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调白崇禧部队到广东,第一个拦路虎便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于是李宗仁想要阎锡山把国防部部长职位让给白崇禧。李宗仁觉得国防部既无权调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部长阎锡山自己又没兵员垫底,靠他保卫广州是绝对靠不住的;不如改由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部长。而白崇禧自己有兵可调,而且在两广的其他军政头领心上也有较高的声望,且在国际上还有人支持他。鉴于上次中常会上提出时怎样也得不到蒋介石的允许,这次李宗仁就想让阎自己提出辞职。但无论李宗仁找何人劝说,都被阎锡山一一拒绝。阎说:“若我兼国防部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辞职;或者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辞职;假如我兼亡得慢,换人亡得快,我就不辞。”并让人转告李宗仁:“我兼国防部部长是蒋总裁的意旨,如果要我辞去,也必须先经蒋总裁的认可。”可是,任凭李宗仁怎样公开提议、单独商量甚至坚决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了。阎锡山给李宗仁的这勺闭门羹,切断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和布防广东的道路。从此,国民党再没有得到过美国的任何支援。而阎锡山此举亦并非争霸兵权,因为他从组阁之日兼长国防部起,就始终没调遣过一兵一卒,一切军事部署都是由顾祝同直接请示蒋介石决定;有特殊情况时,蒋介石径自调兵遣将,国防部事先都一无所知。最善见风使舵的阎锡山,只是想维持蒋介石独断军事的现状,以示忠心而已。有职无权,空长国防的架势是阎锡山在组阁之前始料所及的。如今李代总统要集两广军队全力保卫广州,蒋总裁要选各方精锐坚守东南沿海,双方都在背着国防部行事;而国防部总参谋长顾祝同又保留着大量军事秘密不让阎部长知道。阎锡山也不闻不问,尽管广州局势日益危急,他仍旧安之若素,除了开会、会客,连院长、部长的办公室也很少去,依然安静地待在庙前直街官邸,编写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当8月16日福州解放,17日赣州解放时,顾祝同两次向阎锡山报告紧急军情,屡次向院、部办公室打电话都没有人接,最后都在官邸的书房里找到了他,见到他在埋头写作。8月23日中午,蒋介石突然由台北飞到广州,李宗仁和阎锡山事先都不知道,只有顾祝同、薛岳、余汉谋等去机场迎接。蒋下机后驱车到兰园,到北楼访晤李宗仁;得知行政院就在南楼,就叫蒋经国去通知阎锡山。谁知阎中午回了官邸休息。蒋介石料他一定在官邸午睡,没料到蒋经国领头进入阎氏官邸时,却见阎在写东西。蒋介石问他忙什么,他回说是根据以前提出的《扭转时局案》,按那次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决定,让行政院分给有关部门订出实施细则;但原案是原则性的提法,不易厘订细则,只有先分门别类订些分案。蒋介石问他,最近李宗仁召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白崇禧等在总统府开会,决定任命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令他统一指挥广东境内及其周围的陆海空三军,全力保卫广州;又把院辖市广州改为省辖市,以利统一指挥等措施,究竟要怎样搞?对此有何看法?阎答道:“此事刚从旁听说,未接总统府通知,尚不明真相。”蒋介石听后反而十分满意,知道阎没受李的拉拢,因而对阎说:“你集中精力为大局全面与长久打算,深谋远虑,很好。至于保卫华南和保卫广州的实战指挥我已有了部署。”阎锡山深知蒋、李的矛盾日益尖锐,已无调和的可能性。广州防务,二人各搞一套,他斡旋无力,也只能由他去了。李宗仁召开的军事会议一般不要阎参加,通常召集的只有白崇禧、张发奎、余汉谋、陈济棠等,对阎保密,有时仅知照一下。至于国防部召开的会议,虽然用阎的名义召集,可是参加人员却由顾祝同来指定,一般出不了军统郑介民、毛锡彪、毛人凤等人。这次蒋介石在广州只住了一夜,深夜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阎锡山、顾祝同、郑介民、胡宗南、白崇禧、陈济棠。会上,蒋介石亲自部署胡宗南部扼守川陕边境,白崇禧部扼守湘赣边境,最后决定国民政府准备撤出广州,西迁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李宗仁和阎锡山后,还亲自接见了联勤总司令郭忏、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让他们一定要保卫华南,尤其保卫行都所在地广州,然后才离开广州到重庆。之后,广州全城开始实行戒严,禁止结队游行请愿;即使在汽车上横挂旗帜、装载人员、游行宣传等行为都严加禁止。8月24日,蒋介石飞去重庆。此番蒋介石到穗即离,不敢久留,是因为对自己的安全有顾虑。广州已经告急,美国驻广州的大使馆顾问何义均正式通知,大使馆停止办公,人员全部撤往香港。阎锡山连夜部署交通工具,编制西迁序列,并通知各部会立即派人去重庆打前站;同时也并未因此放弃其乐此不疲的“纸上谈兵”。
