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我父亲在部队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到了文化部，到了干校也是负责党务工作的，所以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威力。搞好日常工作是他重要的工作，而教育好我们更是他的重任。为了教育好我们，使我们成才，父亲从小就十分抓紧我们的思想工作。对父亲最为敬畏的是父亲耐心的说服和教导，而不是父亲的拳脚和棍棒。说实话，我不记得父亲打过我，最多就是用筷子敲我的脖子。刚到北京时的榜样是邻家的大哥。那位大哥当时大概是上高中。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父母拖地。父母经常拿这件事教育我们，要我们长大了也要这样帮助父母，孝顺父母。后来我做到了。到了丹江口以后，父亲很快发现了新的榜样，并立即纳入教育我们的内容。这个人就是白登云老先生的小儿子白刚。白刚到底如何进入父亲法眼的不得而知。但白刚确实是当时文化部丹江分校最受大人们称赞的大孩子。班干部，学校干部，学习成绩优异，尊重大人有礼貌，会说话，会办事，有号召力，听话能干，稳重干练，是大人老师们最喜欢的那种好孩子。但我们年龄差得比较大，玩儿不到一起。有一次，丹江口分校的孩子们一起去那个部队大院看电影，找好地方坐下以后，时间还早，白刚与周围的人礼貌地说话聊天，而我和其他小朋友满地乱窜，追逐打闹，搞得大家很烦，可是碍着面子没人出声说我们，这使我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打闹。就在我们闹的得太不像话的时候，白刚一声大喝，安静点儿！这么不懂规矩？坐下！当时就把我们给镇住了，搞得我们很没面子，很下不来台。后来我们还不服气，躲在家里锁上门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大声说白刚不仗义，胳膊肘往外拐，帮助外人恶心我们？以后不理丫的等等。白刚本来就不带我们玩儿，我们理不理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倒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儿的时候，我们还是屁颠儿屁颠儿地跟在他的后面。我学会骑车以后，倒是经常与元元、陈小川、小不点儿等跟着白刚骑车到城里玩儿。让我最得意的一次是，我们一起在城里骑车溜达时，白刚夸我说，晓捷骑车的姿势真好看。我像打了鸡血似的，立即精神大振，骑车姿势拿捏得更加到位了。后来回到北京，父亲还经常提起白刚教育我们。有一次父亲在街上遇到了白刚。以后白刚常到我家看望父亲。我们的友谊与交往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文化部丹江分校的大孩子里，一直交往至今的只有李庚教授和白刚。他们一直是我的榜样、师长、大哥和朋友。我很为这两位大哥而自豪。
还有其他许多孩子，因为来往不多，交往不深，没有深刻的印象，故不在此一一记述。
Δ下马威
刚到丹江分校，我们住在食堂后面高坎儿上的那排房子东边的套间里。11月的咸宁还挺暖和的，但靠近北方的丹江已经很冷了。到丹江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一大早，父亲去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妹打扫房间，打开刚到的家具，架床铺被，收拾行李，整个上午忙个不亦乐乎。其实那个时代家里除了几张大小床、两张书桌、几把椅子、小桌子、小凳子、小柜子、十几个皮箱、木箱外，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那架收音机和放在箱子里的德国蔡司照相机了。正当我们在母亲的带领下浑身灰土、满头大汗收拾的时候，父亲回来了。
母亲和我们本想向父亲显示一下上午的劳动成果，可是没等母亲开口，父亲劈头盖脸对着母亲气哼哼地大声说，在家里收拾什么行李？上午大家都去劳动收萝卜了，连小孩子们都去了。下午不用收拾房子了，下地干活收萝卜去。母亲一楞，问是怎么了？干吗发那么大的火？父亲说有人当众问我：“老黄，别人都来干活了，你爱人为什么不来？别人的孩子都来干活了，你的孩子为什么不来？你爱人和孩子为什么搞特殊？搞的我当众下不来台。”母亲听了非常生气，说，谁这么说的？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不知道我们刚到丹江吗？不知道我们一家子一直睡在冰冷的地上吗？家具刚到，我们收拾一下怎么了？我是家属，我为什么要下地？要下地也可以，让组织立即恢复我的工作。再说今天是星期天，是休息日，为什么要星期天下地干活？搞什么形式主义？装什么蒜？收个破萝卜非要星期天把老老少少轰下地干活吗？大冬天让孩子们下什么地？不怕冻着孩子们吗？不去。下午上工，让所有的孩子回家。春天夏天农忙，下田插个秧也就算了。冬天不忙，搞什么星期天突击劳动。以后星期天就是休息，不下地干活。谁家星期天没事？咸宁还休息星期天呢，毛主席还休息星期天呢。说的父亲默然不语。
