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大致看了一遍我整理的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年之间，福尔摩斯所侦破的案件笔记与记录时，我发现这其中离奇而有趣的材料浩如烟海，实在无法尽数，我竟然感到无法取舍。部分案件通过报纸已经广为流传，但是也有部分案件缺乏可供我朋友完全发挥其出类拔萃的才华的余地，而我朋友的那种卓越才能正是那些报纸最想将其见诸报端的绝佳题材。还有部分案件让他那些精湛的分析本领无法完全施展，正如某些故事那样，最后有始无终。还有些案件，他只是弄清楚了其中的一部分，对其具体情节的解析还主要停留在推测的层面，而并非是以他所重视的、精准无误的逻辑论证作为依据。在以上的最后一类案件当中，有一个案件的情节乃至结局都异常离奇，使我忍不住要将其记录下来，尽管与本案相关的部分真相，可能已经永远都弄不清了。
一八八七年我们处理了一系列很有趣或是较为无趣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保存了起来。在这一年每个月的记录标题当中，有着如下案件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这个业余的乞丐团体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当中拥有一个异常奢侈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记得在最后一案当中，歇洛克·福尔摩斯为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已经在两小时前上好了发条，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当中，死者已经上床就寝。这一推论对于弄清案情有着关键作用。所有这些案件中，我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将其梗概记录下来，公之于众，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个案件要比我现在将要叙述的案件更加荒诞离奇，神秘莫测。
当时正值九月末，秋分时节的暴风雨异常猛烈。整整一天都狂风呼啸，大雨击窗，甚至在这伟大的伦敦市内，我们此时此刻，也都丧失了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认自然界的伟大力量。它犹如铁笼内桀骜不驯的猛兽，透过人类文明的栏杆向人类发出愤怒的咆哮。随着夜晚的到来，狂风暴雨却更加猛烈。时而狂风大作，时而阴风惨惨，犹如从壁炉烟囱当中发出了婴儿的啜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一侧，心情很是忧郁，正在编写案件记录互见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侧，埋头苦读克拉克·拉塞尔所写的，有关海洋题材的精彩小说。这时屋外暴风呼啸，瓢泼大雨逐渐转变为海浪般的冲击，仿佛与小说的主题彼此呼应，融为一体了。我妻子当时正好回娘家探亲，所以近几天来，我再次成为贝克街故居的常客。
“嘿，”我说，抬头看了看我的朋友，“确实是门铃在响。今晚谁还会来拜访？或许是你的某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儿还有其他朋友？”他答道，“我并不鼓励其他人登门拜访。”
“那么也许是某位委托人吧？”
“假如是委托人，案情必然相当严重。假如不严重，在这种天气下，没人愿意出门来这儿的。但是我认为这人更有可能是我们房东太太的密友。”
福尔摩斯这次少见地猜错了，因为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接下来有人开始敲门。福尔摩斯伸长手臂将为自己照明的那盏灯转向那张客人即将就座的空椅子那边，然后说：“请进。”
进来的是一位年轻人，看上去大概在二十二岁左右，穿着很是考究，显得很整洁，举止落落大方，谦和有礼。他手里的雨伞不断地滴下水滴，身上的长雨衣反射着灯光，这些都说明他在来的路上经历了疾风骤雨。他在灯光下焦虑地打量了一下周围。此时我发现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双目低垂。当一个人被某种巨大的忧虑压得无法喘息时才会出现这种神情。
“我想我应当向您道歉。”他边说边拿出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
“我希望我不至于打扰您！我担心我已经把外面的泥水带了进来，以至于弄脏了您的整洁房间。”
“请将您的雨衣和伞都交给我，”福尔摩斯说，“将它们挂到衣帽架上，不久就会晾干的。我看您应该是从西南方来的吧？”
“对，我来自霍尔舍姆。”
“从沾在您鞋尖上的，混合在一起的黏土与白垩土上，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您来自那里。”
“我是专程来向您求教的。”
“这对我来说并不难。”
“并且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那就并非总是容易的了。”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普伦德加斯特少校提起过您，讲述您是如何将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当中拯救出来的。”
“啊！确实如此。当时有人诬告他使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
“他过奖了。”
“他还说没有您不能解决的案件。”
“我也曾失败过四次——三次败于几位男士，一次败于一位女士。”
“但这些与您那无数次的成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也对，一般来讲我还算是成功的。”
“那么，对于我的这件事，您也许也能成功。”
“请您将椅子挪得离壁炉更近些，详细讲一遍您所了解的案情细节。”
“本案绝非寻常。”
“上门来找我解决的案件都是不寻常的。我这里几乎成了最高上诉法院。”
