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诗，发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诗篇，都把鸟与僧对举，试举几例：
贾 岛：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
姚 合：露寒僧出梵，
林静鸟巢枝。
杜荀鹤：沙鸟多翘足，
岩僧半露肩。
陆龟蒙：烟径水涯多好鸟，
竹床蒲板但高僧。
司空曙：讲席旧逢山鸟至，
梵经初向竺僧求。
隋唐五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亦是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被广大士人所欣然接受的时代。如此情形，诗人们创作不可能不顾及到宗教领域。但诗人们为何偏偏选择鸟而不选择花、雪或别的什么来作为僧的对应物呢？弄清这个问题，不得不把唐代的宗教做一点儿说明。
僧，作为一种宗教职业，在唐代，已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那时候，全民敬佛，与当今中国的全民经商，在其声势上，庶几近之。那时候僧人在老百姓中受到尊重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经理老板们。不同的是，经理老板们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僧人在一千多年前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都是高蹈之士，手中握有通向极乐世界的通行证。那时候，想去天国的人，就像今天那些想得到美国绿卡的人一样多。对于持有这种发卡权利的人，他们怎能不顶礼膜拜。
这样就决定了僧人的身份。
可以说，佛教成了唐代中国的国教。皇帝老儿崇尚佛教，是想把佛教势力网罗到政治权势之下，成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出家当和尚，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那时的确有不少所谓的“名僧”，并不把隐居山林、礼佛诵经看成是份内事。他们更热衷于结交权贵，出入雕梁画栋，把违悖佛理的权名交易看成是赏心乐事。
佛的产生，是以否定世俗生活作为前提。僧人作为抗拒诱惑的职业，必定应该弃闹市而进山林，从纷扰逃向孤独。这一点，正好吻合了力图保持自己独立人格而不肯趋炎附势的这一部分文人的心境。他们羡慕山林中的僧所占据的自在无为的生命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自由地开掘人类伟大神秘的生存意识。诗人们把这种自在生存的渴望诉诸情感，于是，真正的僧（而非沽名钓誉的伪僧）就成了他们歌咏的对象。
至于把鸟作为僧的对应物，我猜度是这样的原因：
在文人的眼中，鸟是最自由的。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何时歌唱，何时敛翅于一棵树上，都不必看别人的眼色作事，大概芸芸众生中，只有僧在这一点上与鸟相似。
其次，僧居山林，鸟亦居山林。僧是山林的迁居者，而鸟却是山林的土著。与鸟为邻的人，必定是闭门避俗的世外高人。空山不见人，唯闻鸟语声。可见，鸟的天空是在人迹罕至的空山。那地方没有声色犬马，没有朱梁画栋，没有喧器市声，没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尤物。住在那儿修行的僧人，他的邻居只有两个：一个是鸟，一个是孤独。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唐代诗人要把鸟与僧对举了。鸟与僧，实乃是红尘外的一对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