几个中国人去一家外国医院寻找另外几个长期在那里接受治疗的中国人，结果，一无所获。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还有的时候，送信的人苦苦寻找一个村子，可是最后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即使那村子就在眼前。如同前面那个例子，那位名人的住处实际上距寻找者只有几十米远，可是他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找到。
我认识一位老人，老人的邻居非常富有，以前曾和老人一样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但是当向老人问起邻居的情况时，才发现，相邻而居的他们从未接触过，即使他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问他：“怎么会这样呢？”老人说：“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你们相处得不好吗？”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人们就会说闲话：他去那儿干什么？”
中国人相互猜疑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他们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他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表示：“瞧，我不在屋子里。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所以，出事了别怀疑我。”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最能引起人强烈猜疑的是非正常的死亡，尤其最典型的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女儿在活着的时候，父母是没有权力保护她的，但是假如她死了，而且死因存在疑点，那么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的自杀，使他们从过去的俯首屈从，变得可以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条件，哪怕这些条件很苛刻。
在这种情况下，婆家如果拒绝女方娘家的要求，就会引来一场持久的、让人烦恼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报复，但最终目的还是维护自己的“面子”。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也说明了中国人之间的各种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相是不信任的，他们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获利，而交易的成功要靠保持中立的第三方来促成。直到付了钱，交易才算最后完成。如果情况比较复杂，就需要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字为证”。
钱庄与顾客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也是造成中国金融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顾客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钱庄，比如，南方的假外币，各地的假银圆，这些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决心做成一桩交易的中国人是非常精明的，不愿意做的中国人则会表现得更加精明。事实上，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作为顾客，他们都希望天黑以后使用银子。如果城里的每个商店都建议等到明天再更换银两，这也是明智的做法，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的银行系统包罗万象，非常复杂。中国很早就开始使用银行票据了，这点我们可以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得知。但是这种使用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并不是很普遍。即使相距仅十里的两个城市，各自的钱庄也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承认对方的票据。
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还在于，中国的利率很高，在24%—36%之间，甚至更高。造成这种暴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承担巨大风险的保险费，而不是钱本身的利润。在他们的商业中几乎不存在我们所熟悉的西方投资方式，这不是因为中国的资源开发不足，而是因为人们普遍互相不信任，“人无信而不立”。由于这些原因，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仍然会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将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
几年前，有家报纸曾详细报道了纽约华人的情况，其中有一个荒谬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人在商业中的互相猜疑情况。中国人在各个城市建立的机构都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在纽约，他们也有自己的市政府，这个政府由十二个领导人构成。为了确保绝对安全，这些人把钱和市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有着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的大保险柜中，而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
这个保险柜一共有十二把钥匙，每个领导者拿着一把。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不幸的是，其中一位杰出的领导者突然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市政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代他开锁，人们相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市政府才取出钱支付丧葬费。
这件小事，可以看做是一个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互相猜疑、极度的迷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在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发生过许多互相猜疑的例子。亚洲地区的一个典型现象——宦官的存在，中国也很早就有。但是现在由满族人统治的这个王朝，采取了卓有成效的做法，使得这些危险人物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来危害别人了。
作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满人和汉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互相猜疑，难免产生矛盾。想要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就必须妥善安排六部长官及副职人选由哪族人来担任。检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同等作用。
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的话，中国人在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实际上，中国人的本性使得另外一种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上级担心来自下级的竞争，因而会时刻提防下级；下级也在猜疑上级，因为自己职位的升迁、调动要受其影响。而整个官僚阶级，无论是高官还是低官，都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备之心。
这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就是，在中国有许多半政治性质的宗教团体。这一切使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马蜂窝。一些节欲者团体的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会遭到地方政府的禁止。虽然它只不过是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搅散衙门里贪得无厌的“虎狼”的筵宴，并不是企图谋反。但官方不这么认为，而认定为他们是要谋反了。
在官方的观点里，包括三星会，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这种猜疑使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简单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异常情况出现，政府就可以立即采取行动，抓住其领导人，把他们流放掉，或者杀掉，这样就减轻了他们的疑虑。
正是这种强烈的猜疑使得本来就保守的中国人变得更加保守。这对于推行他们不了解的新事物是很严重的阻碍。人们总是怀疑政府的调查是别有用心的，哪怕是名义上的调查也不行，偶尔因为需要，政府会组织人口调查，因为民众强烈的猜疑心，这种调查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猜疑真实不虚。说邻村有兄弟二人，断定政府要进行新的人口调查是强行迁民的预兆。按常规，迁民时，兄弟二人会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坟。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为了逃避长途跋涉的折磨，他立刻自杀了，这样就将了政府一军。
猜疑与保守，使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青年一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他们也同样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政府的猜疑使得中国所需要的改革长期遭到禁止。三十多年前，有人向一位著名的政治家阐述铸造小银币的重要性时，遭到对方拒绝，并且对方说：“中国的货币，永远不可以改革。如果试图改革，百姓会立即认为是政府想从中牟利。”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
在中国开采矿藏也是同样，无法避免地要遇到巨大的阻力。如果这项工作可以成功的话，中国会因此变成一个富庶的国家。但是，地下的“泥龙”，地上的猜疑和官员们侵吞公款的行为，使得整个行动连第一步都难以迈出。只要引起猜疑，无论新事物会带来多大的益处，益处有多明显，都别想引进。
已经去世的内文斯博士在烟台做了大量的工作，只是为了将外国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中国，这些水果明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每前进一步，他都要被迫同猜疑作斗争。如果他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烦，可能早就取消这项计划了。不过，一旦能够证明已经得到了效益，猜疑就会自然地渐渐消失。
讽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种便利的武器，但是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这一语言方式。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绝不会按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向中国人发号施令，表达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有一个外国人对于自己雇佣的中国仆人的失职和过错很是不满，就用英语骂他“骗子”。仆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向一位汉语很好的女士请教。在得知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后，他痛心地说：“自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和这个仆人的思维模式一模一样，清朝高级官员在盗用汤姆先生《伊索寓言》译文的版本时，也不能领悟到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等背后隐晦的含义。等明白了之后，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便查禁了全部版本。
一些谣言使人们心中经常充满恐惧。几年前，一位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的报告说，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以后在某一条街道行走。他们认为，那样会有突然神秘地被砍去脑袋的危险。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那样真切，看来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从这种恐惧中解脱出来了。
无限度地轻信谣言和相互猜疑的性格，是令人恐怖的谣言产生、弥漫的沃土。当这些谣言波及外国人的时候，长期痛苦的经验表明，绝不能轻视他们，而应该彻底查清。假如当地官员认真查处，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敷衍了事，任其蔓延，就会产生惨剧。
中国无论是哪一个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产生过谣言。为了彻底铲除谣言，就必须重视时间，如同重视地质新纪元一样，把它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非议的实例告诉中国人，并且让他们相信，外国人是他们真诚的祝愿者。一旦树立了这一坚定信念，人类史上将第一次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