“但是先生，我想问您，在您过往的经历中，是否遇到过或听说过比我家族当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故更神秘、更难解释的？”
“您讲得让我很感兴趣，”福尔摩斯说，“请您先把主要事实详细告诉我们，我随后会挑选出最感兴趣的细节对您进行提问。”
年轻人向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穿着湿漉漉的鞋子的脚伸到炉火边。
他说：“我名叫约翰·奥彭肖。我想我本身与这个可怕的案件并没有太大关系。那已经是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问题了，因此为了让您对本事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必须从头开始介绍这件事。
“我祖父一共有两个儿子——我伯父伊莱亚斯与我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创办了一家小工厂，后来他扩建了这个工厂，并拥有奥彭肖防破车胎专利权，因此生意非常兴隆，后来他将工厂卖了一个好价钱，因此退休后非常富有。
“我伯父伊莱亚斯在年轻时旅居美国，在佛罗里达州拥有一座种植园。据说他经营得相当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的统领下不断作战，后来成为了胡德的部下，升任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宣告投降，战争结束后，他退役重新回到种植园，在那里又居住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年，他返回欧洲，在苏塞克斯郡的霍尔舍姆附近购买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经发过大财，他之所以会返回英国，是由于他讨厌黑人，也反对共和党允许黑人参加选举的政策。他是一位有怪癖的人，凶狠暴躁，生气时言语粗鄙，性情异常孤僻。他定居在霍尔舍姆以来的这些年里，始终深居简出，我并不清楚他是否去过城镇。他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四周还有两三块田地，他可以到那里进行锻炼，可是他却时常数周都始终足不出户。他喜欢狂饮白兰地酒，而且有着极大的烟瘾，但他讨厌社交，没有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来往。
“他对我也是漠不关心。事实上他还是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时，我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儿。当时是一八七八年，他回国已有八九年了。他恳求我父亲让我与他住在一起，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当他没喝醉时，喜欢与我一起打双陆（又叫十五子游戏，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掷骰子决定棋格数的常见游戏）、玩象棋。他还时常让我与用人以及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当我十六岁时，已俨然成了小当家。我掌管着所有地方的钥匙，我能够随意查看任何地方，做我喜欢的任何事情，只要不去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就行。但是唯有一个奇特的例外，那便是在阁楼的那层有诸多房间，而唯独其中一间堆放着破旧杂物的房间是常年上锁的，他严禁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进那个房间。我曾经耐不住好奇，透过钥匙孔向屋内窥视过。但除了预料中那样，在屋子里堆放着很多破旧箱笼与大小包袱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一天，应该是在一八八三年的三月，一封贴有国外邮票的信送到了伯父的餐盘前。对他而言，这一封信却是异乎寻常的事，因为他的账单从来都是以现款支付，他又没有半个朋友，所以他以前从没收到过信。‘从印度邮来的！’他边拆信，边诧异地说，‘本地治里的邮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匆忙拆信封时，忽地从信封中掉出五个既干又小的橘核，噼里啪啦地落到盘子里。我正在发笑，突然看到了他的脸色，我的笑容立即消失了。他咧着嘴，瞪大了双眼，面如死灰，呆呆地盯着颤抖的手中依旧紧握的那个信封。‘K. K. K. ！’他尖叫起来，接着嚷道，‘天哪，上帝啊，罪孽难逃呀！’
“我喊道：‘伯伯，怎么啦？’
“‘死亡！’他边说边从桌旁站起，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只剩下我依然在那儿感到心惊肉跳。我拿起那个信封，发现信封盖口的内侧，也就是涂有胶水部位的上端，有用红墨水潦草写下的三个Ｋ字，而信封里除了那五个干瘪橘核，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到底因为什么事让他如此恐惧呢？我离开那里准备上楼时，恰好遇见他下楼，他一只手拿着一把破旧的，锈迹斑斑的钥匙——这想必是阁楼那间神秘屋子的，另一只手却拿着一个类似钱盒的小黄铜匣子。
“‘他们想干吗就干吗吧，可是我最终一定会胜利的。’他赌咒般地说道，‘让玛丽今天为我房间里的壁炉生火，再让人去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遵照他的吩咐去做了。律师赶到时，我被叫到他房间里。那里炉火熊熊，在壁炉的炉栅当中还有一堆黑色的纸灰。那个黄铜匣子放置在一旁，盖子是打开的，里面空无一物。我瞥了匣子一眼，很吃惊地发现盖子上同样印有三个Ｋ字，与信封上的一样。
