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老区啊！当年反围剿，十送红军，血流遍野。枪杆子出政权，你们牺牲最大。”方一白有许多话要说，平常没机会说，但发觉这位很可能是“十送红军”的孙子一脸漠然，他等着谈钱。便终止感概，真切地问：“老区生活好一些了吧？”
“肚子能吃饱了。”
解放半个世纪了，还只能混个饿不着！这可是动物水平，鸡有两只爪子也饿不死。
“我是教授，我不富裕。当然比你们强。我们这里的人是算买房子的钱，买车子的钱，当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企业家比当年的资本家地主有钱多了……一千八百元怎么样？我一个月的工资。”
“你给多少就是了，我不懂。”
小伙子叫季振发。他再无音讯，他给了家里的电话，他常常想起这位朴实的贫下中农（概率80%；问他，他说不知道）后代。不过他终于明白，传世的东西保留下一件已经很不容易，这位“我不懂”给他来电话讲什么？对他进行“再教育”？
咸丰天球瓶是他第一件有收藏价值的东西。田秀玉嫌贵了。方一白小心翼翼了好几天，连早上醒来的享受：“天气好不好？”“冷还是热？”让习惯早起的田秀玉回答，老夫老妻的家庭气氛，也自觉取消了。
沉了几天脸的田秀玉，突然云散日出。她和和气气地问：“你的学生怎么不来了？”
“好东西可遇不可求。”
“人家可是急着求人，我们把这只黑瓶子卖给他，一二万总是可以吧？”
“你让我这个教授当文物贩子？我买的是文化，买的不是人民币！”
8
现在，他家的电话基本上是古玩贩子的联系工具。“是方教授吗？”也有问：“是方老板吗？”江西的，安徽的，福建的，湖北的，河南的，南腔北调，而且方、王、黄地乱喊。田秀玉不接电话，铃声一响，她冲方一白喊：“你的！”自从天球瓶事件后，她把这些古玩贩子看成是在轮番宰剥她的干瘦丈夫，是贼。
无论是方、王、黄，是教授还是老板，方一白不改儒雅：“请问你是哪一位？”
他六十之后平生第一回印名片：“方一白，教授（退休）”，有电话号码和家址。古玩市场上有人要都给。后来他听说，外地的古玩贩子找客户，他的电话号码值一百元。他感到气愤，于是更善待约他看东西的人，予人方便，平易亲和。小件送到家，大件他去看，到他们旅馆，为他们节省出租车钱和上6楼的辛苦。
过去叫阶级感情，现在他改变观念了，叫善。善待农民，尤其是老区的农民。安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独善其身。
一天，他接到电话。那人情意切切，说是闻名而来，不买东西没关系。他说方教授在他们那里很有名气，酒桌上常说他，有学问，有眼力，待人和气。
他觉得很受用，在乎这些真真假假的基本群众的奉承话。
他去华夏旅社，那人在门口等候，马上认出他。那人背后站着个矮胖子，不说话，没表情，就跟随着，寸步不离。
“我叫郑贵。他介绍的，他拿20%的介绍费。”
“我认识你吗？”方一白不高兴地问矮胖子。
矮胖子不作声。他除了20%，其余一切无关。他的沉默让方一白感到愤怒了，一个不相识的人居然可以拿到20%的中介费，明摆着是剥削（还有别的什么词吗？）。
郑贵小心关上门，倒锁，从床下拖出两个纸箱。一个装的元青花将军罐，一个小纸箱里是明万历款的梅瓶，明嘉靖款的龙凤盘。
“这只罐是江西临川修洪门水库出土的，坟里有一块石碑，明洪武3年。明洪武三年，1371年。”
方一白暗暗吃惊。历史系学生也不能马上换算年代。他对眼前这位黑瘦、穿着八十年代的确良衬衫的中年人不免多看一眼，笑着问：“出土的东西，怎么不上交？”
“交给谁？”
“博物馆，镇政府。”
“他们吃官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送上门，看上一眼是给面子。博物馆没钱收，收了也没地方放。‘工资都欠着，添什么乱！’政府更不收了，收你的罚款，自己分奖金。”
