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在广州梅花村也在聆听广播，心中无限失望。是日他在日记中记下：“据报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落花流水春去也”，他已经切身地感到末日的逼近。10月3日，蒋介石黯然离开广州，永远离开了这座他发迹的城市。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湘赣地区向两广进军，6日解放曲江。白崇禧部由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退。解放军继续南下英德，国民党军不战自退。解放军一路经清远入肇庆，切断了西江去路。10月10日正面的解放军已迫近广州市郊新街。在这种形势下，李宗仁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于是，一架架飞机从天河机场起飞，一艘艘轮船驶向广西柳州，从那里去往重庆。还有一批不想陪葬的大小官员，直接到香港和澳门去了。11日，即“战斗内阁”成立四个月的日子，阎锡山飞去台北晋谒蒋介石，报告并请示有关财政情况以及妥筹应急方策。13日，广州解放的前一晚，李宗仁乘坐“追云”号专机离开天河机场去往桂林，“总统府”随即迁往重庆。广州的军政事务交由余汉谋主持，然而李宗仁前脚刚走，余汉谋后脚就开溜了。同日下午3时，余汉谋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撤出广州，将市面治安交由警察及民众自卫队负责。国民党军队撤出广州后，行政院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徐永昌、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等率领，由广州飞往重庆。15日，阎锡山亦由台北直飞重庆，随即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
10月14日上午，广州珠江上一声巨响，钢骨水泥的海珠大桥，瞬间钢梁沉没，血染江面。这座曾经被阎锡山歌颂过的海珠桥，被临撤退的国民党败军给炸毁了。此举引起广州民众的极大愤怒，有一首名为《炸桥》的粤讴唱道：“民皆恨，个个都愤火中烧！最激嬲人处，就系炸毁喥海珠桥。咁样恶性行为，殊出所料，把广东人血汗，白白来丢！狼子野心，人尽晓！真不肖，懒理哀号叫，更有无辜性命，天晓丧了几多条。”阎锡山的《过广州海珠桥感赋》也被改成：“钢骨水泥兮合作不牢，丧家之犬兮劫数难逃！”此时广州民众对国民党已恨之入骨，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迎接解放军，拥抱新中国。当天晚上，人民解放军在隆隆炮声里开进广州。10月15日《越华报》报道：“解放军先头部队从登峰路进入小北。10时许，解放军继续开进市中心区惠爱路、长寿路、光复路、龙津路一带，警戒逡巡，维持治安。解放军师行所至，军纪良好，秩序井然，沿途民众，雀跃欢迎，沉闷空气，顿呈明朗。”
二、军费日志（6—10月份）
【6月份军费日志】
蒋介石在内战中军事上几乎总是惨败；但在战略上，却也成功地把部队从海南岛、舟山及大陈岛撤回台湾，使用剩余的350万两之多的黄金及约7000万美元外汇，来稳定新台币及台、澎、金、马的局势，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他“缩小范围”“另起炉灶”的蓝图（1948年11月24日的日记），在解放军的“协助”下，至此似乎完全达成。
作为一个军人，蒋介石虽然屡次败北，但在与解放军作战的军费上的考虑却是非常周到的。以军费黄金为例，其第一线军费即藏于厦门的99万两黄金（第二批）；第二线秘密军费就是存台北财务署的第三、四批（当然还有美国运回的）黄金；而“总预备”军费黄金就是第一批央行的260万两黄金及隐藏的7000万美金。蒋介石在军费上的使用是步步为营，只是没想到解放军的速度太快了一点，没等第一、二线的黄金消耗用罄，国民党军队就被完全逐出大陆了。蒋介石逐鹿中原再也无望，只能寄希望于美苏直接冲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抽象的“政治反攻大陆”；他也深知，这希望是极为渺茫的。
1949年国民政府面临在大陆崩溃之际，这些中国仅有的“现金”是万方注目的。不止李宗仁代总统觊觎，美国也以此为借口拒绝援华，事见蒋介石7月3日日记：“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与甘介侯，‘何以不用台湾存金’，定其有意挑拨我内部……”而这被吴嵩庆以“预支军费”名义转走的秘密军费黄金以及7000万美元外汇，当时也引起了国民政府一些人的警觉；不仅为代总统李宗仁所紧紧追寻，就连立法委员们也咬着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纠缠”不休。1949年6月1日，立法院专门质询此事。财政部部长徐堪就只承认央行有相当于2.7亿美元的现金（值1.5亿美元的黄金300万两，外汇7000万及5000万纯银）。此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幸有前财长徐堪与央行总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种现款，只有（值）2.7亿美金，并未如李白所报有4亿之多，更无7000万美金之逃避……”