当时妹妹6岁，我11岁，二哥12岁。陈小川的妹妹南南6岁，万小元、陈小川、尤国丰、张浩、董京滨、小不点儿陈建义、袁小牧等与我一样大，11岁，不知道谁这么狠，大冬天的星期日也让这些孩子下地收萝卜。
不知道后来父亲是怎么处理的，反正那天下午我们没去收萝卜，以后也没去。以后的星期天也好像没有下地劳动过。
我的记忆里丹江分校只有一次集体劳动。那是1971年的春天，分校大队人马老老少少几十号人到大礼堂前土路东边岔道口正对面的山上种地瓜。校部没有搞挑水上山那一套。大卡车先把所有能上山的、拎着水桶、脸盆一类用具的大人和孩子们送上山，然后下山拉水。大家在山上等着，大卡车来了，用桶、脸盆什么的接水，然后按照指示一点一点地洒在干涸的地里。劳动强度不大，而且大卡车一下山拉水，就可以休息很长时间。不过我当时想的是另外一件事，这么着能长地瓜吗？要是不下雨，我们也不来浇水，地瓜还不都渴死了？我们也不可能天天用大卡车往山上送水呀。我们大队人马只去过那么一次。以后孩子们再也没去过。不知那里的地瓜后来长得怎么样？
Δ养猪
那个时代，只要有点儿条件，各个单位都会养猪，都希望通过养猪改善一下物质生活。文化部丹江分校自然不例外。
1971年春天开始，分校开始大量养猪。为了养猪，养好猪，分校不知从哪里买了一头白色的乌克兰小母猪，宝贝极了，专门放在我家新居西边某排房子的空房间里饲养，有专人负责看管，饲料规格也比其他小柴猪高，多是精饲料。乌克兰小白猪在大人们精心的喂养之下，长得飞快，几天一个样，没几月就长得巨大无比。再不久，大人们高高兴兴地把长大成猪的母猪装上大卡车去均县种猪场配种。很快，一窝小白乌克兰猪出生了。其它母猪也不示弱，于是一窝一窝的小猪崽子们出生了，很快空着的猪圈不够用了。我的记忆里我到分校时，有三个较大的猪圈，一个在礼堂的东墙边上，一个在礼堂西边第二排房子的后边，最大的一个在分校与605厂分界线小水渠南边的金岗山脚下。于是校部决定盖大猪圈，地点就在水渠南边的金岗山下。
要想把小猪养成大猪、肥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最费事的大概就是猪们的一日三餐了。分校养了几十头猪，每天给猪们准备三顿饭可是件体力活。特别是拌猪饲料，每顿几百斤的干料要用铁锹一铁锹一铁锹地反复搅拌，直至拌匀为止。负责这件事的是一位叫王书玉的阿姨。王阿姨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因为工作太累，王阿姨与我父亲讲了。因为人少工作多，父亲手里也没有可以调配的人手，于是就让我去帮忙。有时候是下午放学后，有时候是周日，寒暑假的时候去得次数多些。那时我瘦小枯干，也做不了多少工作。每次拌料确实很累很辛苦。那么多的料好像永远也拌不完，还要抬几大桶拌料用的水，这也是力气活。有时我也偷懒不去。王阿姨也不批评我，只是客气地说：晓捷，什么时候有时间再来帮阿姨呀。我不好意思自己的偷懒，只好又去帮助王阿姨。这样稀稀拉拉地也不知帮助了多久。后来，文化部金口镇家属连等处家属们陆续来到丹江口，人手增加了许多，我才不用去帮忙拌饲料了。
我没帮王书玉阿姨干过多少活，可王阿姨却记住了我。有一次她从北京探亲回丹江口送给我几包零食，好像是五香豆、水果糖一类的，在那个时代可是很好的东西了。这可是我记事后通过劳动获得的第一份礼物。“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时，有一位老同志的孩子想考电影学院，找到我父亲，希望帮助介绍。看在老同志的份上，父亲去找了王阿姨。王阿姨的答复是：您是老领导，所以让他过第一关，第二关肯定刷下来，因为北京那年只招一个人。接着就问你的小儿子怎么不来试试？小儿子就是我。父亲说老三不行，太傻，长的太难看，当演员非憋了镜头不可。王阿姨说您说了不算，我们说了算。让父亲叫我去试试。可是父亲回家后并没说起过这件事。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读硕博时，父亲才在饭桌上当笑话说给大家听。在父亲轻松的调侃里，我好像失去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中国的影坛则损失了一颗未来的电影“巨星”。