“怎么会这样！”方一白感叹。
“我们那里从前大户人家多，当官的多，修水库，造路，拆祠堂，挖地窖，出来的老东西多得很，就在地头撂着，在家搁着。谁家都有几件。他说你是教授，有学问的人。卖给你放心，卖给北京来的广州来的贩子不放心，人家出高价也不给，捣腾到外国去，我还是中国人不是！”
这些话，让方一白听着舒心。老区农民就是有觉悟。
“我是3条原则，”方一白多次对古玩贩子阐明自己的态度，“第一，说真话，发现你在欺骗，欺骗总是会露出破绽的，我们就不再打交道；第二，不能听拍卖行的价格，他们要扣除好多费用，成交数也可能不是真的，有托儿炒作。而且你送不上去，我也买不起；第三，国保省保市保县保的坟墓，千万不能去挖，这是犯法的。”
“我们挖的野坟，你放心好了。我们村里种庄稼赔钱，挖坟是致富手段。天气好，村里的男人都不见了，满山都是掂着锹找坟的人。这只梅瓶，是下建村官明山上的，石碑上刻万历五年，1578年。嘉靖盘是那年造京九铁路，推土机推出来，有几件，几个人分了，嘉靖三十几年，碑文看不清。我们不收起来，全成了垃圾。”
方一白完全信服了。
“你说价。”他紧张地说，生怕他说出“万”字。
“将军罐一万，万历瓶八千，这只盘子我给了司机一千五百元，你加五百元，20%给他，剩下二百元作路费。”
方一白一阵激动。他是明史专家，明代东西这么拿在手里还从未有过。他感到有点晕。绝不能失之交臂，如果郑贵开价上万，他也不得不接受。
“将军罐我买不起。你给梅瓶和盘子说个底价。”
“买不买无所谓，我们交个朋友。教授是痛快人。嘉靖盘我的二百元路费不要了，两千元；梅瓶反正是自己挖的，五六个人，分多分少是运气，你看着办。”
“挖坟很辛苦。”
“有时十天半月碰不着鸡笼。鸡笼就是在坟里面砌了个小方格，放死人生前喜好的东西。不带鸡笼的坟尽是些破碗烂碟子。我们多半在夜里挖，有毛虫，有蚊子，有蛇，有野猪。”
“挖坟的人短命，犯冲，晦气，活不长。”矮胖子插嘴。原来他还会说话。知道挖坟的活不长他还要20%！挖坟的人可能还分不到20%。
方一白对郑贵说：“以后你直接找我。”
矮胖子不动声色。
“梅瓶五千元，盘子就两千元好了。”方一白感到有点辜负他的友谊和信任了。他不会还价，还价在理论上是否定对方的正直和价值观念。因此，田秀玉剥夺了他买菜的资格。现在这七千元可不是买萝卜买白菜的数目。
郑贵已动手装箱子，一副不在乎成交价的样子，不说“行”或“不行”。他显得潇洒，方一白便显得计较，小气。他与他第一次交往就低了一头。
他付钱。郑贵不数，只是检出1400元，当着方一白的面交给矮胖子。矮胖子数了一遍，才对方一白说：
“我有个康熙五彩蒜头瓶……”
“不看！”断然拒绝。
郑贵双手提箱从3楼下来，不让方一白帮手。外面下起大雨。郑贵让他坐在厅堂，他冒雨在街上招出租车。不容易拦下。
方一白感动。他的学生做不到。
9
他很少去古玩市场了。他接待来电话的人已应接不暇。古玩市场的贩子素质低，游民流民，郑贵他们不蹲地摊。
他接电话已不带“请”字。
“你是谁？”
对方常常会说：“我是小王。”或者小李、小孙，反正是熟人，朋友。
“哪位小王？”他往往能听出是谁，但他故意保持距离，显得“贵人多忘事”。
对方会说，什么时候见过，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东西，奇怪他怎么可能忘了他。
“你说吧，有什么东西？”他打断话头。
不过，他还是接待他们的，就是说，约一个地方（不让来家里了）。不看便拒绝，可能冤枉别人，他觉得应该首先要信任。
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考察》课题组向各国多阶层群体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一般来说，陌生人可以信任吗？”得到的回答非常悬殊。从挪威的65%到巴西的5%。结论是，信任率低于30%的国家（南美洲、非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国家），他们都可能因为互相猜疑而导致永久贫困。发达国家全部在30%以上。
