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把吴嵩庆看作是蒋介石的财务代表,说一些抱怨的话,希望这些话传达到蒋的耳里。“央行黄金基金80万两(发行新台币),抵作中央垫款者60余万两,现仅余10余万两。”从陈的抱怨中,可看出当时中央与地方的利害关系。“抵作中央垫款”,是台省自认是中央还的做台区的军费,或许也含台湾供给大陆的米糖钱。而央行经财务署应该拨给台省的外汇1000万(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另一部,见前文),陈诚抱怨为什么已经三个多礼拜还没有拨到;因为新台币6月就已发行,而正式公文上也有划拨台湾银行1000万美元的记载(说6月15日已决定)。至于央行欠中国银行的外汇,大概是国民政府向中国银行借的钱没还(此间关系尚不明确)。
7月9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接台北数次电话,谓奉(蒋)谕,发闽省府(黄金)1万两(前原定为5000两);并谓郗副总司令转告,老先生对军费汇拨太慢大骂,经数次变更,决定照手令送1万两。”
蒋介石常常更改主意,因时局变动太快,黄金拿出去容易,收回来就很难,因而拨出黄金不能太快;而太慢则会影响军人士气。吴嵩庆似与蒋介石之间有某种“默契”,但时间要拿捏得准确无误则很难。蒋介石“对军费汇拨太慢大骂”,或是一种御人之术,有时就是骂给受拨人听的,以示其关怀。
7月12日吴嵩庆日记:
“台北电话,福州决送5000两,其余5000两由高副司长等押运来穗购粮。闻上峰派俞樵峰(飞鹏)先生赴闽调查补给情形,又白长官(崇禧)确立发薪饷。闻赣江口将有军事行动,因商央行将重庆、华中、湖南、江西、福建各款,限今日汇拨,江西及陕西以北均发现(洋)。……
“下午参加国防部人数检讨会议,军费总数有限(八月起$2800万),总人数有限(300万人),在夹层中求出路,必将误事。”
以上这福建1万两黄金及四川、华中、湖南、江西等地的军费支出,在台湾的大溪档案“中央银行”全部的“付出”清单里都未见到,在“厦门拨交吴嵩庆黄金”表中见到黄金支出,但无细账。而在内战军费史上,中央银行把巨量黄金划拨给某一个人,大概也别无先例,于此亦足见蒋介石对吴嵩庆之倚信,及蒋介石在用人上的知人善任。
蒋介石于7月9日出访菲律宾,出席“碧瑶会议”,12日返台。以下是其当日日记:
“ ……(在白沙湾换机)……14时到台南(转台北)……”
这次国外访问,所用外汇是由财务署军费中拨出的。
7月13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接台北电,福州款今日送到,共计1万两,此亦临时抱佛脚也。此1万两,除原存5000两外,其余5000两如何开支,尚需请示。各地汇款昨已汇拨,重庆金款昨送,兰州金款明交奚(处长,寿康)送,昆明则需候班机。晚闻委座(蒋介石)已到穗。”
各地汇款是新发行的银圆券,而重庆金款则是黄金(见徐堪6月27日报告),兰州金款则为5万两(见吴嵩庆7月14日日记及第八章表8.7)。
7月14日吴嵩庆日记:
“……今日得草山(蒋总裁)(按:是日上午蒋介石即飞广州,布置广州保卫事宜,直至21日离开赴厦门。详见上文)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因作如下三措施:1.电台北王处长(逸芬)明日准备5万两小条,后天必须飞兰(州);2.派李光烈赴厦督办此事;3.电告有关各方。”
17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至署,候(詹)特芳抄件。接经国先生电话,嘱5时往(谒老先生),得指示:1.运兰(州)之5万两即改运渝;2.原定运渝、运筑(贵阳)黄金暂缓;3.福州多运5000两,即以台湾省府保留款抵拨……”
