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宣布撤销,“财务署”改组为“预算财务署”,与国防部预算局合并(按:9月1日正式取消。吴嵩庆自9月起任国防部预算财务署署长,并晋升中将)。是日吴嵩庆记下:
“国防部检讨联勤结束会议,上下午举行,总长宣布:(1)陈初公(良)任补给次长;(2)赵君粟(家骧,后死于8·23金门炮战)任四厅长;(3)余任预算财务署署长;(4)张之久任经理署署长;(5)韩德勤委员代次长职务。在此时期,不能辞,亦不应辞,但艰苦当前,宜如何细心筹划耶?”
国防部参谋(补给)次长陈良(1896年9月12日至1994年10月9日),应该说是吴嵩庆的老上司了,也正是因其赏识,吴嵩庆才得以进入国民党军需财务系统。陈良字初如,1917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农业大学,1921年返国任教浙江省第六师范学校。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赴粤。1925年4月奉命返浙江,在陈果夫领导下秘密募兵,8月又回黄埔担任军校政治部科长(政治部主任为周恩来),旋任经理科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任军校经理处长,1934年改任军政部军需署副署长。 1935年转任军政部会计长,1940年改任军政部军需署署长(1944年延揽吴嵩庆为副署长)。1945年日本投降,获青天白日勋章。1946年6月出任联勤总部副总司令,1948年3月任粮食部次长。1949年4月蒋介石命陈转任上海市秘书长(市长吴国桢),5月5日代市长职,是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长,主要任务是监督汤恩伯,把上海最后的国库资金与沪上所存重要物资运去台湾。此次国防部改组,自1949年9月起,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支持后勤业务,又为吴嵩庆职务上司。
吴嵩庆对这国民党军队军费“大总管”的职务,可谓劳心费力,心力交瘁。此时他就像一只疲倦的蝴蝶,又宛如一片沧桑的落叶,在疾风中舞蹈,却又欲罢不能。当他正孳孳汲汲,想尽千方欲运回兰金时,却突闻兰州已“失陷”的讯息,不由懊悔至极。“先父人不是很机灵,蒋8日‘来电话,催设法运回兰金’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知道马家军有问题,兰州吃紧了。他还以为是政治游戏。当然是老先生的总裁办公室有电台,收集各地军政情报,而父亲不知道,只能跟着蒋介石转。”其子吴兴镛博士如是评价此事。
8月25日,解放军即攻占兰州,马步芳逃到重庆;蒋介石白白丢掉了5万两黄金,相当于300万块银圆。这一大笔黄金大概有一部分进了马步芳的个人口袋;后来马步芳到台湾不久,就拿着人民的血汗钱,溜到中东去闹桃色新闻,搞得当地华侨怨声载道。这位曾公开宣称“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的昔日“西北王”,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诉,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其蹂躏过的女性,不下5000人。
8月29日,财政部部长徐堪想要调拨的5万两黄金(作为7月银圆券准备金及广州行政费用,见上文7月7日吴嵩庆日记),拖至月余,终于运抵广州。次日,徐堪又再次催运台金(见6月27日徐堪报告,有“每月20万两”之数)。事见30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徐部长(堪)数次电话,催运台金。余因一面电渝报告,一面商先运7万两,以5万两留穗,2万两转蓉。”
当时蒋介石人在重庆,此7万两在中央银行账上留有记录,连同29日运穗的5万两黄金,都是从8月里由美国运回的黄金里支出的。吴嵩庆能做决定,而且是运到广州的财务署,表明是军费。此外财政部还需要向吴嵩庆“借2万两济急”(见8月31日吴嵩庆日记)。
据大溪档案记载,1949年8月里又有两批黄金从美国运至台湾,分别是8月22日的第五批和30日的第六批,数额各为9.9万两(99530两)。此两批应为2月8日刘攻芸在上海告诉周宏涛存美国38万两里的半数左右(详见第四章第一节)。这也就是中共所称:“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撑内战形成的金融危局,分两次从美国撤运库存黄金到台湾。”此近20万两黄金中的10万余两(约半数)在8月29日及9月3日运广州央行做行政费,另外9万余两做军费(见第八章表8.1、8.5及图8.1)。从8月底起,中央银行也开始记录部分军费黄金的付出数量。
