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老先生是我一生都喜欢和敬佩的画家。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当我刚刚知道画是什么的时候，我第一个知道了李可染。在全国那么多著名画家中，我在少年时代进过的只有李可染老先生的家。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和蔼可亲地为一群小孩子演示水墨画是什么的也是李可染老先生。回北京后，在被批成“黑画儿”的名人中我也只认识李可染老先生。而我最喜欢和佩服的名人后代则是李可染老先生的小儿子——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著名画家李庚。
有一天，父亲叫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跟几个“大个儿”去帮李伯伯搬家，还嘱咐我要小心点儿，不要将东西弄坏了，也不要把自己伤着。我跟着大家热热闹闹地去了。路上听大家讲，才知道李伯伯是鼎鼎大名的画家，就一个人在丹江，夫人和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人家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李伯伯是从篮球场对面西侧第四排的两间一套的房子搬到西侧第二排靠西边三间一套的房子，多出的一间房子专门用作画室。李伯伯家的家具很多，大都是我第一次看到。还有很多又厚又沉的书。那么多书，想看的时候就看，多好呀，我心里十分羡慕。我从小喜欢看书，这个习惯保持至今。但在那个时代，第一家里没有闲钱买书，第二除了红宝书其他的书基本都被禁了，没书看。
李伯伯看到有这么多人帮助他搬家，高兴得很。拿着事先画好的图纸，指挥我们摆放家具。东西没有打包，都是按照李伯伯的意见直接放到新家指定的地方。大多数家具和书都好说，就是有一个很大很沉的绿色铁柜子，因为太沉而且没有把手，实在是搬不动，于是就把抽屉拆下来分别搬。可是拆下来容易，装上去难，大家整来整去就是装不上，最后都看李伯伯。但李伯伯的回答让大家十分失望，他说他也不会装，要去问妈妈。我们一头雾水，李伯伯有六十岁了吧，李伯伯的妈妈李奶奶那还不八九十岁了。再说李奶奶在哪里呢？看着我们不解的表情，李伯伯说妈妈就是他孩子们的妈妈，不是他的妈妈。这个箱子是抗战时在重庆与夫人结婚时买的，只有妈妈会装卸。我们问妈妈在哪里？能来吗？什么时候来？李伯伯说妈妈在另外一个干校，远得很，当然不能来，我写信问她怎么装就行了。
人多力量大，家半天就搬完了。李伯伯看着还有些凌乱但宽敞了许多、整体没什么大碍的新家很是高兴。我们搬完了家，在李伯伯的感谢声中也觉得立了大功一般，本来这个时候，要是有女主人，就会请大家喝水，然后说些家里太乱，就不留大家了，等家里收拾好了，请大家来做客一类的客气话送客，大家也会知趣礼貌地离开。但是李伯伯就一个人，也不会说客气话请大家走。于是大家都放开胆子假装喝水赖着不走仔细欣赏李伯伯家的家具、书籍。我敢保证大家和我一样大都是第一次开眼。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李伯伯，您给我们画张画儿吧。一听画画，李伯伯欣然答应。画具都是现成的，于是铺开纸，提起笔，提气凝神，略一思索，然后在发黄的画纸上一笔一笔认真从容地画了起来。不一会，山出来了，树出来了，水出来了，小亭子出来了，人物出来了。我第一次看到水墨画的画法，真是那么的神奇，那么的有趣。很快，一张水墨画完成了。我们看着李伯伯画的画赞叹不已。一声欢呼，说一声以后再来看李伯伯画画，大家出门而去。
白刚局长的父亲白登云老先生也是我所知道的文化名人之一。之所以知道白老爷子，是因为在文化部丹江分校的春晚联欢会上，白老爷子认真地敲着脸盆儿底给大家伴奏。唱者唱得很认真，白老爷子敲得很认真，大家听得更认真。唱段结束，大家都热烈鼓掌，给演唱者鼓掌，更给白老爷子鼓掌。一代板鼓大师，曾经给梅兰芳等中国京剧界泰斗们伴奏的白老爷子，在那个年代，在丹江分校，在什么家什都不齐备的情况下，为了艺术，尽管是脸盆儿底，尽管心里很不愉快，但还是有板有眼地认真演奏。敲脸盆儿底伴奏京剧演唱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表现出的却是一代大师尊重演唱者、尊重艺术的高尚人格和胸怀。这也说明真正的艺术大师不管在哪里，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不管用多么简陋的道具，也照样能够演奏出动人心魄的艺术旋律。因为，艺术已经融化在他的心里，用心灵演奏出的旋律无往而不胜。每次联欢会结束回家，父母都会对白老爷子的精湛伴奏赞不绝口。最后往往是母亲提议说回北京给白老备套家什吧。父亲总是不置可否、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感叹说，中国板鼓第一家，却在咱们这儿敲脸盆儿底，可真够难为老白了。父母都是京剧迷。
