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调白崇禧部队到广东，第一个拦路虎便是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于是李宗仁想要阎锡山把国防部部长职位让给白崇禧。李宗仁觉得国防部既无权调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部长阎锡山自己又没兵员垫底，靠他保卫广州是绝对靠不住的；不如改由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部长。而白崇禧自己有兵可调，而且在两广的其他军政头领心上也有较高的声望，且在国际上还有人支持他。鉴于上次中常会上提出时怎样也得不到蒋介石的允许，这次李宗仁就想让阎自己提出辞职。但无论李宗仁找何人劝说，都被阎锡山一一拒绝。阎说：“若我兼国防部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辞职；或者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辞职；假如我兼亡得慢，换人亡得快，我就不辞。”并让人转告李宗仁：“我兼国防部部长是蒋总裁的意旨，如果要我辞去，也必须先经蒋总裁的认可。”可是，任凭李宗仁怎样公开提议、单独商量甚至坚决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了。阎锡山给李宗仁的这勺闭门羹，切断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和布防广东的道路。从此，国民党再没有得到过美国的任何支援。而阎锡山此举亦并非争霸兵权，因为他从组阁之日兼长国防部起，就始终没调遣过一兵一卒，一切军事部署都是由顾祝同直接请示蒋介石决定；有特殊情况时，蒋介石径自调兵遣将，国防部事先都一无所知。最善见风使舵的阎锡山，只是想维持蒋介石独断军事的现状，以示忠心而已。有职无权，空长国防的架势是阎锡山在组阁之前始料所及的。如今李代总统要集两广军队全力保卫广州，蒋总裁要选各方精锐坚守东南沿海，双方都在背着国防部行事；而国防部总参谋长顾祝同又保留着大量军事秘密不让阎部长知道。阎锡山也不闻不问，尽管广州局势日益危急，他仍旧安之若素，除了开会、会客，连院长、部长的办公室也很少去，依然安静地待在庙前直街官邸，编写着各式各样的“方案”。当8月16日福州解放，17日赣州解放时，顾祝同两次向阎锡山报告紧急军情，屡次向院、部办公室打电话都没有人接，最后都在官邸的书房里找到了他，见到他在埋头写作。8月23日中午，蒋介石突然由台北飞到广州，李宗仁和阎锡山事先都不知道，只有顾祝同、薛岳、余汉谋等去机场迎接。蒋下机后驱车到兰园，到北楼访晤李宗仁；得知行政院就在南楼，就叫蒋经国去通知阎锡山。谁知阎中午回了官邸休息。蒋介石料他一定在官邸午睡，没料到蒋经国领头进入阎氏官邸时，却见阎在写东西。蒋介石问他忙什么，他回说是根据以前提出的《扭转时局案》，按那次中央非常委员会的决定，让行政院分给有关部门订出实施细则；但原案是原则性的提法，不易厘订细则，只有先分门别类订些分案。蒋介石问他，最近李宗仁召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白崇禧等在总统府开会，决定任命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令他统一指挥广东境内及其周围的陆海空三军，全力保卫广州；又把院辖市广州改为省辖市，以利统一指挥等措施，究竟要怎样搞？对此有何看法？阎答道：“此事刚从旁听说，未接总统府通知，尚不明真相。”蒋介石听后反而十分满意，知道阎没受李的拉拢，因而对阎说：“你集中精力为大局全面与长久打算，深谋远虑，很好。至于保卫华南和保卫广州的实战指挥我已有了部署。”阎锡山深知蒋、李的矛盾日益尖锐，已无调和的可能性。广州防务，二人各搞一套，他斡旋无力，也只能由他去了。李宗仁召开的军事会议一般不要阎参加，通常召集的只有白崇禧、张发奎、余汉谋、陈济棠等，对阎保密，有时仅知照一下。至于国防部召开的会议，虽然用阎的名义召集，可是参加人员却由顾祝同来指定，一般出不了军统郑介民、毛锡彪、毛人凤等人。这次蒋介石在广州只住了一夜，深夜在国防部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有阎锡山、顾祝同、郑介民、胡宗南、白崇禧、陈济棠。会上，蒋介石亲自部署胡宗南部扼守川陕边境，白崇禧部扼守湘赣边境，最后决定国民政府准备撤出广州，西迁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李宗仁和阎锡山后，还亲自接见了联勤总司令郭忏、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让他们一定要保卫华南，尤其保卫行都所在地广州，然后才离开广州到重庆。之后，广州全城开始实行戒严，禁止结队游行请愿；即使在汽车上横挂旗帜、装载人员、游行宣传等行为都严加禁止。8月24日，蒋介石飞去重庆。此番蒋介石到穗即离，不敢久留，是因为对自己的安全有顾虑。广州已经告急，美国驻广州的大使馆顾问何义均正式通知，大使馆停止办公，人员全部撤往香港。阎锡山连夜部署交通工具，编制西迁序列，并通知各部会立即派人去重庆打前站；同时也并未因此放弃其乐此不疲的“纸上谈兵”。