此处兰州和福州款及上面的重庆金款都未见于台湾“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里,而兰州的5万两在“厦门拨交吴署长嵩庆黄金”表(图8.2)里,是7月26日拨的,同日也送了3.5万两去贵阳。
7月20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11时又赴财政部讨论拨款日期及方法,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西北(新疆陶峙岳部)仍发金,汉中(胡宗南部)、长沙(陈明仁,后叛,八月黄杰接任)、赣州、昆明(余程万的第26军,李弥的第8军)、海南岛发银圆,余均汇发银圆券。”
军费的分发,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从发饷的方式,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军事上布局的重点。发金及银,应该是他嫡系的、忠心的部队,而拨款则是纸币银圆券,没有人要的。西北(新疆陶峙岳部)发的黄金,也没见在大溪档案“中央银行”的“付出”清单里。那么,蒋介石那些“嫡系部队”,真的对蒋介石那么“忠贞”吗?是否值得蒋介石发真金白银的薪饷呢?这里引用两则材料,原登在香港《文汇报》(1979年12月5日)上,作为佐例。
其一,1959年4月,新疆的地质考察队在罗布泊荒原上测量时,意外地发现了四具干尸。其中一具干尸下压有“国民党时期的巨额黄金兑换券”(按:即一钱不值的“金圆券”);同时,在他身下还发现一个装有约5公斤(约160市两)的黄金块的袋子。这些金子大概就是财务署运补陶峙岳部的。
其二,1964年10月上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10月16日)前几天,航空部队在罗布泊荒原上空侦察时,竟意外地发现一群约100多人的“国民党残部”;三天后,这群在荒原上游弋了十余年的国民党军队才被接出。这真是蒋的“忠贞部队”啊!不知有多少人在沙漠里成了干尸?他们的确是值得蒋介石发给黄金饷的。
7月21日,吴嵩庆赴国防部,参加由阎锡山主持的人数经费会议。其日记如下:
“……赴国防部参加人数经费会议,由阎院长主持。自8月份起经费限定2800万。现要研究如何裁减负额。自下午3时许始散。我报告几点:1.7月份已到月底,希望仍照上月350万人数发……”
到1949年7月底,广州国民政府的国防部仍旧认为其部队有350万人之众;而据“15日新华社北平电”电文称,此时国民党军队已不到150万人。其电文如下:
“15日新华社北平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一)解放战争初起时,1946年7月1日,敌军(国民党军队)总数为430万,我军(解放军)为120万;(二)1949年7月敌军全部残余共149万,我军为400万(约为国民党军队的2.7倍)。”
若按解放军的统计数字为149万,则国民党军队存在的“吃空额”即达200余万,无怪军费开支惊人!
7月21日晨,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梅花村话别后,于8时30分在黄埔乘坐“华联”舰,离开广州赶赴厦门。22日蒋介石来到厦门,登上鼓浪屿。事见其7月22日日记:
“……昨晨……即由黄埔(乘华联轮),起碇正9时也……本日7时起床……11时船抵厦门展望鼓浪屿风光……7时后余再登鼓浪屿寄住王玉栋家中。”
次日,蒋介石召见朱绍良(1949年1月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等军政要员,指示防务;并去日光岩下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实地视察了秘密军费黄金。23日下午后登上“华联”船,24日“抵基隆口外,即登车与辞修直赴草山行馆”(24日日记)。