此两个现款数字的差别，就是军费密款。蒋介石在日记中没有说谎，是徐堪与刘攻芸（央行总裁）说的。这里面“逃避的现款”，除做军费的外汇7000万外，还有军费秘密黄金160万两（第二、三批），也值8000万美元，此外还有银子；全部与李白所知的央行4亿美金相比只有超出。从此段日记似可看出，蒋介石在潜意识里也已承认运台厦的现金超出李白的估计；但也庆幸有徐、刘替他遮盖秘密军费1.5亿美元，如果央行实实在在只有2.7亿美元，又何必言“幸”？
而吴嵩庆1950年2月2日所记日记，更是直接暴露了这些秘密军费金银：
“……上午在立法院开军费会议，到一时结论：财部本年拨专款790万（银）圆，海空军旧欠56万，与旧（宁波语，仍旧、依旧）在保管款开支之款，均请示（蒋总裁）是否拨还，或拨半数，或全开支。此事余最狼狈（尴尬），盖保管款本属机密事，现成公开。”
此“保管款”就是国库依照“军费草约”，以“预支军费”的名义，转给财务署保管的现金。台湾当年也跟大陆一样，外界隐约知道一些，但此时居然在会议上公开讨论，并列入记录。可见，到1950年2月之前，秘密军费依旧是军事机密，没有公开记录，只有吴嵩庆给蒋介石的密电或亲呈报告（见本章第二节1949年12月5日吴嵩庆在成都呈蒋介石的报告）；而蒋不一定会完全把这些“非常敏感”的机密报告归档，周宏涛管蒋介石的机要，就无此记录。吴嵩庆一生都是遵照蒋介石的嘱咐，保密了一世，直到他90岁时无疾而终。
至于那“逃避”的7000万美金的用途，依于宗先的资料：“从1949年6月15日至1950年年底的一年半内计抛售……美金6600万元，以建立台湾人民对新台币的信心。”由此看来，在台卖出的美金，绝大部分应是吴嵩庆经手的“草约军费”，也就是蒋介石6月1日日记所称“更无7000万美金之逃避”。这笔外汇“公然”存在台湾银行里的财务署的账上，预支为军费，不在中央银行账上，推想大部分是金圆券兑来的。这也类似于厦门藏金，中行兑的美金的账也失踪了。新台币准备金中的1000万美金，也是财务署“借贷”给台行的，其他6000万后来也陆续拨给台湾银行，算作台湾区军费及购买台湾米糖的费用。蒋介石替台湾设想得真是周到，可谓“用心良苦”。而部分“台独”人士只在黄金里绕圈子，却不知这笔美金就接近150万两黄金的价值。
而财政部部长徐堪因替蒋介石遮掩密藏台湾厦门之军费金银外汇，为蒋所喜，在6月二度出任财政部部长时，终于如愿以偿兼任中央银行总裁。“……约徐可亭（堪）谈财政金融二小时，决定其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接替刘攻芸）……”（6月16日蒋介石记于高雄要塞）1949年3月何应钦组阁时，徐堪辞去财政部部长一职（刘攻芸接任），曾想出任央行总裁，为蒋介石所阻，事见蒋介石1949年3月24日日记：“朝课后约见吴经熊与徐可亭，示意徐不再争中央银行而专注力于党费之筹措……”而这次，徐堪替蒋隐匿军费黄金外汇之举，似乎是得到了“奖赏”；而刘攻芸则因有阻拦运金的动作，6月16日即黯然下台，赋闲在野，1973年病逝于星洲。
6月3日蒋介石日记：
“台湾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矣。……与阎面商之，鸿钧、攻芸、严家淦来见，报告外汇、头寸及台厦存金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5000万美元，此乃最重要之政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
此基金就是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共值5000万美元，是中央银行拨给台湾省银行的80万两黄金（每两以50美元计算，由第一批由沪运台黄金中拨付）与1000万美元外汇（财务署“借贷”给台行）之和。台湾币制改革是未来稳定的基础，主动者是蒋介石而非陈诚。1949年6月15日，陈诚即发行新台币，并且停止大陆金圆券在台湾进行兑换（当时台币与金圆券的汇率为1比2000）。新台币发行后，旧币4万折合一元，银圆一枚折合2元5角，美金一元换5元新币。
从上面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知道，蒋认为自己已把台湾未来的大计方针定好了，其他只是在大陆拖延时间，内心或是希望美苏直接冲突，等待转机。后来他出访菲律宾、南朝鲜，也是想加速此冲突的提前到来，金日成或入其彀中，朝鲜战争不久爆发。
6月11日吴嵩庆日记（补记5日日记）：