当时分校有几头小猪崽瘦弱不堪，眼见是养不活了，本想扔掉让其自生自灭。但母亲不忍心，于是经领导同意，把这几头半死不活的小猪崽子领回家自己亲自养。小猪刚到我家时，浑身烂泥，瘦小枯干，萎靡不振，连吃奶的劲儿都快没有了，可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工作十分认真的人。她让我们帮着烧热水，把小猪崽们洗得干干净净，用破布包着放在屋里取暖。然后把领来的猪饲料煮成糊糊，还为那两头半死不活的小猪专门煮了米汤，一小勺一小勺地喂。就这样细心伺候着这几头小猪仔，给小猪洗澡，给小猪煮糊糊，给小病猪喂米汤。几天后，6头小猪崽已经就变得毛色发亮活蹦乱跳。
过了一些日子，小猪们不知是贪吃还是受了凉，又是拉稀又是咳嗽，没两天就瘦得皮包骨头。母亲很是着急，分校没有兽医，大家都是束手无策。母亲只好硬着头皮给猪们治病。母亲把黄连素砸成粉末，用水调好后，喂给小猪吃。可药太苦，猪就是不吃不咽。于是母亲把家里不多的红糖掰一小块放进药水里，很快小猪们将一瓶黄连素药水喝了个底朝天。母亲还让我们到房后边的小河沟里挖草药，煮水喂小猪，小猪们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为了改善小猪们的伙食，母亲在家门口空地上开辟了小菜园子，又是浇粪，又是浇水，绿菜茁壮成长，很快成为小猪们口中的美餐。
几个月后，分校的大猪圈盖成了，我们跟着母亲依依不舍地把精心养大的6头小花猪送到了大猪圈。
可是由于经验不足，大猪圈盖在金岗山的北坡下，密度又太大，完全照不着太阳。不久猪们开始得病，然后出现病死的猪了。母亲养的那头小花猪也病死了，母亲听了消息以后默默无语。猪养大了，养肥了，它们要对人类做贡献了。过节的时候，校部杀了两头大肥猪给大家改善伙食。
后来，分校搞运动，好像是恢复党员生活资格和进入领导班子的民意考察活动，让大家提意见。这时居然有人跳出来将母亲精心养育小猪的行为作为“资产阶级饲养方式”当作我父亲的罪状提了出来，要我母亲当众说清楚，做检讨，进行自我批判，还要大家对母亲进行思想斗争，进行大批判。让那个人没想到的是，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大多数人公开反对和质疑。元元的父亲第一个站出来说：小罗把公家快要病死的小猪仔救活，用自己家的糖、自己家的药，用自己家种的菜把小猪养大，有什么不对？你说她是资产阶级饲养方式，请你告诉大家什么是无产阶级饲养方式？问得那人哑口无言。很多人也质问那人什么是无产阶级饲养方式？搞得那人狼狈不堪。这件事虽然在元元父亲仗义的伸张中得以化解，但母亲却很难释怀，为什么总有那么一伙人颠倒黑白胡说八道，而且还理直气壮？这件事也成为日后母亲严重精神官能症的重要引子之一。
Δ养鸡
养猪是集体的工作，为了改善伙食，分校还鼓励大家养鸡。我们养的鸡不是普通的草鸡，而是国外引进的良种来杭鸡，是专门从几百里外的湖北某地的专业养鸡场买来的。说起养鸡，对我来说，这已是第三次经验了。第一次，还是1968年在北京刚上小学的时候。家里买了几十只小鸡雏当宠物养。养来养去，只活下来五六只。第二次是在金口镇的时候，家属连从专业养鸡场买了小鸡让大家养。我们养得很成功，养大的五只鸡给我们家下了无数的蛋，从那时起我们家就没有缺过鸡蛋吃。这五只鸡也跟随我们到了丹江口。
到了丹江分校以后，我们要为从金口带来的母鸡们盖鸡窝。刚到时因为是冬天，我们就在门洞里盖了个简易鸡窝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我们搬到礼堂对面的房子里。天气越来越热，气味越来越大，苍蝇蚊子越来越多，于是父亲指挥我们盖鸡窝。第一次我们用水和泥垒了矮墙，在矮墙上插上树枝木棍，做了一个小屋顶。没想到一场大雨，泥墙全成了泥浆。我们又找来草，切碎，和在泥里做土坯，再用晒干的土坯盖了一个有墙有顶有门有窗的大鸡窝。没想到又是一场大雨，土坯又全成了烂泥。看来泥墙土坯都不管用。父亲决定用粗树枝木棍子盖鸡窝。可家里没有那么多长度一米高的树枝木头。于是父亲用我们在山上捡来的木柴到食堂等重换粗直的木柴。我们用换来的又粗又直又长的树枝做了栅栏，又用捡来的石头做了围墙，用旧木板做了屋顶和小门，一个漂亮结实的鸡窝终于盖好了，但不久之后，当分校民意考察时，居然有一位大师傅当众说我父亲拿公家的柴盖自家的鸡窝，是典型的白吃白拿白占行为，并说我们群众认为老黄没有资格进入领导班子。有人也乘机跳出来向我父亲发难，慷慨激昂，上纲上线，满嘴白沫，没完没了。但公道自在人心，当场就有人指证老黄是用家里的柴火到食堂当着大家的面称好重量与公家交换的，并当场让在场的人出来作证。有人问那位大师傅，老黄拿自家的柴火与食堂交换，你在不在场？那个大师傅磨磨唧唧了很久才艰难地说在场。又问，既然你在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什么意思？什么目的？最尖锐的问题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这位大师傅很尴尬，在场的那位指使他出面揭发的人更尴尬。
Δ修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