据马宣伟著《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2004年)一文:
“……8月24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广州部署完‘广州保卫战’之后,于上午9时乘专机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副长官兼重庆市长杨森等到机场迎接,并送蒋介石到林园的荷屋住下。蒋介石这次来川,认为四川地广人多物产丰富,为西南的大省;而西南各省又是抗日战争时期之最后基地,没有西南,抗战很难取得胜利。蒋介石这次来到一别四年多的重庆,妄图抓住西南各省与人民解放军顽抗,以挽回败局。蒋介石与张群商定:29日上午10时召开西南军政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杨森、钱大钧、王缵绪、唐式遵、贺国光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还有兵团司令宋希濂、罗广文等,只有云南省主席卢汉未到会。在会上,蒋介石先对各方面的情势作了检讨,然后提出,要拒中共部队于川境之外,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四川境内与中共部队周旋的方针。”
【最后的交锋】
蒋介石在西南逗留了近30天,心中一直挂念着这个自己在大陆最后的“国都”,遂于9月22日下午,在张群、蒋经国等陪同下又空降广州,坐镇黄埔,充当幕后指挥。此时,阎锡山已经把《扭转时局总案》编成,并印制成每套六册的巨书。这个总案在原来的《扭转时局案》下,又分为整饬吏治、保卫台湾、成立反共救国民众武装等等,军、政、财、经、教无所不包的八个分案,约60余万字。在这些分案里,阎锡山又掺进一部分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等“阎氏主张”在内。蒋介石接过这厚厚六册《扭转时局总案》,看了看封面标题,欣赏地说了声“很好”,就交随员拿走了。然而,在此后的任何会议上从未拿出来讨论。而阎锡山从组阁之日起,共制订了《扭转时局总案》和军事上的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案以及保卫台湾、海南岛方案等,还向联合国提出过《控诉苏联侵略案》,总计阎阁案文计有100万字以上,这就是阎锡山为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开的“药方”,“对症”与否,因为无人服用,无从得知。蒋介石到广州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南局势,抵制两广地方势力,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开会时,当场决定设立军事、财政、外交三个小组。蒋介石自任军事小组召集人,指名阎锡山、顾祝同、白崇禧三人为小组委员。过去蒋介石来广州时,总先拜访李宗仁,这次李宗仁却避而不见,显然两人的矛盾加深了。蒋介石单独见了白崇禧,两人闭门谈了很久。蒋介石许诺,等粤北的战争告一段落,可提议白崇禧当国防部部长。
经由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牵线,李宗仁还是请蒋介石到城西的宾馆吃了饭。住在梅花村的蒋介石带着卫兵,如临敌阵,穿过广州闹市,到了城西的宾馆。蒋介石对饭菜要求不高,据其侍从官翁元回忆,有时烧一碗梅干菜扣肉,搭配几个素菜,可以吃一个礼拜。 此次宴席吃的是广东菜,朱家骅说,蒋先生平时生活简单,这次来广州,应尝尝“吃在广州”的风味。宾主入座后,令人奇怪的是,蒋经国却没有坐在席上,而是来来回回、出出入入。李宗仁感到纳闷,直到把蒋介石送走,副官才告诉他,原来蒋经国一直和随员守候在厨房里,对任何菜和配料都要检查,出锅后要尝尝才上桌。李宗仁听了摇摇头:他们也太过虑了。
蒋介石处心积虑排挤、限制、设防李宗仁,“破坏”他的广东安防计划,这实在让他忍无可忍;再加上这个又黏又软又烫手又有恰好的能力碍手碍脚、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墙头草”阎老西(时年66岁),更让他对政局失望,而且对坚守广州失去了信心。在9月的某一天,在蒋介石离穗之前,李宗仁决定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于是,二人之间,在国民政府代总统和国民党总裁之间,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的交锋。事见李宗仁回忆录,原文兹录于下: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然而,《草庐经略·诳敌》有言:“两敌相仇,言不足信。其信之者,必愚将也。惟智将不为人所诳,而能诳人焉。”这是当时国民政府最高两位领袖之间最后的交锋。李宗仁怒斥蒋介石,而蒋谦退隐忍的态度,竟似乎一下触及到李内心最柔软之处,就像一向刚强的女人突然现出幽怨的眼神一样,让男人心动。
【撤离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