画家里还有一位油画家许幸之。有一天，我在分校院子里瞎溜达的时候，无意中在一间空房子里看见一位伯伯正在画画。房子里面很简陋，地面疙疙瘩瘩的凹凸不平。墙面也没有用灰泥抹平，裸露着红砖，窗户的玻璃也碎了不少，冷风呼呼地往里刮。一副罩着白布的巨大的木框靠在红砖裸露的墙上，这位伯伯正在入神地想着、画着。他的画跟李伯伯的不一样，他拿的工具也和李伯伯的不一样，画的内容也不一样。当时那位伯伯画的是一个南海女民兵，蓝天碧海白云沙滩斗笠钢枪红兜肚浅色褂子飒爽英姿的健壮美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伯伯画得很慢，画几笔，站开几米反复地看，看了半天，再画几笔，然后再站开几米继续反复地看。我看了很久，才战战兢兢地问，伯伯，您画的是什么画呀？那位伯伯看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油画。油画？油还能画画？我完全不能够理解。于是回家告诉母亲，看见一位伯伯在一间空屋子里画油画儿，画的是飒爽英姿五尺枪，然后问油画是什么？母亲说，那是许伯伯，是中国鼎鼎大名的油画家。他是周阿姨的老伴儿。周阿姨我知道，戴副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我特别喜欢。周阿姨是东北的大家闺秀，大学生，九一八事变时，逃难到北京。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周阿姨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她曾经对母亲说过，你儿子要想学英语，她负责教，保管天下一流。母亲说等他长大了一定跟你学英语。母亲哪里知道学英语何须长大了学，当时就可以学，越早越好。从此我知道了许幸之大画家，画的是油画，一种很难学的高超艺术。于是我经常去看许伯伯画油画。一看就是很长时间。许伯伯也不轰我走，也不与我说话，只是在那里画几笔看看，再画几笔再看看，有时在一个地方画来画去很多遍，不知干什么。我觉得挺好玩儿，画错了还可以改，可真有意思。不像用钢笔、圆珠笔写错了字就是一个黑疙瘩难看得很。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画家在找光感。许幸之先生画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油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不管到哪里，只要看到这种画，我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是许老的画儿。
陈述亮老先生，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住在张浩家的旁边，人很和蔼，每天练字。大家都很后悔，当时怎么就没问老先生要几幅字呢，或者可以当作传家宝。
还有一位曹姑姑，女孩子们赠雅号“白毛仙姑”。在丹江分校的时候我与曹姑姑不熟悉。70年代末期，我考上了大学，联络了陈小川一家一家地串，约好了张浩、元元、滨滨一起去看尤国丰。在尤国丰家吃了他们家的晚饭后，尤国丰建议去看曹姑姑。进了曹姑姑家已经晚上8点多了。曹姑姑已经退休，头发雪白，正带着老花镜看古书。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丹江是个太特殊的记忆了。自然是元元、滨滨最受老太太宠爱，尤国丰、张浩、陈高次之。曹姑姑最后才看着静静地坐在那里的我，然后问我是谁？大家说是黄伯伯的小儿子。曹姑姑想了想说，是那个开瓢缝针没打麻药的淘气孩子吧？大家哈哈大笑。老太太说你可够勇敢的。我们问曹老太这么晚还看什么呢？曹老说正在看古代谱子，要把它们翻译成现代简谱。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看不懂了，懂的人也都老了，再不做些工作，将来怕是没人能懂了。我心中为之震撼，多么敬业的老太太呀。真是我学习的楷模。
从曹老太太家里出来，大家都很感慨，当年在丹江，我们那么闲，身边那么多名人，怎么我们以及我们的父母就没想着让我们拜他们为师学点儿什么呢？多可惜呀。
丹江分校有一位红红姐，是中央戏剧学院舒强院长的女儿，她的母亲叫熊炎，也是一位硬角色。红红姐歌儿唱得十分好。只要红红姐在院子里一亮嗓子，我母亲就说红红的嗓子可真好，放在丹江真可惜了。红红姐的歌儿也是分校春晚联欢会的保留节目。每次红红姐唱歌儿，我们都拼命拍手，非让她多唱几首不可。我家和红红姐家住并排，共用一个自来水管，晚上做饭时经常碰到。有一次红红姐看到我正在往发面里放碱准备蒸馒头，十分惊奇地问：晓捷，你会蒸馒头？我回答说会啊，这有什么难的。红红姐接着问，你会放碱吗？我说会呀，这不正在放吗？这有什么难的。红红姐又问：你怎么知道放多少呢？我说，闻味儿。酸味儿大多放点儿，酸味儿小少放点儿，天气热多放点儿，天气凉少放点儿。很简单的。红红姐说，晓捷你可真能干，以后帮我放碱做馒头吧。我特别不客气地欣然接受了。红红姐正处在恋爱季的大好春光，可是丹江分校除了老人病人，就是我们这些乳臭未干黄毛未长的毛孩子，别说合适的，连年龄相当的都没有。这让红红姐十分苦闷，也搞得大人们十分为难。要是在北京，一定会有无数王孙公子拿着玫瑰花儿天天围着红红姐献殷勤，弄不好还要吃醋决斗，半个北京城早就翻了天。可这里是丹江分校，一个远离京城的山沟沟，除了石头，没别的。
丹江还有很多名人和故事，但我与他们不熟，交往也不深，只能遗憾地不作叙述了。
我在丹江自己也结交一批小友。
丹江分校前前后后来来去去大大小小大约有二三十个孩子吧。1969年12月刚到丹江口时，我11岁，上小学四年级。二哥上小学六年级。我的同班同学有万小元、张浩、尤国丰、董京滨；陈小川、陈建义、袁小牧比我们低一年级，我妹妹和陈高的妹妹是1971年秋天上的一年级。比她们再小的好像只有袁牧之局长的小儿子袁牧男，大约四五岁吧。五年级的有袁牧女、王燕燕、郑田田、李会元，也许还有其他的人，记不清了。六年级除了我哥哥外，没记住其他人。上中学的有不少，但只记住了白刚，其他的影影绰绰的大致记得他们住在哪所房子里，具体名字没有记住。我们去的晚，又太小，没入大哥哥们的法眼，他们不带我玩儿，所以没记住。大姐姐们更加不搭理我们这些小脏孩儿，只记得燕燕有个姐姐，其她的也没记住谁。1971年夏秋之际，住在金口镇的文化部部机关的家属连，还有分散在其他地方的男女老少陆陆续续来到丹江，也来了不少孩子，但大家各自结伙儿，记住的也不多。