中国肯定没有接受过这项调查。但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内心接受这项调查。
方一白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许比历史上哪个朝代的士子受骗都要堂而皇之。反右，以社会主义名义，大跃进，以共产主义名义，文化革命，以继续革命名义。但他对诚信还是执著。孔子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老子曰：“信不足也，有不信焉。”朱熹曰：“诚是自然底实，信是做人底实。”毛泽东说的直截了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尽管毛泽东说的是农业合作化，现在人民公社也解散了，失败了（官方没有宣布），他老人家的“两相信”还是有道理的吧？（对毛泽东他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他的著作，入脑，入骨，八十年代初，当他听到有高级干部、学界泰斗对他的评价是“功大，过大，罪大”时，一夜辗转反侧无眠。和他有什么关系？他连党员都不是。他终于意识到，这是对生命和经历的惯性的留恋。）在这个30%的信任度里，方一白觉得应该有他和他的努力。
10
收藏使他的生活有了生机。一个人只要还有欲望、目标和追求目标，他就没有老，直到后悔取代了梦想，回忆取代了向往，他才是老了。
方一白不明白从前怎么忽略了收藏。这才是历史，物化的历史。当今许多文化都在消失，藏品不会，有价值的藏品使历史永存。一晚上，他有时几度起床，开灯或不开灯，拿着从郑贵他们那儿买到的古物，揣摩，端详，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是现实和历史的对话，心灵和存在的面对。这是生命的震撼和满足。
他在触摸历史。
他在享受。
尤其当月亮从窗子照进来，这种陶醉难以名状。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1
郑贵成了常客。一个月总来一二回。方一白召之即去，去了也不空手而返，少则一二件，多则三四件；价格平均千元，不算贵，比之拍卖行那是举牌的零头。对于他特别是田秀玉，已是不菲的支出。她一次次往银行跑，存折余额在无声地缩小。
在告别公园谢池之前，他们存折数目是9？郾8万。两口子一辈子的积蓄，无儿无女，这笔钱两口子商定不能动用，除了医疗费；医疗费很贵，这可是生命攸关。9？郾8万，比一般的教授富裕。生活过得清苦，冰箱是十五年前的单门，早想买个纯平电视机，下不了决心，下午上菜市场，下午菜便宜，退休后田秀玉没有买过衣服。退休前几年，他在电大、夜大兼课，赶场似的日夜奔波，就是为了每月能增加千多元的收入。精力不济了，留下9？郾8万元，充实地存在在银行卡上。不可能再增添了。
郑贵通人情。除了照例不眨眼报出碑刻年代和换算公元（这已经让他乏味，无非是先背会，而且怎么每个坟都有碑？），让他感动的是郑贵的关切：“你忙就别来了。”来了看东西，要说：“买不买没关系的，我有东西是让你先挑，你不要我们晚上去上海，上海也有买家。他们不是教授，你是教授。”有几回他主动问：“太太有意见了吧？你们先商量，要不先不买了？”
他处处占上风，控制节奏。方一白感到不由自主，又兴奋又懵懂，喝醉酒似的。
有过几个电话，说是郑贵介绍，让方一白去看东西。他精明了，既然郑贵介绍让他来电话。郑贵没来电话，方一白事后问他，他一概否定，他差一点说出：“我怎么会犯傻，让别人抢生意。”郑贵常常提醒他，他心眼好，一定多留个神：“当下社会饭馆多，饭吃得；文物贩子多，话听不得。”