23日吴嵩庆日记:
“……得俞局长(济时)电,兰州、贵阳均可运,重庆则先运5万两;因决下星期二开始运。此后只剩重庆问题,恐仍需陆续运。(参见徐堪6月27日报告,希望“拨足60万两”)
26日吴嵩庆日记:
“……得厦门电知今日未起飞,空军飞机之沿途延搁,常如此。为总司令拟签呈阎院长(锡山),报告关于台湾军费之困难三点:
1.军费之拨发——财(政)部与台省纠纷;
2.军费之差额——国防部与台省纠纷;
3.军费之汇率——国防部与央行纠纷。
“8时半亲送交贾秘书长。”
这三点都属细枝末节,“只知低头拉车”的吴嵩庆力图解决此“小事”,而当他与台湾财政厅厅长严家淦谈及此事时,对方却似乎不感兴趣。
7月27日蒋介石日记:
“查究下列各案:1.最近拨发黄金案(按:指财务署厦金支出军费密账,不见于央行付出记录);2.运输经费与输运费案(按:东南海航经费);3.资遣费案(按:运广州及重庆黄金,部分做军政人员资遣费用);4.台湾给予差额比较(按:即陈诚要求比照大陆的金银饷——‘士兵不能吃亏’。见本章6月15日吴嵩庆日记)……”
7月28日吴嵩庆日记:
“徐部长来电话嘱往谈,因昨日应提150万,仅提42万;而十三行即得消息,认央行已无银圆,故银圆券抑价。央行人认为是我们泄露消息,余答我们只有三个人来接洽,即程(邦藻)、董(德成)、司徒(光)三人。当然当嘱以后谈话要小心,但有可能也是央行中人无意泄露,此双方面也。”
此日记已见吴嵩庆与徐堪的关系有些紧张。川人财政部部长徐堪,具有较浓厚的官场气息,跟重庆发电厂还有官商利益往来。1947年曾推荐吴嵩庆出任财务署署长,或由此一缘故,6月里向财务署借1000万银圆(270吨),连运送都不愿负任何责任,反要贷款的债主把银子送到家;吴嵩庆还要动员海、空军及租借民船,由厦门、台北分头把这些“贵重物品”运往广州、重庆。其实这些都跟军事无关,不属军队财务署的责任,吴嵩庆完全可以不予考虑。在兵荒马乱之际,一旦出了事,运丢了,还要自负其责,而与徐部长无关。
30日吴嵩庆日记:
“晨起头晕,勉强赴公。晨徐部长电话,嘱往一谈。其缘由为请在台换10万两小条,次为军费配拨稍微拉长,余均允之。对于前者须向上(委员长)报告。余亦提出海南岛运费案,请专案拨款;台湾以后请拨台币等等。归后向悔公报告认可,下午分电。株州失后,前二天银(圆券)价狂跌,失败局面做事不易有如此……”
随着国民党军事斗争的失败,银圆券一路巨贬,已重蹈金圆券覆辙,无人问津了。国民政府乱象丛生,已是摇摇欲坠。
【8—10月份军费日志】
1949年8月3日吴嵩庆日记:
“晨得俞局长(济时)电话,认兰州黄金可否运回15000两。余认须商徐部长,伊认为商徐,则可多运回若干。余走访徐于其寓,伊说困难,允至3时再商。3时依时往,则以大块(黄金)不发生作用,运渝改铸为理由,决派机往运回5万两;同时酌运银圆往,使此事处理,不生痕迹。下午与毛署长(瀛初)通话未返,因急电请派机,并电俞局长请示。程潜叛,湘局危矣。”
兰州央行也有黄金,与军费是两回事(见吴嵩庆8月9日日记)。解放军的第一野战军在7月14日攻占宝鸡后,就开始向兰州包围。兰州渐危,因此蒋介石命令吴嵩庆把7月26日运往兰州的5万两黄金(见上文吴嵩庆7月17日日记)追回一部分。吴嵩庆既接此任务,感到左右为难,怕马家军阻挠或影响守军士气;因此决定运送少数银圆去换回财务署才运去的5万两黄金军费。然而,还未等吴嵩庆采取行动,8月25日,解放军即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此为后话,略提不表)
8月4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与毛署长(瀛初)通话,知(飞)机下午可到,因嘱准备一切。同时与老先生(通电话),知已赴韩,复电已不可得,即照商定计划执行。晚(郭)总司令来电话,知陈明仁(按:在湖南长沙)已不稳,(郭)询已汇款若干,告知其数,并再电衡阳询问。”