“我伯父说道：‘约翰，我希望你来作为我的遗嘱见证人。我准备将我的全部产业，连同它的所有有利与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父亲。当然日后你将会从你父亲那里继承这笔财产。倘若你能平安享有它们，当然是再好不过；但假如你发现不能，那么孩子，我奉劝你将其留给仇人。我非常遗憾地给你留下这样一笔犹如双刃剑的财富，但是我也实在说不好将来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遵照福德姆律师的指导，在遗嘱的特定位置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依照律师的指示签了名，律师带走了遗嘱。您能够想见，这件怪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反复思考，仔细揣摩，依然无法弄清其中的奥秘。但此事为我留下的依稀恐怖感却始终萦绕心头，尽管伴随着时光流逝，那种不安也逐渐得到缓和，而且此后也并没出现什么大事。虽然是这样，我依然发觉伯父从此之后举止更加异常。他的酗酒陋习愈发严重，长醉不醒，并且更加孤僻，避开了一切公众社交场合。他把大多数时光都消耗在自己的内室，而且他房间的门总是锁上的；但他有时在酒后会发狂，从屋里冲出来，手拿左轮手枪，在花园当中疯狂奔跑，放声尖叫，说一些诸如他不怕任何人，无论是人是鬼，谁也无法将他像绵羊一样圈禁起来的话。等到他终于发泄完毕后，他又会心慌意乱地匆忙跑回房间，紧锁房门，甚至还要插上门闩，犹如一个被恐惧浸透了骨髓，内心极端彷徨无助的人，色厉内荏，发泄之后重新害怕起来。在那种时刻，我发现他的脸，即便是在寒冬时节，依然冷汗涔涔、脸色苍白，仿佛刚从洗脸盆中抬起头来。
“噢，福尔摩斯先生，我们长话短说吧，不要再耽误您的时间了。有一天夜里，他又撒酒疯了，突然跑了出去，但这一次却再也没回来。我们四处寻找他时，发现他脸朝下摔倒在花园旁一个有绿色污水的坑里。现场并未发现有任何暴力袭击的迹象，坑中污水只有两英尺深，考虑到他平时的古怪行径，陪审团断定这是一起‘自杀’事件。可是我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很怕死的人，很难相信他会自我了断。虽然如此，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依照他的遗嘱，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土地，还有他存放在银行当中的约一万四千英镑存款。”
“等一下，”福尔摩斯插话道，“我预计您所讲的这件事将是我所听到过的最离奇的案子。请告诉我你伯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以及他死去的日期。”
“收信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去世的时间是七周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请你继续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在霍尔舍姆的房产时，采纳我的建议，仔细翻查了那座多年未曾开启的上锁房间。我们在那里发现了那个黄铜匣子，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不在了，应该已经被销毁了。匣盖内侧贴着一个纸标签，上写‘ＫＫＫ’三个大写字母。之下还写着‘信件、备忘录、收据以及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分析后认为这说明了叔父所销毁的文件性质。此外除了很多散乱的文件与记录有伯父在美洲生活状况的笔记本以外，阁楼上其他东西都没什么用。
“那些散乱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关于战争期间的情况与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录；还有一部分是有关战后南方各州进入重建阶段时，与政治有关的一些记录，显然我伯父当年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从北方赶来，专门从事搜刮行为的政客。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的房子里时，正好是一八八四年初，后来直到一八八五年初，所有的事情都称心如意。元旦之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坐在桌前吃早饭时，我父亲忽然发出一声尖叫，只见他坐在那儿，手拿一封刚拆开的信，张开的手掌心上放着五个干瘪橘核。他平时经常嘲笑我伯父的遭遇完全是荒唐已极的故事，可当他自己遇上同样的事时，却一样吓得面无血色，精神恍惚。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他颤抖而又结巴地问。
“我的心仿佛变成了铅块。‘这是ＫＫＫ。’我说。
“他仔细看了一下信封内层。‘对，’他喊了起来，‘确实是这三个字母。这上面又写了什么？’
“‘将文件放到日晷上。’我从他肩膀后面望向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日晷又是什么？’他又问。
“‘花园里有日晷，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我说，‘文件一定是指那些被毁掉的文件。’
“‘呸！’他大着胆子说，‘我们这儿可是文明世界，绝不允许出现这种蠢事！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从敦提邮来的。’我看了一眼邮戳回答道。
“‘这肯定是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与日晷、文件这些东西，有关系吗？对这种无聊的事我根本不愿理睬。’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选择报警。’我说。
“‘这种令我感到痛苦，却被他们嘲笑的事，我可不愿意干。’
“‘那由我去报警？’
“‘不，你也不许去。我可不想为这种荒唐事而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这事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向来极为固执。我只好暂时离开，但心中始终忐忑不安，充满大祸临头的预感。