据马宣伟著《蒋介石从成都逃往台湾》（2004年）一文：
“……8月24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广州部署完‘广州保卫战’之后，于上午9时乘专机抵达重庆白市驿机场。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副长官兼重庆市长杨森等到机场迎接，并送蒋介石到林园的荷屋住下。蒋介石这次来川，认为四川地广人多物产丰富，为西南的大省；而西南各省又是抗日战争时期之最后基地，没有西南，抗战很难取得胜利。蒋介石这次来到一别四年多的重庆，妄图抓住西南各省与人民解放军顽抗，以挽回败局。蒋介石与张群商定：29日上午10时召开西南军政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杨森、钱大钧、王缵绪、唐式遵、贺国光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还有兵团司令宋希濂、罗广文等，只有云南省主席卢汉未到会。在会上，蒋介石先对各方面的情势作了检讨，然后提出，要拒中共部队于川境之外，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带，而不在四川境内与中共部队周旋的方针。”
【最后的交锋】
蒋介石在西南逗留了近30天，心中一直挂念着这个自己在大陆最后的“国都”，遂于9月22日下午，在张群、蒋经国等陪同下又空降广州，坐镇黄埔，充当幕后指挥。此时，阎锡山已经把《扭转时局总案》编成，并印制成每套六册的巨书。这个总案在原来的《扭转时局案》下，又分为整饬吏治、保卫台湾、成立反共救国民众武装等等，军、政、财、经、教无所不包的八个分案，约60余万字。在这些分案里，阎锡山又掺进一部分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等“阎氏主张”在内。蒋介石接过这厚厚六册《扭转时局总案》，看了看封面标题，欣赏地说了声“很好”，就交随员拿走了。然而，在此后的任何会议上从未拿出来讨论。而阎锡山从组阁之日起，共制订了《扭转时局总案》和军事上的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案以及保卫台湾、海南岛方案等，还向联合国提出过《控诉苏联侵略案》，总计阎阁案文计有100万字以上，这就是阎锡山为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开的“药方”，“对症”与否，因为无人服用，无从得知。蒋介石到广州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南局势，抵制两广地方势力，在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开会时，当场决定设立军事、财政、外交三个小组。蒋介石自任军事小组召集人，指名阎锡山、顾祝同、白崇禧三人为小组委员。过去蒋介石来广州时，总先拜访李宗仁，这次李宗仁却避而不见，显然两人的矛盾加深了。蒋介石单独见了白崇禧，两人闭门谈了很久。蒋介石许诺，等粤北的战争告一段落，可提议白崇禧当国防部部长。
经由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牵线，李宗仁还是请蒋介石到城西的宾馆吃了饭。住在梅花村的蒋介石带着卫兵，如临敌阵，穿过广州闹市，到了城西的宾馆。蒋介石对饭菜要求不高，据其侍从官翁元回忆，有时烧一碗梅干菜扣肉，搭配几个素菜，可以吃一个礼拜。 此次宴席吃的是广东菜，朱家骅说，蒋先生平时生活简单，这次来广州，应尝尝“吃在广州”的风味。宾主入座后，令人奇怪的是，蒋经国却没有坐在席上，而是来来回回、出出入入。李宗仁感到纳闷，直到把蒋介石送走，副官才告诉他，原来蒋经国一直和随员守候在厨房里，对任何菜和配料都要检查，出锅后要尝尝才上桌。李宗仁听了摇摇头：他们也太过虑了。
蒋介石处心积虑排挤、限制、设防李宗仁，“破坏”他的广东安防计划，这实在让他忍无可忍；再加上这个又黏又软又烫手又有恰好的能力碍手碍脚、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墙头草”阎老西（时年66岁），更让他对政局失望，而且对坚守广州失去了信心。在9月的某一天，在蒋介石离穗之前，李宗仁决定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于是，二人之间，在国民政府代总统和国民党总裁之间，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的交锋。事见李宗仁回忆录，原文兹录于下：