因为年龄、班级、性格、志趣的关系，当时一起上学，一起玩儿，回北京后还在联系的有如下几个人。
万小元。著名录音师。会拉小提琴，对音乐有独特的天赋。性格开朗，是当时最受丹江分校大人们喜爱的男孩子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录音总公司工作，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努力，现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录音师之一。彭丽媛、宋祖英、李双江、谭晶等中国著名歌手都是他录音室的常客。2010年秋天，受总政歌舞团团长彭丽媛之托担负起主管总政歌舞团录音棚的重任。
张浩。国家人力资源部副司长。聪明、美丽、娴静，学习成绩优异，能歌善舞，手风琴拉得出神入化，是当时最受丹江口分校大人们喜爱的女孩子之一，是跃进门小学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之一，我的舞伴。“文革”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进入国家劳动部工作。对建立新时期中国劳动工资福利体系作出了贡献。2010年到湖北检查工作时回丹江口考察文化部丹江分校旧址，并与丹江口市建立联系，使丹江口市委、市政府开展了十三年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分校的查询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陈高。国资委资深监事。一笔好字，对隶书有深厚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是当时最受丹江分校大人们喜爱的男孩子之一，是跃进门小学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之一。“文革”结束后先后在劳动部、人事部和国资委工作。
董京滨。中央戏剧学院资深讲师。聪明美丽、性格开朗，一副好嗓子，具有卓越的表演天赋。是当时最受丹江分校大人们喜爱的女孩子之一，是跃进门小学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之一。滨滨演唱的《地道战》插曲《太阳一出》和《红灯记》选段《都有一个红亮的心》摄魂夺魄，余音绕梁，征服了文化部丹江分校所有大人的心，至今令人难忘。
陈建义。资深警官。我的开瓢者。聪明伶俐，活泼好动。是当时最淘气的男孩子之一。我们是搭档，我们两个演唱的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著名唱段《穷人的队伍来到面前》是丹江分校和跃进门小学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他养的一条四眼狗，是夜晚大人们巡逻的必备伙伴。后来不幸溺死。陈建义为此狗起坟，并带我到小狗溺死处凭吊。此事深深感动了我。外表淘气的小不点儿有一颗多么善良的心。
尤国丰。美国某医科大学资深教授。性格坚毅，聪明好学，成绩优异。是当时最受丹江分校大人们喜爱的女孩子之一，是跃进门小学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之一。我在跃进门小学时学习上的强劲对手，红小兵团的搭档，女孩子们的头儿。
陈扬。中影集团资深调片师、科长。聪明伶俐，能歌善舞。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是当时最受丹江分校大人们喜爱的女孩子之一。是跃进门小学文艺宣传队最有前途的台柱子。“文革”后，凭借自己过人的表演天赋考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少年班，后因出身高干被取消资格。至今对此愤愤不平。目前为博客写手，在新浪博客开有《熊外婆的蝎毒针》，时常邀请我过去踩踩、坐坐。由于工作太忙，至今未去。
黄琦。我的嫡亲妹妹。聪明伶俐，学业优异。是当时最受丹江分校大人们喜爱的女孩子之一，是跃进门小学文艺宣传队最有前途的台柱子。“文革”后考入北大数学系，是北大前校长、著名数学家丁石孙先生的高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美国弗吉尼亚工科大学教授，其数学论文据说全球能读懂的不超过5人，知道她在研究什么的不超过10人。1995年1月去世，享年32岁。
黄云水。我的嫡亲二哥。金口镇、丹江孩子们的头领。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分校计算机专业毕业，北京邮电研究院硕士班毕业，日本京都大学工学硕士、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工学硕士、美国美林证劵高级IT工程师，现在国内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