“5日（星期日）：上午又同石司令（祖德）赴机场，粤机来，天雄号亦至，因同往，同行尚有王敬久司令……
“至（高雄）要塞，交来一函，知厦款均已处理，而刘部长遗漏甚多，因详向（蒋）老先生报告，请求更正。晚宿白君寓，拟报告至深夜，次晨抄正。午饭（老）先生请同席，饭前先招谈；呈所拟报告，未深阅，仅谕可将运港款减10万两（黄金），改为5万，将所减款分配于遗漏各款。下午偕王副总司令叔铭兄（空军）及经国先生、石司令等同机回台北……”
吴嵩庆6日所呈蒋的军费报告应在大溪档案里，但至今尚未出现，也未列入中央银行支出账目中，此是蒋介石的绝密军费。吴嵩庆此番去见蒋介石，讨论的是厦门秘密军费金银的处置问题。
6月7日，吴嵩庆即飞粤，与财政部部长刘攻芸及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面商支配款项。此时，央行所运第二批秘密军费黄金事发。
是日吴嵩庆日记：
“乘空军机飞粤，即商刘部长及郭总司令支配款项，闻厦金多出7万两；刘坚嘱电厦着陆襄理（纪臣）即回。”
8日吴嵩庆日记：
“8日陆君到粤，知多出9万余两，央行糊涂至此！因另拟分配办法，与央行财部详细清算，后临时又加胡（宗南）部粮款8000余两，则存金分配完矣。”
依“军费草约”规定，央行划拨到财务署保存的黄金原为90万两，而6月份查收清点时竟多出9万两，为99万两！经手此事的吴嵩庆不由得感慨中央银行真是混乱至极，竟然为蒋介石多“预支”了9万两黄金的军费。此处亦可见出，“军费草约”原规定央行厦门分行与财务署人员共同掌管存金的账，否则，就无须通知吴嵩庆多出黄金的事件，“内部处理”就可皆大欢喜了。
“不通人情”的吴嵩庆将实情告之蒋介石，使原本就对央行心存猜忌的蒋介石大为光火，以致对这些金银外汇重新做出部署。从此日起，蒋介石知道，如再继续发金圆券，国民党军队就无法作战了，开始有必要动用厦门秘藏的军费黄金了；而中央银行的一伙人算账实在有问题。于是决定厦门分行将军费直接拨交吴嵩庆，由财务署同人经管，不用央行的人再夹在中间。蒋介石这样做，固然肯定了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的廉能，但也造成吴嵩庆从此与整个财经界的对立，尤其是孔宋系如俞鸿钧、徐柏园、严家淦、徐堪、刘攻芸等人；去台后亦遭致多方排挤，好事及升迁都靠边站了。
那么，这是央行真糊涂，或假糊涂，还是当时官场的佣金陋习？
“这次因为有财务署的人在，不得不报告真相，照实数说。在前一日即6月7日，如不是刘攻芸坚持陆襄理当面报告，这2万两的差额也许就不见了。糊涂的是家父和他财务署一心为公的同人。请想想，在那兵荒马乱的时节，正式文件上是90万两，多出来的，没账的，还不容易解决吗？但我父亲是个不通气的书呆子，一切公事公办，这多出来的9万两，还要费心跟蒋老先生商量怎样分配？他这样‘古板’、不通气，国民政府的财经界都清楚的，所以就排斥他，这就决定了他一生背十字架，好事及升迁都没份的命运了。
“既然中央银行是假糊涂，故意以多报少，以俞鸿钧的过人聪明，在上海十里洋界打滚了这许多年，对人性是了解得太清楚的。黄金比账上多，见者有份，这有许多层深意在里面；央行高层交办的事，肯定会有‘好处’，要尽心尽力地办，而且一定会保密，拿到好处的人，会到处去叫嚷吗？尤其是这乱世，政府败亡的机会颇高，接触这国库资金的人，在新政权眼中都有盗窃国家资金的滔天大罪，所以‘领导’不但为这些经手人准备了‘手续费’，而且足够让他（她）们逃亡海外。这些高层财经界人士，或许自以为是在提着头替国民政府干掏空中国国库的勾当，这‘战争保险费’或百分之十的‘佣金’，应该不算太多吧？反正中央银行的账，只有小圈子里的‘自己人’知道，大家心照不宣！如上所述，金圆券所搜刮的民间钱财，仅黄金一项150万两，贬值后，央行等于仅花了一块美元的费用就收购了全部黄金；而且这些收购黄金的细账已消失了踪迹，增减个十万八万两黄金，账上很容易就可冲销掉。直到今日，究竟央行于1948年8月至10月底在全国是否仅仅兑进了150万两黄金，也无确实的第一手资料。
“但不幸的是，这时的央行要跟管理军费的财务署打交道，显然这些黄金虽然以‘草约’拨为军费，但还是财务署与央行共同在管账。先父训练出来的人，只知道公事公办，不懂国民政府高层财经界里的游戏规则，把实情给抖出来了。高层财经人士一点也不会脸红，大概只怨被‘外人’搅乱了套。先父已成为他们眼中之钉，还以为是中央银行‘糊涂’。笔者认为蒋经国一定了解此中内情，他上海‘打虎’失败的记忆犹新，知道这些人不能得罪，其中的盘根错节，跟那与‘打虎’败阵有直接关联的‘扬子’‘孚中’公司一样，牵连到内廷，蒋介石也只能干瞪眼，敢怒不敢言，何况是羽翼未丰的长公子。笔者父亲把国家托付的金子变成比移交账上多出9万两（近3吨重），大概是国民政府空前绝后的一次了。中国历朝历代不断上演着的争斗闹剧：忠与奸，一心为公之人与营私舞弊者，坚持力争大众福祉的人与少数既得权益者。当朝中的恶势力占优势，能为所欲为、无人制衡时，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近了，这似乎是1949年国民政府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