蒋介石于8月3日起程,6日抵达南朝鲜,与李承晚总统举行“镇海会议”,9日返回台北。蒋此举或引起金日成之疑虑,而间接促成朝鲜突袭南朝鲜,让李以后十分后悔邀请蒋介石来访;但此也许是他幕后主使刺杀金九的后果,与蒋会晤是为达到安抚中国培养的金派复国志士的目的。蒋介石这次出国的旅费,也是从财务署军费外汇里拨的。
8月5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为兰州空运事,电话与央行等联系,10时亲赴机场,始办竣。盖原定派三机,仅得一机,即嘱赴兰;其余二架,下午装银圆赴定海。下午至央行会议,讨论8月份军费汇拨日期。晚招待央行同人,决明赴港。”
次日吴嵩庆陪妻子去香港度假,同时也有公务在身,因财务署有存款在香港。
8日,吴嵩庆由香港返回财务署:“始知昨天草山来电话,催设法运回兰金。此固还会运往,运前运后,均有报告,今忽有此变,何也?非出尔反尔,盖政治为捉迷藏耳。”这次变化,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情况。
8月9日吴嵩庆日记:
“晨访徐部长,对兰金不能运回,拟明日再派奚处长往;带顾(祝同)、郭及央行函往,未悉能运回否?郭总司令认兰金与军费系两件事,不能因金事,牵及军费是也,因决军费继续运济……”
兰金属央行,不是军费黄金,但是蒋介石想安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之心,望他好好抵挡一下解放军,所以运回黄金事件就变得很复杂;同时回教马家军的补给还得继续由厦门送去,因兰州外围正在激战中。
11日吴嵩庆日记:
“又接俞局长电话,问兰款告以处理办法。唯闻马子香(步芳)今日来穗,未知果(确)否?至晚始知已到渝,则运金仍难办到。”
12日吴嵩庆日记:
“马子香到穗,余下午往访。遇青海省党部主委马君,言辞中对军费困难及央行基金不足,深以为震。此亦实情也,此次总望有解决办法。(陈)舜畊(蒋总裁办公室 )来索款,为电台北王处长 (逸芬)照拨。”
8月10日,蒋介石访问南朝鲜回到台湾,财政依旧是其关注的重点。然而此时,却与台湾省主席陈诚产生龃龉,内心忧愤不已。此为动乱的大时代,蒋的顾虑并非完全没有必要。事见其日记:
“ ……10时约见(顾)墨三,吿以辞修言行病态,令人忧愤,余受内外侮辱……”(13日)
“……今日甚感辞修之病态可痛……”(17日)
“……辞修最后致词……表示以往过错与悔悟之诚意,闻之大慰……”(19日日记,顾祝同已警告陈诚)
8月16日,福州被解放军攻破。吴嵩庆“遵令开始运输厦门存金”。本来金存厦门而不直接运台,部分原因也许出于蒋介石对陈诚的疑虑;而今蒋命吴嵩庆把厦门存金运台,也有向陈诚示恩让步之意。当然,从大局而言,也不能不运台湾了。在“厦门拨交吴嵩庆黄金”表(图8.2)里,8月17日最后一笔22.5万余两黄金,应该是剩余的“厦金”,运去了台北。从此厦门鼓浪屿上中国银行的地下金库就走进了历史,1978年前后被拆除。
这批大陆最后的存金,与三个月前江维翰押运的“汉民”轮一样,遭到了觊觎,在运送台湾的过程中危机四伏,充满了血腥味。
当年在厦门海关署工作的孟昭年,就目睹了一桩因黄金所引发的杀机。那年8月,孟昭年搭上招商局的“锡麟”轮,撤退去台湾。该船经常停泊在码头上,随时准备走,当时船上有上千人。
船正行驶着,舰长突然要求大家在甲板上紧急集合。孟昭年看到一个士兵被手铐扣住,被枪指着;船员们和军人则被要求在旁观看。
据孟昭年回忆说:“看到一个将军在审问一个军人,说:‘你为什么来偷这里的黄金?你表演一次怎么偷来的,我们看一看。’结果他就把舱面打开,这个人下去;我们也凑过舱面一看,舱底下全是黄金,都是金砖。军官就讲,你们谁也不许动这黄金,动的就要枪毙。果然一枪把他打死了。”
血染甲板,孟昭年才知道自己所在的船上载有大批从厦门转移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