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
“你是方老板？”
“我不是老板，姓方。你是哪一位？”
“你不认识我。我对你说，郑贵卖给你的东西，是从景德镇簸箕杵街上买的假东西。”
“你见过卖给我的古玩？”方一白厉声斥问，很反感，冒上一股怒气。
“我是好心，我就在景德镇住。他常找我，在我家喝酒。”
他怀疑是被他拒绝看货的人。郑贵得罪了他。他把他划到“流氓无产阶级”里面了。
这以后，来过三四个电话。讲一样的话。
郑贵为了他树敌。一天中午，他顺便请郑贵和他的助手吃饭。郑贵与他称兄道弟，他不习惯，别扭，在学校都喊他“老师”、“教授”，那么是不是他轻看农民？是不是自诩有知识优势以精神贵族自居？他应该庆幸有机会融入市井社会。
他们在旅馆旁边的饭摊用餐，郑贵和两位跟帮。郑贵不比初次见面，很少动手了，身上也是带商标的西服，棕色皮鞋。
郑贵喜欢喝酒。先是啤酒，方一白只能喝一杯。几杯啤酒下肚，郑贵要喝白酒了，在柜台梭巡一遍，要了一种助阳的药酒，对他的跟帮说：“有钱了，得喝这种酒——快活酒！”
他自己掏钱买。倒一杯给方一白。方一白说不会，他一饮而尽。跟帮规规矩矩坐着。
“我的钱，有一半是你给的。”郑贵酒量不大，跟帮劝他别喝了，剩下的带回去。“我卖给你东西，十年包换。我说话算数，不是喝了酒才吹，十年包换！”
又不是买家用电器，怎么也“三包”？
跟帮只是吃盘子边沿的菜，不喝酒。方一白问他们了才说话。
方一白说起一只元代白釉碗，有疑点，釉色太亮。
“教授你这是考我哪！元至正三年，1343年，这还能有错？山上的东西，干净，碗埋在细沙里，水泡不着。教授是给我出题目哩！”
方一白无言以对。每逢他提出质疑，郑贵就说是故意考他，也就是说凭教授的水平不应该提这种蠢问题。这一招很厉害。他为虚荣心付出代价；也不完全是虚荣心，出土的东西最真实。除非坟啊，碑啊，细沙啊，全是谎言。对出土的东西，投的是对人的信任票。
100%，80%，还是50%？
第二天，他又接到一个电话。
“方教授吗？你从郑贵手里买的东西，多半是假的，高仿的。你太相信人了。”
“你是谁？”
“你不要问了，我只想对你说一声。”
电话挂了。
这次方一白没有生气。他在想，这人是谁。他越来越觉得像是郑贵的一位跟帮。郑贵介绍是他朋友的儿子。吃饭时，“朋友的儿子”始终不好意思正眼看他。
这是第五感觉。
他心存感激。
12
大学毕业后，方一白在学校当了一年助教，便去农村劳动锻炼一年。这是教育部规定的，补“阶级斗争主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下去几天，他们便发现，不是接受教育，而是毛泽东说的“重要的是教育农民”。社员出工不出活，争工分打架，小偷小摸，唱黄色小调，家族纠纷，不讲卫生，等等。他在日记中写：“愚昧者朴素，无知者单纯，贫穷者节俭。”和他一起下放的有十多位毕业生，与他看法基本一致，有的更极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在“锻炼一年思想总结”时，个个滔滔不绝的谈收获，对农民的品质、阶级感情、政治觉悟大唱赞歌；谈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不举一例，因为无例可举。大队只有一个地主，“低标准”时饿死了）。当面撒谎，他心慌得坐不住，看着一位位发言人的面无愧色，他倒是满脸羞色。但他也谈收获，也言不由衷，虚情假意。最终，你看我，我看你，彼此彼此。
他原谅自己，如果要保住大学教师的位置，他必须有深刻的心得体会。没有也得有。这是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