31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陈次长(良)、何司令约10时至国防部讨论东南区,余因至央行交涉拨款事;如无解决办法,即将黄金扣作军粮,徐部长昨谈(之)原则也。嗣赴会,除已知各节外,无所决定,并于下午6时由各业务署将东南区业务费分配数送署汇编后,呈陈次长。下午台湾运来黄金到,余即嘱入库。晚参加高级班同学会叙餐后,赴徐部长处,会谈财政危机。徐尚言今后每月以30万两金及1000万银圆作支出,作三个月计划;余允明日由央行来(财务署)借二万两济急……”
因彼时蒋介石在重庆,吴嵩庆这次由台运穗的7万两(含借财政部2万两)黄金,并未请示之,应该是耿介、“迂直”、对派系党争厌恶透顶的吴嵩庆“擅自”决定,故意“违旨”运黄金到广州。而财政部借“2万两济急”,肯定是广州国民政府的行政费吃紧,银圆券巨贬已没人要,需要现洋黄金。
关于吴嵩庆这次“违旨”运金至穗、蓉,可见下图:
中央银行
付出(承第一页)
(B)驻台代表处经付由美运台黄金(卅八年十二月廿止)
(1)卅八年八月廿九日拨运广州总行 50000.000 纯金市两
(2)卅八年九月三日拨运广州总行 50031.143 纯金市两
(3)卅八年九月五日拨付空军总部 66260.163 纯金市两
(4)卅八年九月九日拨付海军总部修舰费 5747.126 纯金市两
(5)卅八年九月十日拨付联勤总部运蓉 20000.000 纯金市两
(6)卅八年九月十五日拨运总行 7000.828 纯金市两
以上共计拨付黄金 199039.260 纯金市两
大溪档案转交档案分类资料,财政:国库,第十卷第五号,1955年7月27日俞鸿钧呈送“中央银行及台湾银行库存黄金数量报告表”部分报告表(全部支出见第八章图8.1)。这是美国运回黄金部分的支出,其中(2)(5)两项是吴嵩庆单独在广州的决定(见其8月30日日记),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但这也是拨给财务署保管为军费黄金的证据。
9月2日吴嵩庆日记:
“在行政院举行军粮计核大会,会中因讨论粮饷合一问题,徐部长(堪)与陈次长(良)大作意气之争。此乃两公过去成见所囿,今日又表明化。”
外面强敌压境,“朝内大臣”还作意气之争,全不以大局为念;吴嵩庆颇有感慨。
3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9时至财政部讨论军粮大会交议各案。广州周司令争华南区粮费二小时,决定华南按四十八万人,每月13万大包。本年四个月,除征粮15万担(每担约60公斤或120市斤)外,余价购。按(每担)16(银)元计,需594万,一、二期各198万于本月10日及月底拨付,如此则本月粮款将为900万左右。……下午讨论军费配拨问题,只议8月份如何善后,9月份谈不到。财政濒于绝境,奈何。……得委座(委员长)电大不满此次黄金处理,余因要求徐部长谅解,拨还款若干。”
令蒋介石不满的是,仅算广州的军粮款,9月份就需10万两黄金,此外其他薪饷等还要20万两一个月。而是日,吴嵩庆越过他,与徐堪商定擅运黄金7万两至穗、蓉(按:3日运穗5万两,10日运蓉2万两。参见上图),更让他极为不高兴。
4日吴嵩庆日记:
“……上午赴礼拜(堂)前至署得电,申斥擅自动支黄金之事,并嘱赴渝一叙,此意中事(按:可知他是有意‘违旨’)。礼拜后准备材料,并约徐柏园先生至其寓午餐,探寻央行实情,并告明日赴渝,是否有带报告去。”
吴嵩庆心中早有准备,接受蒋总裁训斥。至于徐柏园,曾在台湾负责发行新台币之任务,后赴广州担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吴嵩庆“探寻央行实情”,就是想知道央行还存多少金银、美钞。可见中央银行援例还是有些保留,不愿意“外人”知道实情,这是自孔祥熙时结成的毒瘤,也是中国官场的陋习。他们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只能让人理解为一己私利,绝非出于公心。在这方面,胸无城府、心底无私的吴嵩庆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
此处也说明,财政部、央行与财务署的关系非常微妙。试想,如果“陪都”广州(11月是重庆)央行有库存金银,财务署就会向财政部(央行)要军费,所以央行内部就不愿财务署知道实际库藏数;而央行也知道财务署在台湾、厦门另藏有黄金,所以财政部和央行与财务署之间争执不休,有时状就告到蒋介石那儿。此处吴嵩庆想尽量与央行(徐柏园)沟通,以免发生误会,耽误国事,但最后还是发生了争执(见9月12日吴嵩庆日记)。
9月5日,吴嵩庆即飞抵重庆。走在重庆市区,所见却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原来三天前,朝天门市中心竟两次遭人纵火,烧了十多个小时,灾民数万人,死者达千余。 吴嵩庆抵达后,蒋总裁却避而不见。“大总管”(总裁办公室主任)俞济时也一反常态,脸色冰冷,足有零下十几度的样子。和他打招呼,也似乎只有一半的知觉。那么,此时“老先生”正在做什么呢?为何又让自己的“总账房”吃闭门羹呢?