当广东全境失守已成定局之时，我检讨战局，实愤懑不堪。深觉蒋先生如稍具良心，局面不会弄到如此之糟，溃败不会如此之速。蒋氏见他破坏防守广东的计划已圆满成功，复施展诡谲伎俩，在黄埔召见白崇禧，故弄玄虚，说那番言不由衷的鬼话，想来令人发指。就于是时，他决定离粤回台北，我因而打算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
约在九月中旬，一天我特地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蒋乃约我到梅花村他的行馆（前陈济棠的公馆）晤面。该私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抵达梅花村之后，蒋引我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侍役奉上茶水即退下楼去。
我二人坐定后，我对蒋先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我之所以要郑重提出这一句，是因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到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器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
在蒋先生默坐静听之下，我便把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我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接着我便说：“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我又检讨他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作为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我亦提到他在我秉政之后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我更进一步解释道，即使不谈国事，专从蒋氏的自私心而言，蒋氏的宠信汤恩伯亦属宠非其人。因汤氏曾受过我指挥，我知之甚详。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抗战期间，河南民谚曾有“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的话。我并举例以说明汤的暴戾。抗战时，某次汤自河南叶县乘汽车往界首视察，因雨，乃自洛河改乘小轮船东驶。启碇时，船身碰及囤船，稍为震动，此亦常事。不意汤氏竟大发雷霆，饬该船公司经理前来责询，在大骂奸商之后，竟拔出手枪将该经理当场击毙。一时传遍遐迩，叹为怪事。斯时我驻防老河口，听人言及此事，犹以为汤纵暴戾，当不致任性若此。然言者谓，彼时汤的总参议沈克在旁目击，可为证明。后来我在北平行辕任上，某次沈克便道过访，我偶尔想起此事，以问沈氏。沈克叹息说，他那时以为汤总司令不过装模作样，持枪恐吓而已，谁知他竟认真开枪，轰然一声，对方已应声倒地。沈氏想抢前劝阻，已来不及了。沈克并说在抗战期间曾追随汤氏数年，类此任性杀人之事已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言下不胜慨叹之至。我就以这个小例子向蒋说：“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先生默坐听我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紧张尴尬。当我有所责问时，他只是唔唔诺诺，讷讷不能出口。可是当我说完汤氏这段故事时，蒋氏面色反显和缓。原先我曾预料，以蒋氏的个性与历史，在我严厉教训之下，必定要反唇相讥，和我大闹一番。初不料他听完我的责备之后，面色转现轻松，并问沈克现在何处。此时我当然亦不知其下落。
最后蒋氏竟含笑向我道歉说：“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误，请你原谅。”于是我也只好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时我心里忖度，以蒋先生唯我独尊的一生，今天受到如此严厉的诘责，居然能容忍，不至咆哮和反唇置辩，可能是因为我开始便声明以国家元首身份对他说话之故。蒋先生专横一生，目无法纪，此次或能因我一言而悟及国家尚有名器，非他一人所得而私也。
我见其低首认错，遂不再多言，起身告辞，他亦跟随下楼，送我登车而别。
然而，《草庐经略·诳敌》有言：“两敌相仇，言不足信。其信之者，必愚将也。惟智将不为人所诳，而能诳人焉。”这是当时国民政府最高两位领袖之间最后的交锋。李宗仁怒斥蒋介石，而蒋谦退隐忍的态度，竟似乎一下触及到李内心最柔软之处，就像一向刚强的女人突然现出幽怨的眼神一样，让男人心动。
【撤离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