9月6日蒋介石日记:
“……卢汉……要求新编六个军与2000万现款……仍以为余有权将存台金银任意支配也……”
原来“老先生”正与时任云南省主席卢汉交涉军费事宜,正在接受一场精心组织的“骗局”。卢汉不久即通电起义,次日来渝晋见并提军费要求,是为了稳住蒋。
直到9月8日,吴嵩庆才见到“老先生”。见其当天日记:
“……上午又打电话至林园,俞局长认仍恐无暇接见。经国先生接话,则请午时吃饭……
“……因驱车至林园,进至门前,适委座送客出,见余,即邀往谈话。余报告擅运黄金7万两经过,并及军费支付情形及央行实力评估。当面报告,着重于老本已经吃完,应求自力更生之道。报告约一刻钟辞。”
此事就可看到蒋经国的细心处,他知道自己的父亲还在生吴嵩庆“违旨”擅自运金的气,就以吃饭为由来安慰一下;俞济时则只会“打官腔”。而蒋介石也是颇有度量的,此事以后仍然对吴嵩庆信任有加,只因吴非官场人物,晋升高层就免谈了。那天中午,蒋经国“宴请空军将领,饮酒为乐,归已4时许”。在小蒋先生的安慰下,又过了“违旨擅运黄金”的蒋总裁这一关,吴嵩庆心头疑虑瞬间消散,遂坐下开怀畅饮,11日飞回广州。
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报告又将他再次推向风口浪尖。因为徐柏园认为对央行“实力”估计过高,其实根源在于,蒋总裁并不想拿台北军费黄金来支持广州的国民政府及央行,所以“故意”认为央行还有“余力”;而央行也不愿露“实力的底”。
9月12日吴嵩庆日记(在广州):
“晨8时半至沙面徐(堪)宅。财部正因阎院长带来总裁对于央行实力估计,尚有余力,正作答辩。问余如何误会,余言余亦曾报告,或参考各种资料而成;但央行究竟实力如何,可支持多久,似应坦白报告。伊以为然,嘱同往央行商之。”
此番,吴嵩庆是再次得罪央行,尚不自知。前次央行把厦金算错9万两,他报告了蒋总裁,已成其“眼中钉”;这次又向蒋报告广州央行“隐藏实力”(账面上比库藏少),更是其“心中刺”。“央行究竟实力如何,可支持多久”,此事竟连财政部部长也无从得知。国民政府大厦将倾,内部还是各自为政,各怀鬼胎;看来其败亡,根源还在于“萧墙之内”也。此事商议的结果是,徐堪自己于13日飞渝去跟蒋介石报告。
9月17日吴嵩庆日记:
“……至总裁交议,系军费问题,现每月只能出1300万(银圆,近20万两黄金),其余1500万须交地方筹。”
芝麻糠填锅,能出多少油?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日益败退,加上“吃空额”等腐败现象,吴嵩庆已深感军费紧张。是日,解放军又攻陷福建平潭岛,国民党军队紧急增援厦门、金门马祖。而西北局势亦陷入危局。
9月19日蒋介石日记:
“……平潭岛已为占领,驻军不知去向……(陈)辞修器小不顾大局,恐误大事,奈何?”
9月20日吴嵩庆日记:
“决定总员额为250万人,至如何裁减,下午小组研究……午夜与俞局长(济时)通话,承告:(1)迪化机明晨去二架;(2)酒泉机去一架,请(将)陈处长带回;(3)余暂缓。是则西北局势大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